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体制建设的时代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时代特征论文,外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外贸体制改革方面，亦是如此。既要批判传统的国家垄断的适应计划经济要求的旧外贸体制，又要创立现代化的充满竞争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外贸体制。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性任务。
“识时务者为俊杰”。当我们进行外贸体制建设时，首先应当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明确时代特征及其对外贸体制的要求。当前，我们处在什么时代？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其中主要有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时代、经济市场化时代、经济服务化时代、经济金融化时代，经济知识化时代、经济自由化时代、经济区域化时代等等。这些说法各有其侧重点，也各有一定的道理，对外贸体制建设的要求也各不相同，让我们分别加以说明。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外贸体制建设
经济全球化，又称世界经济一体化。它始自何时？有的说，经济全球化始于二战结束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其实，早得很。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最后一句话中的“文学”（Literatur）一词泛指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书面著作。 ）这段话对经济的一体化或全球化其中包括对精神生产的一体化或全球化的描绘是多么的逼真与精采，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对照一下今天的现实，怎能不令人信服呢！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已经150多年了。其间， 世界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也经历了曲折坎坷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50—1900年），可称为全球化或一体化缓慢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权都已获得巩固，向世界的扩张更加猖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垄断性的公司更有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汽车、飞机、轮船以及电话、电报等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和通讯工具在这个阶段后期的出现，也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第二个阶段（1900—1945年），可称为全球化或一体化的停滞阶段或倒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全球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空前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这三大浩劫不仅使世界经济停滞50年，而且使各国的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重新复活，重新构筑了重重关税与非关税堡垒，使全球化或一体化非但不能前进，还有一定程度的倒退。第三阶段（1945年至今），可称为全球化或一体化迅速发展的阶段。二战结束后，面对四分五裂的世界经济格局，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大国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开辟世界市场，极力推进全球化或一体化进程。近50年来，全球化或一体化有两大特色。其一，众多国际组织的推动。1945年底成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46年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后来成立的关税合作理事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等国际经济组织，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冲跨各国的壁垒，加强各国的经济往来，提高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水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尤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经过八个回合的谈判，使各国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大大减少，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个协定基础上1995年成立的世贸组织（WTO ）正在制订新的规则，发动“千年谈判”，以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其二，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和主力军。跨国公司在二战前还是相当弱小的，而战后则迅速崛起，目前已主宰了世界贸易和国际投资的70%以上。据统计，1997年全球有跨国公司4.4万家，其境外分支机构超过28万家。 这些“无国籍的”跨国公司都实行全球化的战略，从全球战略出发配置资金和技术。它们的营销网络都是全球性的。所以，跨国公司的发展必然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对我国的外贸体制建设既提供了良好时机，又提出了严峻挑战。所谓良好时机主要是指，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尤其使我国的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荣辱与共的态势，这就为我国外贸体制与国际惯例接轨奠定了前提和基础；既然有了共同利益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易于形成有共性的外贸体制的基本框架，使我国的外贸体制建设具有参照系，将更快形成既具有中国特色的又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外贸体制；既然有了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共同的利益基础，即使发生矛盾和摩擦，也便于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协调加以解决。所谓严峻的挑战主要是指，我国的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经济优势和科技优势多在发达国家那里。在我国者极少。如此大的差距将使我国处于竞争的劣势。我国的经济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一样，照搬他们的那一套又不行。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外贸体制建设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将面临较多的困难，既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又不能不保持一定的差距和特殊性，必须在困难中兼顾国内与国外两方面，在矛盾与摩擦中把我国外贸体制建设推向前进！
经济市场化时代的外贸体制建设
经济市场化始自封建社会末期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之时。邓小平同志指出：“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从那时起至今大约五百年时间，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重商主义的市场经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三个阶段。这是时间上先后继起的三个时期，同时又是空间上并存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看，这三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又是否定之否定的关系或肯定之肯定的关系。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对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第一个否定），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又是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否定（第二个否定）。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市场经济螺旋型上升发展过程。今天的市场经济，不论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是政府干预型的市场经济，因而在本质上属于凯恩斯主义类型的市场经济。
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中有着不同的对外贸易体制。重商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外贸体制，强调国家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和干预，外贸进出口的唯一目的是为国家赚取更多的金银货币。外贸企业要求国家颁布严格的法令，禁止输出金银货币；要求外国商人在国内所赚的钱必须留下，不准带出国外；国家采取高额关税保护政策，限进奖出，保护民族工业；国家铸造足值的货币，杜绝假币或不足值的货币流通；国家大力发展海军，组织庞大的海军舰队，配合和支持大型商船队，开辟国际市场。由此可见，这时的外贸企业与国家可以说是命运共同体，相互依赖，相互支持。
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经济时期（ 1776 年—1936年），虽然外贸体制有较多的灵活性，外贸企业成为国际市场的真正主体，但是，国家的干预和保护也是存在的。国家对外贸企业的保护首先表现在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上。例如，英国为争夺国际市场，尤其是争夺美国市场，1808年对美国实行海上封锁，1809年两国断绝通商，最后导致1813—1814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战后，英国货像潮水一般涌进美国。1815年的英法战争本质上是两国间贸易战，英国为争夺更多的法国市场而大动干戈。众所周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宗主国之间为抢夺市场、占领原料产地、输出资本而展开的空前规模的贸易战。国家不仅用军事手段为其外贸企业抢占更多的国际市场，更用高额关税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入，以保护本国国内的市场不被外人抢去。关于这一点，在有关经济自由化时代的论述中再作细致分析。
在凯恩斯主义的市场经济时期（1936年至今），随着无国籍的跨国公司的崛起和超国家的诸多国际经济协调机构的运行，使各国的外贸体制更加分权化，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企业不再单纯经营外贸，而形成贸工农或贸工科一体化，甚至贸工金一体化，即贸易与生产、科研、金融结合成共同体。外贸企业虽然能够主动地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创业与经营，但是，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政府。只要看一看近来欧盟与美国之间的“香蕉战”、日本与美国之间的“钢铁战”，以及中美之间的关于中国加入WTO的马拉松式的长达13年的谈判，就不难看出， 各国政府都是本国企业的后台老板。近来，还有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各国政府要人的出访，都有大批企业家尾随其后。这是为什么？自由的企业家为什么又去政府门下找不自由呢？由此可见，在外贸体制建设中，如何摆正外贸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外贸体制建设中处理好这个关系也是一个挑战。
应当指出，在全球经济市场化的趋势下，我国外贸体制建设面临的挑战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严峻。这是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向是市场经济国家，外贸体制的市场经济基础早已存在，主要是如何完善的问题，而我国则不同，我国原来是计划经济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创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外贸体制，不能不首先解决外贸体制的经济基础如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只有较好地解决了这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才能顺利地实现外贸体制的根本转变（第二个转变）。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外贸体制上计划经济的烙印，目前仍然相当严重。中国有句古训：“不破不立”。如果不破除旧的计划经济及其外贸体制，那就不可能创立市场经济及其外贸体制。而要完成这破与立，对我们当然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与挑战。不管原来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原来计划经济而目前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都在向市场经济前进。这是全球各国的共同趋势与走向。这个共同的市场经济基础决定了各国的外贸体制也正在趋同化。也就是说，各国的体制都是市场经济的外贸体制。这是共性或共同点。当然，各个国家又有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背景，其外贸体制也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盲目照搬外国的外贸体制也行不通。在世界经济市场化大潮冲击下，在各国外贸体制趋同化面前，如何创立中国体制的特色，使中国的外贸体制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外贸体制，也不是轻而易举的，甚至说，是相当困难的，也是一种挑战。有些人，盲目崇拜欧美各国的外贸体制，总想照搬到中国。在理论界，也有的过分美化欧美的外贸体制。他们忘了，中国外贸体制只能扎根于神州大地，只能从中华民族的土地里成长壮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同理，没有各国的富有本民族特色的外贸体制，也就不可能形成各国趋同的外贸体制。
经济自由化时代的外贸体制建设
经济自由始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或者说，市场经济及其等价交换规律（价值规律）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经济基础。列宁指出：“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诵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注：《列宁选集》第4卷， 第93页。）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与自由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3页。）所以， 市场经济必然是自由化的经济。经济的市场化与经济的自由化不过是同义语的反复而已。不仅如此，二者的高低程度也是成正比的。市场化越高，自由化也越高；反之亦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很高，因而，其经济自由化程度也很高。与此不同，我国刚刚脱离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或计划经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是很低的，因而经济的自由化程度也不高。这种情况为我国外贸体制建设既提供了机遇，又提出挑战。所谓机遇，就是发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尤其它们的对外贸易的自由化可以成为我国创立自由化外贸体制的参照系，它们的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尤其是它们的对外贸易自由化又给我们造成重大的压力，它们往往以其自身的自由化程度要求我国也要如此。而事实上，我们又达不到，我国外贸的自由化程度无论如何要低得多。这就是难点与挑战。
马克思说：“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11页。）以按劳分配这种等价交换来说，以劳动这个尺度衡量所有的人，不管什么人，你提供多少劳动，就给你多少报酬，大家一律平等；但是，每个人的体力、脑力是不同的，男人与女人的体质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按同一个尺度（标准）要求他们又是不平等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12页。）同理，对自由贸易、 自由交换也是应当这样评判。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以等价交换为标准的，是以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来衡量的。在等价交换面前，人人是平等的自由的，谁都可以买，谁都可以卖，可谓自由乐园。但是，生产同种商品的不同所有者所处的条件又是千差万别的，有的条件优越，有的条件很差。在国际交换中，更是如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同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大相径庭。如果按同一尺度衡量，有的赚钱、发财，也就自由自在；有的则相反，亏本、破产，失去自由。自由永远不能超越其经济关系和经济水平，自由永远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外贸体制建设不能盲目追求所谓的抽象的自由贸易。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于幼稚的产业一定要有适当的保护，以免发达国家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下将其冲跨。纵观世界贸易史，凡强者都要求自由，凡弱者都要求保护。三百年前，当荷兰、西班牙比英国强大时，荷、西要求自由，而英国则要求保护；二百年前，当英国比美国强大时，英国要求自由，而美国则要求保护；今天，美国比谁都强大，所以它要求全世界的自由，而不少国家其中包括某些发达国家则要求保护。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斗争在国际上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已经几千年了。国际贸易史，也就是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不断斗争的历史。当我们进行外贸体制建设时，一定不能忘记历史。
当然，当今世界的主流是自由贸易。我们虽然要求保护，但不应逆世界主流而行。我们的保护应当是适度的有时限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不能是无限的阻碍经济发展的，不能是保护落后。保护的范围、程度和手段应当逐步弱化。我国的家电行业（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正是在适度保护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国际市场上不仅敢于同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竞争，而且正在把市场扩展到全球，真正走向世界市场。但是，我国的汽车行业的保护则是不成功的，过分的保护并没有促进汽车行业的发展，甚至汽车行业越保护越落后，至今中国的汽车不敢涉足国际市场。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记取。
经济服务化时代的外贸体制建设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之后，正在迈向服务经济时代。目前，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服务部门都是最大的经济部门。在主要的发达国家，服务部门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达60%以上。当今世界最发达的美国， 服务业的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高达75%左右。在1996年美国经济创造的260万个就业岗位中，服务部门竟占240万个，达90%以上。 我国的香港地区也是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地区。香港经济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在全球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中排名首位。1996年香港服务业收益（增值额）占GDP的84%。这就是说，国民财富的创造，主要依赖于服务业。 这个新的历史趋势标志着服务经济时代的来临。美国和香港地区的服务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份额， 预示着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方向。我国的服务业还相当落后，服务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1998 年仅有32.8%，不及美国的一半。但是，服务业产值在GDP 中的比重会继续提高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我们今后一定会迈向经济服务化时代。这是毫无疑义的。
随着服务产业的崛起，国际间的服务贸易也迅猛发。所谓国际服务贸易是指服务产品在国际间的有偿流动过程（或者说等价交换过程）。服务业的发展是服务贸易发展的深厚基础，是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产业支柱。近30年来服务贸易所以迅猛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各国国内的服务业的崛起和繁荣，1970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仅710亿美元， 而到1996年则高达12600亿美元，增长16.8倍，平均每年增长11.7%， 远远高于国际货物贸易出口增长速度。服务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70—80年代占1／5，进入90年代增至1／4。1994年结束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签订了《服务贸易总协定》。1997年世界贸易组织（WTO ）又通过了三项重要的服务贸易方面的协议，即：《基础电信协议》、《信息技术协议》和《金融服务贸易协议》。 WTO又将在2000年发动“千年谈判”，重点解决各国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问题。这些重大行动必然促进服务贸易更快发展。今后，如果服务贸易的比重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那么20—30年后，服务贸易将与货物贸易大体相当。在国际贸易中，长期以来，都是以商品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为辅。不久，将迈入商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的阶段，进而最终达到服务贸易为主，商品货物贸易为辅的阶段。这种趋势和远景，体现着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轨迹和方向，是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努力奋斗的目标。
同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相比，我国的外贸体制建设显得相当滞后。过去，人们总是把外贸局限在商品货物贸易之内，忽视或轻视服务贸易。现在看来，必须树立“大经贸”观念和全面开放意识。“大经贸”的口号是前几年外经贸部的负责同志提出的。当时，要求外经贸部的同志除了关注本部门及其所属外贸公司的工作外，还要关注外经贸部以外的三资企业的进出口、生产企业自营出口以及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外贸工作。这虽然把外贸范围扩大了，但它仍是就货物商品的外贸而言的，还没有涉及服务贸易问题。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还必须把“大经贸”概念扩展到服务方面。没有外贸意识上的这个转变，不树立服务贸易的意识，不把服务贸易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我国的外贸体制建设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我国的服务贸易在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前，曾是一盘散沙，运输、旅游、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分头对外。去年机构改革时，明确由外贸部里一个司负责管理服务贸易事宜。但是，由这个司管理全国的服务贸易是否“庙”太小了？它如何能将服务贸易涉及到的金融、电讯、运输、商贸、旅游、文教等领域协调规范好？它如何代表国家行使对外的贸易权、我们认为，服务贸易发展势不可挡，管理和协调服务贸易的法规、机构、人员等方面的建设要尽快摆上日程。
经济金融化时代的外贸体制建设
经济的金融化根源于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和货币化。随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展，经济金融化的时代正在到来。
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集。由于商品和服务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二重形态，所以，社会财富也就形成二重形态，即使用价值形态或实物形态与价值形态或货币形态。从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性（同一性）的视角考察，两种形态的社会财富应该相等；但是，如果从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性（对立性）上考察，价值形态的社会财富（货币资产或称金融资产）可能大于实物形态的社会财富。纸币出现后，由于大量超额发行纸币，价值形态的社会财富迅速膨胀。当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其他各种有价证券大量出现后，尤其是当代各种金融衍生品的问世，使得货币资产的面值额急速膨胀，虚拟成分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膨胀，因而货币资产大大多于实物资产。在这种情况下，追逐货币资产（金融资产）已成为一种时尚。当代，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对于货币资产的追求，已近乎狂热。而追求的成败，决定着升开堂或下地狱。事实证明，货币拜物教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拥有大量货币资产并经营货币者似乎魔法无边。始自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搅得周天寒彻”，更使人们相信货币的神威。这说明，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追求和扩张货币资产为主要特征的金融经济时代，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紧紧围绕着金融这个神经中枢与核心。
经济金融化时代的我国外贸体制建设，首先要求将外贸与金融融为一体，彻底解决资金大锅饭问题，使外贸企业成为真正的自负盈亏的法人单位。凡国有外资企业，国家要注入足够资金，而企业要保证保值增值；不准国家随便抽走资金，或以少退税之类手段占用企业资金，更不准企业以漏税、骗税、套汇等手段占用国家的资金。要在国家、外贸企业与金融企业三者之间树立良好的金融关系。其次，外贸企业要有国内外一体化网络化的结算体系，而金融部门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几年在贯彻贸易多元化战略时，深感外贸结算滞后。我国外贸企业在非洲、拉丁美洲、中亚、阿拉伯世界等很难做生意的一个重大障碍就是无法在当地结算。在结算资金方面，无论是中国银行，还是进出口银行，目前只能提供卖方信贷，而很少提供买方信贷，这是因为他们对买方不了解，不敢去担保。要使中国商品走向世界，没有金融先行不成，没有全球化的结算网络不成。最后，外贸企业的风险尚无较妥善的解决机制。如利息风险、外汇风险、自然灾害风险，以及社会动荡、政治动荡给外贸企业带来的风险，都需要金融部门协助解决。总之，外贸体制建设必须与金融体制建设形成有机整体，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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