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与春”--论宋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_小说论文

“花与春”--论宋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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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认为,宋代市民阶层及其审美情趣的产生,促进了话本文学载体的出现。宋话本描写与表现爱情方面有着个性特点:首先,女性形象,不论是人、是仙、是鬼、是妖,都具“佳人胆”,即大胆同封建婚姻伦理抗争,要求婚姻自由;其次,她们对爱情有着热烈而真诚的追求,对负心人也敢于惩罚。

[关键词] 宋代话本 市民阶层 “佳人胆” 爱情追求

宋末元初人罗烨在其所著的《醉翁谈录》卷一《小说引子》中曾赋诗云:“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所谓“春浓花艳”,即指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佳人胆”,则指这些表现爱情婚姻的作品,旨在歌颂青年女子大胆地冲破封建婚姻礼制的羁绊,热烈地追求自由、美好的爱情婚姻的勇气和精神。在该书的《小说开辟》条中,他又指出当时说话人所说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说重门不掩的相思,谈闺阁难藏的密恨”。所谓“重门不掩”、“闺阁难藏”,即指说话人所要突出、渲染的就是青年女子主动公开地、大胆热烈地追求情爱自由的胆识和勇气。

罗烨的话表明,宋人说话的一个主要思想倾向和审美旨趣即在于赞美佳人之“胆”。现存的几十篇宋代话本,确实如此。象《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志诚张主管》、《风月瑞仙亭》、《董永遇仙传》、《王魁》、《杨思温燕山遇故人》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即将青年女子大胆而热烈追求爱情的行动作为艺术构思和表现的中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坚定、勇敢、豪爽、大胆、热爱自由,甚至有些强悍泼辣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在宋以前的诗文小说中还很少出现过,她们不仅具有新颖、独特的个性风彩,而且还展露出一种富有时代特色的新的思想因素和审美情趣。因此,她们的出现,在中国小说史上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下面试作具体分析。

话本中的女子主要生活于经济繁荣的汴京(或临安),或为商人富户之女,如《风月瑞仙亭》中“及笄未聘”的卓文君、《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或为手工艺人之女,如《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或为王府的侍妾,如《志诚张主管》中的小夫人;或为身世卑微的妓女,如《王魁》中的敫桂英、《苏长公章台柳传》中的章台柳。此外,还有一些身为异类的女子,如《蓝桥记》中的云英、《董永遇仙传》中的七仙女,是女仙;《西山—窟鬼》中的李乐娘、《杨思温燕山遇故人》中的郑意娘,是女鬼;《西湖三塔记》中的白衣娘子、《洛阳三怪记》中的王蕊娘娘、《崔衙内白鹞招妖》中的乾红衫女儿、《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中的日霞仙子,是女妖等。

这些女子不管是人是仙是鬼是妖,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性格特点:“佳人胆”,即热烈而大胆地追求爱情和婚姻身由。如璩秀秀出生于下层裱背匠人之家,从小过着比较自由的生活,很少受封建女德的影响。她聪明灵秀,学得一手绝妙的绣作,因被咸安郡王看中她绣的一条裹肚,便被卖到王府去做刺绣养娘,从而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她并不肯向命运低头,为了争得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为了摆脱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锁链,她同封建礼教进行了大胆的无畏的斗争。这种斗争集中体现在她趁王府失火之际胁迫崔宁私奔这件事上。当时,她提着一帕子珍珠富贵,找到崔宁,主动向他倾吐了内心炽热的爱情。

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好对夫妻!’你怎地倒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叫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当夜做了夫妻。秀秀对爱情的追求是多么的大胆、热烈、泼辣、坦率!没有丝毫矜持忸怩之态。更可钦佩的是,她虽然后来被郡王府派人捉回,活活打死,但其鬼魂仍然追随着崔宁同到建康府,与他做人鬼夫妻。当人鬼夫妻也被郡王拆散时,她干脆将崔宁扯到封建统治者的魔爪无法伸到的鬼域里去做鬼夫妻。这种人与人、人与鬼、鬼与鬼的悲欢离合,强有力地表现了秀秀为了争取爱情婚姻幸福,获得人身自由,顽强不屈地进行抗挣的勇气和决心。

与璩秀秀性格相似,敢于冲决封建樊篱,大胆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的另一个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是周胜仙。周胜仙是富商周大郎之女,她偶然遇见酒店的范二郎,对其一见钟情,当下寻思:“若是我嫁得一个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挫过,再来哪里去讨?”于是,她便设计与卖水人吵架,趁机将自己的姓名、年龄、身份说与范二郎听。这初步显示了她的机智和大胆。后来,她因痴恋范二郎恹恹欲死。其母不得已将她许配给范,无奈其父却嫌范家门第低微,坚决不允。她一气之下,倒地而亡。后来死而复苏,她又主动去找范二郎。结果被范误认为鬼,失手打死。但她并不悔怨,死后成鬼仍来与范缠绵,并拜求五道将军救范出狱。这种生前挚爱,死后还执着热恋的精神,充分表现了她对爱情幸福的狂热追求和对封建婚姻礼制的不懈反抗。

《风月瑞仙亭》中的卓文君,在追求爱情方面也表现得热烈、大胆,无所顾忌。她见司马相如俊雅风流、倜傥不群,遂起爱慕之心。心想:“我若得此丈夫,平生愿足!争奈此人箪瓤屡空,若待媒证求亲,俺父亲决然不肯。倘若挫过此人,再后难得。”于是她便不顾妇道闺范,自行决断,主动约司马相如一同私奔。

《董永遇仙传》中的七仙女,在追求爱情时也表现出一种令人钦佩的慧识和胆略。她见董永事亲至孝,主动要求与董结为夫妇。董永推三阻四,她当即怒道:“非奴自贱,因见官人是个大孝之人,故此情愿为妻。你倒反意推却!岂不闻古人云:‘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此亦是缘分,何必生疑!”

由上述可知,话本中的女子,无论是商人女儿、富户小姐,还是天上仙女、王府侍妾,对自己所爱之人都表现出一种大胆不懈的追求精神,即敢于爱。相比之下,她们所爱之人反倒变得被动、怯懦、卑琐、自私。如崔宁,起先慑于秀秀的威胁,才答应与她私奔。两人从潭州被捉回后,崔宁在临安府一一从头供说,不仅认为出逃是非法的,而且将责任完全推到秀秀身上,看不出他对秀秀有何感情。秀秀被打死后,鬼魂追上他,他“认得象是秀秀的声音,赶将来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伤弓之鸟,不敢揽事,且低着头只顾走。”当他得知秀秀是鬼之后,他也只有害怕之情,哀求道:“告姐姐,饶我性命!”可见,他在追求爱情幸福、生活自由过程中显得多么的自私、卑怯!其他如范二郎、司马相如、董永等人,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卑琐、自私;这正好有力地反衬了女主人公的热烈、大胆、真诚、无私。

如果说话本中的女子为了爱情婚姻的幸福自由,敢于冲决封建的樊篱,大胆去爱的话,那么她们对于辜负和亵渎了她们美好、纯真、炽烈、坚贞情感的负心男子,则表现出决不妥协、轻恕的姿态,也即敢于恨。如《王魁》中的敫桂英,对落第举子王魁一往情深,助其衣食,督其勤学,实指望王魁他日发迹能救她出火坑,不想王魁中了状元之后,竟然负誓渝盟,另娶名门。桂英闻讯,忧愤咯血,自刎而死。死后魂化为鬼寻至王魁府第向其索命,吓得王魁魂不附体,向她讨饶:

桂英道:“你轻恩薄义,负誓渝盟,使我至此,怎肯与你干休!”王魁那时慌了手脚,连忙道:“是我得罪了。但你今既死,无可疗救你,只得斋僧礼忏,多化些纸钱超度你罢。”桂英怒道:“别的都是闲说,我只索你命便了。”说罢,只见在袖中取出当初求王魁题诗在上这幅罗帕,将王魁没头没脸只一兜,王魁大叫一声,闷倒在地。可见桂英对于负心男子多么痛恨!决不因其摇尾乞怜而妥协,产生恻隐之心,必欲置之于死地,方解心头之恨。因此,尽管王魁请来得道高僧修醮保禳,但最终仍难逃一死。

《杨思温燕山遇故人》中的郑意娘在兵荒马乱之中与丈夫韩思厚遭难失散,为金兵所虏。她为全丈夫名节,义不受辱,自刎而死,虽死却云:“我与丈夫守节丧身,死而无怨。”韩思厚感其节烈,发誓终身不娶,以报其德,并将其骸骨迁至金陵埋葬。谁知他心性不坚,很快便迷上女道士刘金坛,与刘混得火热,并将刘娶至家中。郑意娘气闷交加,于是魂附刘氏之体,“柳眉剔竖,星眼圆睁,以手捽住思厚不放,道:‘你忒煞亏我,还我命来!’”吓得思厚无计可使,哀告求饶,虽暂得法官解劝,但意娘终觉恨意难平,遂趁思厚、刘氏游江玩耍之际,“把手揪住刘氏云鬓,掷入水中”,又“以手捽思厚,拽入波心而死。”

敫桂英、郑意娘这种严惩薄幸的不妥协精神,从另一侧面展示了佳人们敢于反抗和复仇的勇气和胆魄。至于另一些富有灵异色彩的女子,则表现了女子们另一番动人的精神个性。如女仙,她们纯真善良,活泼可爱,能给所爱之人带来种种好处,只是不能久留人间,让人心里频添丝丝缕缕怅然、留恋的波纹;女鬼虽然兴妖作怪,但却很少害人,相反倒显得凄苦、哀怨、柔弱、可怜,有求于人。

总之,宋代话本中的女子,常常是以热烈大胆、豪放不羁、泼辣果敢、敢爱敢恨的形象出现的。在她们身上,我们几乎看不到“女性的娇羞”和“爱的甜蜜”等老套子;她们对爱情的追求也迥异于以往的佳人爱才子或才子追佳人,而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情致和风韵。如果我们把唐传奇中的贵族小姐、烟花名妓比作芳园中的名花异柳的话,那么宋话本中的市井女子们则无异于田野、山谷中灼灼燃放的野玫瑰。两者个性风采和审美情调的差异,通过比较,就可一目了然。

在唐代的爱情传奇中,《莺莺传》、《霍小玉传》是有口皆碑的名篇,它们既描写了女性对爱情的追求,也描写了负心男子的始乱终弃。我们不妨将这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崔莺莺、霍小玉同话本小说中的璩秀秀、敫桂英等人作比较,可看到两者迥异其趣的性格风貌。

首先,她们对爱情追求的态度不同。崔莺莺是知书达礼的名门闺秀,虽然渴望爱情,但却矜持做作。初见张生时,便“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完全是一副“娇态”。张生“稍以词异之”,她傲慢不答,冷若冰霜,但却又按捺不住春心的摇荡,主动传诗约张私会。张真的如约而至,她却又端服严容斥责张生轻狂无礼,显得颇为娇情做作,完全不象璩秀秀,爱上了崔宁就直接了当地说出,并以大胆进攻的姿态克服崔宁的犹豫怯弱。与秀秀相比,《离魂记》中的张倩娘,在追求爱情方面,也显得软弱无力。她虽然爱上表兄王宙,甚至“常私感想于梦寐”,但却不敢将一腔痴情公开向表兄表白。及至许嫁了他人,也只“闻而郁抑”而已。至于后来魂随情人,那既是艺术上的浪漫手法,又是不能摆脱现实羁绊的无奈之笔。

霍小玉对于爱情幸福的追求,显然也是勇气不够,信心不足的。她在定情之夜,流泪对李益说:“妾本娼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梦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显得颇为自卑、可怜。李益别她而去,她不无灰心地道:“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她对爱情幸福是不敢有过高奢望的,更无终身打算,只提出了一个极低、极可怜的要求:“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为了获得短暂的爱情幸福,她不惜低声下气,委屈求全。而同为妓女的敫桂英,则大不相同。她一旦爱上对方,就欲与对方永谐欢爱,白首不易,所以当王魁赴京赶考时,她要王魁对神盟誓。她说:“此处有个海神庙,其神最灵,何不同到庙中,焚香设誓,各不负心,生同衾,死同穴,始终无二,不知你意如何?”王魁欣然同意,设誓完毕,她也立誓道:“念桂英今与王魁结为夫妇,死生患难,誓不改节,苛渝此盟,永沉苦海。”可见,桂英对于爱情幸福的追求多么热烈、坚决,颇有一灵咬住,始终不放的执着精神。

其次,看她们对负心男子所持的态度不同。崔莺莺虽深爱张生,对未来怀有美妙的幻想,但从私会张生之日起,她的心中就翻腾着愁怅、哀怨、自责、悔恨的情绪。初与张生分别,她即卑屈地向张生请求道:“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设身之誓,其有终矣。”当张生一去不返,相聚无望时,她时常泪零不止,但她没有埋怨张生欺骗了她,只是委婉地说是“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她不恨张生“有援琴之挑”,而恨自己“无投梭之拒”;她不说是自己瞎了眼,只怨自己“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虽说她后来不见张生,是对张生心有所怨的表现,但这种表现又是怨而不怒,张生对此也只是感到有些怅然罢了。霍小玉对李益的薄幸无义虽然采取了报复行为——这是其刚勇可嘉的一面,但她的报复却局限在“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上,也即将别的无辜女子作为打击、报复的对象,而未及李益自身,这就不如桂英对负心汉子的惩罚来得痛快淋漓。

总之,无论从对爱情的追求,还是从对负心男子的惩罚来看,宋话本小说中的女子都表现了以往爱情小说中极为罕见的个性精神风貌,即大胆、热烈、敢爱敢恨。这种个性精神风貌为何在以往的情爱文学作品中极为罕见,而到了宋代则成为话本小说的一个主旋律呢?这显然是与市民阶层在宋代的产生、兴起密切相关的。

谢桃坊在《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与市民文学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市民阶层形成、勃兴于宋,其主要标志就是城市经济的发达、繁荣,出现了一大批商业性和生产性的镇市,而且城市内已不再象唐朝那样实行坊市分区,商业交易和娱乐活动已十分自由、活跃,定居城市的市民人口也急剧增多[①]。这些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揆诸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即可略见一斑。北宋的汴京在孟元老笔下简直就是繁华喧嚣的不夜城,歌楼酒肆,笙箫不绝,所谓“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而商场之广,交易之大,更是空前,“金银丝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辄千万,骇人闻见。”渡江之后,江南的富饶繁华又使临安远胜于汴京,不但大量的资本投入都市,“人烟浩穰”,又“竞以富盛相夸”。《都城纪胜》即云:“柳永钱塘词云:‘参差十万人家’,此元丰以前语也。今中兴行都已百余年,其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大都市的兴起和物质的丰饶,诱引了人的欲望,也催化了人们对娱乐的需求;酣歌醉舞,终日流连,瓦舍勾栏,大量兴起,奇技杂耍,百艺竞陈,一个生气淋漓的市民世界于是乎诞生。人情跃动,欲望腾涌,新兴市民的文化意识、审美情趣也在其中涵育、滋长。“说话”,特别是“多采闾巷新事”[②]的“小说”一科,作为新兴市民所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之一,自然也就成为这种新的文化意识、审美情趣的最佳载体。诸如对荣华富贵的钦羡渴慕,对人情世俗的津津玩味,对个性自由、爱情幸福的企望欲求,对神仙妖术、公案灵怪的广泛的嗜好等等,都在话本小说中得到生动形象的表现。因此,描写市民女子情爱生活的话本小说,所迸发出来的个性和激情,实际上反映的是新兴市民所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情味。这种精神风貌和审美情味,唯其是特有的,所以它才在人们面前展示了一个为以前小说所从未触及的生活领域和情感世界,而这,也才使这类小说为中国古代爱情题材的小说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并成为后来中国浪漫派小说的先声。因此,我们说话本小说中所出现的这些风姿独特、新颖的女子形象,在中国小说史上实在具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审美价值。

注释:

①谢桃坊《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与市民文学的关系》,载《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三期,第15页。

②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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