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庆历诗风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历诗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宋庆历、嘉祐年间，诗歌创作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诗歌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宋代诗歌史上第一个创作高峰（注：元人方回说：“近世之诗，莫盛于庆历、元祐”，将庆历诗歌和元祐诗歌看作宋诗的两座高峰，笔者同意这一观点。方回语见《桐江集》卷二《后近诗跋》，转引自《元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湾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过去，一般都把这一时期诗风变革与文风变革看作一个整体，称之为“诗文革新运动”。但是，诗和文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有着各自不同的革新对象、目的和要求，并且它们的变革和发展并不完全同步，笼统而言，并不准确。本文试图考察庆历诗歌的形成，以实证材料和对作品的分析说明庆历诗歌怎样从西昆体的影响下走出来，逐步形成新的时代风格，并重点论述这一时期诗歌风貌的独特性和诗人的共同追求。
庆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包括天圣(1023-1031)年间到嘉祐、治平年间(1056-1067)大约四十年的诗歌创作。天圣初年，苏舜钦与其兄苏舜元在穆修的影响下，开始了古歌诗的创作尝试。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中进士，不久赴西京洛阳任留守推官。天圣九年(1031)，梅尧臣在河南县主簿任上，与欧阳修、谢绛、尹洙等人交往，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诗歌特征（注：在庆历诗歌的创作实践中，梅尧臣始终是最重要的诗人，但后期声名不如欧阳修。一是因为欧阳修为影响颇著的古文运动的领袖，二是嘉祐以后欧阳修官位日益显著，为人所瞩目。其实早在西京时期，欧阳修便向梅尧臣学诗，不但始终对其诗有很高评价，且“自以为不及”（《宋史·梅尧臣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作为庆历诗坛的主将，诗歌创作都在庆历年间走向成熟，从而将庆历诗歌推上了宋诗的高峰。同时活跃于庆历诗坛的诗人还有：范仲淹、石延年、秘演、宋祁、张方平、石介、王安石、赵忭、蔡襄、李觏、邵雍、刘攽、刘敞、韩维、韩绛等（注：这些诗人有些一直延续到元祐时期，本文的论述只限于他们在治平以前的诗歌创作活动。例如王安石，只讨论他前期的创作。）。这一文学现象的下限定为嘉祐、治平年间，因苏舜钦已于皇祐元年(1049)去世，梅尧臣于嘉祐五年(1060)去世，欧阳修步入晚年，而苏轼等人已登上诗坛，诗歌正向代表宋诗最高峰的元祐诗发展。
一 从“体规画圆”到“自名一家”——庆历诗歌之初创
当梅尧臣、欧阳修等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诗坛上流行的还是西昆体诗歌。庆历诗歌早期受过西昆体影响的并不在少数，对西昆体的成功之处也是深表赞赏。例如欧阳修晚年所作《六一诗话》说：“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鸟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注：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本，清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0页。）欧阳修对西昆诗人的“雄文博学，笔力有余”赞誉有加，表现出宋人重才学、重格调的特点，对晚唐诗人的批评也正基于此。《六一诗话》说：“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其诗为郑都官诗。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亦表明了这种态度（注：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并序）中也曾说：“（圣俞诗）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其应于人者多，故非一体，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同样表明了对晚唐诗人的不甚称赏。《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十三，四部丛刊本。）。梅尧臣曾经在诗中说：“辞虽浅陋颇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答裴送序意》）（注：本文梅尧臣诗皆见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同样表示了对精雕细琢、气象狭小的晚唐诗的不满。而对晚唐诗的不满，恰恰也是杨亿、刘筠等人当初的写作动机之一，西昆体的雍容典雅、才力纵横，正是针对白体和晚唐体而产生的特点，所以西昆体其实已奏响了庆历诗风变革的序曲。我们此处所说的西昆体，是指其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本来含义，而不包括后来所泛指的杨亿、刘筠等的时文。由于人们过去常常将北宋诗歌和散文的革新混为一谈，以至于影响了对于西昆体诗歌的正确评价。宋人刘克庄说：“君谟（按指蔡襄）以诗寄欧公，公答云：‘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世谓公尤恶杨、刘之作，而其言如此，岂公特恶其碑板奏疏，磔裂古文为偶丽者，而其诗之精工稳切者，自不可废欤？”（注：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说明了庆历诗人对西昆派其诗其文的不同态度。
从庆历诗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它们与西昆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梅尧臣，天圣、明道年间，他在河南县主簿任上，与欧阳修、谢绛、尹洙等交往，而他们都是西昆主将、时任西京留守的钱惟演的手下。因此在诗歌创作的初期，梅尧臣的诗中出现像《无题》（明道元年，1032）这样充满西昆旖旎风格的作品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
斗觉琼枝瘦，慵开宝鉴妆。临风恐倦去，倚扇怯歌长。
绿桂熏轻服，灵符佩缥囊。西邻空自赋，不解到君旁。
此诗的题目、内容、用语、抒情角度，都是典型的西昆特征。但他很快就抛弃了这种单纯的模仿，一方面从西昆体中汲取有价值的因素，一方面在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风格。在西京诗中（注：西京诗指梅尧臣、欧阳修等天圣、明道年间在西京洛阳时所作的诗歌。），他的诗歌风格是最为多样化的。既有整饬的五律，又有散文化的古体；既有像《黄河》这样雄健奔放的作品，又有大量清丽淡雅的诗歌。总的说来，梅尧臣这一时期的风格以清丽为主。毋庸置疑，这受到了后期西昆派诗风的影响（注：西昆派后期的诗人主要有钱惟演、晏殊等。）。此时钱惟演的诗歌以清雅见长。晏殊的诗也大多如此。据《归田诗话》：“晏元献公诗，不用珍宝字，而自然有富贵气象。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等句。公尝举此谓人曰：‘贫儿家有此景致否？’”（注：瞿佑《归田诗话》卷上，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50页。）欧阳修也曾说：“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注：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胡应麟说：“梅诗和平简远，淡而不枯，丽而有则”（注：胡应麟《诗薮》外篇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13页。），后来梅尧臣逐渐形成独特的平淡风格，而他的诗之所以能在平淡中见情韵，而不是成枯槁、枯淡之作，与早期所受西昆体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正如葛立方所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注：《韵语阳秋》卷一，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3页。）
与梅尧臣相似，欧阳修天圣、明道年间所作诗歌同样有西昆痕迹，例如《小圃》：
桂树鸳鸯起，兰苕翡翠翔。风高丝引絮，雨罢叶生光。
蝶粉花沾紫，蜂茸露湿黄。愁酲与消渴，容易为春伤。（注：本文欧阳修诗皆见《欧阳文忠公集》，四部丛刊本。）
在模仿西昆体的过程中，文字过分旖旎的被抛弃，而有助于形成其自身风格的一些因素则被保留下来。例如作于景祐三年(1036)的《宿云梦馆》：
北雁来时岁欲昏，私书归梦杳难分。井桐叶落池荷尽，一夜西窗雨不闻。
此时他已逐渐形成自己平易流畅而又情韵悠长的风格，但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迷离惝恍的意境与西京时模仿西昆体而作的《高楼》十分相似：
六曲雕栏百尺楼，帘波不定瓦如流。浮云已映西北楼，更向云西待月钩。
而这种具有婉曲思绪的迷离意境，一直到皇祐元年(1049)的诗歌如《梦中作》（注：诗曰：“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见《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十二，四部丛刊本。），我们仍能感受到。
在当时的诗坛上，曾受过西昆体影响的并不止梅尧臣和欧阳修两人。蔡襄的律诗便时有西昆遗风。例如《久寓悟空院刹行而书之》中间两联说：“莲趺披素轻云梵，花萼雕红细雨宫。孤鹤睡迷千树月，断蝉吟绕五更风。”（注：本文所引庆历诗人作品如无特别说明，均见于《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即使是写禅院，也带了些西昆的许旖旎色彩。石延年的诗歌则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了由西昆体向新风格演变的痕迹。例如《筹笔驿》，是李商隐所写过的旧题，但李诗是对仗工整的七律，而石延年采用了五言古诗的形式。又如《代意寄师鲁》一诗：
十年一梦花空委，依旧山河损桃李。雁声北去燕西飞，高楼日日春风里。
眉黛石州山对起，娇波泪落妆如洗。汾河不断天南流，天色无情淡如水。
李商隐和《西昆酬唱集》中都有“代意”诗，但多是堆砌典故，用词绮艳，声调和谐、流畅。石延年此诗，与李商隐的《代赠二首》（其二）颇有渊源：
东南日出照高楼，楼上离人唱石州。总把春山扫眉黛，不知供得几多愁！（注：李商隐《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三，冯浩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玉溪生诗集》冯浩笺注引《乐苑》云：“石州，商调曲也。有曰：‘终日罗帏独自眠。’”可见李诗的“石州”是一种哀怨婉转的乐曲。第三句典出《西京杂记》卷二：“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注：转引自《李商隐诗集笺注》冯浩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48页。）石延年诗的“眉黛石州山对起”借用了李诗的语词，仍然是写离愁别绪，意韵却截然不同。此“石州”为地名，是诗中女主人公所在的地方。这句诗既是以石州之山峰比喻双眉，又是写此女愁对远山的神情。绮艳之情却以硬语写之，体现出典型宋诗古硬的语言风格。《西昆酬唱集》中的“代意”诗继承李商隐诗歌的特点，同一主题，杨亿以“锦瑟惊弦愁别鹤”等语写之（注：杨亿《代意》，见《西昆酬唱集》上卷，王仲荦校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意象华美，感情哀怨。石延年诗与杨亿此诗相比，题材上的沿袭与语言风格的变异同样清晰可见。
宋祁早年的诗歌亦受西昆体影响。如有名的《落花》诗：
坠素翻红各自伤，青楼烟雨忍相望？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
沧海客归珠迸泪，章台人去骨遗香。可能无意传双蝶，尽付芳心与蜜房。
立意、用典、句法等都有西昆遗风，但也并不是对西昆体亦步亦趋的模仿。此诗是咏物诗，但不是着意于对“物”的精细描绘，“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两句，尤能遗貌而取神，以人喻花，写出了落花的神韵和风骨。
从以上的考察可知，庆历诗坛的主要诗人，很多都在早期受过西昆体的影响，他们的诗歌都与西昆体有着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从创作的主要倾向看，西昆体毕竟只是一种步唐人后尘的诗风，所以庆历诗人在自觉地寻找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独特风格。宋祁说：“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矩作方，终为人之臣仆”（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九引宋祁《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33页。），正体现了他们的自立意识。
在从西昆体向庆历诗歌过渡的过程中，出现过两个较为突出的诗人群体，一个是以梅尧臣、欧阳修为主的洛阳文人集团，另一个是苏舜钦兄弟、石延年、秘演、张方平等活动在汴京一带的文人团体（注：此说见张鸣师《宋诗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之《后记》，另王水照先生《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和程杰先生《北宋诗文革新研究》（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亦有考察。）。这两个诗人群体，在当时都因给诗坛带来的新气象而引起礼法之士的不满。例如梅尧臣在《四月二十七日与王正仲饮》中忆及当年：“醉忆曩同吾永叔，倒冠落佩来西都，是时豪快不顾俗，留守赠榼少尹俱。高吟持去拥鼻学，雅阕付唱纤腰姝，山东腐儒漫侧目，洛下才子争归趋。……”事实上，洛阳文人并非不讲礼法，如梅尧臣等七人曾聚会，互冠以“某老”之名，并称呼缺席的欧阳修为“逸老”，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以孔孟、《诗》《易》等儒家思想解释七老之名，并表示不愿他人以“轻逸”视己而坚持改为“达老”（注：《欧阳文忠公集·书简》卷六，四部丛刊本。）。由于洛阳文人普遍具有的较为谨严的特点，体现在诗歌创作上是讲究法度，风格平淡舒缓。梅尧臣作于天圣九年(1031)的《田家》（四时）已开始体现出他特有的平淡风格，此后不久的《陶者》、《鲁山山行》等亦如此，并且逐步走向成熟。例如《鲁山山行》（康定元年，1040）：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中间两联属对精工，动静相生地写出了一种幽静、闲适的意境，最后一联韵味深长，极受好评。方回认为：“此诗尾句自然”（注：《瀛奎律髓汇评》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页。），但这种“自然”是经过精心锤炼而显出其“平淡”风格的内蕴的。对比梅尧臣明道元年(1032)所写的诗句：“鸡犬何处闻？人家深坞里”（《同永叔子聪游嵩山赋十二题·公路涧》），句法一样，意思上也都是以鸡犬之声来写深山之中的人家，但《鲁》诗改变了问答的逻辑顺序，便显得更加富有情韵。作于景祐三年(1036)的《陶者》则体现出具有独特意蕴的“平淡”特征：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作品以鲜明的对比指出了劳动者衣食无着、有钱人不劳而获的事实。张俞的《蚕妇》在内容上与之有类似之处：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但张诗的愤激情感在语言和意象上便很明白地表现了出来，而梅尧臣是以平淡的语言和触目惊心的内容之间的张力来显示其不平淡的内心，这种强烈的反差，往往比用激昂的语言更能给人以震撼。这种“平淡”和前代相比，有了不同的内涵，体现出庆历诗人独特的审美追求。不过梅诗也并不拘于平淡一格。如作于宝元元年(1038)的《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知名于世，欧阳修云：“梅圣俞尝于范希文席上赋河豚鱼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此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注：欧阳修《六一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5页。）欧阳修诗歌的风格也逐渐明显。方东树说欧诗“情韵幽折，往返咏唱，令人低回欲绝，一唱三叹，而有遗音，如啖橄榄，时有余味”（注：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76页。），这一特色在作于景祐三年(1036)的《晚泊岳阳》中已有体现：
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
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
此诗表面是写景，实则写羁旅愁思，但虽有哀愁和失落，却并不张扬，而是显得气韵沉闲、从容不迫，因而余味深长。又如《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
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群芳烂不收，东风落如糁。
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遥知湖上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
万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惊。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
少年把酒送春色，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惟有东风旧相识。
先写想象中西湖的风景和朋友对自己的想念之情，再写自己在贬谪中所见春天的景色和感受。想象朋友怀念自己，即是自己怀念友人；写自己“逢春头已白”的感叹，亦是写朋友不遇之惆怅。含蓄婉曲的语言，既表达了朋友与自己之间的深厚友情，又抒发了二人的同病相怜之感，真有“一唱三叹”之韵味。由苏舜钦、石延年、秘演等组成的另一诗人群体则更因豪放不羁而为礼法之士所讥刺。颜太初曾作《东州逸党》诗，对他们的诗酒豪歌表示强烈不满，从中颇可看出石延年等人的特立独行（注：诗歌曰：“……东州有逸党，尊大自相推。号曰方外交，荡然绝四维。六籍被诋诃，三皇遭毁訾。……或为童牧饮，垂髽以相嬉。或作概童歌，无非市井辞。或作薤露唱，发声令人悲。或称重义气，金帛不为赀。或曰外形骸，顶踵了无丝。”见《全宋诗》（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据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东州逸党”包括范讽、刘潜、李冠、石延年、张方平、释秘演等。）。欧阳修在《秘演诗集序》中曾说：“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注：《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四十一，四部丛刊本。）这一派诗人的风格也极具特色。例如苏舜钦，早在梅尧臣、欧阳修等还受着西昆体影响时，他已自觉开始了新诗风的创作尝试。据欧阳修所作《苏氏文集序》：“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摘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注：《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四十一，四部丛刊本。）《地动联句》、《对酒》等都是体现他豪放风格的“古歌诗”（注：苏舜钦诗皆见《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傅平骧、胡问陶校注，巴蜀书社1990年版。）。秘演诗现存不多，但苏舜钦说他“作诗千篇颇振绝，放意吐出吁可惊；不肯低心事镌凿，直欲淡泊趋杳冥”（《赠释秘演》），可看出秘演与苏舜钦等人在诗歌观念上的相同，即不事雕琢、不喜苦吟，作诗往往是兴之所至、肆口而成。
二 少年气象与理性精神——庆历诗歌的风格内涵
从庆历元年起，西昆体的影响已基本不存，庆历诗歌的独特诗风逐渐形成。此时，主要诗人的作品都具有了各自的风格特色，使庆历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同时，在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中又体现出一些相同的审美倾向，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并存于庆历诗风中的少年气象与理性精神。由于庆历是整个宋代较为繁盛的阶段，诗歌自然也反映出一心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的风发意气，加上审美观念上的追求气势，少年气象便由此而形成；但是繁荣的背后已渐显重重危机，冷静的思索逐渐取代了满腔热情，作为新的审美追求的理性精神在诗歌中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并最终发展为宋诗最显著的特点。
有宋一代，作为一种普遍的诗风，“雄放”的风格几乎仅见于庆历时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社会政治经济的繁荣激发了士人的昂扬之气。王安石此期的诗歌，便是以充满健拔之感的“雄放”为特征。试以《送程公辟之豫章》（嘉祐七年，1062）为例：
画船插帜摇秋光，鸣铙伐鼓谁洋洋。豫章太守吴郡郎，行指斗牛先过乡。
乡人出郭航酒浆，炰鳖脍鱼炊稻粱。芡头肥大菱腰长，酹酬喧呼坐满床。
“怪君三年滞瞿塘，又驱传马登太行。缨旄脱尽归大梁，翻然出走天南疆。
九江左投贡与章，扬澜吹漂浩无旁。老蛟戏水风助狂，盘涡忽拆千丈强。”
君闻此语悲慨慷，迎吏乃前持一觞。“鄙州历选多俊良，镇抚时有诸侯王。
拂天高阁朱鸟翔，西山蟠绕鳞鬣苍。下视城堑真金汤，雄楼杰屋郁相望。
中户尚有千金藏，漂四种粳出穰穰。沉檀珠犀杂万商，大舟如山起牙樯。
输泻交广流荆扬，轻裾利屣列名倡。春风踏谣能断肠，平湖湾坞烟渺茫。
树石珍怪花草香，幽处往往闻笙簧。地灵人杰古所藏，胜兵可使酒可尝。
十州将吏随低昂，谈笑指挥回雨旸。非君才高力方刚，岂得跨有此一方。
无为听客欲沾裳。”使君谢吏趣治装，我行乐矣未渠央。（注：王安石诗皆见《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朝鲜活字本影印）1993年版。）
是年，为激励友人程公辟出知洪州，王安石写此诗赠行。诗歌设为乡人与迎吏的对答，用铺陈的手法，淋漓尽致地描述了洪州的种种优势，风格雄健，笔势遒劲。方东树说：“纯是古文命意立局法，所以为作家，跳出寻常庸人应酬套。此非深思有学人不能作，不同俗手，分别在此。”（注：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8页。）这种“雄放”的诗风在不少诗人的作品中都有体现，但与王安石的绝不雷同，有着诗人各自鲜明的独特性。
欧阳修的诗歌并不以“雄放”为主要风格，但他的一些作品也体现出这种特色，正是时代之风使然，也是其“倒冠落佩来西都，是时豪快不顾俗”（梅尧臣《四月二十七日与王正仲饮》）的天性中的放旷之气的表现。而于雄放中富含情感则是欧诗一唱三叹、情韵幽折的普遍特色的表现，也正是他的“雄放”风格的独特之处。《哭曼卿》、《圣俞会饮》（庆历元年，1040）等都体现了这一特色。试以前者为例：
嗟我识君晚，君时犹壮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轩昂惧惊俗，
自隐酒之徒，一饮不计斗，倾河竭昆墟。作诗几百篇，锦组聊琼琚，
时时出险语，意外研精粗。穷奇变云烟，搜怪蟠蛟鱼。诗成多自写，
笔法颜与虞，旋弃不复惜，所存今几余，往往落人间，藏之比明珠。
又好题屋壁，虹霓随卷舒，遗踪处处在，余墨润不枯。朐山顷岁出，
我亦斥江湖，乖离四五载，人事忽焉殊。归来见京师，心老貌已癯，
但惊何其衰，岂意今也无。才高不少下，阔若与世疏。骅骝当少时，
其志万里途，一旦老伏枥，犹思玉山刍。天兵宿西北，狂儿尚稽诛，
而今壮士死，痛惜无贤愚。归魂涡上田，露草荒春芜。
欧阳修曾在《石曼卿墓表》中说：“曼卿少亦以气自豪，读书不治章句，独慕古人奇节伟行、非常之功，视世俗屑屑，无足动其意者。自顾不合于时，乃一混于酒，然好剧饮大醉，颓然自放。由是益与时不合，而人之从其游者，皆知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注：《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二十四，四部丛刊本。）作者在诗歌中以雄放而感情深挚的语言风格写出了石延年的“落落可奇”和放旷外表下不为世用的悲愤。
苏舜钦的诗歌则在庆历以后沿袭了以前的豪迈沉雄，而手法更加纯熟；同时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作品的情感变得较为内敛。如庆历元年(1040)所作《中秋夜吴江亭上对月怀前宰张子野及寄君谟蔡大》这样描写月色：“长空无瑕露表里，拂拂渐渐寒光流。江平万顷正碧色，上下清澈双璧浮。自视直欲见筋脉，无所逃遁鱼龙忧。不疑身世在地上，只恐槎去触斗牛。”豪放中带着清旷之气，直开苏轼诗之先声。庆历四年(1044)以后，又由于仕途的坎坷，在情感上更不像早年那样意气风发、锋芒毕露，而是时时寓有深沉的感慨和郁勃之气。如同样写中秋月的《中秋三夕对月》：“三夕月俱好，清光惟望多。风应落桂子，露恐减金波。念昔欢娱极，如今羁旅何？穷
不相弃，夜夜伴吟哦。”又如《沧浪静吟》：“独绕虚亭步石矼，静中情味世无双。山蝉带响穿疏户，野蔓盘青入破窗。二子逢时犹死饿，三闾遭逐便沉江。我今饱食高眠外，惟恨醇醪不满缸。”
可以看出，以上各家虽然都体现出“雄放”的风格，但内涵各不相同：王安石诗最具时代风尚，充满昂扬之气；欧阳修的诗歌亦受时风感染，同时融入了自身风格特色；苏舜钦是较早倡导“雄放”之风的诗人，但其庆历以后的作品却因自身经历的巨大变化而具有浓重的个人化色彩。不过总的来说，庆历时代的“少年气象”毕竟不同于盛唐时代的“少年气象”，后者是欣欣向荣的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真实反映，而庆历诗人的“雄放”更多的只是一种特定背景下的书生意气，它与日益明显的社会政治危机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诗人对国家现状的冷静思索促使诗歌审美观念也发生变化，具有理性精神的“平淡”风格逐渐成为他们的普遍追求。
最以“平淡”诗风闻名的是梅尧臣。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曾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未圆熟，刺口剧菱芡。”（《依韵和晏相公》）“但将苦意摩层宙，莫计终穷泣暮津。”（《诗癖》）表现出苦心营造的意思，说明他的诗歌并不是肆口而成、一泻而出，而是经过了较长时间感情的积淀与过滤才行诸笔墨的。这样的“平淡”，当然不同于陶渊明自然天成的“平淡”，而是带有了宋诗独特的理性意味。他的《登许昌城望西湖》、《春寒》、《东溪》、《岸贫》、《小村》等都体现出这一特点。例如《东溪》中的名句：“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遣词用语古拙平淡，但细想实际是一幅布局巧妙、着色艳丽的工笔画，所以胡仔举此两句为例说梅尧臣诗“工于平淡，自成一家”（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75页。）。又如《春寒》一诗：
春昼自阴阴，云容薄更深。蝶寒方敛翅，花冷不开心。
亚树青帘动，依山片雨临。未尝辜景物，多病不能寻。
方回评价说：“淡而实丽，虽用工而不力。”（注：《瀛奎律髓汇评》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44页。）纪昀认为：“功深则兴象超妙，痕迹自融耳。”（注：《瀛奎律髓汇评》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44页。）说明梅诗的“平淡”是“构思极艰”，而又能融化无迹、自成风格的。《岸贫》（庆历八年，1048）的“平淡”则更具理性色彩：
无能事耕获，亦不有鸡豚。烧蚌晒槎沫，织蓑依树根。
野芦编作室，青蔓与为门。稚子将荷叶，还充犊鼻裩。
作品以平淡的语言表达了极不平淡的内容。诗人仿佛只是漫不经心地展现这样一角生活情景，而那些一无所有、赤贫如洗的人们，甚至贫穷到了习以为常不知贫穷的地步。作者不发一字议论，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蕴涵在字里行间。黄庭坚认为梅诗“得意处”是“用字稳实，句法刻厉，而有和气”（注：《跋雷太简梅圣俞诗》，见《豫章文集》卷二十六，四部丛刊本。），他用“刻厉”与“和气”两个意思相反的词同来形容梅尧臣的诗歌，正概括了梅诗“平淡”风格独特而丰富的内涵。《小村》也体现出这种特色：
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
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
诗歌表现了小村的极度贫困、人民生活的极度艰难，但作者并没有用激烈的语辞，而是通过“谩”、“自”、“犹”、“唯”、“只”等虚字来含蓄地表达，平淡的语言下暗含着作者深切的同情之意。这种以虚字暗含褒贬之意同样是梅尧臣平淡诗风的一种体现。如“茅屋岂无单且饥，平明共贺麦陇肥”（《雪中通判家饮回》），与白居易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卖炭翁》）主旨相似，但白诗的“可怜”二字，明确地表达出了作者对卖炭翁无比同情的思想感情，而梅尧臣在表达他对贫苦百姓的关切与同情时，手法更为含蓄，这正是他的诗风淡而有味之处。
梅尧臣的“平淡”诗风在当时就受到了极高的赞誉，并且影响深广。欧阳修的诗风与梅诗并不相同，但在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事物这一点上，却体现了追求理性精神的共同特点。欧阳修嘉祐年间所作《读书》一诗：“纷华暂时好，俯仰浮云散。淡泊味愈长，始终殊不变。”其中所体现的对淡泊人生态度的崇奉，无疑与他对梅尧臣平淡诗风的一再称赏与钟爱有关。苏舜钦的诗风是与梅尧臣“放检不同调”（梅尧臣《偶书寄苏子美》）的豪放，但是在他的后期，也表现出了对于“平淡”的思考和向往。也在《诗僧则晖求诗》中说：“全吴气象豪，诗思合翘翘。风雅久零落，江山应寂寥。会将趋古淡，先可去浮嚣。好约长吟处，霜天看怒潮。”在《怀月来求听琴诗因作六韵》中又说：“雄豪尚余勇，淡泊忽望言。”苏舜钦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使是要表现雄浑豪迈的境界，也应当保持着理性的思索与平和的心态。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风格有时过于豪放而流于浮躁的反思和对宁静淡泊的境界的向往，而在他后期所作的《初晴游沧浪亭》、《夏意》、《暑中闲咏》、《寄题赵叔平嘉树亭》等诗中，确实让人感受到风格上的趋于平淡。应当说，这与梅尧臣的影响不无关系。李觏的诗歌讲究意奇语新，但他的有名的《获稻》诗却也以平淡之语写愤激之情：
朝阳过山来，下田犹露湿。饷妇念儿啼，逢人不敢立。
青黄前后收，断折佝偻拾。鸟鼠满官仓，于今又租入。
“饷妇”一联很有新意，但用语却平淡；最后两联对比强烈，但作者不发一句议论，只是将现象以平实的语言写出，风格上与梅尧臣《陶者》极似。庆历诗坛上以平淡为风格的还有与梅尧臣交往密切的江邻几。江邻几现存的诗不多，但刘攽评价他：“江邻几善为诗，清淡有古风。”（注：刘攽《中山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欧阳修说他“诗尤清淡闲肆可喜”，与对梅尧臣的评价颇相类（注：欧阳修评江邻几语见《江邻几文集序》（《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四十四，四部丛刊本），评梅尧臣语见《梅圣俞墓志铭》（《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十三，四部丛刊本）：“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梅尧臣在《和江邻几见寄》诗中也说：“江子方谪官，复有拟古才。远寄平淡辞，曷报琼与环。”
庆历诗人对“平淡”审美内涵的认识及其创作实践在宋代影响深远。后来苏轼、黄庭坚等都表示出对“平淡”的向往或肯定。而这种“平淡”的内涵正是导源于梅尧臣等，而不同于陶渊明的自然天成。苏轼之所以教导后辈要先学他的恣肆之语而不要先学平淡之语，就是因为这种“平淡”是经过苦心磨砺之后才能达到的境界，正如他所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注：《与二郎侄》，见《苏轼文集》之《苏轼佚文汇编》卷四，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23页。）
除了“雄放”与“平淡”，庆历诗坛还有“古硬”、“舒畅”等多种风格。较之前者，“古硬”、“舒畅”在语言形式上的风格特点更为明显，而在内涵上则同样体现出理性精神。因为“古硬”追求生新之感，“舒畅”追求意思的明白畅达，都是宋诗重要的发展方向，这些创新所体现出的自觉意识同样是一种审美追求上的理性精神。例如“古硬”。梅尧臣的诗歌多以平淡闲远为特点，但也不乏古硬质朴之作，欧阳修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庆历四年，1044）中曾指出他的这一特点。有意思的是，欧阳修此诗同样也体现出“古硬”的风格：
寒鸡号荒林，山壁月倒挂，批衣起视夜，揽辔念行迈。我来夏云初，
素节今已届，高河泻长空，势落九州外，微风动凉襟，晓气清余睡。
缅怀京师友，文酒邈高会，其间苏与梅，二子可畏爱，篇章富纵横，
声价相磨盖。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沛；
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柬汰。梅翁事清切，
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老大，
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
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栎，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
二子双凤凰，百鸟之嘉瑞，云烟一翱翔，羽翮一摧铩，安得相从游，
终日鸣哕哕。问胡苦思之，对酒把新蟹。
“寒鸡号荒林，山壁月倒挂”，寒鸡、荒林、陡峭的石壁、凄清的月色，以种种瘦硬傲兀的意象，定下全诗的基调：“石齿漱寒濑”、“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既是表现梅诗风格的古硬，同时自身在语词上也很有瘦硬的味道。又如，梅尧臣诗“姜女嫁寒婿，丑枝生极妍”（《接花》），欧阳修诗“乱鸦鸣古堞，寒雀聚空仓”（《被牒行县因书所见呈僚友》），“诗工鑱刻露天骨，将论纵横轻玉钤”（《圣俞会饮》），苏舜钦诗“云含老树明还灭，石碍飞泉咽复流”（《游柞上何山》），“山蝉带响穿疏户，野蔓盘青入破窗”（《沧浪静吟》），“步头浴凫暖出没，石侧老松寒交加”（《寄王几道同年》），“石势向人森剑戟，滩光和月泻琼瑰”（《晚泊龟山》）等等，或以意象的瘦硬，或以意象之间的强烈张力有意造成意境的不和谐，形成“古硬”的格调，而有别于唐诗优雅、圆融的“丰神情韵”。
“古硬”追求语言的有意锻炼，“舒畅”则更注重语言的平易自然。欧阳修、邵雍、蔡襄、刘攽等人的诗歌作品都有这一特点。如欧阳修的《丰乐亭游春三首》（庆历七年，1047），便是在平易流畅的语言中包含其情韵悠远的一贯特色：
绿树交加山鸟啼，晴风荡漾落花飞。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
春云淡淡日辉辉，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宁，篮舆酩酊插花归。
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草惹行襟絮拂衣”，写草木之含情，实是写诗人之情深；醉于鸟歌花舞、叹息春老将归，诗人以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传达出远韵悠然的情味。《题滁州醉翁亭》一类的诗则体现了舒畅洒脱的风格，同样是平易自然的语言，而又另有一番味道：
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但爱亭下水，
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流入岩下溪，幽泉助涓涓，
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岂不美丝竹，丝竹不胜繁，所以屡携酒，
远步就潺湲。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
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
总之，“平淡”、“雄放”、“古硬”、“舒畅”等种种风格，既体现出诗人的独特性，又带有时代的共同特征。它们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庆历诗歌特点在整体风貌上的综合体现；而庆历诗歌的种种特点，又是由客观的政治文化因素和诗人主观的审美因素共同促成的。
三、“警时鼓众”与“意新语工”——庆历诗歌的共同特征
庆历元年(1041)以后，两大诗人群体相互交往渐多，诗酒唱和，在诗歌观念和对待诗歌传统的态度上逐渐形成了很多一致的意见，又由于共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体现种种新追求的庆历诗歌的共同特征便由此而形成。苏舜钦说：“取古之所未至，托讽物象之表，警时鼓众，未尝徒设”（注：苏舜钦《石曼卿诗集序》，见《苏舜钦集编年校注》，第709页。），指出了庆历诗歌的两点独特性：一是有为而作，二是不随人后。而梅尧臣则进一步指出“不随人后”的内涵：“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注：欧阳修《六一诗话》引。）具体来说，庆历诗歌往往体现为：内容与时政密切相关；立意命笔、章法布局追求思深笔折；语言上力避陈熟，语意上则力求畅达；诗歌的气魄宏大；精神上则体现出特有的人文关怀。
“有为而作”是与宋代的政治背景和文人身份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宋代自太祖赵匡胤开始，便实行“以文治国”的政策，文官的地位和作用要大大高于武官。科举录取的人数急剧增多，大批中下阶层出身的读书人得以进入统治集团；而尚未参加科举考试和继续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们大都满怀希望，关心国事的态度在入仕之前便已产生，并由此逐渐成为文人阶层的普遍风气。所以从群体上来说，宋代文人是最具关注时事精神的一代文人。仁宗时期，整个社会发展比较稳定、繁荣，但是种种危机也已显露端倪。科举制的大力推行，本已使官吏人数急剧增多，又有因门荫而入仕的大量人员，更造成了官僚机构的庞大；军队本来已经编制繁杂、人数众多，一到青黄不接的季节，统治者害怕饥民起事，便把他们都收归军队，使军队益发庞大；一方面，军费支出数目惊人，另一方面，军队的战斗力却极其低下，在与契丹、西夏的战事中连连失利，不得不纳绢纳币。冗官、冗兵、冗费给人民造成沉重的负担，而土地兼并又日益严重，社会问题因此层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励并励人，希图从塑造士人品格入手来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这对于引导一代士风、重振儒家理想起到了良好的激励作用，正如朱熹所说：“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注：《朱子语类》卷一二九，黎靖德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86页。）就诗歌而言，对其社会功用更加注重，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例如欧阳修在《赠杜默》一诗中说：“京东聚群盗，河北点新兵。饥荒与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发声通下情。上闻天子听，次使宰相听。何必九包禽，始能瑞尧庭。”杜默是当时的“三豪”之一（注：石介《三豪诗送杜默师雄》（并序）说：“本朝八十年，文人为多。若老师宿儒，不敢论数。近世作者，石曼卿之诗，欧阳永叔之文辞，杜诗雄之歌篇，豪于一代矣。……”《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页。），声名颇著，但欧阳修不满于他专在文字形式上逞豪求奇，主张作诗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问题。这种高度的责任感遂成为庆历诗歌的主流风尚。
庆历诗人中较早进行新诗风尝试的苏舜钦，其诗歌内容很早就体现出他所提倡的“警时鼓众”的特点。景祐元年(1034)，苏舜钦作《庆州败》，反映的便是当时的西北战事。作者因与西夏的战役中宋军落败而对边防松弛、守将怯懦极为不满，诗中略无含蓄的议论表现出对于时事的密切关注。梅尧臣诗歌同样典型地反映出宋人对于时政的关心。终其一生，梅尧臣没能真正进入统治阶层的中心，但他始终关注着民生疾苦、政治斗争和边境战事，并在诗歌中加以体现，表达他对于政事、国事的态度和看法。康定元年(1040)，梅尧臣写了著名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七记载（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著，中华书局1979-1985年版。），是年六月，诏陕西、河东、京东西等路，量州县户口，籍民为乡弓手强壮，以备贼盗。梅诗通过“田家”和“贫女”的自述，表现了亲人生离死别、田地无人耕种、里胥催逼捐税的惨状，真实地反映出民间的种种痛苦。庆历四年(1044)，在与庆历新政有关的苏舜钦被诬事件中（注：庆历新政，指庆历三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条陈十事，颁行全国，号曰新政。庆历四年，苏舜钦因范仲淹之荐授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援例赛神，卖废纸充费，王拱臣劾其“监主自盗”，苏舜钦被除名，同席十余人被贬斥。因庆历新政此时已遭极大阻挠，范仲淹等中坚力量皆已离朝，新任宰相为新政的支持者、苏舜钦之岳父杜衍，打击苏舜钦也就达到了打击杜衍和改革派的目的。事实是杜衍很快即遭罢免，新政失败。以上据《宋史》、《东轩笔录》等。），梅尧臣写了《杂兴》、《读〈后汉书〉列传》、《送逐客王胜之不及遂至屠儿原》、《送苏子美》、《丞相二章》等诗，对新政一派的人物表示支持或同情。而早在景祐三年(1036)，知开封府范仲淹上书讥议时弊，触怒执政吕夷简，落职贬筠州，尹洙上书论救，欧阳修写信责司谏高若讷不敢直言，均遭贬谪，梅尧臣便因此写了《彼ｌｉè(11)吟》、《寄饶州范待制》、《闻尹师鲁谪富水》、《闻欧阳永叔谪夷陵》、《猛虎行》等一系列诗歌。同时，欧阳修《猛虎》、苏舜钦《闻京尹范希文谪鄱阳尹十二师鲁以党人贬郢中欧阳九永叔移书责谏官不论救而谪夷陵令因成此诗以寄且慰其远迈也》、蔡襄《四贤一不肖》等诗也是因此事而作。庆历三年(1043)，石介作《庆历圣德诗》，立场鲜明地支持和鼓励范仲淹等实行改革，并对保守派加以讥刺，因此引起保守派的忌恨，在他死后还诬其交通契丹（注：石介诗见《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其事见《宋史·石介传》，元脱脱等著，中华书局1977年版。）。但反对者的种种阻挠和恫吓并没有使诗人们反映时政的热情稍有减退。例如欧阳修一生屡遭贬谪，但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未曾因境遇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天圣九年(1031)，他在《答杨辟喜雨长句》中表达了改善吏治、节用爱民的思想，表现出年轻时的诗人的政治热情。皇祐三年(1051)，他在《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中力陈宋朝积弊之由来，慨叹改革之不易，并认为执行改革措施必须果决。经过仕途坎坷后欧阳修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于政治的关注和思索。又如庆历二年(1042)的《答朱采捕蝗诗》、皇祐二年(1050)的《食糟民》等都表现出他对于民生疾苦的同情。庆历年间，王安石还没有入参大政主持变法，但他的诗歌已经突出地体现了对国计民生问题的思索，《省兵》、《收盐》、《发廪》、《兼并》、《感事》、《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法利害见寄》、《详定试卷二首》等都是就当时存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河北民》反映了河北人民的普遍贫困和深重灾难，不仅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而且通过表达对封建盛世的向往，尖锐地批判了宋王朝盘剥百姓、重币贿敌的政策。
“不随人后”则体现了庆历诗人强烈的自立意识，而这种自立意识是与当时的文化建设和学术风气密切相关的。由于现实政治的推动，自立意识成为宋人重要的思想基础。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前代的思想意识已不符合时代潮流，庆历年间的疑古议古思潮正是为了奠定新的统治思想体系而出现。庆历诗人与这一文化思潮具有密切关系，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庆历诗歌的创作。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注疏之学”条引《国史》云：“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始异于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甫。”（注：《能改斋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8页。）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亦云：“自汉儒至庆历间，说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士若土梗。陆务观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期言可以箴谈经者之膏盲。”（注：《困学纪闻》，翁元圻点校，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据此，庆历诗人中与疑辨之风有关的，包括作《七经小传》的刘敞、修《三经新义》的王安石、排《系辞》毁《周礼》的欧阳修、疑《孟子》《诗序》的李觏等人。
疑古议古思潮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诗歌开始大量表现对于经学、历史的大胆质疑。欧阳修的《获麟赠姚辟先辈》，李觏的《诃孟子》都是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对经学的看法。梅尧臣在庆历八年(1048)所作《见牧牛人隔江吹笛》一诗中说：“苟能和人心，岂必奏韶夏。郑声实美好，蠹情如剔剐。”否定儒家向来斥黜郑卫之音、崇尚韶夏正声的传统观念。此前（天圣九年，1031），梅尧臣在《和杨子聪会董尉家》一诗中写道：“三闾不哺糟，二子自采薇。虽留千载清，未免当时饥。”应当说，梅尧臣始终是一个崇奉儒家思想的士人，但他对于屈原、伯夷叔齐等为正统思想所肯定的人物也自有自己的看法；而到了庆历年间，受疑古议古思潮的影响，他对于儒家一些思想的否定更加明确和大胆。由疑经学进而疑历史，处处显露着宋人强烈的自立意识，而这也正是宋代咏史诗自成面目的重要原因。咏史诗在前代并不少见，但多是就史实发一发感慨，几乎没有什么高明的识见；而宋人最重思想的独立性，现在又有了疑古议古思潮的推波助澜，咏史诗自然便有了不同于前代的新面目。比如宋祁的《朱云传》：“朱游英气凛生风，濒死危言悟帝聪。殿槛不修旌直谏，安昌依旧汉三公。”李觏的《读长恨辞二首》（其一）：“蜀道如天夜雨淫，乱铃声里倍沾襟。当时更有军中死，自是君王不动心。”张方平的《过沛题歌风台》：“落托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淮阴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都是以新颖的立论而名世。最有名的是关于王昭君的系列咏史诗。明妃诗自石崇《王明君词》以来，历代诗人题咏甚多，但宋以前几乎都是感慨其不幸遭遇，杜甫著名的《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亦如此。诗歌就明妃其人其事发表感慨，全作除了表达对明妃的同情惋惜之外，别无他意。宋代较早的明妃诗是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哀其不幸的主题并没有改变，但诗歌的精彩之处在于独树一帜的议论，如“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汉恩”两句议论曾招来不少批评，如李壁引范冲语云：“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读之者至于悲怆感伤。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注：朱自清先生认为，这两句话只是沙上行人的劝慰之语，并不是王安石自己的议论，所以范冲之说是不顾全局，断章取之。（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之《王安石〈明妃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但笔者认为这应当是王安石自己的议论，因为沙上行人和他所说的话，全为王安石所杜撰，如果不是王安石借此委婉地表达他的观点的话，那么这首诗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既不是明妃，也不是作者，而是这个出此精彩议论然而了无干系的沙上行人。方东树说“此等题各人有寄托，借题立论而已”，当为的见。（《昭昧詹言》卷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范冲的说法自然不值一提，但王安石诗中的议论，在当时确实算得上惊世骇俗之说，他之所以不顾“夷夏”之别而出此言论，正是为了求识见的不同凡响，与他修《三经新义》一样，虽或有漏洞，却体现了宋人的自立意识和对历史的批判精神。当时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等都曾和作，各出己意，争相以“求出前人所未道”（李壁语）为尚。如欧阳修的和作说：“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后人认为此论“切中膏肓”（注：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一引钱晋斋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9页。）。另一首和作则被清人方东树赞为“思深笔折”、“无一是恒人胸臆中所有”（注：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求立意之高与深，正是庆历诗歌的重要特点，也可看出庆历诗歌实是欧阳修等倡导的学术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历史的重新检讨，目的还是在于现实。欧阳修曾谈到：“……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故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注：《答李翊第二书》，见《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四十七。）说明他之所以疑古议古，是为了对当时学人的空谈性理痛下针砭，归根到底，与范仲淹的塑造士人品格是同一思想，最终是要为现实
服务。王安石的《桃源行》正是体现这一思想的“思深笔折”之作：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
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惊相问。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
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注：笔者认为王安石此诗当为嘉元祐元年和梅尧臣《桃花源诗》而作。二诗结构有相似之处，起首都用了赵高指鹿为马的典故，这是陶渊明诗和序中所没有的；而且这一年王安石和梅尧臣同在京师，交游唱和颇多。）
方东树曾把此诗与唐代王维的《桃源行》进行比较，说：“辋川（王维）只叙本事，层层逐叙夹写，此只是衍题。”而王安石此诗则是：“纯以议论驾空而行”，“只用夹叙夹议，但必有名论杰句，以见寄托。无写。以叙为议，以议为叙。”（注：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王维诗敷衍陶渊明《桃花源记》而成，但放弃了陶作中的政治理想，将桃花源纯粹描写成了一个仙道之地。应当说，王维诗虽然意境优美，令人神往，思致却较为浅直。王安石诗则正好相反。起首四句说明桃源种桃者与商山四皓一样，都是为了躲避秦的暴政而隐居，立意明确而深刻。接下来四句写桃源生活，“虽有父子无君臣”正是方东树所说的“以叙为议，以议为叙”，在叙写桃源生活的过程中传达出陶渊明诗“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政治理想。“渔郎”两句又转一层，叙述种桃者与打渔人的相见，但不是像王维诗趁机大加敷衍，而是轻轻带过，重点在借种桃者之口，感慨天下战乱不息，其现实精神显然是对陶诗的生发。整首诗立意既高，思致又深，笔法亦多变化，与唐诗风味截然不同。类于此的还有欧阳修的《仙草》（景祐三年，1036）：
世说有仙草，得之能隐身，仙书已怪妄，此事况无文。
嗟尔得从谁，不辨伪与真。持行入都市，自谓术通神，
白日攫黄金，磊落拣奇珍。旁人掩口笑，纵汝暂欢欣。
汝方矜所得，谓世尽盲昏。非人不见汝，乃汝不见人。
诗歌贯穿魏邯郸淳《笑林》故事（注：见《古小说钩沉》第一集，鲁迅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但目的不在叙述故事，而是表达自己的一种观点，如同王安石《桃源行》，诗歌“纯以议论驾空而行”；并且作品借仙草故事以针砭时事，其现实意义较王诗更为明确（注：欧阳修在《与高司谏》（《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外集》卷十七）书中说：“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诗当针对此事而作。）。
“不随人后”的自立意识不仅在于追求立意的深刻和识见的高明，也体现于庆历诗人对语言风格和表现形式的种种实践之中。例如欧阳修诗“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风吹露湿香涧谷，时有白鹤飞来双。幽寻远去不可及，便欲绝世遗纷
。羡君买田筑室老其下，插秧盈畴兮，酿酒盈缸。欲令浮岚暖翠千万状，坐卧常对乎轩窗”（《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石介诗“款段足乘骑，代步而已矣”（《感兴》），张方平诗“此地岂容山野客，盍归乎来掩岩扃”（《离都招友人》）等，都有意以语句的长短错落打破唐诗严整和谐的格式，体现出语言的生新之感。“禁体诗”的创作则更为明显地体现出庆历诗人在语言和表现形式上有意的新尝试。皇祐二年(1050)，欧阳修作《雪》诗，题下自注：“时在颍州作。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禁体”一格，自此而创。正如诗中所说：“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高寒窥冥漠。”“禁体诗”的创作，明显体现了庆历诗人自觉的创新意识。但语言风格上的追求并没有使他们固守于形式技巧的精雕细琢而无法自拔，欧阳修、梅尧臣等都曾批评过沉溺于形式追求的晚唐诗，与气象狭小的晚唐诗相反，宏大的气魄是贯穿于庆历诗歌创作中的流动之“气”。这种气势首先表现为视野阔大，题材广泛。视野阔大并不仅指描述山河的壮丽。自古以来，漫游山水，遍览风光一向是诗人之常举，但庆历诗人视野的阔大更多的在于关注世间万物，并在诗歌中加以体现。欧阳修写《庐山高》固然表现出开阔的视野，梅尧臣写种种琐屑的事物又何尝不体现了胸中有一广袤无垠的大千世界！此种气势，是前代诗歌所极少见的。这种流动之“气”，也贯穿于行文的笔势之中。庆历诗歌中以单行奇句的句式表达流畅语意的古体诗最能体现这一特点。梅尧臣的《子聪惠书备言行路及游王屋物趣因以答》、《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颂而韵之》、欧阳修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苏舜钦的《庆州败》、王安石的《送程公辟之豫章》等都是一韵到底、语意连贯、笔势流畅。
而庆历诗歌在精神上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更是其独特之处。在形形色色的题材内容中，“人”始终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对象。试以欧阳修的题画诗《盘车图》为例：
浅山嶙嶙，乱石矗矗，山石硗聱车碌碌。
山势盘斜随涧谷，侧辙倾辕如欲覆。出乎两崖之隘口，忽见百里之平陆。
城长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杨褒忍饥官太学，得钱买此才盈幅。
爱其树老石硬，山回路转，高下曲直，横斜隐见，
妍媸向背各有态，远近分毫皆可辨。自言昔有数家笔，画古传多名姓失。
后来见者知谓谁，乞诗梅老聊称述。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
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乃知杨生真好奇，此画此诗兼有之。
乐能自足乃为富，岂必金玉名高赀。朝看画，暮读诗，杨生得此可不饥。
嘉祐元年(1056)，与梅尧臣同为国子监直讲的杨褒购得古画《盘车图》一幅，请梅尧臣为之题诗，欧阳修因而有此和作。诗歌的语言风格和表现手法是典型的宋诗特色。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首题画诗。前代的题画诗往往着意于描写画面的种种情状和神似之笔，或者还有作画者的创作过程、身世经历等有关情况。宋代的题画诗则往往更注重于与画有关的“人”的活动和风貌。例如此诗，既是品画，也是评人。“浅山嶙嶙”九句描绘了山势的艰险和牛车艰难行进之状，接下来两句转写杨褒忍饥买画，其下六句又写画，却从杨褒的角度来描述，则画之意境与人之品格精神互相辉映。“古画画意不画形”，所谓的“意”是指诱过画的表面意思而暗含于其中的骨力与瘦硬之感，而这正映衬了杨褒不慕名利、诗酒自乐的高士形象。其后宋诗往往表现出这种人文关怀，如苏轼的《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黄庭坚的《答王道济寺丞观许道宁山水图》等都是如此。
值得关注的是，欧阳修实际上在这首诗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他的“古画画意不画形”四句，明确表达了重意轻形的态度，这正代表了庆历诗坛对于诗画艺术的普遍观点。而在他之前，梅尧臣已经体现出这一倾向。庆历四年(1044)，梅尧臣有《观居宁画草虫》一诗：
古人画虎鹄，尚类狗与鹜。今看画羽虫，形意两俱足。行者势若去，
飞者翻若逐。拒者如举臂，鸣者如动腹。跃者趯其股，顾者注其目。
乃知造物灵，未抵毫端速。毗陵多画工，图写空盈幅。宁公实神授，
坐使群辈服。草根有纤意，醉墨得已熟。权豪不可致，节行今仍独。
梅尧臣在诗中称赞居宁画“形意两俱足”，实际上他更突出的是“意”，后面所描绘的都是超越形似的草虫的传神意态便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单说形似，“毫端”是无论如何也比不过“造物”的，而神似正是居宁高明于其他画工之处。据《古今诗话》载：“僧居宁，常州毗陵人，妙工画草虫。尝见水墨草虫，长四五寸者，题云：‘居宁醉笔，须大失真。’然笔力遒劲可爱。”（注：李颀《古今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9页。）可见居宁擅长的正是写意的笔墨。诗人对于诗歌的看法与之类似。刘攽曾说：“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注：《中山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5页。），明确表达了对“意”的重视。欧阳修所引梅尧臣语则可看作是上述观点的一个补充：“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六一诗话》）这些观点为我们理解庆历诗人的种种创新提供了途径：他们所强调的不但是在语言上要力避浅俗，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应当尽可能准确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见解。但宋人的自立意识并没有妨碍他们对诗歌特性的认识。刘攽和梅尧臣的观点其实体现了在“形”与“意”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所希望的是力图在表达“意”的前提下，能够出之以最完美的形式，正如梅尧臣在提出“意新语工”的观点之后对这种宋人最高审美理想的具体阐发：“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六一诗话》引）庆历诗人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尝试，虽然与他们的理想尚有一定距离，但这些对后来者如苏、黄等有着很大启发性的探索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可以看出，庆历诗歌在四十余年的发展中，逐步从西昆体的影响中走出，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它的独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变单一的西昆诗风为丰富多样的诗歌风格，体现出时代的共性与诗人的个性色彩；二是初步形成了宋诗的基本特征，形成了审美精神上共同的新追求。需要指出的是，宋诗特点并不是在反对当时流行的西昆体的战斗中产生的。无疑，西昆体诗并不属于典型意义上的宋诗，但宋诗特征的形成更多的有赖于诗人在诗歌观念和实践上的“立”而不是对当时流行诗风的“破”。西昆体虽然也是作为一种模仿前人的诗歌流派出现，但它与此前的白体和晚唐体并不相同，实际上是这两种诗风的反动。它的内容上的批判意识、艺术上的追求典雅、体现才学等，都已初露宋诗端倪。但庆历诗人也意识到了西昆体的诸多缺陷，所以他们在尚未摆脱西昆体影响的同时，已经在积极探索和追求能够体现新的审美追求和时代精神的诗歌诗点；到庆历年间，他们不但以各自独特的诗风而名世，而且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诗歌风尚，初步奠定了有别于前代的“宋调”的基础。由此可见，庆历诗歌是宋代诗歌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代诗歌，诗坛的繁荣和成就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宋诗的第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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