寻找陌生——论韩愈的诗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艺论文,韩愈论文,陌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盛唐气象之后，诗歌的发展有难以为继之感，中唐以后诗人的一个共同趋向是求变，而韩愈为其中雄杰。根据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所谓“陌生化”原理，韩诗擅用“独特生新的词语”、“奇拗激越的音节”、“异乎寻常的形象”以及“以文为诗”的手法，使其诗摆脱盛唐的羁绊，并为宋诗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一种光昌流利的格律诗在近百年的唐代历程中被心境年轻的盛唐诗人推向极致，“盛唐气象”完成了中国诗史的新篇章；它成为古典诗体变迁的终结，同时也为后来的诗人设下了盛极难继的里程碑。在这样一座高峰面前，与中国历代诗歌大家充满的先锋精神相应，唐代自由的空气中出现了更多的诗人不满足于既定的程式，诗艺的急变在漂泊西南的晚年杜甫行吟中已现端倪，到公元9世纪初叶的贞元、元和年间，诗歌新的突破终于获得成功，“诗到元和体变新”，无数条通向诗峰的陌生途径被元和诗人开辟出来，诸如元白的通俗、刘柳的骚意、李贺的鬼怪、郊寒岛瘦……即使是三流的诗人，也在那样的氛围中抖落出不蹈寻常的奇珍异宝。
潮州的《韩文公庙碑》中，四句掷地有声的话语为我们镌刻下一个伟人的足迹：“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同样，在诗坛，这位头童齿豁、大腹便便的国子祭酒，也走进一片陌生的田地，为我们开垦出一个崭新的诗境，并进而带出整整一个时代的独特诗风——宋诗。韩愈成为元和诗歌变革的翘楚人物。
中唐的诗歌风貌比之盛唐是大为不同的。盛唐诗的成功，是沿着中国古代诗歌既往的历程继续前进，它寻求的是完美；中唐诗，却是在一个完美的高峰之下独辟蹊径，它寻求的是陌生！诗歌艺术的追求在盛、中唐期间发生了质的转型。
对于中唐诗艺转型面貌的深究，致力于语言研究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角度。本文即是想以元和体的代表诗人韩愈为个案，以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来解读韩诗的艺术创新，以期对中唐诗歌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更清晰的认识。
“陌生化”作为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一种文学观念，在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1916）一文中得到了充分阐述，那段著名的文字写道：
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之存在，只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直接经验，为了感知事物，使石头具有石头的性质。艺术的目的是传达对事物的直接经验，就好象那是看到的而不是认识到的；艺术技巧在于使事物变得陌生，在于以复杂化的形式增加感知的困难，延长感知的过程。因为在艺术中感知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必须予以延长；艺术是觉察事物构成过程的一种手段，但在艺术中被构成的事物并不重要。
由以上的观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论：诗歌艺术的基本功能是对受日常生活的感觉方式支持的习惯化过程起反作用，诗歌的目的是要颠倒习惯化的过程，使我们对熟悉的东西“陌生化”（Ostranenie）。通过陌生化，人的意识得到了升华，重新构造出对“现实”的普遍感受，这样，人们最终可以看见世界而不是糊里糊涂承认它。作为诗歌表现的语言，也是对实用的程式化语言进行“扭曲”、“变形”、“施加暴力”等艺术加工的语言，也就是对实用语言进行“陌生化”，其目的是使语言本身在诗歌里变得异乎寻常地突出和显豁，在诗歌语言的语音、词汇和由词组成的表义结构的特点上，都可以发现为了摆脱感受的机械性而引人注目的“陌生化”技巧。
韩愈的诗艺创新，也主要表现在对于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技巧上。而且，在他的时代里，作为艺术的诗歌“既要避俗，又要避熟”，也就是不仅仅要使常规的生活显示出新颖、独特的面貌（避俗），同时要避免盛唐诗已经创造好的诗歌模式，防止落入俗套（避熟）。这后者更是那个时代诗人之大忌。在贞元、元和之前整整一个大历时代，诗坛没有出现大家，无数诗人几乎全军覆没在变革的历程中，这其中对于盛唐诗律的因袭不能不说是悲剧的因素之一；同样，在韩愈的诗作中，被后人批作“犹近盛唐”、“此却是唐格”一类的作品不被看重，也是一个明显的力证。
于是我们在韩愈的文论里听到了不同凡响的宣言：“务去陈言！”他强调“词必己出”，否则便是诗界的“剽贼”，他一心追鹜的正是“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答孟郊》）的不同寻常之境。这些无疑是与“陌生化”的理论有相通之处的。韩愈的诗歌实践便自觉地挑战于炉火纯青的盛唐诗律，寻求陌生，开创出奇崛的诗歌风格。
韩愈诗歌“陈言务去”的陌生化技巧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特生新的词语
诗人在遣辞造句上，常常使用逆向思维，反其意而用之，达到造语生新的地步，从而将业已习惯化了的实用语言（包括程式化的盛唐诗语）“扭曲”、“变形”，使人们从诗歌中充分领悟到事物原有的新颖与独特。这种语词上的戛戛独造，主要表现在四种情形上：
一是反用典故。使典用事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技巧，韩愈在用典时却不蹈袭成语，总是要作一番翻新、改造的加工，古典而新意，令人瞩目。如他的《醉赠张秘书》诗，本来用的是嵇绍“鹤立鸡群”的成语，却反用作“张籍学古谈，轩鹤避鸡群”；《秋怀诗十一首》之二，甚至用“适时各得所，松柏不必贵”来对圣人所说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进行了翻案。反用造成的奇情别趣，被后人视为诗家金针，顾嗣立《寒厅诗话》以为“学诗者解得此秘，则臭腐化为神奇矣！”而宋代的“江西诗派”讲究“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无疑也是受了退之诗作反用成语影响的。
二是独创巧喻。新颖的比喻也是陌生化的途径之一。《昼月》诗“玉碗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补。兔入臼藏蛙缩肚，桂树枯株女闭户”，以泥污、蛙缩肚、桂树枯株等形象来比喻白天的月亮，完全改换了传统诗歌中赋予夜月的明净纯美；《苦寒》诗“芒砀大包内，生类恐尽歼……不如弹射死，却得亲炰燖”，以万物被冻死，麻雀思得炰燖以求一瞬之温热来比喻苦寒之况，奇想异思，亦非常人所能到；至于《听颍师弹琴》篇，除末数句写实外，其余全以巧妙的比喻来形容琴声之美，更使它跻身于唐代最好的三首音乐诗之列（其它二首是白居易《琵琶行》、李贺《李凭箜篌引》）。巧喻的诗例在韩愈的作品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三是好用猛语。韩愈喜欢用舂、撞、劈、
、戛、崩、刮、斫、捩、拗……等狠重之词来表现一种急促、沉重或急速的力量，构成一种弩张之力，达到他在《荐士》中所说的“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傲”的效果。如诗人写《落齿》：“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将牙齿的脱落用崩山这样狠猛的语言来作比。奇崛到了极点！即使描写妖姬女娃，诗人的表现也不同一般：《感春三首》之二“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这里没有香软温馨的脂粉气息，秋波相送的竟也是森森剑戟之光；《芍药》一诗“浩态狂香昔未逢，红灯灼灼绿盘龙”，以浩、狂来喻芍药，狠猛独造，难怪一再被后人“以生造得妙”、“特奇”这样的评语来击节叹赏了。
四是多用虚词。“以文为诗”的技巧（详见下文）还将虚词的运用带入韩诗。以文言虚字入诗，并非韩愈首创，但是他以虚字来押韵（如焉、哉、耳、矣等），一句中用两虚字，在使用虚字的繁富和难度上，大大超越了前人：如《寄卢仝》：“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来此若良有以”、“放纵是谁之过欤，”《谁氏子》：“知者尽知其妄矣”，“不从而诛未晚耳”，《苦寒》：“天乎苛其能，吾死意亦厌”。韩愈的五、七言古诗多用虚字入诗，举凡“而”、“于”、“之”、“焉”、“哉”、“者”、“其”、“乃”、“然”……几乎所有的文言虚词在他的诗作中都可以找到。在同期与他齐名的柳宗元164首诗中，虚词运用的例子，我们只能找到一句：“生死悠悠尔，一气聚散之”（《掩役夫张进骸》），由此也可反证韩愈使用虚字的创新意识。
在中国文学语言的修养中，“推敲”一词作为诗语锻炼的代名词属名韩愈，也并非偶然，它让我们瞥见他与同时代人在语词“陌生化”的寻求途中苦吟之情。因此，“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的成就自然便属于“夫子自道”了。
二、奇拗激越的音节
音韵、节奏的陌生化追求，是韩愈诗风奇崛的重要因素。前此，完美的盛唐诗在音节上已形成了成熟圆润的规范，而韩愈却总是要在这定型的完美边缘寻求幽径。
在用韵上，他喜押险韵。对于常人望而却步的窄韵，他偏偏喜欢，而且常用来写七言长诗，如《病中赠张十八》、《赠崔立之评事》等诗，用窄韵并故意不转韵，显得雍容余裕，展现出“戴着镣铐跳舞”的超人技巧，在那个时代里确实表现了令人绝倒的魅力。在使用宽韵时，他却故意地泛入旁韵，或者在短篇的古诗中多次转韵，而且还不用四句一转的整齐形式，故意转得参差错落，如《三星行》、《孟东野失子》诸篇，使人读之，好像走着一条十步九曲的小道，总不能潇潇洒洒，放开大步地前进。
在诗歌的节奏上，“以文为诗”（详见下文）的技巧带来了散文句式的运用，将散文的节奏泛入诗歌，从而使盛唐诗铸就的对称、均衡、和谐、圆润之美统统被破坏，而另一种古朴、刚健、参差、拗巧、于不对称中求变化的诗歌韵律也随之产生。散文句式的运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摒除对句与律句。韩愈的长篇古体诗，往往通首散行，不用一个对仗；即或用对仗句，也总是颠倒词的排列次序，形成另一种“错位”，如《春雪》“入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一联，后人以为是深得杜子美“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名句“语反而意全”之韵的联句，又如《奉和裴相公途经女儿山下作》“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一联，洪兴祖引士人语云：“以我之旗，况彼云霞，以彼之山，况我剑戟，诗家谓之回鸾舞凤格”，更是深得评家的赞誉。至于律句，在作者将近70首的七古诗中，只有《桃源图》、《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赠崔立之评事》3篇偶有律句，显得非常突出。这种反技巧的运用，形成了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所推崇的特点：“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
二是打乱诗的常规结构，改变句子停顿的位置。如五言诗的常规是“二三”式，韩愈诗作中便出现了两种变格，既有“一四”式如：“在纺织耕耘”，“苟异于此道”（《谢自然诗》）、“由腹有诗书”、“乃一猪一龙”（《符读书城南》），又有“三二”式如：“官随名共美”、“花与诗俱新”（《和席八十二韵》）、“有穷者孟郊”（《荐士》）、“淮之水舒舒”（《此曰足可惜》）。七言诗的常规是“二二三”式，韩诗也出现了两种变格，既有“三四”式如：“嗟我道不能自肥”、“落以斧引以墨徽”（《送区弘南归》）、“溺厥邑囚之昆仑”、“虽欲悔舌不可扪”（《陆浑山火》），又有“一三三”式如：“或采于薄渔于矶”（《送区弘南归》）、“命黑魑侦焚其元”（《陆浑山火》）。甚至还出现了大量的杂言句式如：“母从子走者为谁？呜呼！奈汝母子何！”（《汴州乱二首》之二），“噫！剑与我俱变化归黄泉”（《利剑》）。另一首《嗟哉董生行》更是三、四、五言……十数言无不具备，无怪乎沈括要目之以“押韵之文”了。
韩愈在诗歌音节上对成熟的诗化成分——诗歌技巧高度发展的产物——的有意识破坏，使那种骈谐丽绵的风格消失，而代之以一种新的单拗瘦劲风尚的诞生！
三、异乎寻常的形象
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认为：作为诗歌的特点并决定诗歌历史的，不是形象，而是“对词语进行安排和加工的新技巧”的引进，诗歌形象也只是加深印象的手段之一，它的作用跟诗歌语言的其他技巧（如简单的和反义的排比，明喻、重复、对称和夸张等）相似。
虽然对于形象的这种诠释不尽合理，但我们在韩愈的诗歌里，也确实可以发现诗人大量使用不同凡俗的诗歌形象来使诗歌语言产生“陌生化”的表现。这种表现便是：
务言人所不敢言之物。如蝎子这一很不美观的东西，诗人却将它写入自己春风得意的心情之中：“昨来得京官，照壁喜见蝎。”（《送文畅师北游》）那一条门前的污水沟，诗人也照样娓娓道来：“君居泥沟上，沟浊萍青青。”（《题张十八所居》）
务言人所不敢言之事。如拉肚子这样不在诗中表述的事情，诗人津津有味地赋诗云：“中虚得暴下，避冷卧北窗。”（《病中赠张十八》）至于用“我齿豁可鄙，君颜老可憎”（《送侯参谋赴河中幕》）来叙久别重逢，相惊老大的深情厚谊，也完全不与正宗唐诗那种“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的美感可同日而语。
务言人所不敢言之情。如牙齿将落未落之苦（《落齿》）、眼花之苦（《寄崔二十六立之》）、头秃之苦（《感春》其二）、腥臊入口之苦（《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等，种种生理上不愉快的经验，诗人都在诗行中艺术地征服其苦，转而成为“不愉快的美”，甚至向儿子传达谋官的心得，诗人也毫不避忌地以诗出之。
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评述到：“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这些异乎寻常的形象，不管它们原本如何可怕、可憎、野蛮、混乱，都被诗人艺术的强力纳入诗的世界，在诗歌的语言中转化为美。它们不仅仅丰富了诗的题材，同时也作为一种陌生化的技巧，使诗歌语言耳目一新。
四、“以文为诗”
中国古典文学强调“文各有体”，而“以文为诗”，则是指诗的构成因素和艺术手法都打破了散文与诗的疆界，把散文的构成因素和表现手法施之于诗。一种新的诗歌语言便出现了，它造成了迥别于盛唐之音的“陌生化”！韩愈的“以文为诗”，主要表现除上文已述的散文句式运用（多用虚词、改变节奏）外，还有以下三个方面：
以议论为诗。如《谢自然诗》、《送灵师》，以大半的篇幅发议论排斥佛、道，仿佛是押韵的《原道》和《论佛骨表》，《荐士》则俨然一篇中国诗歌发展史的概论，《赠崔立之》则隐括了《庄子·大宗师》的理论，《君子法天道》是由《荀子》的语录演化而成。在这里，散文的功能赋予了诗歌，与中国古典诗论中无论是“言志”还是“缘情”的观念都是格格不入的。但那种恢宏的议论有时也表现出诗人的胸襟、机智，形成高远、明彻之美，成为语言风格散文化的一大功效。
以赋为诗。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为多，故尚比兴，“铺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极少运用。韩愈的诗却于比兴之外好用赋法，这一点仅引赵翼《瓯北诗话》卷三的一段评述便可概知：
自沈宋创为律诗后，诗格已无不备。至昌黎又斩新开辟，务为前人所未有。如《南山诗》内铺陈春夏秋冬四时之景，《月蚀诗》内铺陈东西南北四方之神，《谴疟鬼诗》内历数医师、灸师、诅师、符师是也。以赋为诗的技巧与比兴的手法结合，使韩愈的诗歌出现了“铺张宏丽”的大境界。
以古文章法为诗。所谓以古文章法为诗，即是以古文谋篇、布局、结构之法来经营诗歌，讲究奇正虚实、纵横开阖、转折呼应，也正是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推崇的“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如著名的诗作《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以“主客对话”的形式结构，分作三段表述，前四句写景开篇，中二十句铺写张署的歌辞，末五句为诗人的劝辞。在这里，本意为赠张署的歌辞却让被赠者以大半的篇幅纵情放歌，实际上是在借他人之口言自己心中之块垒，这便是古文章法中“反客为主”技巧的匠心独运，这种手法虚实相生，使该诗具有了一般诗篇所未之见的停蓄顿挫之美。其他的名作如《山石》、《雉带箭》、《石鼓歌》、《岣嵝山》等，都体现出以古文章法为诗法的反常合道之趣。
这种“以文为诗”的语言技巧，在中国古典诗歌难乎为继的局面下，使之获得了新鲜的血液，因而也出现了再次的高峰——宋诗。宋诗别开生面的三大特点：“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追根溯源，必然会归结到首创“以文为诗”的韩诗。
所谓艺术“天才”，无非是打破现行规范，惯于使用“陌生化”技巧的大师，他不断对技巧给以生动别致的使用并赋予崭新的含义，从而使整个流派、思潮乃至一个文学时代的艺术技巧都进行一场文学的革命，从而带来创新的活力。
韩愈的诗歌自出现以来的一千年中，有所谓的“五百家注韩”之热潮，而五百家的诠注，实际上始终是在围绕着一个事实：对于韩诗“陌生化”技巧的褒与贬。无论诗人在寻求陌生的途径中失误如何，清人叶燮《原诗·内篇》的评述可以代表一种公允的结论：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发其端，可谓极盛。……愈尝自谓唯陈言之务去，想其时陈言之为祸，必有出于目不忍见、耳不堪闻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中，排之者比于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陈言，以为秘异而相授受，可不哀耶？行文至此，也许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韩愈的诗歌是一种先锋艺术，它挑战于读者的期待而形成陌生，促进了诗歌语言的自由解放；韩诗是中国古典诗史上又一座令人惊诧的里程碑，它指引了古典诗歌的最后一种走向：与“以丰神情韵擅长”之唐诗相对的另一种“以筋骨诗理见胜”（钱钟书语）的诗歌风尚，后者由宋诗走向完美。本此亦可以理解鲁迅先生何以提出“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经做完”的命题。
韩诗所体现出来与以往诗歌不同的规范及其功绩，也使它成为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在中国文学中最好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