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对中央苏区文艺运动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文艺论文,贡献论文,中央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4)05-0671-03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为中央苏区后期文艺工作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同志，以 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在探索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方 向、方针问题上，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和尝试。尽管他领导中央苏区文艺工作的时间不足 一年，但其留下的文艺理论仍是厚实丰硕的，是切合时代要求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 贵的精神财富，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今天看来，它也仍然是值得 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思考和践行的。
一
1931年11月，瞿秋白被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的宣传部长，而这时他正在白区领导着“左联”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直到两年 后的1934年2月，他才来到瑞金，正式就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兼 艺术局局长。他以敏锐的艺术眼光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素养，以及在领导“左 联”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和创作实践经验，将苏区的文化建设事业逐 步纳入规范轨道，使苏区文艺宣传工作出现了开创性的新局面。瞿秋白对中央苏区文艺 运动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加强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健全了苏区文化建设的规章制度。瞿秋白上任的 第二个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部制订了《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重订了《俱乐部 纲要》，批准了久议未决的《工农剧社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等法规，以从组 织上、制度上确保苏区文艺工作沿着正确、健康、有序的道路发展。1934年5月，苏区 教育部出版了《苏维埃文化》月刊，苏区的文艺作品自此有了专门发表的阵地(原来是 不定期刊登在《红色中华》上)。在创刊号上，瞿秋白写了《文化战线的红五月》一文 ，热情讴歌了苏区文艺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坚信苏区的文艺工作同样 是战胜敌人的长矛、梭镖和刀枪!
其次是创办戏剧学校，培养文艺骨干；组建戏剧团体，锻炼文艺人才；让文艺服务于 生活，让艺术在生活中提高。随着苏区文艺活动的逐渐推广，苏区所需的文艺人才也大 为增加，据此，瞿秋白在上任后不久，即以工农剧社的附属学校为基础，主持创办了中 央苏区的第一所完全意义上的戏剧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戏校的名称也是根据瞿秋 白的提议而命名的，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办 学方向。”[1]
在一穷二白的红土地上创办戏剧学校，其困难可想而知，瞿秋白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克 服场地、教材、教员等的困难，在戏校开设了红军班和地方班，共计为军地培养了千余 名戏剧人才，组建了六十多个剧团。在讨论学校教学方针计划时，瞿秋白还强调附设剧 团，把它既作为服务战争、服务民众的宣传阵地，亦作为学员学习实践的舞台和窗口， 蓝衫剧团因此成立。
第三是坚持走大众化的文艺宣传路线。瞿秋白很早就确立了大众文艺宣传思想。早年 ，他以记者身份访问苏俄，深受苏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高尔基的“工农大众文艺”思想 的影响，因此奠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宣传观；在参加上海“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领导“左联”时期，“秋白就提出了‘左联’也应该到学生、工人群众中去，用群众能 够听懂的形式，来进行团结抗日宣传。接着，他就用宋阳的笔名，在同年(1932年)6月 创刊的《文学月报》上发表了题为《论文学的大众化》的文章。”[3](P221)他自己还 率先示范，尝试大众化的文艺创作。九·一八事变后，他以史铁儿的笔名于1931年9月2 8日在《文学导报》第五期上发表了《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及抗日歌谣《 东洋人出兵》；“一·二八”上海抗战期间，“他除撰写政论之外，还鼓其余勇，运用 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谱写了以歌颂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杀敌等为内容的《抗日五更 调》多首。这些民歌由于富有爱国激情和音调铿锵，便于大众歌唱，赢得广泛的欢迎。 ”[4]
来到中央苏区之后，瞿秋白更加重视大众文艺的创作和宣传，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环 境和他本人所担当的工作职责也使他有条件实践他的文艺宣传观点。为此，他提出了“ 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要采取多种形式为工农兵服务”[5](P48)的文艺方针，他反复 强调戏剧宣传表述方式的重要，认为“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要用 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必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欢喜 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讲话。”[1]当 时，蓝衫剧团创作、演出了《无论如何要胜利》一剧，该剧讲述了一个不满十岁的小男 孩和他双目失明的姐姐坚守红军秘密的故事，内容十分感人，但其语言略显生硬、抽象 ，为此瞿秋白还提出了批评意见。
他还经常鼓励大家搜集民歌，以其曲调重新填词创作，中央苏区的民歌创作和演出因 此空前繁荣。在庆祝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瑞金云集区俱乐部的同志运用江西民 歌《竹片歌》、《砍柴歌》、《十骂反革命歌》的曲调，填上新词，在晚会上进行表演 ，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瞿秋白高兴地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好听 ，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1]刘秀章是兴国民歌 能手，她一上台即有一句悠深绵长的“哎呀来”，因而赢得了一个“哎呀来”的美誉， 瞿秋白曾在多种场合听过、赞扬过她的民歌。
第四是制定剧本审查和预演制度，提高戏剧的演出质量。在瞿秋白到达中央苏区之前 和之后的一段时期之内，由于时间仓促，有些属临时创作，加之文艺人才匮乏和文艺思 想认识水准等方面的原因，苏区创编、演出的剧本，不免质量参差不齐，有时甚至有不 健康、不正确的宣传内容。针对这种情况，瞿秋白亲自拟定了剧本审查和预演制度，规 定每个剧本、舞剧，先交由戏剧委员会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他最后审查，再通 过预演，以观效果。他曾总结道：“剧本的成功，必须经过‘写’和‘预演’两步程序 。演一次改一次，才能有好的剧本产生。”[5](P48)事实证明，经过审查和预演之后， 中央苏区的剧本质量大为提高，一些较为粗糙的剧本无论在语言表达、主题内容还是在 对白设计、情节布局上都得到了较大的改进，演出反响很好。
第五是向敌占区宣传苏区的文化建设成就，以文艺宣传为武器，坚持中央苏区的最后 对敌斗争。为向敌占区人民宣传苏区的文化建设成就，瞿秋白亲自选校、编辑了中央苏 区唯一的剧本集——《号炮集》，油印三百多份，发到全区。这本剧本集包括《牺牲》 、《不要脸》、《李保莲》、《非人生话》、《游击》等五个剧本，瞿秋白亲自写了序 言，他还准备设法由交通带到上海，后因故未果。
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留下来继续坚持敌后斗争。文艺是他最擅长的对敌武器，他将 蓝衫剧团分成三个小剧团，分头行动：以石联星带领火星剧团，以施月娥带领红旗剧团 ，以赵品三带领战号剧团，各自在一定区域内，一手拿梭镖、大刀，一手携道具、服装 ，与敌周旋。时值敌人搜剿之际，演员的演出条件、生活保障甚至生命安全都处于极度 艰苦，极其危险之中，即便如此，在瞿秋白等同志的领导之下，火星、红旗、战号三个 剧团仍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举行了两次会演，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有力地配 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文艺以其特有的精神魅力再一次显现了它的战斗力量。
二
在领导中央苏区文艺工作的不长时间里，瞿秋白以其对文艺，尤其是对大众文艺的深 刻理解，较好地解决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的方向及创作源泉等问题，对毛 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文艺的服务对象即为什么人的问题向来是判别文化的阶级属性的重要标准，所以毛泽 东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6]瞿秋白任职中央工 农民主政府教育部部长兼艺术局局长后，始终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把文 艺看作是组织工农、武装工农的有力武器。他曾语重心长地对石联星说：“对工农，要 热心耐心。”[7]正因为他对工农大众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所以他要求文艺工作 者在创作剧本时内容要贴近工农兵生活，道工农之疾苦，言工农之心声，要反映当时反 “围剿”斗争的主题，真正做到文艺“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6]
在文艺宣传的方向问题上，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倡导并身体力行于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创作原则。就民族性而言，李伯钊等人创编的活报剧，苏联东欧、美 洲及非洲，甚至是日本等地的歌曲、舞蹈、戏剧等在苏区的改造利用都得到了瞿秋白的 大力支持和赞赏，但他更着力强调运用民歌、山歌、地方戏曲等旧形式来歌唱新生活， 他自己还躬身践行于这方面的创作；就科学性而言，为保证演出质量，瞿秋白亲自制定 了剧本审查和预演制度，这种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好 好学习；就大众化而言，瞿秋白要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增强文艺宣传的感染力、 号召力、战斗力，他还力主人物语言的大众化、口语化，反对生硬、僵化的口号式句子 ，以使群众听得懂，愿意听，喜欢听。
在作品创作源泉的问题上，瞿秋白坚持认为生活是创作源泉之所在。他很重视文艺工 作者向工农兵学习，向生活学习，从群众中、从实际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力量，从民歌小 调、地方戏剧中获得创作的灵感。蓝衫剧团的创办及其不断的巡回演出，很好地实践了 他的这种创作观点。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瞿秋白的这些文艺思想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向及文艺方针、创作原则是相 吻合的，他的这些文艺思想代表着当时的先进文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实践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
收稿日期：2004-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