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危机与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从对“科学大战”的反思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征论文,思潮论文,大战论文,危机论文,建构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5-0034-09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提出，古老隐存的建构主义①思想日渐复苏成熟，其影响迅速波及社会诸研究领域，据伊恩·哈金对西方近三十多年来学术论文和著作的统计，存在着许多事物被说成是社会地建构的，如：权威、友谊、儿童看电视问题的观察家、风险、情感、科学事实、性别、同性恋文化、疾病、文学、求得医疗保障的移民、自然界、口头历史、后现代主义、夸克、实在、系列杀人、技术系统、城市教育、重要的统计、妇女难民、青年流浪者、祖鲁民族意识等等[1]1。可见，建构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种强大的思潮的统称，它以其对客观性的颠覆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认识论的革命，而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无疑充当了这场革命的前沿阵地，于是以此为切入点剖析建构主义思潮兴起的因果生成机制便成为一种合乎历史与逻辑要求的明智之举。那么，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何以发生？亦即，建构主义思潮何以兴起？它是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必然吗？或者只是某种学术权力纷争的游戏？这些理解虽然不乏洞见和启发性，但其归因未免“总体性”色彩过浓，且其论断性远远强于解释性，而对某一思想理论产生的背景原因的追溯除了要有敏锐的历史嗅觉与社会感受力，更要遵循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欲立先破”逻辑，深入把握其思维进路的内在机理，从其批判的对象着手分析，或从与其核心主张对立的思想理论中加以探寻，在其“对手”的比照之下挖掘立论依据。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作为科学卫士与建构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一场论战，便为我们提供了解答“建构主义思潮何以兴起”问题的一个契机。
一、科学大战：“表征”还是“建构”的论争
科学大战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场令人瞩目、声势浩大的运动，它以1996年的“索卡尔诈文”为导火索，参战者主要围绕科学的性质以及对科学的态度等方面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论辩。从其影响的辐射范围来看，可以说它是以科学家为代表的科学阵营(常被冠之以“科学卫士”的称号)和以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女权主义者和文化理论家为代表的“科学元勘”阵营(有时被冠之以“学术左派”的称号)之间的一场较量，而其本质可以说是20世纪50年代发轫的“两种文化”之争的延续，是科学与反科学、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间的一场大战[2]。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是这场论战的“肇事者”：科学家坚决捍卫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痛斥科学元勘学者有关“科学是社会建构的”断言，认为他们应该为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反科学”情绪的滋长负责；而科学元勘学者则极力辩解其拥有研究科学的天然学术权利，力陈科学并没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权地位，因此也没有免于人文勘探的豁免权。论战双方也分别被冠以各种名号标签：科学卫士与学界左派、科学家与后现代主义者、科学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反反科学者与反科学者，等等。后者总是希望能够凌驾于自然科学的权威之上，而前者则极力否认后者对权威的要求[3]213。尽管有关科学大战的争论一路蔓延，战事有意无意地将诸多领域的研究者卷入其中，致使其日益陷入多方混战的局面，但从争论的根源来看，科学论战的实质其实主要是科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通常也称之为社会建构论)之间的较量[4]89，正如奥利卡·舍格斯特尔所说“科学大战不应该被看成是科学家和研究科学的学者之间的对立，它发端于小部分相关的科学卫士和STS(科学和技术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内部一个特殊的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的矛盾……它代表着社会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立场……争论只是存在于科学与社会建构主义、科学和相对主义的社会学之间。”[3]2
为什么科学与建构主义之间会出现如此激烈的争论？是建构主义者不满于科学带来的风险和灾难、嫉妒科学家取得的崇高社会地位，还是科学家面对建构主义者的放肆言论忍无可忍的奋力反抗？科学家与建构主义者在不可开交的相互攻击中渐渐忘却双方真正的分歧，而诉诸“意识形态攻略”，不断指责对方发难的“意识形态”动机，使得本应颇有意义和启发性的论争最终演变为有如街头小商小贩的争吵。步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超越科学大战”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也是学术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如何超越科学大战呢？重要的一点便是缕析双方的分歧，因为争论总是源于分歧，所以“科学家与建构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分歧究竟在哪里”便成为我们反思并超越科学大战的起点。从科学大战发生的背景来看，双方的根本分歧源于对“科学凭什么在人类知识体系中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与声望”的诘问与解答，亦即对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基础的质疑与捍卫。对这一问题的最通俗自然的应对往往是功能主义式的，也就是科学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第一生产力，它的这种功效是其他知识体系难以企及的，故而其能够处于知识金字塔中的顶端。但为什么科学能够为人类谋福进而成为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功能主义的分析显然过于仓促简单了。科学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对科学知识性质的认识论解读中，以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统一性托载起其功用价值的实现与扩展。当然，这里蕴涵着由“是”如何推出“应当”的休谟难题，也就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事实如何能够逻辑地导出其巨大的福利价值。建构主义者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是”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是价值利益负载的，科学的崇高地位是各方利益博弈、斗争、建构的结果，而不是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准确表征的科学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概括而言，科学家们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其是对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而建构主义者则主张科学知识是社会利益斗争、社会建构的产物，对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基础给予了社会学的解释。“科学究竟是什么？是借助于理性的认识论法则发现真理的对客观实在的认识，还是在利益和权力的缠绕中以认识自然为名义对利益和权力的社会表达？”[5]25在此意义上，“表征”还是“建构”便构成了科学大战双方争论的焦点。因此，纳入“表征—建构”这对术语反思科学大战双方观念的差异与对立，一方面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新的思路，另一方面也为超越科学大战准备了有效的理论铺垫。
二、科学：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
近代科学诞生以来，随着科学的巨大成功及其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卓越贡献，科学日渐成为人类一切知识体系的“美好典范”和“评判准则”。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统一性被视为科学成功的根本原因，成为“标准科学”的基本特征，而无论是客观性、普遍性还是统一性其实都是建立在“科学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的认识论基础上的，由此，“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便成为标准科学的核心意象。那么，为什么“表征”构成了科学知识客观性、普遍性、统一性的基础呢？
表征(representation)是在当今心理学、认知科学、心灵哲学、美学、文学理论中常用的一个概念术语，其日常用法非常丰富，正如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所说“以represent为主的一组相关词，长久以来都是复杂难解的”[6]406。余纪元与布宁编写的《布莱克维尔西方哲学词典》从认识论、心灵哲学、逻辑与语言哲学等方面分别阐释了表征术语的使用与表征理论的发展[7]603－604。国内学者一般会根据相应学科惯例及其使用的不同语境，将表征翻译为“表象”、“表现”、“再现”或是“表述”，虽然这些译法之间有一定的细微差异，有的偏重表征的结果，有的偏重表征的过程，有的偏重表征的手段，但其基本内涵主要围绕“再现”一词的语义圈衍射展开，意为再次呈现、写真描绘、客观展示某事物。也有学者考证指出，“representation”是康德的vorstellung的英文译名，动词vorstellen由vor(在……之前)加上vorstellen(摆，置于)构成，意思是把……带到……之前。从哲学上说，vorstellen意味着一种认识方式，那就是把对象置于思维面前，换句话说就是对事物进行再现[8]69。许多学者发现，“长久以来，西方大多数传统哲学家都认为人类语言和知识的任务在于模仿、再现和反映‘外在于’它们的事物的真实面貌，并以此作为语言完美性和知识(真理)可靠性的标尺。美国当代哲学家罗蒂称之为以认识论为中心的‘镜喻’哲学，而‘再现’概念无疑是这种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9]可以说以再现为核心的表征观念强调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既定的外在世界秩序，以某种毋庸置疑的确定性与唯一性满足人类此在的安全感，消除多样性可能招致的焦虑与不安。总之，表征这一概念探讨的核心乃是人类的知识能否或以何种方式“客观再现”世界的本质与真相，或曰“准确呈现”出世界的真实面貌的问题。科学知识作为可靠的真理性知识便缘于其基于观察和实验对外在的自然原型的客观真实的再现，而人类理性的无限性确保了科学知识“再现”自然之书全貌亦即精确把握自然现象规律的可能性，再现的清透性和纯洁性也保证了科学知识的普适统一性。科学知识的这种表征性赋予其不证自明的合法地位以及在知识范畴中独一无二的尊贵身份，而科学的巨大社会经济政治效益则进一步印证并强化了这一观念铁律。这里，表征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既指称再现的过程也表示再现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本身既表征着自然原型，又是自然的表征，它以“客观性”为核心，由此编织起科学王国里的“所与童话”以及“科学万能”的信念。
从科学研究活动的历史来看，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展现出如下一些基本图景：自然界是真实和客观的，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科学知识是有效的，它可以对自然界作出精确系统的解释；科学知识的有效性源于客观的观察和实验；科学知识具有特殊的认识论地位，是一种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的知识；科学知识是一种不断增加的事实资源，真理是累积增长的；科学共同体具有一种学术上开放和普遍主义的规范结构，科学家是价值中立的。[10]26－28这些图景无一不昭示着科学的表征意象，亦即科学是建立在价值中立的人类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对自然界真实客观的镜像反映，它为我们不断准确全面地把握自然实在提供了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具体说来，它强调“科学家是公正无私的，科学方法是惟一合理的认识世界的方法，科学知识是与经验事实相符的，科学的理论模型是正确无误的，科学发展是事实的积累和永恒真理的积累。”[11]4“科学理论是严格地从用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个人的意见或爱好和思辨的想象在科学中没有地位。科学是客观的。”[12]10更进一步来说，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将“科学及科学活动理解为非社会的、非人类活动的既有观念——一幅实证主义的、甚至是机械论的图景：科学自己决定自己的逻辑与发展，决定自己的价值与目标”[13]。
而从更深层次的哲学角度来看，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其实是建立在自然与社会、主观与客观二分的基础之上的，其坚持自然实在论，否认或是反对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本身的染指，认为科学是一面清晰通透的自然之镜，可以准确地再现自然的真实面貌，而作为认知主体的科学家能够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以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对自然进行研究，这为科学知识特殊认识论地位的确立奠定了逻辑基础。以表征为核心，标准科学意象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去历史性、去情境性、去主体性的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的永恒的知识画卷。换言之，“科学是某种表征体系，其目的在于精确地描述世界，而世界与我们如何进行表征无关，它独立于我们的表征，我们的表征要成为真理，就是要符合世界实在，而经验观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连结我们所表征的世界与世界本身之间的唯一通道”[14]6。在社会建构论兴起以前，科学家与社会学家都不遗余力地共同捍卫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各自从内外两种角度为这幅科学表征画卷的成功绘制提供了保障。科学家坚持其科学研究活动的客观性、中立性，借助仪器实验等科学方法运用图表、数据、模型、公式、档案材料等多种表征形式准确地再现自然，力求科学真理与自然实在相符合，而这种符合在他们看来是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科学家主体在此只是充当了某种透明的媒介。社会学家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建制，力图通过建立某种科学的社会体制，来维护科学知识的客观表征性，其强调科学体制运作的目标在于拓展正确无误的反映自然实在的知识，保证获取在经验上可以验证而且在逻辑上首尾一致的关于规律性的陈述的可能性，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相应外在的社会规范结构的约束和激励，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传统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如具有“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的精神气质的科学家共同体、公正民主的科学奖励与交流系统、合理的科学权威结构等都是确保科学知识客观性的重要因素。在科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双重保护下，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的地位得以长久地稳固下来。
总之，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以“自然实在论”与“真理符合论”为其本体论与认识论依据，强调经验观察与实验的作用，为兑现“促进人类的幸福与进步”承诺铺设了一条有效的康庄大道。随着科学失败的频繁到来，公众和学者对科学事业的诘难也屡屡出现，以“表征”为基础的标准科学意象开始走下神坛，不得不接受审判命运的洗礼。
三、表征的危机：标准科学意象的破裂
20世纪以来，科学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在战争手段全面升级、化学武器滥用，以及机器生产所造成的生产过剩、生产结构调整和工人失业中，科学所扮演的角色给人们留下了灰色印象，科学并未如其最初所承诺的那样稳妥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和提升人类幸福。于是，社会上有许多人由尊崇开始转向批判甚至是敌视科学，抱怨、批评甚至反对科学的声浪四起，学术界反理智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也愈演愈烈。比如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后果进行了深入的剖解，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人类的幸福和进步的增长，而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力量的增长，以及对人性的压制和异化的增长。它不仅为现代的野蛮提供了基础，而且为人类社会的崩溃提供了基础。知识不仅是征服自然的力量，同时也是毁灭人类的力量。整个社会日益陷入对科学技术的“信任危机”中，这促使学者们开始深入反思科学的性质及其合法性根源。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科学的灾难性后果？根据建立在表征基础上的标准科学意象提供的论证来看，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应该结出“甜蜜的而非罪恶的果实”。灾难是否是承载着崇高价值承诺的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所引起的？科学家们显然反对把科学的负面效应的原因归之于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而对科学采取了“无罪推定”的预设以捍卫科学表征的客观性。他们认为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本身并无问题，而是人类在应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因利益、伦理、意识形态、权力的渗透导致科学出现了种种不良的后果。这种对标准科学意象的辩护方案有着广泛的支持者市场，将科学与科学的应用区分开来，确保了科学本身的客观性、纯洁性与中立性。但加以深入的学理逻辑的分析，便会发现这一方案具有明显的“自我服务归因偏见”的倾向。当科学取得巨大成功、为人类带来巨大福祉之时，我们便将人类福祉的源泉归因于科学本身，将其看作是标准科学表征意象的功劳；而当科学为人类带来灾难之时，我们则将灾难的原因归结于社会因素，将其看作是与科学自身无关的外部性因素的结果。为什么贡献归之于科学本身而灾难却归之于社会？难道贡献与灾难不应该得到同等和对称的解释吗？由此，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的科学意象开始出现裂痕。
当然，很多学者并不满足于对科学的“无罪推定”假说，开始结合科学史的事实和案例深入细致地探究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念可能面临的挑战。从科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科学曾经为人类提供了无数迥异甚或矛盾的自然实在面相，如日心说与地心说提供了关于宇宙中心的不同断定，燃素说与氧化说对自然界的燃烧现象给予了截然相反的解释，哪一种科学理论是对自然实在的真实反映呢？既然科学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那么这些曾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学说当然都是自然实在的再现，但根据逻辑矛盾律，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表征并不总是准确客观的，其对自然实在的再现存在失败与错误的可能，这其实已经为标准科学意象的破裂打开了一道缺口。虽然很多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试图运用“逼真性”来弥补表征的失误，努力维护客观性、统一性、普遍性的标准科学意象，但如何能够确定科学是在一步步逼近客观的实在与真理呢？除非有一个终极的真理实在供我们参考。科学只有与这一终极的真理实在相吻合，才能称之为真正彻底的表征，如果用表征的渐进性、逼真性代替表征，那么从根本意义上讲其实已经否定了表征。
无论是对标准科学意象的“无罪推定”的辩护方案还是“逼真性”的修补方案，都无法真正化解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危机。而对表征的哲学反思则为进一步瓦解标准科学意象的客观性提供了基础。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表征“就是从自身而来向已被确证之物的首先要确证的领域的一种挺进。存在者不再是在场者，而是在表征活动中才被对立地摆置的东西，亦即是对象。表征乃是挺进着、控制着的对象化”[15]918－919。所以，表征并非是再现那么简单，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实践过程。它是包含表象R、目标T和用R表征T的人P之间的三元关系，没有表征者便没有表征[16]24，除非在使用和实践中发挥了某种特定的作用，否则表征便不存在[16]189，而且表征需要特别考虑情境参数，比如表征的目的和目标究竟是什么[16]347。因此，所谓的A表征B仅仅是在某一合适的情境C下针对使用者X而言的，表征为了获得成功，经常有目的地选择某些相似性，这些相似性被认为与一定情境下的使用者相关。[17]526Muller将表征的基本概念用一个函数Repr(S,V,A,α,F,P)来表示，意为：主体或科学家S为了目的P，动用某种方式V，用人工产物A将α表征为F。[18]270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表征过程具有主体性、目的性、实用性、情境性特点，表征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揭示了真理，也不意味着自然实在的客观再现，表征本身是一种实践和生产。传统的观念认为表征包含三个要件：主体、中介和对象，它至少包含如下三条相互关联的基本预设：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认识论态度的优先性；中介的透明性。[8]70标准科学意象正是建立在这三条预设的基础之上，将主体置于世界之外，将自然规定为被表征的对象，人成为“出世的存在”而非“在世的存在”，从而极易导致“存在的迷失”，为科学的异化与人的异化埋下了伏笔。标准科学的表征观强调科学首先是一项认识活动，而这种认识与其所指称的自然实在之间是一种符合关系，其根本任务就是以语言为中介表征自然，语言意义的确定性和实在性保证了表征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但正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所指出的语言具有“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等特点一样，科学知识的语言表征掺杂了诸多“人为”的并不透明的因素，科学因此并不像它自己所标榜的那么纯粹客观。因此，从更为合理的角度来说，表征其实包含三个中心要素：(1)表征是关涉两个对象——资源(被用来表征某物的一个特定的物体或事件)与目标(需要被表征的一个给定的物体或事件)的一种意向性行为；(2)表征也包含着一套编码惯例，即一组特定的规则，其对何为资源和目标之间的恰当的相似性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3)最后是表征机制，这一机制确定了目标如何利用资源的相关特性被表征。[19]178所以，表征包含着主体主观的选择性与能动性，从而必定负载着相应的个体或公共价值。表征本身的非透明性与非纯洁性，直接击碎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标准科学意象在表征理念的观照下试图借助经验观察让科学的理论客观地和理性地受自然支配，从而使我们能够获得关于实在的客观的和中性的知识，只是一种误导。所谓经验的东西其实是人的自由构造，受社会利益权力的驱使约束，经验的客观性由此被驱除，即使像逻辑和数学这样的在理性上纯粹的学科也受到社会的东西的污染。科学中立性观念本身仅仅是社会强加和社会制造的现代神话，科学不再是自然的表征，而是社会审美的结果。[4]224比如福柯认为真理或知识与权力绝不是敌对的，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关系，真理体制恰恰是权力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和重要产物，利奥塔则犀利地指出了现代科学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强调科学只不过是一种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地方性叙事知识而已。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一致同意，必须放弃作为准确再现结果的知识观[20]3，新实用主义者罗蒂秉承这一路线，指出科学并不具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它只是话语的一种形式而已，所谓的客观性就是主体间性，只有“解构自然之镜的想象”，用一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取代各种准确表象观念集合的知识论，将知识看作是有关谈话和社会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看作去映现自然的企图[21]75－79，才能真正有利于科学与人类的发展。
当然，标准科学的表征镜像的破裂也受到相关学科自身演化发展逻辑的影响。20世纪初兴起的知识社会学主张知识既不是客观世界的再现，也不是主观头脑的创造，而是集体和社会的产物；知识的有效性没有普遍的标准，知识的形式和内容也因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异；它不赞成抽象思考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的关系，反对将主体和客体先验地分离对立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推断世界的可知性。[22]虽然它的这些主张将科学知识排除在“知识”之外，没有对标准科学观构成显在的威胁，但由于它关注“一种知识逐渐被社会地接受为现实的过程”、“主观意义是如何可能成为客观的现实性的”[23]16问题，强调“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非就在那里，它也不是自然的客观的现象，而是由一系列的不同社会安排和实践建构而成的”[24]12，因此在知识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为后来科学知识黑箱的打开准备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20世纪30年代默顿开创的科学社会学继承并发扬了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传统，开始系统地探究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的观念，将研究注意力集中于从事科学活动的人、科学家的社会职业和研究兴趣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圈子，并且注意科学和宗教文化、经济、军事等社会因素的关系[25]33，虽然这一传统仍秉持标准的科学表征观，仅仅探究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确保科学家成功地、规则地生产出客观事实的，但其还是无意之中开启了对标准科学意象的外围攻击，为削弱乃至消解标准科学意象意外做好了理论铺垫。至此，社会因素的影响限制了科学对自然的准确表征的观念也便呼之欲出了。而在科学哲学内部，活跃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批判学派作为现代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的源泉和根基以及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引线和酵素，其对于科学客观性以及经验作用的认识或多或少冲淡着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如彭加勒的约定论、奥斯特瓦尔德的双筛比喻、彭加勒的关系实在论、迪昂的秩序实在论、马赫对直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的强调等等都坚持了比较温和的科学客观性原则，为主体的能动性和科学的主观性辟出了地盘。[4]224－231而后来的科学哲学家波普、拉卡托斯、汉森、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则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波普的“否证论”认为经验观察的数据只能证伪但并不能证实一个理论，因此科学从未发现过绝对的真理；拉卡托斯的“精致的证伪主义”则鲜明地指出科学理论通常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所以科学无法宣称理论究竟是真还是假；汉森等坚持观察是理论负荷的，数据非充分决定理论选择；库恩提出“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观念，认为科学家的信念是科学共同体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科学是无理性的，不具有任何客观性；费耶阿本德则坚定地断言科学与人类的其他知识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优越性和值得骄傲的地方，其就方法论而言“怎么都行”[2]——从而进一步瓦解了科学知识表征自然实在的有效性。
总之，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在诸多理论思想的冲击下日渐失去立命的根基，表征的危机使得标准科学意象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究竟什么样的科学意象才是最契合真实科学的状况的呢？
四、从表征到建构：社会建构论的兴起
随着科学本身及相关学术思想的发展，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已经千疮百孔，如果科学不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那么科学又是什么呢？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建构论作为一股激进的力量登上学术舞台，响亮地喊出“科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的口号，以代替伤痕累累的“标准科学表征观”。社会建构论认为标准科学表征观展示的是“理想的科学”的意象，所谓的客观性、普遍性与统一性只是科学家构想出来的美好目标而已，而“真实的科学”要远远复杂得多，充斥着偶然性、多变性、异质性、对抗性的意象。社会建构论打破了知识社会学与科学社会学的禁忌，打开了科学知识的黑箱，将科学知识作为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强调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从而在科学对自然的客观表征过程中嵌入“社会性”的考量，用“建构”取代了“表征”，从根本上颠覆了标准科学的理想表征意象，标志着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社会建构论反对科学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拒斥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赋予科学的客观性、普遍性、真理性等理念，坚持主张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而且指出即便存在客观性和普遍性这样的东西，它们最终也要通过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中的具有局限性的文化规范来解释。[26]与标准科学意象相对应，社会建构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自然界是否真实存在似乎并不重要；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并没有本质不同，因此应被同等看待；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取决于集体信念与磋商；科学是价值负载的科学家主观建构的产物；利益、权威与地位等社会因素在科学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用Potter饶有兴味的比喻来说，科学知识与真理其实“可以被看作是加工制造出来的货物，就像国际市场上的货币一样，它们也会上下波动，因不同的表征程序而或强或弱地显现”[24]5。因此，所谓的建构其实是强调表征的社会性与多变性、选择性，强调科学知识并非客观事实世界的缩影或“自由认知市场”[27]338的产物，而真理也只不过是一种集体成就[28]4而已，是“由隐喻、转喻、拟人等构成的流动部队，是幻觉，使人们已经忘却了它是幻觉的幻觉”[24]80。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使得科学既有可能成为人类福祉的源泉，也有可能成为人类灾难的渊薮，这种对科学知识性质的理解能够对称性地平等对待科学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从而可以避免自我服务的归因偏见。此外，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也使得科学无须再为科学的客观表征性进行“逼真性”的辩护，为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科学与人类的责任打开了宽阔的视野，恰如劳斯所言“随着我们逐渐认识到各种认知形式的约定性和人为性特点，我们也就认识到，正是我们自身而不是实在，为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负责”[29]2。
正是由于探究科学思路的新奇性与创造性，社会建构论一经提出，便吸引了无数的支持者，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较有影响力的“研究圈”，与标准的表征科学观构成颉颃对抗之势。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最先吹响了社会建构论的号角。巴恩斯在其1974年出版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科学知识观，竭力主张社会因素影响知识的各种形态，认为知识只是一种被接受的信念，科学家的社会信奉、社会地位或社会团体都可能影响他们的思想，科学是体现一组程序和方法论的约定，是一种亚文化集合，科学事实中的事实的中性陈述，是科学的一种假面具。[11]而在其后的研究中，他从具体的、由环境决定的利益的角度，分析了知识怎样利用现成文化资源产生和维持的过程。因此，科学知识的内容强烈地受制于社会利益的摆弄，不可能再是标准科学意象所谓的“自然的再现”了。布鲁尔在其1976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中提出了被视为社会建构论的核心主张的“强纲领”，其包含四项基本信条：因果性，即科学的社会研究能够解释知识的信念和状态；无偏见性或曰公正性，即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无偏见地对待知识中的真理与谬误、合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对称性，即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即不能够以自然的原因解释科学中的正确知识，而以社会的原因解释科学中的错误知识；反身性，即用于科学的解释方式也应当能够应用于科学的社会研究本身。[30]7－8这四个信条完全抛弃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赋予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同等的地位，否认了科学知识认识论的优先性，粉碎了科学的完美神话，指出科学知识并没有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从而免于社会学分析的特殊权利。从广义上来说，约克派的马尔凯早期的科学的社会修辞学研究、巴斯学派的柯林斯的科学争论研究、拉图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实验室研究等等也可以划归到“社会建构论”的行列。(1)马尔凯在1979年出版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对标准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进行了修正，说明并不存在客观自然界的统一性，自然界的统一性不过是自然科学家为了构造他们对自然界的说明的一种方法，事实和理论之间、观察与陈述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确定关系，因此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说明是必要的，他通过对科学的文化说明和解释的研究，颇有创见地指出在科学的交流过程中，科学家选择哪些表达词汇与方式主要受他们的利益或目标的影响，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是科学家解释和磋商的过程，由此可见，马尔凯通过取消自然的实在性，代人科学的“社会修辞学”，摧毁了作为自然之镜的科学知识表征观，这样语言作为表征中介的透明性便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表征中介的社会负载性。(2)柯林斯将科学家群体之间的争论、协商和共识的形成作为研究的重心，提出了相对主义经验研究纲领，认为在科学争论的解决过程中证据因素虽然重要，但并非是决定性的，非证据因素(如打动人的修辞，诉诸权威等)即社会因素对形成一致意见是必需的。由此，科学知识表征的普适性和真理性便被表征的情境性、相对性与主体间性取代了。(3)拉图尔、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一种新的风格对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各种活动进行描述，用人类学的方法考察实验室，命题和论文的写作、科学事实的构成以及科学家的实践推理模式都成为实验室研究的对象，认为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事实，是实验室全体人员努力构造的产物，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知识因此也成为机会主义的产物，知识的表征结果是偶然的，充斥着种种金钱、权力、信用的博弈。概括说来，社会建构论大体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宏观的方法，用于研究科学知识和社会环境条件以及社会结构的关系，如爱丁堡学派；一种是微观的发生学的方法，着重研究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怎样形成科学信念，借此得出了科学的社会建构的三种成果，即：基于科学争论研究得出的“知识真理的社会建构”，基于实验室研究得出的“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基于科学家专业知识陈述的分析得出的“科学表述的社会建构”。[31]118－119而无论运用哪种方法，社会建构论都以颇为震撼的方式打击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
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与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知识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为后来“科学大战”的爆发埋下了根源隐患。社会建构论以“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为根本标志，以社会实在论和生成论为其本体论与认识论依据，坚决贯彻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分析的原则，直接推动了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标准科学意象关于科学知识表征的客观性预设不同，它打破了表征的客观性神话，主张科学知识“表征的社会性”，亦即表征并非是对自然界的单纯“再现”，而是荷载着诸如利益、权力、信仰等的社会性因素，具体表现在表征的情境性(科学知识的表征因人、因地、因时而异)、价值关联性(科学家对科学知识的表征总会受到个人的、集体的相关价值信念的影响)、修辞性(科学家在表征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会因价值利益的关联而有意无意地使用诸多权宜性的修辞策略)、多元性(科学知识的表征结果并非是唯一的，由于偏好信念的不同，相同的知识经常会有不同的表征形式)等方面。借用社会学家加芬克尔的“索引性表达”的概念，可以说，科学知识表征的社会性其实暗含着返回生活世界解读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也就是科学知识并非像标准的科学意象所展现的那样客观冷漠、不近人情，科学知识实际蕴涵的信息资源比它最终以文字显现出来的要多得多，科学知识充满着“言外之意”，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信息，这就是科学知识的“索引性表达”，亦即其“表征社会性”或者说是“建构”的全部精髓。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从表征到建构的转变，或者说是从表征的客观性到表征的社会性的转变，促成了标准科学意象向科学的社会建构意象的“华丽转身”，从而直接导致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流行。
五、从建构到实践：建构主义思潮究竟能够走多远？
社会建构论以其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的“革命性”理解，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回应，社会建构的对象日益超出“科学知识”的范畴，习俗、规范、身份、特殊群体、心理、认知、国际关系、统计数字、友谊等诸多现象都被纳入“社会建构”的视野中加以考察，社会建构论突破了其固有的研究领域，在其他领域中开疆辟土，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这种势如破竹的学术扩张，迅速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建构主义思潮，各式各样的建构主义派别诸如历史建构主义、反讽建构主义、揭露建构主义、改革建构主义、反叛建构主义、革命建构主义等等层出不穷，一度使得“社会建构”成为学术交流中最有价值的交换媒介。
但随着“社会建构”的过度使用与扩张，其蕴含的想象力资源日益亏空，社会建构论因此也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它的“反科学”倾向直接激怒了科学家，科学大战便是其中的一个写照。除了科学家以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渐渐从“发现的狂热”中抽将出来开始冷静反思“社会建构论”导引的建构主义思潮的意义和价值。社会建构这一术语的确切含义首先成为被反思的对象。“对概念和语言发明的热切回应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鲜明特点，新术语及其潜在的理论预设总是会穿越时间和学科的藩篱处于不断运动之中……最成功的概念发明往往被作为知识经济社会中的交换媒介，从而得以超越最初发明这一概念的专业学术共同体的界限。”[32]1从学术影响来看，“建构”无疑是当代知识界一个成功的概念发明，它成为“一个起枢轴作用的关键术语，是一个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初始钓钩，由此诱导其追随者将他们的理论、方法、政治热情寄望于学术研究与运动中。这一术语表面的兼容并蓄带来了建构理论的巨大成功，但当追随者们尝试着用深入清晰的语言去概括建构的确切含义时，却发现这一术语的意义原来如此令人费解。”[33]29哈金以勇敢谨严的态度对“社会建构”的意涵与前提预设进行了哲学式的考察，深刻地揭示出“社会建构”这个术语所隐含的三个基本前提预设：
(1)X本没有必要存在，或无需如其当下这般存在，X，或者说在当下正如其所是存在的X，并非是由事物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它也并非是不可避免的。
(2)就其本身而言，X是相当坏的东西。
(3)如果我们能够舍弃X，或至少对X进行了彻底的变革的话，那么我们将会过得更好。[1]6
当然，在这三条基本预设之前，还有一条元预设，即在当前状态下，X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而社会建构论者鲜明地指出，X的存在或性质并不是由其所谓“自然的”客观本性所决定的，而是被“社会的”因素诸如权威结构、集团利益、历史事件、社会力量等所决定的。这种观点颠覆了传统的以表征再现为中心的认知理念，实现了某种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逻辑逆转，从而在学术甚或政治层面引发了一场极具轰动效应的论争与革命。社会建构论由此被赋予了一个崇高的形象——反抗压迫，追求解放。正如哈金所说，“‘建构’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其同激进的政治态度的关联，这些激进的政治态度从茫然的反讽和愤怒的揭露一直延伸到改革、反叛和革命。这个术语的使用昭示着一个人的立场所在”[1]35。格根也曾撰文指出，“建构”的流行与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修辞批判、社会批判运动密切相关[34]34。哈金进一步分析指出，“有关建构话题的讨论往往倾向于削弱知识及其分类范畴的既定权威性。对我们通过探究得出的结论以及目前探究问题的方法的必然性，建构论者会通过‘揭露’而非单纯的驳斥或更好地提议的方式对其提出挑战……他们极为关注权力与控制问题，揭露的要义在于解放被压迫者，从而展示知识的分类范畴是如何在权力关系中被运用的”[1]58。所以社会建构这个极具号召力的术语“在许多语境中，是一种真正具有解放意味的理念，但这种乍听上去解放了某些东西的理念也通过成为主流正统话语的方式令许多人自满自足、沾沾自喜于这一时髦的概念。这个术语已然成为一种符码。如果你乐意使用它，那你就是标榜自身是激进的；如果你对它视如敝履，你会宣称你是理性的、理智的、正派的”。[1]不管怎样，社会建构这个术语曾经具有非常震撼性的价值，但现在这个术语由于被滥用而变得意义含混，其解释力已经疲软了，曾经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建构主义探究方法已经变得僵化起来，成为令人厌烦的、毫无生机的词语。
为什么曾经风靡一时的“社会建构论”会显出“疲软”的态势？从理论自身内蕴的逻辑自反性来看，作为社会建构论重要标志的“强纲领”研究进路所包含的四个信条导致的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无疑要负重要责任。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使社会建构论在方法论上遭遇“反身性”困境，亦即在“反身性”原则约束下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如何才能保证强纲领本身对科学所作说明的合法性？[35]社会建构论有些“矫枉过正”地用“社会利益”因素全方位地解释科学实践活动，用“社会决定论”取代了“自然决定论”，于是在面对“反身性难题”的同时又陷入“方法论恐惧”，对科学实践活动中单一的、持续不变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使自身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无法履行自身声称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因此可以发现，尽管社会建构论对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进行了有力的反叛，但它始终未能走出建立在客观与主观、自然与社会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表征观念，它反对科学知识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却又不由自主地认同科学知识是社会实在的表征。退一步而言，即使社会建构论并未否认自然实在的存在，但其断定：与表征的社会性相比，自然实在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社会建构论只是用“表征的社会性”代替了“表征的客观性”而已，或者说是从强调表征对象转向强调表征过程或表征工具，虽然这其中不乏革命性的洞见，但由于总是不假思索地将科学当作“知识”亦即某种关于“自然或社会的系统表征”来看待，使其终究难以摆脱认识论的两难，摇摆于“客观－自然”与“主观－社会”两极之间无法自拔。社会建构论向“主观－社会”一极的靠拢在消弭了“客观－自然”一极的漏洞后，终究也难免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社会建构论强调知识生产的建构性，因而有效地抵御了本质主义和客观主义，但也容易陷入新康德主义的极端激进思想；它强调知识建构的社会性，因而有效地抵御了个人主义和心理主义，但也容易陷入相对主义或文化多元论；它强调对知识进行社会建构的辩证性，因而有效地抵御了绝对主义和各种决定论，但也容易陷入对知识进行过度文化诠释的‘修辞学转向’。”[36]
20世纪80年代晚期，后SSK揭露了SSK的内部矛盾，引导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作为知识的科学”的研究转向作为“实践的科学”的研究，形成了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如皮克林的实践冲撞理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后期马尔凯的“新文体写作形式”、伍尔加等人的反身性研究等等。后SSK的实践取向、关注科学情境性与索引性的描述主义进路、操作主义的分析策略，彻底抛弃了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二元论的科学知识表征观，将建构主义思潮引向了话语、实践、行动等领域，进一步拓展了建构主义的解释域。当然，对此转变，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也有不同看法。如柯林斯和耶尔莱认为，反身性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研究是以不同方式所进行的SSK研究的倒退。通过把科学知识表征为纯粹的社会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表征为真实的人类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SSK的研究保持着它的政治效力。这样的立场与认为科学知识在整体意义上来自于世界本身、并且独立于作为自然界喉舌的科学家的观点，形成截然分明的对比。而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SSK的批判性的、去神秘化的锋芒却丢失了。[37]16－18
不管怎样，在后SSK那里，“科学首先不是表征和观察世界的方式，而是操作、介入世界的方式，即是一种作用于世界的方式，而不仅仅是观察和描述世界的方式”[14]8，“我们表征，我们也干预，我们表征是为了干预，我们干预也要根据表征”[38]31。科学不是自然或社会实在的表征，而是某种介入、干预世界的方式，是一种蕴含着无限复杂性与可能性的实践活动。如果切入较为宏观的“科学观”视角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强调科学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的标准科学观与强调科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的新科学观在本质上其实都是表征科学观。标准科学观对“表征客观性”的依赖和新科学观对“表征社会性”(建构)的依赖，其实是分享了表征关于“自然－社会”、“主观－客观”两极划分的成果，前者选择了“自然－客观”一极，后者选择了“社会－主观”一极，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两者都属于“表征科学观”，而“实践科学观”打破了“自然－社会”、“主观－客观”二元对立的表征科学观，在“自然与社会一体化”、“主观与客观一体化”的预设之下展开了对科学的新探索，从而为建构主义思潮的稳健发展提供了一条明智的进路。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没有标准科学观和新科学观的两极分化，也便没有审慎深刻的“实践科学观”的出现(三种科学观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不管怎样，社会建构论的实践转向将站在悬崖边上欲做更惊险游戏的建构主义思潮尚算及时地挽救了回来，使其实现了平稳着陆，虽然建构主义因此失去了其最初震撼人心的锐利光芒和喝彩，但一切复归平静之后的理性光辉将会使其走得更远，由此也必将为真正超越科学大战而提供崭新的思路。
［收稿日期］2011－11－05
注释：
①从语义使用的广泛性上而言，建构主义无疑是复数的，这一点几乎可以媲美于“后现代主义”。无论是作为分析工具还是作为学科范式，建构主义都显现出其极具颠覆性的解释效力，甚至可以说它掀起了一场新的“认识论革命”。在建构主义视角的审视下，性别、疾病、越轨、种族、情感、实在、事实以及诸如夸克等科学概念都成为“社会建构物”，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也纷纷将建构主义纳入研究视野，催生出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学说派别，从而形成了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建构主义思潮”。拙文并非要对这一思潮进行总体性的概览和梳理，而是意欲通过对其“发生学的探讨”，分析其出现的根源，尽可能给出一个“非线性的”、“非完全政治化的”(事实上，近些年学术界在后现代思想的浸淫下，政治学帝国主义已经日渐取代经济学帝国主义，继“利益”之后，“权力”和“意识形态”成为研究分析的万能法宝)有关建构主义思潮兴起的内在机制的合理归因解释，从而保留对知识自身发展逻辑的有节制的信任。由于时间、精力、能力、篇幅所限，笔者不可能对所有的“建构主义”皆一一涉猎，考虑到“科学的社会建构”引发的强烈反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将建构主义推向学术前沿，使之成为学术界争相拥趸的一股思潮)，因此这里拟理性地收缩分析视域，谨选取“科学元勘”领域为代表，在这一范畴体系中思度建构主义思潮兴起的因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