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美国的南海政策：源起、调整与利益分析
刘金波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 二战结束后，冷战之初，美国虽然很少对南海争端表态，却将南海视为其“反共”的前沿阵地，坚决反对中国控制南海，并挑战中国的南海政策主张。随着美苏对抗战略格局发生变化以及中美关系的缓和，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逐渐回归中立。不过，这种立场是美国为了拉拢中国而被迫形成的相对、模糊的中立。美国在南海逐渐形成的众多“国家利益”也表明其在南海事务上不可能置身事外。
关键词： 美国；冷战时期；南海政策；国家利益
美国是影响南海争端最重要的域外因素，理解当前的南海局势有必要剖析美国的南海政策。美国的南海政策起源并主要形成于冷战时期。研究这一形成过程有助于更好地分析美国在南海的政策目标与其政策的规律性。然而，国内目前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其主要表现为专门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南海政策的文章仍不太多，特别是缺乏对冷战期间美国南海政策形成过程的整体性把握。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已经积累了比较全面的对于冷战不同时期或事件的分析或解读。这些研究有助于梳理冷战不同阶段美国在南海的行动和政策，体现出不同时期美国政策的特点；至于一些从冷战背景下整体考量美国南海政策的研究，成果仍比较少。上述研究从宏观的战略角度出发，通过对冷战格局的变化这一角度透视美国的南海政策，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南海政策变化的特征与形成过程。然而，大多数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美国在南海的所谓“国家利益”。一些学者即使提到这些利益，也主要承认冷战期间美国在南海地区更看重军事安全和战略性利益，对于其他方面的利益很少论述。虽然事实也确实如此，但应该注意到冷战后期美国在南海的这些利益出现的潜在变化特点及其影响。此外，美国在冷战期间并未出台明确、正式的南海政策，并且在不同时期，美国的行动也体现出不同的战略考量，例如“中立”“模糊主张”等。这些考量成为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滥觞，并且至今仍体现在美国的政策中。
当前海南岛正积极进行自由贸易区(港)的建设，会有越来越多的建设项目上马，压覆矿产资源将不可避免。从海南省内的矿业形势和政策看，除了建筑用砂石土、地热和饮用天然矿泉水等保障性矿产资源外，基本不再设置新的矿业权，已查明的矿产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压覆似乎变得经济可行、效益更佳，但考虑到省内锆钛砂矿和石英砂矿等资源丰富，可以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所以更应从多方面去评估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做到既能有效保护和利用矿产资源，又能满足经济、社会、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需求。
一、 南海进入美国视野的历史回顾
2017年11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APEC峰会上提道：“1784年，第一艘美国船只从新独立的美国驶向中国。它装满货物销往亚洲，又满载瓷器和茶叶归来。”[1]特朗普所说的这艘美国商船即“中国皇后号”。它从纽约出发，经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和南海抵达中国广州。这既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滥觞，也是美国与南海初次相望。这次商业航行意义重大，除了盈利3.7万余美金外，更掀起了美国对华贸易的热潮。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本人就拥有这艘船上带回来的一套餐具。此外，华盛顿还亲自写信给另一艘使华商船“亚细亚号”的船长，高度赞扬所有往返于中美之间进行贸易的商船。[2]然而，当时美国不过是与其他殖民者一样，将南海视为一条比较重要的东方贸易通道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在南海的活动也主要是私人性质的商业活动。南海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长期未能凸显出来。事实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南沙群岛对于传统贸易路线的重要性才引起了西方地缘战略学家们的注意。“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担心极具侵略性的日本会通过攻击法国来谋求兼并南沙和西沙群岛。”[3]
1895年日本侵占中国台湾，3年后美国则从西班牙手中获得菲律宾殖民地。美日之间关于殖民地的进军方向是对立的。因此，到19世纪末，美国和日本已成为南海地区的敌对力量。此后美国与日本在东亚便处于事实上的竞争关系。1939年，日本派兵侵占了南海部分岛礁，并将其更名为“新南群岛”。3月31日本驻美大使馆参赞交给美国政府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正式宣布日本于1939年3月30日将新南群岛纳入台湾政府管辖。[4]279-2805月17日，美国在正式回应中称：“美国政府不认为日本在备忘录中所划定范围内的岛屿或礁体可以被恰当地视为岛屿群……日本政府迄今为止未采取任何可被视为确立主权主张基础或具有任何国际效力的行为。”[4]281
此后，日本“南进政策”野心凸显。1940年5月10日，德国入侵荷兰；15日，美国国务院收到日本大使馆发布的新闻稿，陈述了日本政府“不得不深切关注”欧洲战事对于荷属东印度的影响。[4]281美国政府注意到日本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觊觎之心，因此于17日在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中强调“荷属东印度在整个太平洋的国际关系中是非常重要的”，干预荷属东印度“对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和平与安全事业都是有害的”[4]282。显然，美国反对日本在南海及其周边的扩张，并认为日本政府的扩张行为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总之，在二战爆发前，美国政府不赞成日本在南海的侵略行为，同时也反对日本进一步“南进”并在东南亚扩张。然而，美国的反应也仅限于外交抗议，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这说明，二战之前，美国并没有格外看重南海地区的战略价值。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海地区的战略地位才引起了美国军方的注意。例如，在美军联合参谋部的作战计划中，马六甲海峡的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对南海北部的安全控制，有助于夺回香港”[5]。这说明，在二战中后期，南海及其附属岛屿的重要战略价值已进入美国视野，开始为美军所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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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冷战期间美国的南海政策
考察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南海政策，无法忽略的是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在南海的首要目标是同苏联对抗并争夺势力范围，相应地，美国的南海政策也必须服从于冷战的“大战略”，而南海在美国视野中的地位也随之起伏。
(一)冷战期间美国在南海的目标
对于南海诸岛屿来说，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他们本身并不重要，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却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即“小兵也能变皇后”[6]。这种国际象棋中的“兵升变”规则同样左右着南海局势的发展变化。
长期以来，美国的南海政策从属于其亚太战略，并与美国的东南亚政策相辅相成。特别是自冷战以来，南海迅速进入美国决策者们的视野，并且成为冷战的前沿阵地。由此，南海一度超越了其本身的战略价值，逐渐承载了美国强加的战略目标。
二战后，全球笼罩在美苏冷战的阴影之下，南海地区也不能幸免。特别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冷战在亚洲的展开，南海在地缘政治上已经成为冷战的前沿地带。虽然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最初所描绘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岛链最南端只到达菲律宾，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不断外扩。[2]加上“多米诺骨牌”理论在美国的盛行，东亚地区任何一个可能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的地区，都成为美国的争夺对象。因此，美国在南海周边的目标就是坚决避免东南亚地区受到苏联势力的控制或影响。例如，在一份美国的东南亚政策计划文件中建议，美国在着手采取行动之前，应确立并接受以下“广泛的原则”：
1.我们的持续目标是鼓励东南亚地区与大西洋共同体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地区和谐共处。
2.相反，我们的目标还包括遏制并稳固减少克里姆林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我热情地喊“妈”，又和阿姨们打招呼。她们显得很不自然，我干脆打哈哈：“怎么，生病了还不忘‘黑’我呀，您都把自己‘黑’进医院了，就消停几天吧。等身体好了，我任您‘黑’！”
……
4.只有在东南亚两侧和下方包含一个更大范围的非共产主义权力中心时，这一概念才具有全部意义。因此，我们应将东南亚视为由印度半岛，澳大利亚和日本构成的巨大“新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1129-1133
1956年6月10日，在接到南越政府报告“中共军队登陆甘泉岛”后，美国海军上将伯克立即下令对该地区进行飞机侦察。随后，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胡佛在家中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此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胡佛首先认为这是共产党的一次试探性行为，美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其次，与会人员还讨论了南海岛屿的主权争议这一复杂问题。尽管这次会议并没有得出结论，但胡佛仍称，依据《对日和约》，美国对日本所有前领土负有“责任”，可以因此采取行动。在提及是否应让菲律宾与美国共同采取行动时，胡佛拒绝了与其他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协商的建议，以便美国能够迅速采取行动。最后，胡佛认为，当前可以研究各种迅速有效的行动，而在美国第七舰队的侦察机查明事实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11]37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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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就是帮助该地区的国家以增强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从而共同遏制共产主义的传播，逐步减少苏联在东南亚的优势力量及影响力，最终消除苏联在该地区对美国安全和利益的威胁。一个直接证据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向杜鲁门总统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建议，美国应该“仔细审查来自共产主义侵略的直接或间接威胁的发展，时刻准备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援助和建议等方式，以应对这些威胁”[7]1215-1221。
至此，“甘泉岛事件”似乎告一段落。然而，美国在这一过程中也进一步了解到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在评估事态时，美国曾考虑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联合行动。然而，美国人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对西沙群岛的主张相互冲突，台湾和南越联合行动是不切实际的。至于由台湾地区单独清除在永兴岛的中共部署，莱因哈特则在电报中称此举将“严重损害中华民国与越南共和国的关系”[11]380。美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目标是联合周边国家反对共产主义，而各国在南海岛屿的声索问题上存在矛盾显然不利于美国的反共遏制战略。因此，美国事实上也不便于就主权问题表态。此外，“虚假情报”问题也引起了美国决策者的注意。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特意发送电报至驻西贡大使馆，说明了南越政府提供虚假情报的动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故意使用未经证实的报道以便美国支持南越的主权主张。[1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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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冷战期间美国的南海政策
1.“积极反华”时期美国的南海政策
二战后，世界形成了美苏争霸的格局，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争夺处于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最初被美国视为苏联阵营的一员，自然就成了美国遏制的对象。由于南海地位的独特性，承认中国的南海主张无疑会有助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这明显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会让周边国家恐慌”[2]，周边国家甚至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向苏联阵营。因此，在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上，美国绝不会偏向中国。
基于以上考虑，在冷战初期，虽然美国没有明确南海主权到底归谁所有，但遏制中国则是确定的。在1951年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时，针对日本放弃其在战争期间侵占的领土问题上，特别是位于东海、南海上的岛礁，美国的原则就是条约内容不能有利于中国。1951年6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在递交给马歇尔的一份备忘录中强调：“应确保《对日和约》文本既不陈述、也不会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即‘共产党中国’对台湾、澎湖列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合法要求。”[10]
除在主权问题上遏制中国外，美国还积极阻挠中国在南海的活动。特别是在“甘泉岛事件”过程中，美国俨然已经将中国在南海行使主权的行为当作“共产主义扩张”来看待了。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一方面希望减少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同时也致力于促进东南亚国家与美国联合，共同反对共产主义。例如，1949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访问美国期间给艾奇逊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如果东南亚的普遍印象是西方列强既不愿意也无能力协助抵抗俄罗斯的压力，其心理影响可能是地方抵抗减弱，这是“共产主义传播的有利条件”，而其结果对西方国家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因此贝文建议必须采取措施，加强东南亚地区的抵抗意愿。“除非亚洲各国政府相信有必要建立这种抵抗，并愿意承担参与其中的主要责任，否则单纯的西方方法是不可能成功的。”[7]1136-1138美国显然也是乐于利用东南亚国家抵抗苏联。它最终在1954年拼凑出东南亚版的北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亚洲遏制苏联的力量。
随后，美国第七舰队在西沙群岛附近进行了海、空及地面侦察。美国海军上将英格索尔观察到，“过去几个月，西沙群岛唯一的变化是在永兴岛(当时为中国大陆控制)的共产党人员和建筑有所增加。没有观察到任何军队或军备”[11]380。而中国在西沙群岛的活动“明显仅限于永兴岛的鸟粪收集，偶尔会访问甘泉岛、北岛和东岛”[11]380。 因此，英格索尔认为，“在上述情况下，现在不是美国单方面从永兴岛清除共产党人的时候”[11]380。美国驻台北“大使”兰金、驻西贡大使莱因哈特等人在电报中均支持英格索尔的判断。[11]380
事实证明，随着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展，“美国上一世纪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一个敌对的霸权国在欧亚大陆的崛起”[8]。冷战期间美国在东南亚乃至南海的主要目标与其全球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即与苏联展开竞争，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而从地区层面上来看，美国在南海周边对苏联乃至中国进行战略遏制，虽然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其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在冷战前同日本的对抗是一致的，即遏制一个大国崛起并主导地区秩序。而美国“遏制一个大国的崛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对象，在冷战期间，这一对象在大多情况下指的是苏联。因此，即使在经济和军事价值上不那么重要，由于南海特殊的地缘位置，它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美国的大战略视野。正如里根总统在一次演讲中所强调的：“在1970年代，一个又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落入苏联的统治之下。老挝，柬埔寨和南越的沦陷使苏联在南海上占据了战略优势地位。”[9]
综上所述，在中美关系缓和的历史条件下，美国依照自身利益的需要及时调整了其南海政策。在这一时期，美国在南海实际上保持中立。然而，必须认识到美国的这种“中立”也是相对的、模糊的。美国既不希望中国在南海占据优势地位，也不希望南海周边国家“屈服”于中国。美国力图使自己在南海所承担的义务最小化，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同时，美国又在南海周边维持了优势军事能力，并保证能够将这种军事能力投射到整个南海地区，实际上有利于美国主导南海局势。
可以看出，虽然美国此前注意到，在南海岛屿主权问题上，美国可以保持中立并成为“仲裁人”。[12]然而“甘泉岛事件”让美国面临窘境。美国显然认识到南越、菲律宾以及台湾地区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相互冲突的主权主张很容易引起“事故”，作为盟友，美国很难承担起仲裁者的角色。
1972年3月24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格(Alexander Meigs Haig，Jr)。在会谈时，黄华宣读了一份抗议美国海军舰艇和飞机侵犯南海的声明。后来，美国政府在回复时称，美国已经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且了解到当时美方飞机和船只是在林肯岛(东岛)对一艘携带违禁品的渔船进行监视行动。同时，美方强调当时飞机和船只虽然开进西沙群岛十二海里之内，但距岛屿不超过三海里。此外，“为了美中关系的利益，美方已发出指令，今后应与西沙群岛保持至少12海里的距离”[13]873。与此同时，“这并不影响美国对领海问题或有关西沙群岛不同主张的立场”[13]873。由此可见，在中美关系出现缓和时，尽管美国一改咄咄逼人之势，但也应该注意到，美国仍保留其对待南海主权的立场。
总之，在冷战氛围笼罩下，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的南海政策是“积极反华、反共”。南海主权争端超越了问题的本质，并上升到意识形态对立和美苏争霸的战略层面上。然而，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其盟友，如菲律宾等提出的南海主张，也并未表示支持，美国政府实际上采取的仍是一种“模糊主权”策略。但有一点则是确定的，美国坚决反对中国控制南海及其附属岛屿。
2.“联华反苏”时期美国的南海政策
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才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冷战初期，美国南海政策的主要目标名为“反华”，实为“反共”或“反苏”。当美国将中国视为苏联力量的一部分时，它就绝不会容忍中国的势力朝着美国的反共防御圈方向扩展。因此，美国赤裸裸反华的南海政策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后才有所缓和。
该段落第二句是论据句，它只是呈现了一个事实：歌手庞麦郎以一首《我的滑板鞋》惊醒了很多当代人。而通过分析，我们恍然大悟：清醒地与时代保持一段距离其实也是真实地表现时代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恰恰赢得时代的共鸣。这样的论据虽然只有一个，但很有说服力。很多考生错误地认为，论据越多越好，其实不然，精当的论据常起到一以当十的效果。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明显的态度变化体现在西沙海战时期。1974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被南越政府占领的西沙永乐群岛。1月23日，基辛格在同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的对话中称，对于西沙群岛，“我只想提出两点意见”，首先，南越政府正在向许多国际组织抗议，包括东南亚条约组织和联合国，而美国的态度是“我们想让您知道这些抗议与我们无关”[14]452。尽管基辛格一再强调了美国对南越政府的岛屿主权主张不持立场，但他仍对战斗时中方逮捕了美国国防部雇员一事表示关切。基辛格表述的立场看似中立，但无法正当解释为何美国国防部雇员会出现在战斗场合。因此，难怪韩叙在当时就表示：“就个人而言，我所惊讶的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区，竟然会出现一个美国公民。”[14]453
(3)基于专业特征的综合实验：采用分组的形式，通过设定贴近专业特点的案例场景，设计综合实验，考察同学们对于知识点的系统理解和应用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对于团队协作能力可以通过组内打分的形式进行评定。
显然，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面对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需要联合中国的力量对抗苏联。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美国在这一特殊时期不便于直接反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但仍保持着对中国的警惕。至于对仍在声索南海主权的盟友，比如菲律宾，美国则设法让其在警惕中国的同时，又不得不依赖美国。胡默尔称，美国对这些岛屿的重复陈述已经传达给菲律宾，即美国不打算、也不想在菲律宾南海的守备部队遭袭时援引军事条约。基辛格对此表示同意，称：“我认为我们不应表明美国会捍卫它。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在别人的头脑中留下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而不是留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15]
基辛格的话充分说明了美国不打算在南海问题上援引同盟条约以帮助盟友，也不愿意支持或鼓励中国在南海进一步行动。对美国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让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保持恐惧，进而必须依赖美国来维持平衡。因此，在中美走向合作的背景下，美国的南海政策就只能是继续维持政策的“模糊性”。
美国政府的这种模糊性原则始终贯彻到后来的美国南海政策中。1976年美、菲军事基地谈判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不满美菲军事条约中美国在南沙群岛问题上的模糊性承诺，因此提出，只要美国消除这一模糊的防务承诺，美、菲军事基地谈判就能在一个月内完成。[2]当时，美、菲谈判中的主要问题除对菲援助的金额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当“礼乐滩”受到“攻击”时，美国是否会援助菲律宾。因为涉及主权争端问题，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特罗夫特在写给福特总统的报告中称“这造成了两难局面”：如果答应马科斯的要求，将会承担风险，“这将增加与中国和越南紧张关系的可能性”[16]。但若不答应将不利于谈判的顺利进行。因此，在综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意见后，斯考特罗夫特在报告中建议总统授权对菲律宾的要求做出模棱两可的回应，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在礼乐滩活动的菲律宾飞机和舰船等，但前提是必须符合条约第一条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抑制使用武力”[16]。福特总统批准了斯考特罗夫特的这一建议，美国最终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在礼乐滩发生冲突时援助菲律宾。
事实上，在西沙海战期间，虽然美国没有表明支持南越，但同样也没有支持中国。1月31日，基辛格在主持国务院会议时称：“我认为，我们不想鼓励中国相信他们有自由的军事行动的机会，我们也不想鼓励我们在那里的盟友相信我们无须恐慌。”[15]基辛格显然不愿看到中国收复西沙群岛，更不愿看到中国在南海更进一步。因此，让东南亚盟友对中国的行动保持“恐慌”是必要的。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帮办胡默尔(Hummel)称中国的行为“已经引起日本、菲律宾，特别是南越人的焦虑”[15]。会上，西沙事件的发展同时也引出了《美菲军事协议》是否覆盖南沙诸岛屿的问题。对此，1974年开始担任副国务卿的卡莱尔·莫(Carlyle E.Maw)解释称，在美国的坚持下，该条约覆盖广泛，涵盖了外岛。但最重要的是，该条约覆盖了海上的军事基地，而这些基地则可覆盖所有的岛屿。[15]
菲律宾方面最终只能同意美国的安排。这一过程折射出美国的南海政策仅仅服务于美国自身的利益。1977年4月21日，美国在一次政策会议期间再次讨论了美、菲军事基地谈判的问题。与会人员一致认同马科斯无意迫使美军撤出基地，并且苏比克海军基地对美国向印度洋和太平洋投射军事力量至关重要。同时，在南沙群岛等争议地区，以明确的话语解释条约义务不符合美国的利益。[17]美国方面已然确认马科斯不太可能在这一问题上继续向美国施压。因此，美国也乐于既避免对盟友承担过多义务，同时又保持行动的自主性。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盟友的利益。
（一）训练的无效。在课堂上，老师时常要求学生去体会作者的感受，如亲切、悲伤、激动、感激等等，这些感受本身就取决于个人的体会，作为小学生，他们的阅历非常有限，很难保证他们能够体会和理解这些抽象的事物，就更不用说要他们在朗读时融入这些感情了。而有时老师在要求学生朗读之后，发现了其中的不足，却并没有做具体的指导，只是不断地指出感情融入上的不足，要求一个又一个的学生继续朗读，最终还是无法真正提高学生朗读水平。
(三)冷战期间美国南海政策的特点
从美国南海政策及利益的变化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冷战期间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偶发性。冷战期间，美国对南海的重视程度不高，美国的政策也具有明显的偶发性特征。这种偶发性常常表现为“危机驱动”。只有南海发生事端，美国才会在公开或私下的外交场合表态。例如，在“甘泉岛事件”中，美国是在收到南越的虚假情报后才“大动干戈”。此后更是表现出一种中立态势。因此，美国的这种危机驱动型南海政策是一种“消极中立政策”。
二是渐进性。美国的南海政策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而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历了整个冷战而最终形成。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充分认识到南海问题的复杂性，而美国的“利益”也逐渐融入南海。正是有这些过程和经历，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初便正式推出其官方的南海政策。可以说，冷战是美国南海政策逐步形成的阶段。
三是从属性。美国在整个冷战期间的终极目标是同苏联展开战略竞争，争夺势力范围。因此，其南海政策也服从并服务于美国这一“大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南海在美国战略视野中的相对价值会随着美苏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变化，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体现。冷战期间，南海对美国的价值“只是作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防线的整体而存在，并未单独予以凸现”[18]。
三、 冷战期间美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
虽然同苏联的竞争是冷战期间美国在南海周边的头等大事，但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美国的利益早已融入南海地区。这些利益包括大国竞争的战略性利益、安全利益、以及航行自由和经济上的价值。
据沈崇德介绍，医院经常进行人文培训、管理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及形式多样的安全培训。同时，组织讲座、竞赛、演练、观看电视宣教片和案例分析会等活动，提升员工的安全意识。
(一)战略利益
除冷战初期比较明显反对中国获得南海岛屿主权外，冷战期间美国的南海政策是比较中立的。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价值并不为美国所看重。当西方殖民者来到东亚时，包括英、法等国都未对这两个群岛表现出太大的兴趣，这些岛礁在当时甚至被视为航运障碍。[6]31929年，法国殖民者通过调查得出结论，“美国对这些岛屿不感兴趣”[19]。对美国而言，南海的价值从来都是在美国的东亚战略和海上安全战略视野下进行评估的，这就表现出了美国对南海的价值评估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总的来说，除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以外，美国的“大战略”一直在促进美国南海政策的“强化”。[20]这种强化的基本特征是反对一个大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扩展，实质上是确保南海地区处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控制之下。
译文2：おやおや、まあまあ、知事様になっても金持ちじゃない？現在お妾が三人もいて、お出しは八人かきのかごで、それでも金持ちじゃない？(竹内好译)
(二)安全利益
美国在南海的“安全”利益主要体现在维护东南亚的势力范围上。一些美国的智库学者们常常将其粉饰为“保护美国人民和盟友的安全”[21]。1954年6月，苏联商用油轮“图阿普谢号”(Tuapse)从中东载运原油驶往中国天津港，在经过台湾海峡时被国民党海军扣留。面对苏联的抗议，美国方面认为，这将在南海一带为增加共产党的空中和水面巡逻活动提供合理的借口。杜勒斯还特意写信给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并声称“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国都认为这是非常不受欢迎的”[22]。当时中国大陆海空力量十分弱小，并不被美国所重视，美国真正忌惮的是苏联军事力量出现在南海附近。在美国看来，苏联力量出现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会威胁到盟友的安全，甚至威胁美国在南海周边的军事部署，不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此后，在美菲军事基地谈判过程中，美国最为重视的也是能够辐射东南亚的军事基地，而主权等问题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可以说，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主要看重的是南海的军事安全价值。
(三)航行自由价值
20世纪中后期，联合国先后召开了三次海洋法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与妥协后最终形成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然而，“公约”在各国海洋权益界定问题上表现出模糊性，并且无力解决国家间海上主权冲突等问题。在美国眼中，一些沿海国家甚至提出所谓的“过度海洋主张”[23]。美国自建国以来始终坚持维护海洋自由这一“国家利益”，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美国海军最初的任务之一是在大西洋、地中海等水域保护美国商船免受海盗和其他海上威胁。历史表明，美国维护海洋自由这一国家利益从性质上来说是长期的，从范围上看是全球性的。[24]
二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自由航行方面增添了一层内涵。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和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利益。同时，美国军队还要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遏制共产主义。因此，自由航行除了维护美国繁盛的海上贸易外，还能够保证美国海军的行动自由，以便于快速对苏联及其潜在影响地区进行封锁或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一些沿海国家对其附近海域的权利主张“过度”，那么美国的“利益”就可能会受损。因此，1979年，美国总统卡特指示实施一项“航行自由”计划，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25]这一“航行自由”计划当然也包括南海水域。
(四)经济价值
20世纪60至70年代后，南海周边勘探处大量油气资源。不久，美国各大石油公司便开始争先与中国展开合作，以期在南海展开石油勘探。[26]除此之外，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到了冷战中后期，“亚洲四小龙”也竞相崛起。由此，南海作为交通要道和东亚核心水域之一，其重要的商业通道价值随之“升值”。在冷战期间，虽然这些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但其重要性则不可否认。当美国实现了冷战的最重要目标后，也绝不可能忽视南海日渐增长的经济利益。
冷战期间美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是较为广泛的。然而，美国在冷战期间并没有制定过正式的南海政策，并且长期以来对南海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不持立场。美国对这一地区的重视，侧重于东南亚的同盟资源和遏制中、苏的战略地位上。因此，南海的安全价值最为美国所看重。不过，南海的安全价值也只是作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整体防线的一部分而存在。美国并未单独予以额外关注，甚至在中美关系缓和后，这种价值对美国的重要性还有所降低。此外，在航行自由问题上，虽然美国不支持海上“历史性权利”，但在一些敏感性水域，如果容易引发某些政治问题，美国的行动也会有所保留在南海石油勘探问题上，虽然美国也参与其中，但对南海主权归属问题仍十分谨慎。
经研究发现，长寿地区具有明显的“优越的微量元素谱”，如湖北钟祥长寿老人以富锰富硒为特性，广西巴马长寿老人具有高锰低铜元素特征，新疆和田长寿老人的镁、铝、铁、锰、钡、锶含量明显高于普通人，云南长寿老人具有高锰高锌的特点。长期的调查研究表明，土壤质量对人类长寿的影响是多种有益生命功能元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目前人类对于土壤中的长寿“密码”的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土壤中更多的长寿密码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去深入调查和研究。
总而言之，从整体层面来看，在冷战期间，美国政府眼中的南海自由航行价值显然高于岛屿本身的价值，战略价值高于经济价值。换句话说，在整个冷战期间，由于意识形态斗争居于支配地位，美国政府更强调南海对美国的安全价值，包括航行自由，而南海的经济价值被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总体上服从并服务于美国的亚太地缘战略目标和与苏联争霸的战略需要。
加强企业的财务预算管理。企业的财务目标是现实的是离不开预算保障的。企业的预算管理是企业内部控制的前提，对于即将开展的活动，要有足够的风险防范意识，从整体上反映资金的使用现象，以及使用规模预算编制要对公司全年的计划作出明确安排，按照公司财务的预算编好资金的使用规划，企业的财务预算应该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要求，确保资金能够使用在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当中，在具体的使用当中要遵守预算管理的计划，资金的支出要控制这句话的范围之内。不能够超出范围甚至是滥用，公司经费等情况。
结 语
冷战期间美国的南海政策在中美关系缓和前后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姿态。然而从总体上来说，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偶发性、渐进性以及从属性等特点，并且美国的立场和原则基本上保持了连贯性，最终成为冷战后美国官方的南海政策的渊源。这些特点同时也表明美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南海问题，却并未格外看重。事实上，在20世纪，美国很少参与南海主权争端，也一直避免就主权问题公开发表意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以及逐渐在南海及其周边占据优势，美国在南海的利益也在悄然增加。在冷战时期，这些利益可能被忽视。然而，随着美国的节节胜利，特别是苏联解体，美国实现了在亚太地区半个多世纪的目标，这预示着美国在南海的利益迟早会受到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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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Origin ，Adjustment and Interests Analysis
LIU Jin-bo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Management，Henan University，Kaifeng Henan 475000，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the United States rarely expressed its posi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however，it regarded the South China Sea as its forward position of “anti Communist”，firmly opposed China’s control of the South China Sea，and challenged China’s South China Sea policy.With the change of the strategic pattern of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detente of Sino US relations，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has gradually returned to neutrality.However，this position is the relative and vague neutralit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forced to form in order to win over China.Many “national interest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lso show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it to stay ou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ffairs.
Keywords :the United States；Cold War；South China Sea policy；national interests
中图分类号： D8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22(2019)06-0022-08
DOI ：10.13307/j.issn.2096-3122.2019.06.03
引用本文格式： 刘金波.冷战期间美国的南海政策:源起、调整与利益分析[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9(6):22-29.
收稿日期： 2019-09-03
作者简介： 刘金波，男，河南信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亚太安全与合作。
(责任编辑：王旭东)
标签：美国论文; 冷战时期论文; 南海政策论文; 国家利益论文;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