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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
贺力平
近几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币在中国跨境贸易结算中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外商对国内企业的出口支付可直接使用人民币，国内企业进口也可向外商直接支付人民币，国内贸易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开始向外商转移。同时，人民币境外流通和留存规模在逐渐升高，仅在香港一地人民币存款数额就高达数千亿元。香港、伦敦等地的金融机构也出现了人民币“离岸市场”，人民币在这些地方的流通量和交易额都在加快增长。而且，越来越多的外国官方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并将人民币资产作为其外汇储备的构成部分之一。这些外国官方机构，不仅有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有一些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货币当局与日益增多的外国官方机构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以往使用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相比，越来越多的新协议约定了人民币与协议对方国的货币相互交换和持有。
但是，人民币国际化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否就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呢?一项事业的初始成就显然不等于最终的成功。相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远大目标而言，人民币国际化仅仅算是迈出了步伐，在国际货币舞台上崭露头角，尚不能说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远大目标”呢?对此人们或许有不同看法。一个可行的做法是看看历史经验，看看其他货币的情形。
毫无疑问，不能简单地将货币的境外流通当做是这个货币国际化的成功。19世纪墨西哥鹰洋在亚洲广泛流通，20世纪80年代港币在中国大陆南方地区也十分活跃，这些都不是货币国际化的典型事例。一种货币有很繁荣的离岸交易市场也不能算是货币国际化的有效标志。20世纪90年代前期泰铢也有过发达的离岸市场，瑞士法郎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在欧洲的离岸金融市场十分活跃。这些也都不能看成是货币国际化的成功案例。
许多人倾向于这样的看法，货币国际化高度成功的范例历史上并不多见，或许就只有19世纪的英镑和20世纪的美元。那么，英镑在19世纪和美元在20世纪有什么特征呢?主要是两点：一是成为国际贸易的计价单位；二是成为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一国货币如何能够成为国际贸易的计价单位呢?这主要取决于该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大宗商品国际市场的交易制度。按货物进出口额计算，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远远不及当年英国或美国所占的比重。中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目前为10％，当年英国或美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均在20％以上。若中国贸易能在某些领域中开发出世界主导性的交易市场及其制度，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计价单位的作用才有可能出现。
一国货币如何能够成为各国主要储备货币?究其根本，主要取决于国际流动性的提供能力和流动性市场的开放度。各国持有储备的基本目的在于为本国对外支付提供流动性保障。当年的英镑和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各国储备货币的首选，原因在于它们能充当国际支付的“流动性保障”。
历史上，有若干货币也曾试图努力提升自身的国际货币地位，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局部性的成功。法郎、联邦德国马克和日元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许多欧美列强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英国首先推出了“特惠贸易制”，即在联合王国本土及其附属殖民地范围内(即“英联邦”区域内)推行贸易促进的特别措施，并辅之以“英镑区”的做法，试图从货币角度巩固贸易区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法国也推出了“法郎区”的做法，将法郎与许多法属殖民地的货币相挂钩，并企图以此来推进法国本土与殖民地的经济贸易关系。“法郎区”的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继续存在。一些法属殖民地在取得独立以后，仍然继续留在“法郎区”内。但是，法国经济在战后的复苏和增长逊于同在欧洲大陆的联邦德国，法郎并未成为那时已成为世界主导性国际货币美元的强有力竞争者。
向美元国际货币主导地位挑战的货币是联邦德国马克和日元。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联邦德国马克在世界各国储备货币总额中所占份额就超过了英镑，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储备货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可识别储备货币的统计，联邦德国马克在世界储备货币总额中所占份额在1989年占到了17.8％，达到高峰。当年美元的份额下降到其历史低点，在世界储备货币总额中所占份额为51.3％。这个时期也是联邦德国与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一起积极追求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即统一货币欧元的时期。十年之后，联邦德国马克与法郎等一些欧洲货币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欧元。
在亚洲，日本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巅峰。日本官方机构也在当时提出了“日元国际化”的意向，并在其对外贸易结算、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援助和合作等领域中大力推进日元使用。日元在世界各国可识别外汇储备总额中的比重自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后逐步上升，并在1991年达到最高点，占到了8.7％，成为仅次于美元和联邦德国马克的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
图1 联邦德国马克与日元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额中的比重(1976～2010年)
资料来源和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报附表和 COFER(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数据库；联邦德国马克数据为1976～1998年(1999年后马克为欧元取代)。各年度年报数据相互之间及与COFER数据之间略有差别(这主要是因为外汇储备的加总数据常常受到汇率因子及其调整的影响)。本文以下各图资料来源与本图相同，不再说明。
图1显示了联邦德国马克和日元在长达24年里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中所占比重的情形。两者都有一定的上下起伏，德国马克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快速上升，此后出现波动的走势，即围绕着15％的水平上下波动，最高时比重接近18％(1989年)。日元比重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持续上升，上升趋势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之后日元比重基本上表现为持续性的下降，到2007年，日元比重下降到2.9％。近年来，日元比重重新被英镑超过。
21世纪初以来，日本国内外许多人士都在谈论“日元国际化”的不成功及其经验教训，其中许多见解值得重视。但其中有一个问题似乎被忽略了，即日本自身的外汇储备行为与日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的相互关系。日本外汇储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快速增长并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并将此“称号”一直保持到21世纪初的几年中。既然一国外汇储备不包含本币，本国外汇储备的较快增长当然意味着世界范围内非本币外汇储备的相对减少，即本币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比重下降。考虑到这一点，笔者现在可以说，导致“日元国际化”不成功的因素有多种，其中，日本追求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行为是加速“日元国际化”不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类似的道理也可以运用到欧元上。图2体现了欧元诞生以来世界两大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在欧元诞生之初的1999年，欧元的比重达到17.9％。到2001年，欧元在各成员国零售市场上正式流通，欧元的比重升为19.2％。此后，欧元比重逐年有所上升，最高时在2009年达到27.6％。与此同时，美元比重在1999年～2001年期间基本不变，占71％左右，这大大超过了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此后不断下降，2007年达到其最低点61％，但仍然占到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近三分之二。
图2 美元和欧元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中的比重(1999～2011年)
看到图2，人们或许会问，欧元诞生带给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变动的作用难道就表现为后者在1999年之后十多年时间里有10个百分点的下降吗?为什么没有下降得更多?
回答这个问题又将笔者的思路带回到前面提到的有关国家外汇储备行为的事情上。欧元区作为一个集体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外汇储备显然不能包含欧元资产在内。当欧元区外汇储备增加时，这种增加不一定意味着欧洲中央银行决定购买新的外汇资产，而是由于新成员国的加入而带来了新的外汇资产，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美元作为储备资产而增多了。而在美元方面，美联储很少增加其外汇储备，从而也就很少促使欧元作为储备外汇而增加了。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种关系，笔者给出图3和图4。图3是1999～2011年美元和欧元在所有发达经济体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图4是1999～2011年美元和欧元在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图3两条曲线各自上下移动，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固定关系。图4两条曲线在1999～2003年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替代关系，即一条曲线的上升伴随另一条曲线的下降，反之亦然。
如果说欧元区与美国是发达经济体中两个“大块头”，它们之间的彼此储备货币持有在很大程度上就影响了图3中两条曲线的走势。这两大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很少甚至几乎不调整其储备货币的基本构成，从而使得美元比重和欧元比重两条曲线的走势一方面变动不大，另一方面也不表现出相互替代关系。
图3 美元和欧元在所有发达经济体外汇储备中的比重(1999～2011年)
图4 美元和欧元在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外汇储备中的比重(1999～2011年)
对美元或欧元来说，所有发展中经济体事实上就是“第三方”。各个发展中经济体基本上不持有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它们的外汇储备选择主要在美元与欧元之间进行，有时在很小的程度上也会涉及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如日元、英镑、瑞士法郎等)。这样，发展中经济体的外汇储备理论上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它们减持美元储备时，欧元储备就增加；当它们减持欧元储备时，美元储备就增加。因此，两者之间就出现了相互替代的关系，即此消彼长。
当然，这种关系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必然如此。在一些时候，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对所持有的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不进行调整或这种调整的规模很小，图4中两条曲线的走势就会基本不变。图4中两条曲线在2004～2011年的走势反映了这种情形。
上述分析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及其前景来说意味着什么?就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的前景而言，笔者给出三点推论：
第一，人民币势必将进入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外汇储备的可选币种。各国外汇储备的可选币种取决于各国对外贸易和对外金融关系发展的趋势和需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国，涉及人民币的国内金融交易和国际金融交易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国官方机构自然会逐渐形成并增加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归根到底，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结果。各国官方机构的政策调整只不过是对市场客观变化趋势做出的一个反应。
第二，从长远观点看，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的发展前景与中国自身的外汇储备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如前指出，当一种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选项时，其地位将取决于各国外汇储备的选择行为。近年来中国是外汇储备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也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外汇储备已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三分之一。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及其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外汇储备中各个币种的地位。但是，人民币不能成为中国外汇储备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越快，客观上就形成了对人民币以外其他国际储备货币越来越大的支持，进而也就在客观上牵制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上升。
这种“牵制效应”，在人民币刚刚进入国际储备货币市场时可能还不显著。但当人民币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中所占比重达到一定程度时，来自中国外汇储备行为的“牵制效应”就会开始凸显出来。设想未来年份中国外汇储备继续按照高于世界平均的速度递增，在这个背景下，外国持有人民币外汇储备若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额中的比重保持不下降甚至还要上升，这就需要外国对其储备货币构成进行调整。近年来许多国家已经减少了或相对减少了诸如日元、英镑等的外汇储备。这些国家如若进一步对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调整，势必就需要针对美元、欧元来进行。而美元和欧元正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因此，在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条件下难以指望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进一步上升。
第三，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的地位的上升，必然会提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和发展的新要求。前面已经提到，国际储备货币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国际社会提供流动性支持和保障，而这需要有一个高度发达和开放的国内金融市场。历史上英镑和美元都有过这样的基础。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制瓦解之后、在美元已经失去黄金所提供的支撑基础之后，之所以能够继续发挥着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主要归功于其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达和开放。
目前，世界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为9万亿～10万亿美元。其中若有3％到4％的比重(目前英镑和日元的情形)为人民币所占有，这就意味着有3500亿美元或2万亿左右人民币元的规模。外国官方机构持有这么多的人民币资产，势必会投放在中国国内证券市场上。如果人民币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额中的比重上升到10％左右，那将意味着有至少1万亿美元或6万多亿人民币元的人民币资产为外国官方机构所持有。很明显，如果国内金融市场没有相应的量和质的发展，就难以满足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向这种高级阶段前进的需要。
而且，还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第二点和第三点事实上有关联。从一个特定角度看，过去多年来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发展和不健全。若要庞大外汇储备停止增长和分流，客观上要求国内金融市场健康成长和不断提升开放度。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发展与外汇储备改革、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人民币实现可兑换、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等等都是紧密相关的，缺一不可。
人民币国际化的“3322”战略
石建勋
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中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和金融大国的重要战略，而且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自然发育过程，也是一个需要政府主导并精心规划不断推进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循序渐进、分步骤、分阶段的实施过程。笔者把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目标和实现路径总结为人民币国际化“3322”战略：
第一个“3”即人民币国际化的地域“三步走”战略：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具体步骤是：先人民币周边化，推进人民币在港澳台及越南、老挝、缅甸、尼泊尔、朝鲜、俄罗斯和蒙古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再区域化，不断提升人民币在东盟国家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地位，使之逐步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最后逐步使人民币实现国际化，使之成为世界性货币之一。即以我国为圆心，不断扩大人民币信任和使用半径。
首先，人民币周边化应立足于内地与港澳台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随着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及与台湾的《两岸经贸协议》的相继签订，内地同港澳台在经济上更加成为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整体，建立自由贸易区条件已初步具备。在市场统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它们的金融与货币合作，使人民币能够在四地范围内自由流通、成为港澳台地区货币的锚货币。其次，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借助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稳步推广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使人民币成为区域金融稳定的锚货币。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南亚经济区、中国与韩国和日本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国与中亚区域的上合组织国家等的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在当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中国参与上述每一个经济区合作都有其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地缘经济的基础。边境贸易、边境旅游等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民币已经实现了深度的自由兑换，并且有一定的自由流通的规模和数量。因此，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区域组织合作基础和地缘经济的便利化基础。最后，通过与国际金融机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国家集团以及国家间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下的货币与金融合作，逐步将人民币从局部区域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贸易、投资、储备等领域，逐步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之一。
第二个“3”即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职能“三步走”战略：贸易结算货币→金融交易和大宗商品计价货币→世界储备货币。具体步骤：创造和完善贸易结算条件，先使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和亚洲地区的贸易结算货币，逐步增加人民币在全球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步伐，使人民币逐步成为主要国际金融市场主要投资币种和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最后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争取利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职能；争取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2030年前完成人民币国际金融交易计价货币职能；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再用10年的时间，依靠市场选择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一。
首先，积极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规模，把互换的额度作为种子基金用于贸易融资，更有效地为人民币国际化服务。其次，完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环境，提高结算服务水平，进一步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再次，在金融资产和大宗商品计价手段上，要鼓励中资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以人民币作为职能货币；循序渐进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逐步扩大境外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的比例和规模；有序扩大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扩大国际开发机构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规模，支持有人民币长期资金需求的外资法人银行发行人民币债券，稳步推进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试点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最后，在储备货币职能上，要加大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力度，广泛推广以人民币认缴费用、股金和债权资金的方式，争取让人民币成为SDR的篮子货币。上述货币职能“三步走”中的各步骤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衔接、交叉进行的，不可作绝对化理解。另外，“逐步”意味着每一步都是一个错综复杂且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仅需要精心操作，而且更需要关注和防范这一进程中的各种风险。
第一个“2”即人民币国际化的境内与境外“双轨制”战略。人民币要实行国际化，最难实现的是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的完全兑换，但在短期内如果人民币匆忙实行可自由兑换，会对中国金融体系乃至整体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如果要等到国内金融监管体系和水平达到国际化的要求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需要很长时间。鉴于此，为抓住机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可以采取一种双轨制、有差异的推进步骤。双轨制的第一个轨，是在中国境内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资本账户下可兑换，同时提高中国金融体制监管水平和金融体系效率，为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创造条件；双轨制的第二个轨是在境外，主要是在香港和上海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由于境外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与国内是相互区隔的两个市场，可以采取较激进的战略，加大力度推进境外人民币市场建设，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第二个“2”即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金融中心建设，一个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个是香港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是快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目前在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为了让境外贸易对象国的政府和投资者愿意持有和使用人民币，需要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适合地点为香港和上海，两地需要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与合作，迅速建立和发展服务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离岸人民币远期汇率市场、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市场等，丰富人民币境外投资、融资、储备等各项职能，满足境外居民和机构多元化、多层次的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形成境内、外双轨制的人民币监管服务体系及有序、可控的良性循环机制。未来随着人民币离岸市场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将促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广泛使用。
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范围内，又有着与内地市场相区隔的、充分国际化的金融市场，有着与国际接轨的、完备的金融监管和服务法律体系，有着与内地紧密联系的经济与金融关系，对亚洲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十二五”规划纲要已将“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上升为国家战略，相信香港一定会不负众望，迅速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排头兵”和“试验田”。
同样作为国家战略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亟待选择突破口。由于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受限以及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同香港相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样，是一个漫长过程。但如果消极等待，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失去难得的发展机遇。纵观世界各主要货币与金融中心关系：像纽约是美元中心、伦敦是英镑中心、东京是日元中心一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只能是以本国货币——人民币为中心，只能是围绕着构建全球性的人民币市场中心展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只能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突破口。在目前条件下，上海应先建立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如果上海等到条件完全具备再着手构建全球性的人民币市场中心，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将可能弱化，甚至可能被边缘化。因此，上海应同时加快在岸和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硬、软环境建设，迅速形成与香港分工明确、合作有序、互为补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隔的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市场。这不仅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弥补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远离内地腹地和经济中心城市不足之处的需要。从国家层面的总体战略来看，上海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如同一个人的左手与右手，缺一不可，应该共同发展，携手并进。
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建设有两种方案供参考：其一是在现有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内设立离岸金融交易所，使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相分离，具体负责离岸业务的登记、交易、托管、清算等管理市场的职能，在离岸金融交易所之上是离岸金融交易监管委员会，其全面负责离岸金融交易所的长期规划发展等关键的战略问题。在离岸金融交易所的发展初期，实行严格的内外市场分离，但随着国内金融体制的逐步完善，也可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使内外两个市场有所联系。
其二是在资本项目尚未放开、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前，在上海浦东新区建立隔离型的离岸金融市场。这一市场不是像伦敦、香港那样的“内外混合型”，也不是像开曼、巴哈马那样单纯的“避税型”，而是像纽约、东京、新加坡那样的“内外分离型”。这一类型的离岸金融业务要严格划分两种账户，即离岸银行业账户和境内账户。离岸银行业账户上的交易限于这些银行与非居民之间的交易；它只能吸收定期存款，所吸收的存款只能用于中国境外(但可考虑规定一个较低的“渗漏”比例)。离岸金融业务一般具有批发性的特点，因此它的存款和贷款交易额应在一定的起点之上。离岸金融交易的货币限于外币，可不受中国外汇管理的约束；离岸金融业务的资金，可以自由进出；外币相互之间的汇率和境外金融业务的利率可由离岸金融市场自行决定。可以在目前离岸金融业务的试点基础上适当放松政策限制，包括：允许离岸业务与在岸业务之间有条件地相互担保；适当放宽离岸银行业务范围，增加离岸资金运作渠道，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允许试点银行利用全行资源办理离岸银行业务，即允许试点银行的分支机构参与离岸业务的营销、客户管理和贷款催收等辅助工作；进一步增加开展离岸业务的银行数量。
此外，参照国际惯例，给予离岸银行业务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建立离岸金融市场成功，将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前奏和组成部分。
人民币区域化的战略意义
黄梅波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毋庸置疑，作为经济活动中介的货币，是经济运转的核心要素。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越来越成为影响一国国际经济地位的重要方面，那些发挥国际货币职能的货币，将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更优越的融资条件，促进本国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进而有力支撑本国经济的长期发展。1948年底诞生的人民币在1978年前由于中国对外贸易处于初期阶段、再加上外汇管制，长期被限定在中国大陆范围之内。经过近30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之后，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但人民币作为国际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所占比重却是微乎其微。
“经济大国，货币金融小国”是对现阶段中国所处境地做出的一个基本判断。为争取获得与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相称的人民币国际地位，人民币国际化将是长期必须坚持的战略目标，而依托中国与区域内日益紧密经贸联系的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中短期目标，也是人民币国际化所处的现实可行阶段。明确人民币区域化的战略定位对于我国从政策层面制定好行动策略，对于抓好、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积极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币区域化最终达到的目标，对外主要体现在货币层面，即人民币成为区域内计价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对内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层面，即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中中国为适应货币区域化进行的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人民币区域化的战略意义不仅体现在货币金融含义中，更体现在实体经济含义中。而且，人民币区域化的战略意义不仅体现在国内层面，而且体现在区域和国际层面。笔者对人民币区域化战略意义的探讨，是基于国内、区域和国际3个层面并围绕人民币区域化的两层含义展开的。
一、国内层面：人民币区域化既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又能倒逼国内金融体制改革
(一)基本收益：货币职能扩大，企业竞争力提升
1.计价手段。人民币成为东亚区域内重要的计价货币，可以降低我国企业货币错配的风险，也有利于企业取得更多的定价权。首先，当人民币成为区域内重要的计价货币时，企业相关的资产、负债和收支因为没有货币错配，回避了汇率风险。基于长远考虑，要想克服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还需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为一旦人民币汇率产生较大的波动，将影响对方企业对人民币的使用，反过来影响中国企业的出口，中国企业规避的汇率风险只是转嫁到东亚区域，并最终折回来影响中国企业。其次，伴随着人民币成为区域内计价货币，中国企业也将在对外贸易中掌握更多的产品国际定价权。过去，中国企业的国际定价能力很弱，企业产品的出口价格大部分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而人民币成为区域贸易中的重要计价货币则意味着中国企业具有资金优势，也意味着中国制造的产品更具吸引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国企业的定价能力。当然，定价权的取得还需要不断优化中国产品的质量、提高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以及其他增强本国产品的不可替代性的措施，这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
2.结算手段。这里的结算手段是指国际贸易、投资和资金调拨等经济活动的货币收付行为。当人民币在区域中发挥着重要的国际结算手段时，一方面将增加我国企业的支付手段，原本中国与东亚区域的大部分贸易和投资只能使用美元进行结算，在人民币成为区域内的重要结算货币后，则可以更多地选用本国货币进行结算，便利我国企业的贸易并分散其融资渠道的风险，其他与人民币结算相关的配套设施(如银行运作、外汇管理等)也将得到不断的完善。
3.储备手段。在信用货币时代，纸币本身并不是有价值的商品，但拥有法定货币发行权的政府只需以极低的成本生产纸币便可换得本国经济体的实际经济资源，这就产生了货币的铸币税收益。当货币发行的对象扩大到国外经济体时，以似乎零成本的纸币换得国外居民的实际资源，这就产生了货币的国际铸币税收益。当人民币成为区域内的储备货币时，国际铸币税收益将越来越明显。陈雨露等(2005)研究发现，如果2010年人民币在缅甸、越南、泰国、蒙古、俄罗斯、尼泊尔、巴基斯坦、朝鲜等17个国家实现国际化，那么到2020年我国可以获得的直接国际铸币税收益为7132亿美元。可观的国际铸币税收益自然在分析人民币区域化战略利益时则不容小觑。更为重要的是，当人民币成为区域内的官方储备货币时，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将得到不断提升也是自不待言的。
(二)附加收益：倒逼国内金融体制改革
从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尽管中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也出现了不少世界500强的大银行，但能与西方作为国际金融中介的银行相媲美的金融机构却几乎为零，这也折射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其次，金融体制存在扭曲性。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重点发展重工业时期，为解决外汇不足的问题，高估了人民币汇率。再者，为防止中国脆弱的金融体制受到外部冲击，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管制也较严。但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跻身市场经济大潮进程的不断推进，经历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后，中国经济迈向深入市场化的困难转轨时期，目前的金融体制无法满足经济转轨时期的需求。
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中，对增加汇率弹性、放松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管制以及金融市场化的广度和深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并形成满足中国经济转轨的倒逼机制，推动中国金融市场逐步向市场化和高效的方向推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币成为东亚区域内关键的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后，因办理更多的各种人民币结算业务、中间业务收入、债券交易等业务，我国金融机构的收益将不断增加。再加上人民币成为区域内具有吸引力的关键货币，也意味着区域内各经济体对本币是充满信心的。中国周边和东亚区域对人民币价值稳定的信心，将促成一股人民币的稳定需求，中国与东亚区域间的资本流动也将更加稳定，这就提高了我国金融机构缓冲外部冲击的能力，为倒逼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化和深化改革创造了稳定而有利的外部环境。
(三)深远利益：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更清晰了，立足于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的均衡型增长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必然选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而如上所提及的人民币区域化基本收益和附加收益都蕴含着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深远利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民币成为区域内计价货币的进程中，对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产品结构升级、产品差异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求是一致的。二是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倒逼了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随着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延伸，金融体系所服务的经济体的运行效率也将不断提高，这正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三是当人民币成为区域内重要的储备货币时，在官方和私人部门则发挥着重要的储藏手段，我国就可以相应地减少美元外汇储备而持有更多的人民币，此时一部分的消费空间将被释放出来。这不但有利于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消费，而且有利于我国经济向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的均衡型增长方式转变。
二、区域层面：人民币区域化有利于深化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通过巩固、加强与东亚区域的经贸联系，并借助于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提高人民币在该区域的影响力，最终使人民币成为区域内的关键货币，这是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重要途径。正是这一重要途径促进了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具体而言：
第一，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中，当人民币汇率变得越来越有弹性且中国与东亚区域的经贸联系变得日益紧密时，加强东亚区域在贸易和金融事务方面的合作就显得越来越迫切。有学者研究发现，在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对其他东亚经济体货币汇率的影响变大了。更何况当人民币越来越多地被东亚经济体接受为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时，人民币与这些国家货币汇率间的联系就会更为紧密。据此，不难推知，随着人民币区域化的继续深入，将有利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
第二，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离不开区域货币合作，而区域货币合作的各种方式如区域债券市场、货币互换以及区域外汇储备库等，则为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实实在在的区域货币合作平台。区域债券的发展在增强流动性的前提下为该区域提供了投资和融资的便利。货币互换以及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建立作为危机救助手段弥补了IMF在这方面的欠缺，也弱化了美元因素在东亚区域的影响。东亚在吸取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后，期望能有一种新的力量打破原有的格局、弱化美元因素。因此，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中中国政府应积极主动地推进区域货币合作，并在强化和巩固区域货币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深化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三、国际层面：人民币区域化有利于缓解全球经济不平衡，推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
虽说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无体系的时代，但其实质还是美元体制。当然，美元体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对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进入70年代后，美元体制的缺陷不断暴露，主要体现在由国际收支调节缺失引起的全球经济失衡以及由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不利影响。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则有利于缓解全球经济不平衡并推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
第一，人民币区域化有利于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当前作为一国主权货币的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通过国际收支逆差向世界输送美元，由此导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得不到有效调节。同时由于美元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标价货币，美国进口时使用美元购买以美元标价的商品，此时汇率调节对美国进口的影响不大。换言之，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时，美元贬值对美国进口需求的影响也不大。人民币实现区域化和国际化，将改变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促成一个反映世界经济力量的多元化的货币结构，使国际调节机制缺失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将得到不断改善。
第二，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有利于推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2008年金融危机集中体现了由单一主权信用货币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缺陷，其一，储备货币发行国基于本国宏观经济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容易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为应对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造成的冲击，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开启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低的基准利率周期，而且时间跨度较长(2001～2004年)，最终风险不断累积，酿成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二，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美元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美国一方面维持着低利率政策，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始终保持着极低的联邦基金利率，其中2011年年底出现了0.04％的历史新低。另一方面实行4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美元在全球泛滥，全球进入了货币超发的时代。不难发现，在现有的美元体制下，东亚区域深受其害，珍贵的实物资源和资产都在无形中被侵蚀了。因为对于东亚区域整体而言，美国是其最大的消费品市场，美元是其最重要的外汇储备。如果人民币成为东亚区域的重要储备货币，就是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在该地区的践行，也意味着中国要在该区域承担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作为美国最重要贸易逆差来源的东亚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实现多元化后，受美国错误宏观政策的负面影响将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美元滥发的约束。总之，人民币区域化推进了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美元体制的缺陷，从实质意义上推进了由单一主权国家主导的储备货币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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