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青春[1]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长期争执、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正确的原则性回答,但这个正确原则在极左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论争仍在继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方针,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在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方面总的说来还是破的多立的少。20世纪末期至今,从执政党到学术界和民间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深刻,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共识。可以说,能否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党的理论创新的关系,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进行,又关系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前途命运。但直到今天,在如何继承和弘扬的问题上还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继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号召之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并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召,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党的理论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在新的实践中如何更好地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有益的探讨。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进一步阐明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动态的视角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对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机制与特色等进行探讨和总结；提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和主张。全文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导论部分对研究对象、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可能的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说明,对学术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述评。正文分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历史必然性。其一,这是文化发展规律的要求。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任何时期任何文化形态的发展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规律要求社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民族性规律表明保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民族性是中国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条件；文化的发展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抛弃传统,又不能抱残守缺；文化在交往中发展的规律表明,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吸纳一切文明成果,是继承文化传统、发扬光大本土文化的必要条件；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先进性规律表明文化的发展在于文化的不断创新。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一脉相承是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发展的精神根基；思想自由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化开放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自觉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这就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承续中国文化之脉,发扬光大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二,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以传统文化为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而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在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怎样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目前的重要历史使命。其三,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失去了民族传统,就失去了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因此,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必须承续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华文化。其四,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文化基础的内在根据。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上的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提供了重要借鉴。第二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及取得的主要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怎样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怎样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文化大革命”后的十余年问,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论争又出现了一个高潮。面对新的全盘西化论、文化保守主义等,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在坚决肃清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影响的基础上,继承传统文化的永恒性价值,并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和创新。这一时期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人本思想、改革开放理论、“小康社会”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一贯正确原则的基础上,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提高到关系民族振兴和存亡的高度上来进行继承和弘扬。这一时期,古老的“和而不同”思想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以古为鉴,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对传统变易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新解读,提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借鉴传统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并加以综合创新,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出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培育新时期民族精神等。新的世纪,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综观国内外大势,更加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发出了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号召,提出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等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在理论创新上的主要成果是：在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求真务实”观念；在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理念；在传统天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传统“和合”思想基础上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过程。连续性表现为一贯性、稳定性和原则性,阶段性表现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又较之前一个阶段更加理性、更加自觉、更加完善,并以新的成果不断拓展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广度和深度。第三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色及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中华文化的新形态,都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来不断创新和发展自身,二者一脉相承,因此具有许多共性。但也各具特性,后者不仅表现出领导人的智慧个性的不同,更有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由此决定的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的不同,同时在理论品格、实践品格等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更加表现出指导思想一元性与文化发展多样化的统一、时代性与继承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统一等特征。不仅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进行创新和发展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确立了基本原则和框架,开始了制度化建设,并开始酝酿文化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但在认识的深度和涉及的广度上还较欠缺,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较大的社会影响；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大力倡导继承和发展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除身体力行外,还注重加强制度化建设,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大大激发了大众的热情和力量；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意识,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全面利用传统文化基础以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文化生产力得到大大解放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文化发展观日臻完善,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全面和科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利用日益广泛和深入,更加注重依靠集体和群众的智慧进行文化创新。第四章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与机制。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途径包括：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契合之处为二者的相互结合提供了桥梁和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质上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民族化,也就是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切实做到“四个分清”,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二是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认识“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新的历史体条件下创新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上,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而科学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注意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时代化和大众化,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相互融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过程。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机制包括：一是政坛与论坛的互动机制,即党的理论创新不仅依靠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更要寻求专家智库的智慧支持,大量吸收和参考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注重理论创新的科学性。二是群众参与机制。以人民群众为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力量,引导群众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智慧源泉。三是国内国际文化交流机制,这是新时期党的文化交流价值观的体现。无论是本民族文化内部各种文化之间,还是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后者),在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都是保持文化发展活力、解决文化交流与融通中的矛盾和分歧的正确原则。第五章在客观分析当前面临的国内外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与主张。面临的国内机遇主要有：一,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高度文化自觉为党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内在动力；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三,新时期政治发展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环境支持。面临的国际机遇主要有：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二,文化全球化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在同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融通中,互通有无,相互借鉴,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三,全球性危机引发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呼唤。这对于我们冲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树立“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发展理念、推动建立世界文化新秩序提供了历史契机,也有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强的观念,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面临的国内挑战主要有：社会变革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教育的弱化以及传统文化创新不足等。面临的国际挑战主要有：西方文化霸权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文化全球化使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出现危机,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不良文化观造成中国文化危机等。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与主张主要有：一,以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为前提。传统文化观不仅涉及对传统文化自身的认识,还涉及对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发展、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华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等关系的认识。因此,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自身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重要思想前提；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立足点。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而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满足当代社会实践的需要,实现自身的价值；三,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政治环境为保障；四,以文化创新为核心。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必须实现文化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解读,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特长、铸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和方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五,以加强执政党建设为关键。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能否充分利用、科学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键也在党。中国共产党能否自觉担负起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能否充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党的建设事关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六,以提升国民文化素质为根本。人的因素是根本因素。人的素质以文化素质为根本,而文化素质就是国家素质。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最佳突破口在于全民阅读。应将全民阅读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以提升民族文化素质,从根本上解决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主体的问题。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简要总结,并说明了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罗强强[2]2007年在《试论邓小平的“和谐社会”理论》文中指出邓小平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就是小康社会。他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直接动力,科学技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动力。邓小平从国情出发,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发展与持续发展相协调的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
董延延[3]2006年在《试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平观》文中提出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是人类追求的目标。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平，进行了缜密地分析论证，形成了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的社会主义公平思想体系。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平观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思想和毛泽东的公平思想、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公平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的历史阶段，公平有不同的内涵。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平中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出现了一些认识的偏差。这些都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历史依据。 邓小平在担任国家领导人的重任后，面临的现实是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状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平，我们只能基于我国的经济现状，制定合理的目标，采取符合国情的发展措施。邓小平的公平思想充分体现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公平的实现在我国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平观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以实践为基础，形成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指导下我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和成绩，现阶段我国在社会公平方面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处理社会公平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特点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平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一部分论述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平观形成。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平观形成的理论基础、历史依据、现实依据。 第二部分论述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基本内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基本理论观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特点、价值和意义。 第三部分论述了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平观。我们要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平观为理论指导，正确认识我国在社会公平方面的成就以及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丰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平观。
欧健[4]2010年在《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观比较研究》文中提出社会主义观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它是一个包括方法原则、价值目标和实现途径这三个层次为一体的认识体系。从这三个层面看,毛泽东邓小平在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和价值目标上都坚持唯物史观,体现出基本一致性。他们都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认识社会主义。此外,相同的文化基础和共同的政治取向也使得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基本一致。但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他们在具体方法运用和目标追求上又有所不同。毛泽东处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战争初胜、经济发展,新型科技革命尚未规模性运用的历史时期,而邓小平处在国内经济发展受挫、继之国际共运发生重大变革,资本主义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并借助科技革命迅速发展时期。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思路上,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越资本主义,邓小平考虑的是如何提升社会主义生产力追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上,毛泽东侧重的是平等,邓小平侧重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逐步富裕。在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上,毛泽东致力于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选择了精神激励为主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动力问题,主张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实现“抓革命、促生产”；邓小平致力于克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选择了物质激励为主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动力问题,主张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经济手段,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上述比较的当代启示是：由于理想社会需要经历长期奋斗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在其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需要依据时代条件的不同,对社会主义战略和策略作出客观判断；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需处理好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当下,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客观的时代条件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生产力领域发生了重大向好的变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进程酿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这要求通过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解释新的事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做出前瞻判断。
赵金亮[5]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发展是人类历史演进的永恒主题,也是各民族和社会始终追求的目标。民族发展依托于一定的时代和空间环境,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民族的科学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发展决定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的稳定。综观世界各国,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是我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人口众多,地域广阔,边境线长,自然资源丰富,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和政府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时期,始终如一地从振兴中华民族的战略高度,从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不断推动实践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处理民族发展问题的成功道路。在这90多年民族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其发展内容、发展目标、发展的价值标准、发展原则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侧重。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探索。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发展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确立的思想基础和理论起点。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侧重于民族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改造,把民族社会制度改造的完成作为民族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价值评价标准,引导中华各民族推翻了剥削压迫制度,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使各民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自由解放,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创立与形成阶段,它主要回答和指导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加速推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赶上先进民族的社会发展步划,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问题。邓小平首次把生产力标准引入民族工作,把民族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作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客观标准,把发展问题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主题,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其主旨在于进一步加快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为我们观察、思考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提供了一个实践基础和理论框架。江泽民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这主要体现在指导发展角度的根本转变上,它在实践中继承、发展了邓小平“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提出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步骤,坚持在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实践中,有重点、分步骤、有计划地先沿海后内陆的社会主义共富观,实施西部大开发,推进民族发展进程。江泽民的民族发展理论蕴含在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当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发展阶段。时代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深刻把握前几任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发展问题的基本理论,全面总结我党几十年来民族工作的成就和经验,大胆突破,勇于创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主题,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强调走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胡锦涛民族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深化与成熟阶段。论文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起点与基础一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的分析为契入点,通过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建设的不同时期的民族发展理论创新的内容做详尽叙述,探寻他们民族发展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创新的路径及其及重要特征。这种研究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历程、规律、特点、方向、内容,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从而更科学、更协调、更全面地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共六章。第一部分即是第一章,也是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论文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和重点内容,包括四个章节的内容,分别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民族发展理论,具体阐述以上相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重要内容、基本特征,说明这些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它们各自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为整体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作出贡献,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体系。第三部分为结论,也是最后一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创新发展作出展望,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及其目标选择。
林志芳[6]2010年在《试论邓小平的社会建设思想及启示》文中研究表明邓小平社会建设思想的研究分析对现今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思想启示作用,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重新回顾、深入探求邓小平的社会建设思想,不但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社会存在的一些不公正问题有益,而且对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长远建设,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福凯[7]1999年在《试论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社会有机体中发展是一个总体性范畴,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于一体。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集中反映在民族精神的升华上
黄远伟[8]2006年在《试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表明共同富裕一直是人们的不懈追求，同时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正是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基础上，完整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历史地位、内容、条件、实现途径等，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今天，当我们面对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时，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利器。依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我们取得了很大发展；解决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仍然需要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通过重温和发掘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以寻求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良策，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了邓小平在前人基础上丰富发展了共同富裕思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它的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内容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制度保障是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部分论述了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部分以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为指导，分析了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成因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
刘军[9]2006年在《邓小平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后半叶，发展理论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开始成为中国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不少的发展问题。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既是一个具有深邃内涵和丰厚外延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和时代意义的实践问题。发展实践的拓展，需要发展理论为先导，而发展理论的构建和运用，又要求发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则进一步强调：我们“要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因此，本文以邓小平发展理论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分析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观，其着眼点不仅在于论证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观是什么，而且在于论证这一发展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来源以及历史与时代来源，在于说明邓小平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之间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以及进一步说明邓小平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是如何影响当代中国的发展的，它们在发展中的理论地位、发挥作用的机制以及与社会相适应的实践模式。这一过程表明当代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正在走一条独特的，既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又不同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家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道路。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探讨： 第一部分论述了邓小平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厚理论基础。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以一位政治家、战略家的宏伟气魄和敏锐洞察力，审时度势，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对时代发展主题和特征作出了正确判断，对世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总结，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出了有关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对于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评价发展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邓小平发展理论作为20世纪下半叶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学说，不仅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彰显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二部分论述了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新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主要缘由之一是因为它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前提、坚实的国情基础和宽广的全球视野；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一任任党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和关心发展问题。他们从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和中国实际出发，深入研究和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怎
赵志伟[10]2011年在《邓小平公平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中指出邓小平公平思想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之间有着重要的理论继承关系。邓小平的公平思想既是邓小平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公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公平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公平思想的基础上成熟完善起来的。邓小平公平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过程。邓小平公平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是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公平思想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不仅具有理论导向意义。在实践上,也为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实现社会公平指出了切实可行的实现途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发展到一个关键战略时期而提出来的,和谐社会和共同富裕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组成部分之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深刻内涵可以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邓小平公平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邓小平的公平思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丰富来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公平思想。总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既是继承又是创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最新发展,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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