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开埠宁波的历史回顾和宁波帮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宁波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5)01-0008-06
宁波作为中国的一个著名港口城市，其声名早在数百年前就享誉西方世界，并在近代 形成对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商帮——宁波帮；而宁波帮的形成和发展与西 方开埠宁波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西方开埠宁波的历史回顾
在西方通往东方的航路上，西方商人早就注目宁波，并为宁波开埠作了一、二个世纪 的努力。这种努力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宁波在国际商贸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为日后宁波 人走向世界、宁波商帮的形成铺垫了道路。
最早来到东方，同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西方国家是葡萄牙，时间是在1511年(明正德六 年)。其后是西班牙和早期的英国。在葡萄牙和早期英国贸易的商馆历史中，“宁波曾 被寄以很大的希望”。[1](p.405)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力图开辟厦门和宁波的贸易” 。[1](p.76)1701年(清康熙四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开埠宁波，曾派船一艘前往， 并且以101300镑作为一个“投资”，但这次开埠的试探失败了，因为加征的额外勒索比 在广州更繁重。[1](p.59)浙海关设立后，大批西方商船来到宁波，仅1710年(清康熙四 十九年)来定海、宁波的英国商船即达110多艘。[2](p.479)但不久清政府就实行严格的 闭关政策，将中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口。尽管如此，外商开埠宁波的努力并未停止。17 55年(乾隆二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喀喇生和洪仁辉亲赴宁波，试图重开贸易， 但未有结果。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再次派遣洪仁辉前往宁波，企图 说服浙江巡抚和宁波知府同意英商来宁波贸易，这一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宁波之行失败 后，洪仁辉又只身前往天津，直接上书中国乾隆皇帝，重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开埠宁波 的要求。洪氏回到广州后，结果遭到两广总督的逮捕，并被驱逐出境。
18世纪末，英国因开展工业革命，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由于东印度公司的锐意经营 ，英国对东南亚和中国的贸易超过了葡萄牙和荷兰而跃居第一位。但在英国看来，中国 的闭关政策仍严重束缚英国对华贸易，因此迫切需要打破这一局面。东印度公司开埠宁 波一再受挫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女皇派遣马戛尔尼率领一个由数百人组成 的使团前来中国。该使团来华的目的之一“是要取得在广州之外各地贸易的自由——在 天津、宁波、珠山(即舟山)及其他等处”。[1](p.61)该使团坐船从广州北上途中曾经 过宁波。马戛尔尼的坐船“狮子号”和“克拉伦斯”号到达舟山后因需要几名中国领航 员，在舟山一时未能找到，最后“开到宁波去找”。[3](p.221)在宁波，使团找到了过 去曾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过交往的宁波商人，通过这些商人了解到当时宁波港的贸易情 况。该使团的航行记录上写道：舟山和宁波“处在中国东海岸、朝鲜、日本、琉球和台 湾中心地带”，舟山“对于宁波的繁荣起着很大作用”。“宁波是浙江省的一个商埠， 舟山群岛全部属于浙江省范围以内。从浙江省一个港口开到日本去采购铜的船每年就有 12条。”[3](p.214)3个月后，马戛尔尼向乾隆帝呈递了英国女王的国书，国书中明确 要求中国允许英国“货船将来或到浙江宁波、珠山及天津、广东地方停泊交易”，但这 一要求遭到拒绝。乾隆帝指出：“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之海口均未高有洋行，尔国船 只到彼亦无从销售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即翻译)，不能谙晓尔国语言，诸多未便。除 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 贸易之处皆不可行。”[3](pp.560—561)
继马戛尔尼之后，英国政府还曾两次遣使来华要求开埠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但也 均未能成功。就在马戛尔尼访华后的48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最终用大炮轰 开了中国一直紧闭的大门。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同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同意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至此英国最终实现开埠宁波 的愿望。如果从170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要求开埠算起，前后跨越了两个世纪，整整 经过141年。
1843年12月，宁波正式宣布开埠。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善后条 款的规定，宁波知府在甬江的一侧划出了一个地块，供英、美、法等外商居住和贸易。 到1850年，在宁波的英、美人士共有19人。1855年增至22人，其中传教士和外交人员计 有14人，而商人仅有5人。宁波的环境显然是不错的，但开埠10多年后的情况表明，作 为西方英、美国家想象中的一个通商口岸在事实上并未形成起来。
宁波之所以未能形成像后来上海那样的通商口岸，其原因除了学术界公认的以外，大 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上海为江海交汇之地，是长江的出海口，地理位置比宁波优越，上海开埠后， 中外贸易主要集中到了上海，遂造成宁波“这里没有对外贸易”。[1](p.405)当时外贸 以丝、茶为大宗，但正如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浙江的 丝，不管政治区域上的疆界，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茶经过 山区到宁波后，仍然留在中国人的手里，外国人只能在它运到上海后并经行帮的允许才 能得到”。[1](p.405)因无贸易，有人甚至“建议用宁波去换取其他口岸”。1850年英 国公使文翰曾主张用福州和宁波来交换杭州、苏州、镇江等三个内地口岸，但英国商务 监督德庇时“不赞同完全放弃宁波”，认为宁波可以作为上海港的“外港”，“对主要 市场上海起辅助作用”。[1](p.406)
第二，海盗活动猖獗和走私活动严重，影响了宁波地区的贸易。在鸦片战争前的相当 时间里，由于清政府实行封关禁海，正常的贸易受到严格的限制，东南沿海地区海上走 私贸易十分盛行。据说清代前期，宁波地区商品经济走私活动盛极一时，当时宁波府属 的双屿港、烈港、岑港等聚集的私商与葡萄牙、荷兰、日本、英国的商人“通番者不可 数计”。[2](p.482)走私活动与海盗相伴，由葡萄牙人、中国广东人、福建人组成的“ 海盗”，百年来一直横行东南海上。清政府水师对之无能为力。鸦片战争后，海禁解除 ，但海上走私和海盗活动，仍旧十分猖獗。在舟山、宁波海面从事走私活动的是“水上 力量雄厚的广东海盗”和“葡萄牙人”。为了对付海盗劫掠和海上走私，开展正常贸易 ，宁波商人采用“黑费”雇用“海盗”为其护航，而这些“海盗”则公开对进出宁波口 岸的往来船只征收“保护捐”。由于利益的竞争，葡萄牙人和广东“海盗”之间在1850 年前后发生火拼，结果葡萄牙“海盗”败北。广东“海盗”控制了舟山、宁波一带海上 商路。商人因惧怕“海盗”抢劫勒索，只得易地贸易。面对猖獗的海盗活动和海上走私 ，英国香港糙民当局通过法律，“创立给予私人船只外国国旗保护的制度”，在商人交 纳船舶费和注册费后，发给“航行证”，并悬挂英国国旗，在有效期内由英国保护。因 为有利可图，英国香港殖民当局也将航行证发给往来海上贸易的中国所有船只，给予他 们“悬挂英国国旗的保护”。据1860年海关册报记载，到是年年底，仅在上海口岸，悬 挂英、美及其他国家国旗的“宁波小船和汉口沙船即达到372艘”。[1](p.462)
第三，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形成了同清王朝南北对峙 的局面。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广阔的地区同清军展开激战。1860 年太平军攻占杭州，次年12月攻占宁波。太平天国起义波及浙东地区后，造成宁波地区 “商旅裹足不行”。从福建武夷山到宁波乃至到上海的路径被完全“割断”，使本来就 十分有限的宁波贸易犹如雪上加霜，变得更加萎缩了。[1](p.406)
与宁波通商贸易日形萎缩的情况正好相反，上海的中外贸易却蒸蒸日上，到1860年后 一跃超过广州、宁波等其他口岸而成为中外贸易中心。此后，宁波口岸作为上海港的侧 翼，始终充当辅助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宁波地区的商人也逐渐将其目光和经营活动从 宁波移向上海地区，宁波商人的这一商业活动战略转移直接为日后宁波帮在上海的形成 和大批宁波商帮步出国门、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二、宁波帮的形成
在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曾出现不少以地域冠名或标帜的商帮。著名的有广东的潮 汕帮，福建的泉漳帮，浙江的宁波帮，江苏的扬帮、苏帮，安徽的徽帮，山西的太谷、 平遥帮，等等。这些商帮的出现和存在，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这些地区在当时中国社会 经济领域中的独特地位和实力。然而在这诸多商帮中，唯有宁波帮对近代上海和近代中 国影响最大。1916年8月，孙中山曾这样评价宁波商人：“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 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 ，其能力与影响之大，首屈一指者也”。[2](p.477)在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史和近代上 海国际大都市形成的过程中，宁波帮无疑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宁波位于杭州湾的南侧，背依秀峻的四明山麓，两面环海，舟山群岛为其天然屏幛， 奉化江，余姚江在宁波三江口汇聚为甬江流入东海，因此，宁波又称为甬。宁波人又称 为甬人。不过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宁波还包括旧宁波府辖属的鄞县、奉化、慈溪、镇海 、定海、象山、石浦等县。我们这里所说的宁波人和宁波帮就含盖以上各县。
宁波地区襟江面海，加上人多地少，自古就有泛海航贾、外出经商谋生的传统。但由 于清政府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宁波商人的经贸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它完全不同于广 州十三洋行的官商，这些行商可以代表政府，独享其成，垄断价格，谋取暴利。也不同 于扬帮、苏帮和徽帮，聚财致富后声色犬马，大肆挥霍，修祠堂、建华宅，捐官买爵， 过着寄生生活；更不同于山西票帮，专以拆借款给政府与官员为主要经营活动。宁波商 人的活动没有这些特权，他们的商业活动主要靠自己。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他们养成 了不依赖政府、全靠自己独行其是和开拓进取。进入近代后，海禁解除，公行取消，通 商口岸的开辟和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直到这时，宁波商人才真正有了放手经营自己商 业活动的机会，并使自己的商业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上海和宁波只有一苇之航。早在宋代，宁波人就开始到上海经商。清代中叶以后，来 沪经商的宁波人日渐增多，其商业活动涉及运输、丝茶贩运，钱庄、票号等诸多领域， 这些活动为日后宁波商帮在上海的大规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宁波帮得名于上海，而同时饮誉全国各大城市和西方世界。其形成时间，据日本学者 研究约在清末，具体时间大致在1904年上海总商会成立前后。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中 村哲夫在《移情阁遗闻——孙中山与吴锦堂》一书中说，1905年上海的宁波商人的金融 实力超过了同清政府关系密切的山西帮，从而确立了它在上海金融界的霸主地位。[4]( p.109)笔者同意这一看法，也认为宁波帮形成的大致时间在清末民初。
宁波帮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独张前军，自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凭着独特的经营理念，聪明的宁波人及时抓住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 国的这个“时会”，调整战略，适时地开展同外国的商贸往来。因而在中外经贸活动中 ，先他商(广东人除外)而捷足先登，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
历史上，宁波人充当买办的事并不特别迟于广东人。还在18世纪末，不少宁波人就曾 充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买办。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广东商人和买办随外商先后来到 上海。但宁波人也很快进入了外商洋行，并凭着对江浙地区物产、商情、民情风俗等比 广东人熟悉，很快赢得外商的信用，由宁波人充当的买办很快取代广东买办而遍布英、 美、法等各大洋行。据《定海县志》载：当时“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白度者，当以 邑人为首屈一指”，除一些有名的大买办如穆炳元、叶澄衷、朱佩珍等人外，“各洋行 及西人机关中之充任大写、小写、翻译、跑街亦实繁有徒”。[2](p.484)穆炳元不仅自 己会说英语，而且懂得商业的规则，自己充当买办，还广收宁波人做学徒，教会他们如 何同外国人做生意。众多宁波人充当买办，为宁波人同外商广泛建立经贸联系提供了方 便，也为宁波人拓展海外业务提供了条件。
其次，有凡近代中外重大的经济活动和晚清的洋务新政，宁波人无不参与。鸦片战争 后，西方各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广，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自己的近代 民族工业也开始起步。然而在这些经济活动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晋帮、扬帮、徽帮的参 与，看到的只是宁波人的大量活动。以上海为例，19世纪中叶以后，宁波人参与的经济 活动包括五金百货、机器制造、电信、航运、棉纱、纺织、布匹、金融、颜料、造船、 船舶修理、缫丝、火柴、肥皂，乃至城市公用事业和投资房地产等。宁波商帮经营这些 行业，不但在上海设立行号，而且在其他城市设立分号，不少人成为某一行业的巨头或 者是大股东。叶澄衷(成忠)为镇海人，通过在黄浦江上摇舢舨，接送外轮船员，几年后 渐通外语，积累了与外商做生意的经验，后开设顺记五金洋杂货店，专门经营船上食品 、船用五金杂货及火油、洋线、洋烛等，后来又专营美孚石油，其业务范围扩大到全国 10多个城市，由此发了一大笔财。朱佩珍(葆三)为定海人，早年来上海学徒，利用晚间 学习商业知识和英语，用平日的积蓄在外滩开办了慎裕五金号，兼营进口贸易，生意十 分兴旺。此外他还充任英商平和洋行的买办，投资诸多实业，成为上海工商界颇有影响 的宁波帮巨子。虞洽卿(和德)为慈溪人，少年时来上海在一家颜料行当学徒。他非常聪 明，很快当上了跑街。他自学英语，通过与商界的接触，了解和熟悉商业行情，不久成 为德商鲁麟洋行的买办，其后，他还担任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的买办，上海市总商 会负责人，成为清末民初上海宁波帮的领袖人物。类似叶澄衷、朱佩珍、虞洽卿式的通 过与外商开展商贸往来致富的宁波商人枚不胜举。这些人是宁波帮中的核心力量，对宁 波帮的存在和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从19世纪70年代起，开办了旨在以 “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新政。宁波商人利用他们与外商独特的关系、对外国商情比 较熟悉和手中积累巨额财富等有利因素，又及时抓住这一机遇，积极参与洋务新政活动 。有凡重要洋务企业如航运、电讯、保险、医院、纺织、机器制造、铁路、银行等部门 ，如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江南制造总局、仁济保险公司、仁济医院、中国铁 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煤铁公司等等企业，宁波人均拥有巨额的股份。不少 人还担任这些企业的董事或总董、协理等重要职务。此外，宁波商人还自己开办一些近 代的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属于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而他们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的一部分。
宁波商人在投身与参与洋务新政的过程中，通过商业资本加深了与封建政治的结合。 通过捐官买爵，改变了自己的商人身份，成为亦官亦商的商绅。如叶澄衷、朱佩珍、严 信厚等均捐有知县以上的官衔。当然，在洋务活动中，也有少数宁波人从政界转入实业 界，如慈溪的周金箴、鄞县的沈敦和等，他们成为亦官亦商的绅商。宁波商人身份的变 化，有利于他们的实业活动，在某种程序上抬高了宁波人在上海的地位。
再次，宁波帮之所以成为近代上海势力最大的商帮，还与其在上海金融界的霸主地位 分不开。如前所述在鸦片战争前，就有不少宁波人在上海开设钱庄，鸦片战后，来沪开 办钱庄的更多。宁波人在上海开办钱庄著名的有镇海方家、宁波秦家、慈溪董家和严信 厚(筱舫)，奉化朱志尧、周宗良等。宁波人开办的钱庄在上海虽有一定的规模，但在实 力方面还远逊当时山西人在上海开办的钱庄、票号。但随着中外贸易的日益扩大，许多 外国银行、洋行先后在上海开设分行和办事机构，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外国在上海 虽设立分行和办事机构，但在中国内地并无分行和办事机构，外商因对中国内地情形不 熟悉，在内地经销商品、收购原料还得依赖中国的钱庄、票号。即在上海，外商因对华 商不信任，不敢轻易贸易，所以不得不依靠上海的钱庄、票号，承认它们的庄票。外商 与宁波人往来密切，外商对宁波人开办的钱庄、票号非常信任，因而对它们的拆放贷款 也最多。许多宁波人因开钱庄而致富。致富后又去投资实业，扩大同外商的贸易，因而 在上海的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在上海金融界地位越来越突出，甲午战争后，宁波商帮 在上海钱业公所已占据重要的地位，除淦(笙郊)、谢纷辉等都是当时钱业界的领袖人物 。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在10名总董和大班中，宁波人就占了 5位，他们分别是：叶澄衷、严信厚、朱佩珍、陈猷、陈淦。1904年上海总商会成立， 宁波帮不仅推动了总商会的成立，而且在商会中领袖群伦，朱佩珍、虞洽卿等先后成为 商会的主要负责人。1905年中国通商银行从清政府那里获得1593万两铁路外债借款的存 款，次年更达到2230万两。该行先后将这些巨款大部分贷给上海的宁波人开设钱庄、票 号，“这个安全的资金源，使宁波帮最终确立了超过同清政府关系密切的山西帮的霸主 地位”。[4](p.108)由于当时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宁波帮与山西帮这一金融地位的 改变，直接影响了日后上海的社会变迁乃至晚清政局。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上 海率先响应，宣布独立，它的独立又推动了长江沿岸的江苏、安徽、江西和与之邻近的 浙江等省的独立。这一现象的出现，若追溯起来，均与宁波帮要求变革、反对封建君主 专制的政治倾向有关。“宁波帮的这个独特地位直接影响和决定了清朝日后的倾覆”。 [4](p.109)“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国民党内的浙江派实力者和蒋介石政权的建立与巩固 ，均与宁波帮有关。”[4](p.111)
此外，宁波帮的形成还与在上海的宁波人的素质相对较高有关。宁波帮中的有影响的 人物如叶澄衷、朱佩珍、严信厚、虞洽卿、吴锦堂等人大多家境贫寒，学徒出身，自学 成才，具有较强的事业心。他们的业务经营达到一定的规模后，都十分注重业务训练和 人才培养，以至在上海形成了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的宁波人才网络。在众多的同乡会和 会馆中，宁波同乡会四明公所最具凝聚力。在1898年反对法租界的扩张斗争中，宁波人 团结一致、遇事勇为，通过“民主化”的决策，集中了全体在沪宁波人的智慧，最终取 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此举不仅张扬了中国人的志气，而且也确立了宁波帮在国人心目 中的光辉形象，为宁波人赢得了荣誉。
宁波帮的经济活动并不限于上海和国内其他城市，他们的业务活动在东南亚、日本、 欧美等地也有很大的发展。在当地华人、华侨和所在国家地区政府及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下，宁波人创办了许多企业。在这方面，慈溪的吴锦堂最富代表性，他和虞洽卿可以说 是20世纪前期宁波帮的杰出人物。他早年从乡下来到上海当学徒，努力钻研业务，1885 年(明治十八年)开始前往日本经商，往来于长崎、大阪、神户之间。1890年设立“怡生 ”号贸易商会，投资纺织业和海上贸易及国内的汉冶萍公司，他虽身居海外，但一直忧 虑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维新改良，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4年他加入宁波帮，并 得到同乡人虞洽卿的大力支持。他的船只因在日俄战争中帮助日本政府输送军事物资， 战后获得巨额的补偿金，一跃而成为阪神地区的财阀之一。由于吴氏的牵线搭桥和大力 推动，宁波帮中的许多商家同日本三井财阀之间有业务联系。[4](p.60)
宁波帮的崛起和成功曾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 宁波作为长江三角洲上的商贸重镇又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走向世界进行努力，将在 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宁波帮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来说 仍不失其借鉴的启示。它告诉我们：一个商人、乃至一个商帮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站 得高，看得远，要具有世界眼光，要善于抓住商机。除了要有良好的商业道德和经营理 念外，还要关心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积极参与重大的社会活动，将个人乃至一个地 区的商业活动同国家的进步和社会变革紧紧连结在一起，它才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收稿日期：2004-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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