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尔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2-0105-09
在《后马克思主义读本》中，西蒙在讨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时，强调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条线索：一是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特别是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中对总体与主体理论的解构，这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生长点；一是从葛兰西霸权理论出发的带有政治哲学倾向的思考，这一思考集中体现在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墨菲与拉克劳的理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两条线索，直接影响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建构①。西蒙的讨论虽然没有错，但并没有清楚地揭示出理论发展的中介过程。其实，在这两条思路的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阿尔都塞矛盾的多元决定理论的重新理解，这在西蒙所看重的拉克劳与墨菲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西蒙所没有讨论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那里，对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的后现代式解读，构成了重新坚持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理论过渡环节。从理论的总体逻辑而言，拉克劳—墨菲与杰姆逊的解读的共同特征在于：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中的最后决定因素加以取消，从而使各种要素置于同一层面，再从中寻找它们之间的联接关系，一种具有深度解释模式的多元决定论，被改造为一种平面化的接合理论。两种解读方式的不同在于：拉克劳与墨菲反对具有本质特征的生产方式概念，而杰姆逊则将之解释为一种非本质的、但又具有逻辑整合功能的主导性解释符码。为了进入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揭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及其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非常必要的。
一、从一般矛盾到矛盾的多元决定
阿尔都塞关于多元决定理论的讨论，是从论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改造中阐发出来的。对于这一问题，过去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以费尔巴哈为理论中介，打破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从而解放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使之建立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于这种解释，阿尔都塞持一种否定态度，他认为这种外在的颠倒，最多只能得到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而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分析，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一次双重回归现实的过程。第一重回归现实在于，当法国实现自由资本主义革命、英国实现工业革命时，落后的德国并没有发生这一革命，如是革命变成了知识分子的理性革命，并使这种理性革命形成为黑格尔绝对观念式的神话，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知识分子的批判，使马克思打开了神话的第一重面纱，发现了德国的现实；第二，德国的神话也是对法国、英国历史的神话，所以当时的许多德国知识分子认为，需要做的是实现德法的联盟，马克思早年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当马克思到了法国与英国时，他发现的是被这种神话所遮蔽的另一个现实，在英国、法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分裂与矛盾冲突，这将导致另一种社会可能性。“这一双重的发现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一方面在歪曲了现实的意识形态之下，发现了意识形态所指涉的现实；另一方面，在不了解当代现实的意识形态之上，发现了一个新现实。”②这样看来，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化”一面，并不只是辩证法的外壳问题，而在于辩证法本身就是神秘的，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颠倒，就不再是对外壳的扬弃问题，而是要改造辩证法的内核。“因此，我认为，把辩证法‘颠倒’过来这个比喻是不确切的，它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以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对象的性质(对黑格尔而言是观念世界，对马克思而言是现实世界)，而是辩证法的特殊结构问题；不是对辩证法‘意义’的颠倒，而是对辩证法结构的改造。”③对黑格尔辩证法基本结构的改造，在阿尔都塞看来，这对马克思哲学是生死攸关的，正是在这一改造中，阿尔都塞认为，矛盾的“多元决定”这个概念，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阿尔都塞的讨论从列宁入手，即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将从帝国主义阵营中“最薄弱环节”取得胜利的论述开始。在关于列宁矛盾不平衡发展的论述中，阿尔都塞看重的是列宁对沙皇俄国多重矛盾交织状态的揭示：这些矛盾中有封建剥削制度的矛盾，如农民与东正教神甫的矛盾，这使农民起义有向工人阶级靠拢的可能；有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这在俄国向帝国主义转变时更为严重，这是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即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矛盾；而殖民战争导致的殖民地与领主国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俄国这个既是落后的但同时又处于帝国主义链条中的国家，形成了特殊历史环境中的矛盾群，加之由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接受了西欧工人阶级的全部政治经验，使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环节。在这一多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矛盾群中，阿尔都塞认为，一般矛盾，即由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虽然足以确定革命的总体形势，但它还不能直接创造出革命的形势，也还不足以促成革命的爆发与胜利。这里需要做的是实现多重矛盾的“汇合”，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实现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的矛盾在发挥着相同的作用，尽管这些矛盾有着根本不同的起源、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活动层次与范围，但它们都‘汇合’为一个统一体，我们也不再能说只有一般的‘矛盾’在孤立地发生作用。”④虽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主导性的矛盾起着十分活跃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矛盾是这一矛盾的附属品，它们也不会在这个统一体中消失。这表明，各种矛盾由于其特有的本质和效能，在重新建构的统一性中表现着自己的性质与作用，任何一个矛盾受到其他矛盾存在的影响，矛盾与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离，不同的矛盾规定着社会形态的不同方面，其本身又受到社会形态的规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阿尔都塞认为矛盾在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⑤。
阿尔都塞运用多元决定这个概念，是为了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结构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结构区别开来。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的矛盾是一种简单本原的矛盾，虽然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他讨论了具有多元性特征的社会历史现象，但这种多元现象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在绝对精神外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因此多元性的因素只具有现象的意义，最终要回到绝对观念自身，具体生活中的各种因素，都只是精神内在本质的回声。也可以说，任何特殊性的多元现象，都构成了普遍性的观念本质的幻影。
阿尔都塞对黑格尔矛盾概念中的简单本质的批评，结合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讲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结构的改造问题。如果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在于对简单本原的肯定，在于将这种简单本质看作是一种抽象化的规则，那么，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改造就不再是用另一种简单本质来代替黑格尔的简单本质，如以经济基础等作为各种因素的唯一本质。在这种简单本质的替代中，辩证法就被降格为生产方式的辩证法，降格为生产技术的辩证法，这导致了过去的解释中经济主义与技术主义的路向。当简单的本质被放弃时，矛盾的多元性内容也就呈现出来。
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多元决定论的思想，在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的讨论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这里，又是对黑格尔思想的一个批判性讨论。在讨论市民社会与国家时，按照黑格尔的理路，国家构成了市民社会的真理，作为需求体系的市民社会仅仅体现为理性的狡计，这一说明合乎黑格尔的简单本质原则。而在阿尔都塞看来，在马克思那里，经济与政治的直接等同消失了，马克思揭示的是链条的两端：一方面是生产方式归根到底具有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这就与黑格尔自我意识理论完全区别开来，而且也与现象与本质的直接等同理论区别开来。在这一表述的基础上，阿尔都塞对自己的矛盾多元决定概念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说明。“只要我们认识到上层建筑的种种形式和国内外的情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特的、自治的因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⑥在阿尔都塞的这个描述中，多元决定更多与上层建筑的各因素作用联系在一起，更多是为了强调它对经济基础的影响。
阿尔都塞对单一中心的批评，对多元中心的强调，这与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相关。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的经济决定论是对黑格尔思想中的简单本质决定论的颠倒，那么需要追问的是这种简单本质，即绝对观念，或者说绝对的自我意识的透明性(自明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这种自明性的绝对自我意识，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特征，它将世界看作是自我意识的现象，真实的世界变成了自我意识的神话建构的素材。而这个自明性的主体，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了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没有不为了这些具体的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这个目标又只有借助于主体——即借助于主体的范畴和它所发挥的功能——才能达到。”“主体之所以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只是因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功能定义了意识形态本身)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⑦马克思通过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以理论取代了意识形态，而在理论建构中，多元决定构成了其中的重要内容。所以当阿尔都塞强调多元决定时，实际上取消了主体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反对着经济决定论。
二、理论生产与矛盾的多元复杂结构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阿尔都塞关于“理论生产”的思想，他关于矛盾多元决定的思想与“理论生产”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正是通过这个概念，他认为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式的意识形态迷雾。在阿尔都塞的语境中，“理论”这个概念具有多义性，可以作不同层次的划分：作为一种理论实践中的理论，这是与政治实践和其他社会实践不同的实践活动，其广泛的形式，不仅包括科学的理论实践，也包括前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如构成科学前史的知识的形式，即“哲学”。在这个广义的内涵中，阿尔都塞实际上对“理论”这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即理论是与意识形态相对应的，也与哲学概念相对应，“我们把具有科学特征的任何理论实践称之为理论。”作为与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概念，理论又具有不同的规定性：一是作为具体科学的理论体系的理论，阿尔都塞称之为“理论”，这类“理论”包括万有引力理论、波动力理论等等；一是作为一般实践的理论，即大写的理论。“这种理论以现有的(各门科学的)理论实践为基础而制订出来的，现有的理论实践则把现实的经验实践(人的现实活动)的意识形态产物，加工为‘知识’(科学真理)。这种理论就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相一致的唯物主义辩证法。”⑧阿尔都塞将唯物主义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内容，也是马克思一直要写作而没有写出来的东西。理论实践主要指的是这个意义上的理论实践。
阿尔都塞认为，理论实践的过程，借自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说法，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分析，阿尔都塞想说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区别。阿尔都塞认为，任何理论的实践都是从抽象的一般开始的，他称之为一般Ⅰ(generality Ⅰ)，它构成了前提，这个前提不可能从意识形态中摆脱出来，而科学的理论生产就是要将一般Ⅰ从意识形态中抽象出来的过程。理论生产的最后结果应该是一般Ⅲ，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具体”，但这是一种思维具体，而不是实在具体，如果将两者等同，就犯了黑格尔式的意识形态错误，这也是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在黑格尔哲学中，一般Ⅰ与一般Ⅲ具有同质性，这是由其简单矛盾的原始本质所规定的，而对于马克思的理论实践来说，一般Ⅰ与一般Ⅲ之间，存在着作为“生产资料”意义上的一般Ⅱ，这个一般Ⅱ就是“理论”所指的东西，它指的是有着矛盾统一体的概念群。“我称之为‘理论’的一般Ⅱ，它的统一性很少存在于反映着理论体系统一体形式的一门科学中。至少在实验科学中，除了以纯理论形式存在的概念之外，还包括根据在其中活动着的整个技术领域。纯属理论的和公开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概念，很少以不矛盾的形式统一起来。它们通常在局部性理论中构成一些局部性的统一体，并与复杂的和矛盾的整体共存，而这个整体是未经理论思考的统一体。正是这个极端复杂和矛盾的统一体，每次都以特殊的方式在每种科学的理论劳动中发挥着作用。”⑨也就是说，在阿尔都塞看来，从抽象到具体，这中间有着以多元矛盾为统一体的结合过程，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将抽象与具体等同化。虽然黑格尔也强调中介的作用，但阿尔都塞认为这种中介是以同质性为基础的中介，而没有看作多元矛盾的综合作用，这才是马克思理论生产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正是这个环节将马克思与黑格尔区别开来。所以他认为黑格尔有两个错误：一是将思维具体当成了实在具体；二是将作为认识过程起点的普遍概念当成这一过程的动力与本质，造成了起点与终点的同质化。阿尔都塞认为，在一般Ⅰ与一般Ⅲ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原因在于一般Ⅱ与一般Ⅰ之间存在着质的中断，作为特定科学“理论”的一般Ⅱ，有其特定的发展过程，而不能等同于一般Ⅰ，相对于一般Ⅰ而言，一般Ⅱ具有优先性，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的重要地方。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任何一种“思维具体”都是以复杂矛盾统一体为基础的一般Ⅱ对一般Ⅰ改造的结果，因此，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矛盾具体性，是以多重矛盾复杂结构的社会整体为前提的，社会结构的多重矛盾复杂结构，是讨论简单矛盾的前提和条件，矛盾的不平衡发展，也只有在这个结构中才是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起源哲学及其相应概念的意识形态神话，建立了承认任何具体‘对象’都具有给定的复杂结构这一原则，正是这个复杂结构既决定着对象的发展，也决定着生产对象知识的理论实践的发展。”⑩因此，矛盾的多元决定是与社会的复杂结构分不开的，任何简单矛盾的讨论，都必须与社会复杂结构联系起来，而不能以简单矛盾作为母体，来推演社会结构的运行发展。
三、复杂整体与多元决定
上面的讨论提出的问题是：如果社会结构是一个矛盾的多元复杂结构，那么在这个社会整体中，各种矛盾处于何种关系中？何以保证这个整体不被多元矛盾所瓦解？正是在这里，阿尔都塞认为：复杂整体结构在本质上包含着一个矛盾支配其他矛盾，各矛盾间存在着明显的主从关系，复杂整体具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
在这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整体(the whole)概念与黑格尔的总体(the totality)概念进行了区分(在阿尔都塞的具体论述中，这两个词是可以替换的)。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的总体概念具有唯一的、原始的和简单的本质，“黑格尔的总体是简单统一体、简单本原的异化发展，总体性的发展又是观念发展的一个阶段。”(11)因此，黑格尔的总体是简单本质的现象和自我表现，简单本原在外化过程中形成的国家、市民社会、哲学、宗教等，虽然有着差异，但这种差异是观念自身内的差异，从这个方面来看，这种差异是无关紧要的。在社会总体中，任何矛盾都不是主导性的，因为社会总体存在的根据与动力并不是来自于社会本身，既不来自于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也不来自于国家结构，而是来自于超社会之外的精神。“黑格尔的整体是‘精神’的统一体，在这个整体中，提出差异仅仅是为了否定差异，成为无差异，差异永远不可能为自身而存在，它们只是独立存在的外表，它们只是表现通过差异而自我异化的简单内在本原的统一体，并且作为这一本质的异化现象，各种差异实际上一律平等的。”(12)因此，阿尔都塞对黑格尔的总体性提出三点概括：第一，黑格尔的总体性是表面的，它并不由真正的“领域”构成；第二，黑格尔的总体性并不具有复杂结构，因此总体性的统一也就不在于其复杂性；第三，黑格尔的总体并不具有主导结构，而正是主导结构才能使复杂整体构成为统一体，使复杂结构成为政治实践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社会总体理论，并不能构成政治的基础。
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总体是具有复杂结构的统一体，这种复杂整体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整体的结构，以及各种基本矛盾的“差异”和主导结构，正是这个整体的存在本身。每个矛盾、结构的每个基本环节、主导结构中各环节之间的关系，都构成复杂整体结构存在的条件。第二，各种矛盾间的“差异”(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复杂整体存在的条件。也就是说，各种矛盾具有相对自治性，次要矛盾并不是主要矛盾的现象，矛盾的次要方面也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现象，而是说它们的存在同样十分重要，构成了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存在条件，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总体。但在这个整体中，存在着不平衡的发展，存在着主导关系，这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讨论生产、分配与消费时所说的：“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个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13)因此，各种矛盾的自治性并不相互排斥，恰恰构成了整体统一性的主导结构的表现。第三，各种矛盾在相互的整体结构中与其他矛盾间的有机关系，这种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构成了复杂整体的存在“条件”，这种存在结构使复杂整体保持着一种稳定性，但又使其主导结构发生着变化，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概念就是对此的描述。“多元决定在矛盾上具有如下基本特质：它是矛盾在自身中对自身存在条件的反映，也就是矛盾在复杂整体的主导结构中所处位置在矛盾自身中的反映。这不是单一意义上的‘位置’。它既不只是‘原则’上的位置(即矛盾在等级性因素和决定性因素，如社会、经济等关系中所占有的位置)，也不是它在‘事实’中所处的位置(即矛盾在特定阶段是否占主导地位或服从地位)，而是事实中的位置与原则中的位置的关系，也就是说，正是这种关系使得事实中的位置在主导结构中具有‘可变性’，而总体则保持‘不变’。”(14)多元决定理论是想揭示复杂结构内在的关系图式。在这种复杂关系中，任何矛盾又都不是自治的、单一的，它反映着复杂整体不平衡结构的内在关系，任何矛盾都只能在这个复杂整体中得到定义。
第四，在这种复杂整体中，矛盾的不平衡发展是社会整体结构的重要特征。阿尔都塞认为，在复杂整体中，存在着主导结构，任何矛盾的变化都反映到主导结构中，主导结构虽然具有稳定性，但主导结构的内在构成要素的地位却经常发生着变化，如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上升为主要方面等，矛盾的融合现象即是一种压缩，当多重矛盾的压缩达到临界点时，就形成了社会结构变革的转折点。矛盾的这种转变正是不平衡法则在起着作用。因此，不平衡法则并不是特殊环境中产生的次生法则，而是矛盾多元存在的原始法则，“正因为不平衡(unevenness)法则影响着一切社会形态，它也影响着这一社会形态与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成熟程度不同的其他社会形态的关系中，并使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关系是何以可能的。”(15)这种不平衡来自于内部的不平衡，正是不平衡法则使得任何将经济、政治固定下来的做法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正是“经济主义”的错误所在。“所以，不平衡内在于社会形态中，因为复杂整体的主导结构的不变性，是构成它自身各种矛盾具体变化的前提条件，也就是各种矛盾的替换、压缩、转化……的条件。”(16)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讨论的矛盾就是由这种不平衡性决定的，多元决定就是对不平衡性的本质的确认。
第五，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但这一发展过程也是以不平衡性为基础的。建立在矛盾多元决定基础上的转移和压缩，由于它们在矛盾中所占的主导地位，规定着矛盾的阶段性(非对抗阶段、对抗阶段和爆炸阶段)，这些阶段构成了复杂过程的存在，即事物的发展。转移阶段是事物处于非对抗阶段，而压缩阶段则是对抗阶段，当压缩失效出现不稳定时，矛盾就会爆炸开来，导致整体的分解和重新整合，这就是革命的产生。在关于动力的讨论中，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想强调“无因之果”，即一种结构因果性，当把经济理解为归根到底起作用时，“‘归根到底的矛盾’从不亲自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最后决定的钟声将永远不会敲响’)，人们不能把矛盾作为‘当事人’直接抓住。矛盾是‘原因’，但只是辩证含义上的‘原因’，它决定着人们在阶级斗争的舞台上应该抓住哪一个‘决定性环节’。”(17)对于这种无因之果的多元决定论，阿尔都塞的学生普兰查斯说：“这种关系既不是一种直线性的因果关系，也不是一种具有表现力的中介关系或类比的相互关系。那只是这样一类关系，在其中居统治地位的结构对这些部门结构的体制(性质)起着控制作用，使这些结构各利其所和各尽其职。可见，构成每个层次方面的那些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而是受到其他层次方面关系多重影响即多元决定作用的。”(18)
多元决定论，是阿尔都塞对社会历史结构与动力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强调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又取消了把最终决定作用看作是一个直接在场的要素的解释，正是在这里，为后马克思主义式的解读提供了理论空间。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解读中，杰姆逊、拉克劳—墨菲对多元决定理论的不同阐释构成了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向，虽然双方都处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之中。下面我们就以两者为例加以分析。
四、多元决定与总体性：杰姆逊对阿尔都塞的解读
杰姆逊想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阐释学，这一重构的基础就是“生产方式”概念。相对于过去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对生产方式的历时性理解，杰姆逊更看重的是生产方式的共时性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阿多都塞从多元决定视角而来的解释，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杰姆逊认为当代思想实现了一种转变：即不再追问普遍本质——这是对“是什么”的提问，而是关注“何以运行？”阿尔都塞关于结构因果性的讨论就是对传统哲学“是什么”的批评。在传统哲学的讨论中，存在着机械因果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就是如此；存着着表现因果论，即认为对于普遍本质而言，整体的各组成部分只不过是表现的现象形式，在整体的每一个点上都呈现为本质的内在原则，这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充分的表现，这种阐释具有神正论的特征。对于阿尔都塞的这一讨论，杰姆逊认为：“在宽泛的意义上，阿尔都塞对表现性因果律的批判可以看作是超越了所谓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直接目标，而击中了隐含的或明显的神正论，这种神正论必定产生于使各个层面相互同化并证实其最终同一性的诸多阐释。”(19)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提出的是一种不同的阐释符码，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符码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是以对生产方式的重新理解为指向的。对于阿尔都塞的这种努力，杰姆逊描述为：“他们的工作也就是在我们的时代最盛行的那种工作，即恢复生产方式的问题框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组织范畴。”(20)杰姆逊比较了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与阿尔都塞的阐释模式：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模式(参阅《政治无意识》第23页)
阿尔都塞的阐释图式(参阅《政治无意识》第27页)
阿尔都塞与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理论的区别在于：第一，阿尔都塞反对任何目的论的阐释，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模式没有从寓言阐释模式中解放出来。第二，传统马克思主义把“终极的决定性动因”或生产方式看作狭隘的经济层面，并认为它决定着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而在阿尔都塞这里，这种狭义的经济层面并不与生产方式概念同一，也不与社会总体同质化。第三，在阿尔都塞这里，生产方式构成了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它并不是社会总体中的一部分或一个层面，而是这些层面中的整个关系系统。但这个系统并不在经验上存在于任何一个层面，因而它是“缺场”的。
在杰姆逊对阿尔都塞的解读中，他强调的是如下问题：第一，生产方式作为阐释符码，并不是单一的决定论，而是结构性的因果性，在这里，任何目的论的阐释都是要拒绝的，同时生产方式的阐释符码具有一种跨学科的特征，这就是杰姆逊所谓的以生产方式整合其他阐释符码的起点，也是他自己理论的核心。第二，中介范畴的重新运用。在讨论阿尔都塞时，我们已经讨论到阿尔都塞强调每个矛盾的特殊性与自治性特征，但这种自治性并不是绝对的，任何一个矛盾都是对它在复杂整体中地位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矛盾是在“他者”中得以确立的。多元决定范畴在直接的意旨上反对的是本质表现式的因果律，即黑格尔式的绝对观念作为中介的本质，中介在黑格尔哲学中虽然重要，但从根本上说又只是一种现象，不具有自身的存在意义。阿尔都塞对此持一种批判态度。杰姆逊在解读这一点时认为，中介作为分析的手段，是对社会生活破碎性、自治化、社会生活不同区域的分隔化和特殊化的局部克服，这是一种符码转换，在这个转换中，“分离的领域，破碎的领域，符码爆炸和学科多元化的领域，这不过是表现现实：如黑格尔所说，它不完全为自身存在，而是为我们而存在，是晚期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日常生活和生存经验的基本逻辑和根本法则。因此，对不同‘层面’的终极的基本统一的诉诸，不过是形式上的，空洞乏义的，除非它为我们这里所论的比较具体的、于局部实践的中介提供逻辑理由和哲学依据。”(21)这是对学科物化空间的克服。这种意义上的中介是避免形式主义与本质主义的重要途径。对于杰姆逊来说，中介类似于一种同构实践，即在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哲学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这也是杰姆逊认为任何文本都与政治无意识有关的论述基础。第三，建构总体性。对于阿尔都塞的复杂整体理论，杰姆逊做了这样的说明：“他旨在强调各个层面之间某种终极结构的相互依赖性，但是，他是根据通过那个结构的中介来掌握这种相互依赖性的，而非通过使一个层面直接与另一个层面相重合的比较直接的中介。……阿尔都塞的结构，与所有马克思主义一样，必然坚持社会结构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只不过他是通过这些因素的结构差异和相互间的距离将其关联起来的，而非据其终极的同一性，如他认为表现性因果律所能做到的那样。因此，差异在这里被解作一种关系概念，而非各不相联的多种差异的纯粹惰性的储存。”(22)这是与旧的总体性概念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总体性概念。对于杰姆逊来说，在后结构主义时代，总体性的方法并不意味着不重要，一种总体性的观念在今天恰恰是非常必要的，但这并不妨碍对差异的重视，阿尔都塞的总体性就是对差异、碎片的一种联接方式。“我发现，总体性或总体化概念中蕴含着对方法的需要，以及对显然统一的文化文本内部的断裂、缝隙、远距离行动进行‘症候分析’的相当不同的关注，对二者予以重视而又不出现重大分歧是完全可能的。”(23)
在这一基础上，对于文本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杰姆逊将之描述为三个同心圆：“首先是政治历史观，即狭义的定期发生的事件和颇似年代顺序的系列事件；然后是社会观，在现在已经不太具有历时性和时间限制的意义上指的是社会阶级之间的构成性张力和斗争；最后，是历史观，即现在被认为是最宽泛意义上的一系列生产方式，以及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构造的接续和命运，从为我们储存的史前生活到不管多么遥远的未来历史。”(24)杰姆逊的新阐释学，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层面的内在关系而展开的。在第一个层面，杰姆逊区分了实在历史与文本中的历史，认为我们所能接近的历史都是文本中的历史，强调文本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但在这里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完全强调文本的象征性意义，将文本完全隔离开来，过分强调文本的潜在组织能力；一是将实在的历史绝对化，认为文本只是被动地反映历史，前者将会产生纯粹意识形态，后者将产生庸俗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在第二个层面，杰姆逊认为文本与阶级之间就像言语与语言的关系，但在这里，杰姆逊认为较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是通过意识形态素来完成的，这种意识形态素有着双重特性结构，“它的本质结构特点可以说是它既可以表现为一种准思想——一种概念或信仰系统，一种抽象价值，一种意见或偏见——又可以表现为一种元叙事，一种关于‘集体性格’的终极阶级幻想，这些‘集体性格’实际上就是对立的各个阶级。”(25)分析这种意识形态素就是重要的任务，而有些意识形态的符码可以同时为不同的甚至对立的阶级所运用。
但当将这些分析推进到第三个层面时，生产方式的概念就至关重要，杰姆逊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有活力的概念。但这里的生产方式概念并不是指单一的某种生产方式，而是各种不同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结构”，这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概念也不只是物质意义上的生产，而且也包括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生产，因此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在杰姆逊这里得到了一种改造，即被改造为一种具有共时性的功能建构，其中不同的生产方式构成了矛盾，有的生产方式占据着主导性的作用。“共时的东西是生产方式的‘概念’：几种生产方式共存的历史时刻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共时的，但却以辩证的方式向历史敞开着。”各种生产方式都有其自己的动力和时间规划，这是一种元共时性，社会构成就是这些不同体系和生产方式的共存，“共存的不同生产方式已经明显敌对的时刻，它们的矛盾已经成为政治、社会和历史生活的核心时刻”，就是杰姆逊所谓的“文化革命”(26)。这是由主导性的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变革，但由于每种生产方式都有其特定的信息沉淀下来，因此，最后的信息具有一种“联合”特征。这表明，对任何主导性的生产方式的改造也包含着对其他生产方式的改造，在这个论述中，生产方式构成了杰姆逊理论的底色，而在他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中，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构成了重要的理论中介。
五、多元决定与异质性：拉克劳与墨菲
在杰姆逊的理论中，通过对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的再思考，建构出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阐释理论，虽然他的生产方式概念有着结构化的特色，但他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基本思想的坚持。在这个意义上，杰姆逊是一位在后现代语境中想继续发展马克思基本思想的学者。与此对应，同样在面对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时，拉克劳与墨菲则直接走向了后现代式的思考，他们废除了多元决定理论的最后决定框架，使具有总体特性的多元决定理论变成了一种碎片式的链接理论，这构成了他们重新讨论霸权概念时的理论要素之一。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拉克劳与墨菲对霸权概念的讨论吸收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的成果。与卢森堡、索列尔、葛兰西等人不同，这些人虽然已经看到了建构霸权的重要性，但仍将霸权概念奠基于社会生产或阶级区分的基础上，有着本质主义的残余，而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建构霸权概念，不是在同一语境中做一种简单的思考，而是要在相互矛盾的弥散平面上，进行更为复杂的协商策略。”(27)多元决定被置于一个平面化的层次中，被置于一个完全差异的层面上，反对任何“本质主义”倾向的解释，他们认为这是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根本缺陷，这也是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的本质主义残余。这种残余与传统社会相适应，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变，新的激进理论策略必须去除这种本质主义，或者说阿尔都塞多元决定思想中的“尾巴”即最后决定因素必须被割掉，使碎片化的、异质性的因素呈现出来，在这种情境中，霸权在后结构语言学的改造下，变成了对异质性的链接。这构成了他们讨论霸权时的主要思路。
在对社会的理解上，拉克劳与墨菲首先反对一种中介意义上的总体性，认为这种总体性是黑格尔总体性的特征，这是将社会看作一种同质化的总体性，一个被缝合了总体，而实际上社会存在的因素(moment)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关系；其次，反对将社会看作受必然性规律所决定的，但要保持要素之间一种同一性的必然性关系，这种同一性并不是本质主义意义上的，它不能被固定下来；第三，各要素处于一种散漫的结构之中，但这种散漫的结构并不是一种“沉思”或“思辨”的整体，而是链接实践(articulatory practice)(28)。因此，在霸权的建构中，链接概念就非常重要，正是“链接”，才将要素变成了霸权结构中的因素。为了分析这个概念，他们认为需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尽可能地详细确定进入链接关系的要素(element)的独特性；二是确定包含这种链接的因素(moment)关系的特殊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破本质主义，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就起到了这种过渡性的作用，有助于说明“链接”这个概念。
拉克劳与墨菲认为，阿尔都塞力图将自己的“复杂整体”概念从黑格尔的总体概念中分离出来，与黑格尔的理性自我展开中展现为矛盾分化的总体相比，阿尔都塞的总体性是一种“多元决定”的。对于这个概念，拉克劳与墨菲认为，阿尔都塞首先是在一种象征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是对语言学与精神分析学中这一概念语境的移用，它表示社会是作为一种象征秩序来建构自己的。拉克劳的这一认定非常重要，因为链接概念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话语实践。因此，在社会中没有任何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区分，社会中的因素并不能固定下来，这是建构链接概念的基础。当然，阿尔都塞并没有走到这一步，他反而又陷入到本质主义中。这个概念为什么不能产生出一种“链接”呢？拉克劳与墨菲认为，在阿尔都塞那里，这个概念一开始就同经济的归根到底的作用这一思想相联系的。这个思想是拉克劳与墨菲最为反对的，“如果‘经济’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对任何社会类型都起决定作用，那么它必然被看作是独立于任何社会，经济的存在条件也必须同任何其他具体的社会关系分离开来”(29)，就不可能在因素之间建构起一种偶然性的链接关系。阿尔都塞设想了一个普遍的抽象概念，即“经济”，这种不可改变性，就只能有一个被决定了的社会，这时我们所面对就不再是多元决定的社会，而是一元决定的社会，至少多元是受一元所决定的。
为了解放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概念，拉克劳与墨菲认为必须在两个方向上着力：首先是发展多元决定概念的所有含义，揭示这个概念在“经济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这种意义上的不可能性；其次是确证社会总体的各要素之间的链接关系，是一种逻辑上的不一致性意义上的必然链接，因此作为对象的“社会”就不可能是理性的统一的总体。只有在这一改造的基础上，才可能提出各因素之间的裂缝问题，才能讨论拉克劳与墨菲的“链接”概念。当放弃了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时，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总体性话语，也必然被放弃，这时才可能提出存在于具体社会形态中的链接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形态这个概念并不是被一个组织了的、并由最终决定因素所支配的总体性，这是对任何因素关系的指定，而不是一种话语实践意义上的链接。要讨论“链接”，首先要拒绝一个被缝合了的总体的概念，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组合体，而其中的内在要素之间的关系，都具有单个的、自治的特征，这是以莱布尼茨代替斯宾诺莎，上帝不再保证因素之间的和谐，而只是为了保证各因素之间的独立，这些因素通过一种总体化的运动构成了总体，这时总体这个概念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处于开放的复杂化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任何因素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处于链接过程中的因素，任何总体都是未完成的、开放的、协调性的总体，这是拉克劳与墨菲对阿尔都塞多元决定逻辑的解构式阅读。拉克劳与墨菲的激进民主策略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建构起来的。
注释：
①Post-Marxism:A Reader,ed.By Stuart Sim,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pp.3-5.
②③④⑥⑧⑨⑩(11)(12)(14)(15)(16)Louis Althusser， For Marx,Trans.by Ben Brewster,London and New York,1967.p.81,p.93,p.100,p.113， p.168， p.168， p.184-185， p.198， p.203， p.203-204， p.209， p.212， p.213.
⑤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surdétermination)，在法文中，这个词指的是复因决定、受各种条件制约的意思。它来自于弗洛伊德，原指在梦境中，多种思想浓缩为单一的意象，或者心理能量的移情，即从一种独特的潜在思想转向表层的琐碎的多种意象。
⑦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载《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17)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36页。
(18)普兰查斯：《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19)(20)(21)(22)(23)(24)(25)(26)杰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第24页，第30页，第31页，第46页，第63-64页，第75页，第83页。
(27)(29)Laclau and C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London Verso,1985.p.93.p.98.
(28)articulatory practice，这是《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较难翻译的词。孔明安博士将之译为“链接实践”，我感到比较合乎电子媒介时代的语意(参阅孔明安：“‘Articulation’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从拉克劳和墨菲的‘Articulation’谈起”，载《现代哲学》2006第3期)。本文采用这一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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