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简替代与阅读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中国古代阅读史研究概述 近年来，随着阅读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古代阅读史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了不少成果，特别是在史料整理方面，成就斐然，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阅读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学者对其进行总结。1939年，张明仁编成《古今名人读书法》，将历代学人论读书的史料汇为一编，对研究阅读史有一定的参考作用。[1]1993年，王余光、徐雁主编《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分类收录古今中外与读书相关的词条3700余条。[2]1994年，王三山所著《文人书趣》一书，涉及历代学人读书掌故颇多，对阅读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97年至1998年间，长江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中国名人读书生涯》丛书，从近代学者、名人中遴选出曾国藩、康有为等十位，紧扣“读书”的主题，通过回顾先哲的读书和治学生涯，希望引起读者对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思考。1997年，王余光等人将祁承邺、吴应箕、陈梦雷、周永年四家所辑历代学人读书事迹与掌故汇为一编，加以译注，以《读书四观》之名出版。[3]2002年，曾祥芹等人编撰《古代阅读论》，选录先秦至晚清学人有关阅读的种种论述，是对中国古代阅读史料的一次全面总结。[4]此外，1935年，中国读书界曾发起过一场以鼓励读书，造成好学风气，提高文化水准为宗旨的读书运动。其时，史学家钱穆应邀写成《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原名《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初成于1935年，后收为《学龠》第五篇，1958年香港自刊本)，总结了近百年来诸儒的读书论及其所开列的各种入门书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评说，是中国晚清至近代阅读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5] 中国古代阅读史及阅读理论研究。2000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部分师生曾以阅读史与阅读文化为论题，举行过一次讨论会，王余光就中国阅读史的构建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6]2001年，王龙在《阅读史研究探论》一文中，就阅读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7]2005年，王余光、许欢《西方阅读史述评与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新进展》，提出了中国阅读史研究的任务和内容。[8]2007年，王余光等编著的《中国阅读文化史论》第二编“阅读史研究”收录了多篇中国古代阅读史研究论文，总结了近年来中国阅读史研究取得的最新进展，并就中国阅读史研究体系的构建，研究内容的选择等问题展开了讨论。[9]2010年，许欢在《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一文中，总结中国古代阅读体系具有从阅读的绝对垄断到有限控制等四个特征。[10] 中国古代阅读史是一个非常宽广的研究领域，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料收集，及对古代阅读史特征的宏观概括阶段。对每个历史时期的阅读特征转变缺乏细部考察。考察中西各国阅读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载体形态的每次变革都会对阅读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纸张取代简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是阅读史上文本和载体形态的第一次变革。随着纸简替代的最终完成，中国古代阅读史迎来了第一个转型时期。下面，本文以纸简替代这一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进行阅读史专题研究的探索。 2 纸张的发明与纸简替代 阅读是伴随着文字产生而出现的一种人类活动。以殷商时期甲骨文为起点，我国的阅读活动至少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通过对中国古代阅读史的观察可以发现，虽然阅读活动的主体是读者和读物，但文本的变迁，特别是载体形态上的变革，常常对阅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载体形态的变化，是一个时代阅读转型的诱因，并引领了阅读转型的方向和特征。 从殷商至西周中前期的一千多年里，虽然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文字，但由于生产条件的落后，书籍和文字一直掌握在少数社会上层手中。不论是教育制度，还是典籍收藏，都体现出“学在官守”的特征，近人黄绍箕曾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纳为“惟官有书，而民无书”，“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11]因此，自上古至西周的漫长时间里，阅读是少数人的特权。进入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周王朝的统治力量不断衰退，“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原本“立官分守”的典籍散入民间，形成了“天下失官，官学在四夷”[12]的新景象。孔子就是这种新教育体系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孔子整理六经，但六经并非孔子所创，所谓“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13]。可见，春秋以来，私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属“官守”的典籍进入民间流通领域。虽然教育的普及程度较前代有很大的提高，但受限于物质和技术条件，书籍仍然是只在上层社会流传的“奢侈品”。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不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战国后出现的简帛文书，普遍存在刻写不易，成本较高的缺点，而占有阅读材料，是阅读活动的基础。于是，当一种更加轻便廉价的书写材料——纸张出现后，中国古代阅读史掀开了新的篇章，东汉至魏晋的二百多年，是中国阅读史上第一个特征明显的转型时期。 作为书写材料的纸张，大致出现在东汉后期。《后汉书·宦者传》最早记载了蔡伦改造纸张的经过：“蔡伦，字敬仲。……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14]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在蔡伦之前已经有纸张出现，但并未被广泛应用于书写。[15]蔡伦在前人造纸法的基础上，以成本低廉的树皮、麻布为原料，改进了纸张的生产工艺。蔡侯纸发明后，凭借造价低，便于携带的优点，很快在社会上，特别是中下层士子中流行开来。然而，纸简替代却并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作为一种新的载体形态，虽然纸张具有物美价廉的优势，但从东汉末年直至三国时期，官府的正式文书仍以简帛为主，在人们的认识中，书写材料也以“帛”为尊。如《后汉书·儒林传》记载东汉末年董卓兵乱，移辟雍、东观等处典策文章，所得仍以“缣帛图书”为主。[16]又如《三国志·魏志》卷二裴松之注引《魏略》：“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17]。可见，在时人眼中，素是高级书写材料，纸则要等而下之了。 关于纸张取代简帛的确切时间，学界仍然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约在蔡侯纸发明的一百年后，即魏晋时期，纸简更替的历史进程最终完成。晋代学者傅咸专门创作了《纸赋》，[18]称赞这种新兴的书写材料。可见，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纸张的优越性才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随着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的普及，人们的阅读行为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3 写本时代的阅读转型 3.1 书籍数量的激增 纸张的使用，对阅读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书籍数量的激增和流通速度的加快。在简帛时代，由于制作工艺和造价的限制，书籍只能为少数人所拥有，且种类稀少，流通不便。纸张出现后，价廉而易得，普通的士子也可占有阅读材料，社会上流通的书籍数量因此而激增。《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我国现存较古的一种史志目录，记载了隋朝一代藏书，其中《总序》略论自汉末以来官府藏书之聚散情况：谓刘向父子校书时，“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魏晋期间受战乱所累，四部藏书减至“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南朝宋谢灵运整理《四部目录》，载书“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而至《隋书·经籍志》作时，则“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19]可见，从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官府藏书迭遭兵燹，但在数量上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速。 比藏书数量的增减更能说明书籍增长情况的是部类的变革，刘向父子作《七略》、《别录》，将经见书籍分为七类，至《隋书·经籍志》，七部分类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分类法的变革，决定性因素是学术思想变迁和社会思潮变革，但直接表现形式往往是某一部类书籍的减少，或新兴部类的兴起。以四部中新出现的“集部”为例，《隋书·经籍志》总集“叙”述其源流：“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20]集部书的大量出现在东汉建安以后，恰好与纸张普及的时间吻合。作为一种抒发个人情怀，记载私人著述的类别，集部书籍数量的激增，固然与东汉以来诗赋文体的兴起密切相关。同时也说明了，纸张用于书写后，作者群体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可以拥有书籍，进而进行创作。 除了诗赋等新兴文体的出现，原有部类的变化也同样说明了问题。《七录》是南北朝梁人阮孝绪的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其书虽然继承了刘向的七部分类，但具体的类目设置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在《七录序》中阐释史部源流，谓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21] 可见魏晋之世，书籍数量激增。除了书籍数量的增长，纸张被广泛应用于书写，也促进了书籍的流通。书肆大量出现，抄写成为了图书流通的主要形式。对此，汉魏时期的史书多有记载。“班超，字仲升。……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22]“(王)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23]“《后汉书·卷一一四·列女传》记蔡文姬抄书之事：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才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24]“阚泽字德润。……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25] 班超、王充为东汉初人，生活在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前，但此时已经出现了书肆和以抄书为业者。书肆的出现，无疑为普通士子拥有学习材料打开了方便之门。通过成为佣书人，一些贫寒无依的青年学子，也找到了一条阅读的捷径。同时，书肆有追求利润的诉求，在物美价廉的“蔡侯纸”出现后，也更加容易接受这种新兴的书写材料，通过贩卖纸张抄写的书籍，大量典籍、文论得以迅速流传。至三国时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纸张俨然已经取代了简册，成为了主要书写材料，抄写也成了书籍流通的主要方式。 书籍是阅读的基础，书籍数量的增长和流通速率的提升对阅读行为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廉价的书写材料——纸张的发明，为图书的创作和流通提供了物质保障。自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图书数量的激增是本时期阅读史上的第一个突出特征。 3.2 文本传播速率加快 纸张的使用，不仅使书籍数量激增，同时也加快了文本的传播速率。在简帛时代，由于竹简制作繁难，帛书造价高昂，知识的传播主要靠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文本的流传比较缓慢。纸张被用于书写后，通过传抄的形式，优秀的作品能够很快地在社会上流传，使得文本的传播速率大大加快。 以晋代文学家左思的名篇《三都赋》为例，据《晋书·卷九二·文苑传》所载，左思构思十年而成的《三都赋》，本不为世人所重。左思“以其作不谢班张”，诣名士皇甫谧，“谧称善，为其赋序”，后又有张载、刘逵、卫权等人为之作注。左赋遂名声大噪，“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26]。左思生活在纸张普及之后的魏晋时期，故其作品能在当时即引起轰动，达到“洛阳纸贵”的效果，这在简帛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再如东汉末年文学家崔瑷《与葛元甫书》：“今遣奉书，钱千为贽，并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27。以纸抄的书籍赠送友人，在当时的中下层文人中应当已经比较常见，书籍也因此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在知识分子间流传。 文本传播速率加快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书信体文学的兴起。简帛时代，能够发表并传播的多是比较正式的作品，信件等私人性的文字比较少见。汉末以来，知识分子间的书信交往明显增多。《后汉书》、《三国志》等书中，关于通信的记载比比皆是。如东汉文学家马融的《与窦伯向书》：“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28]《三国志》卷七录陈琳《与臧洪书》：“又言伤告绝之义，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弃纸笔，一无所答，亦冀遥忖其心。知其计定，不复渝变也。重获来命，援引古今，纷纭六纸，虽欲不言，焉得已哉。”[29]从“书虽两纸”到“纷纭六纸”，体现了纸张用作书写材料，普及程度的提高。在人们日渐适应了这种新的载体形式后，文字交往因之变得更加频繁与便捷。 赠答诗是书信体文学的一个变体，魏晋间文人同题或应答之作的数量远超前代，仅以建安七子为例，即有曹植《赠丁仪王集诗》、繁钦《赠梅公明诗》、邯郸淳《答赠诗》、刘祯和徐干《赠五官中郎将四首》，以及曹丕、王粲、陈琳的同题之作《柳赋》等。[30]此类诗作出现的前提，是个人作品能够迅速地在交游圈中传播，并及时得到反馈。赠答诗的大量出现，恰好从侧面说明了魏晋时期文本流传的速度之快。 正如傅咸在《纸赋》中所歌颂的一样，小小一页纸张，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书写材料的改进，更为重要的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所谓：“若乃六亲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31]对于阅读者来说，纸张的应用，一方面使得文本的流通速度大大加快，人们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读到更多的书籍，特别是当代人的作品。另一方面也使文本的传播更加自由，“援笔飞书”，即可与千里之外的友人故旧畅意抒怀。于是，抒发个人情感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而个人作品发表与传播的简便与自由，也反过来刺激了人们的创作热情。 3.3 阅读人群的扩展 受纸张普及带来的影响，阅读行为的另一极，阅读者也发生着变化。书籍数量的增长以及知识流通的便捷，使得阅读人群的规模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新的阅读方式——自学也随之发展。 春秋以前的教育是“学在官守”，章学诚释之为“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32]，故有吏则有师，只有官学才有能力提供教育资源。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失而求诸野”，官守典籍散入民间，孔子整理经书，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使受教育者的范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拓展。然而，由于当时的典籍主要以简帛书写，普通士子根本无法承担，知识的传播主要依靠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学生必须追随老师进行学习和阅读。《礼记·曲礼上》有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33]，正是这种现象的写照。成书于西汉的《礼记》，虽然是对先秦典籍的辑录，但考虑到汉代前期只有简帛书写的书籍，便可理解为何“来学”可行，而“往教”不易了。 对此，清人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有精彩的阐释：“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而载也。负笈云集，职此之由。”[34]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简帛时代之后，由于书籍变得易读易得，原有的师承关系被打破，普通士子可以通过自学的方式掌握知识。站在阅读史的角度来看，正是纸张的使用，打破了阅读的壁垒，使得原本只属于少数人特权的阅读行为，变得普遍而平常。因此，汉末自学之风盛行。“朱买臣，……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35]“兴平(194—195)中，关中扰乱，(董遇)与兄季中依将军段煨。采稆负贩，而常挟持经书，投闲习读。”[36]“初平(190—193)中，三辅乱，(隗)禧南客荆州。不以荒扰，担负经书，每以采稆余日，则诵习之。”[37]“东莞臧逢世，年二十余，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手写一本，军府服其志尚，卒以《汉书》闻。”[38]所引几例中的传主，都是家境贫寒的士子，纸张抄写的书籍，轻便而价廉，普通人也有能力购买。汉末以来，阅读人群的扩展，与此息息相关。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以至于形成了“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39]的普适阅读观。阅读人群的扩展，新兴的书写材料——纸张功不可没。 3.4 私人著述大量涌现 纸张的使用对书籍以及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汉末以来，私人著述大兴。纸张的便捷性，为个体创作奠定了基础。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一则前汉笃守遗经，罕有撰述。章句略备，文采未彰。(汉书)《艺文志》所载者，说各止一、二篇……后汉则周防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景鸾作《易说》及《诗解》，又撰《礼略》，及作《月令章句》，著述五十余万言。赵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程会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何休作《公羊解诂》，又训注《孝经》、《论语》，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许慎撰《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贾逵集《古文尚书同异》三卷，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马融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此其盛于前汉者二也。”[40] 通过皮锡瑞的考察，两汉之间，后汉学者的著述量要远远多于前汉。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两汉学风之变，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但是，为什么只在后汉，私人著述的数量得以跃升。这当与纸张使用，文人著作条件改善不无关系。实际上，汉末以来，各领域的私人著述数量都呈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前引《隋书经籍志》、《七录》序文颇可说明问题。纸张价廉，书籍写成后，可以通过抄写副本广为传布。大量制作副本，又可保证书籍能够流传后世。这无疑会给创作者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和责任感。故此曹丕才会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41]可见，至魏晋时期，私人著述，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写作，已经成为了文人的自觉。 私人著述的大量增长，除了为阅读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同时，也给人们的知识结构带来了新的变化。随着书籍的增多，人们的知识总量已不可同日而语。魏晋之后，文人用典成风。以前面提到的《三都赋》为例，书成后，陈留人卫权为之作《略解》，誉之“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42]并有多位著名学者为本书训诂，足见其书之广博。因应这种需要，一种新的书籍形态应运而生。 《三国志·魏志》卷二载：“初(文)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日《皇览》。”[43]《三国志·杨俊传》注引《魏略》曰：“魏有天下，拜(王)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44] 类书在魏晋之时出现并非偶然，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知识总量激增的情况下，文章创作的难题。对阅读者来说，私人著述的增多扩大了人们的阅读范围，皮锡瑞所谓“后汉经学盛于前汉者”，在于前汉学者仅能“专一经”，而后汉学者诸经皆通，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书籍数量的激增，也会对阅读产生困扰。首先是如何鉴别读物的问题。纸书流行后，原本师传口授的传承秩序被打破。书籍以一种更加商业化的形式流传，抄写的书籍成为了人们学习的主要依据。于是，伪书也随之增多。汉魏以来，不少学者出于各种目的制造伪书，较著名者如王肃《孔子家语》、郑玄《孝经注》、张湛《列子注》、东晋初梅赜《古文尚书》等。这些伪书在今天看来自有其价值。但是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如何判定这些书籍的版本源流，也是面临的一个难题。此外，为了应对知识结构的变化，类书这种便于检索的书籍形式出现，虽然便利了文人的创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使人们的知识变得碎片化。这种趋势，在科举制度成熟后，表现得更加明显。 3.5 通俗阅读兴起 纸张虽然是一种物美价廉的书写材料，但是在其使用之初，与传统的简帛文本相比，地位要等而下之的多。在使用纸张的初期，纸写书籍长期与私人化写作，以及世俗化、娱乐化的作品相关联。汉代以前的儒家正统思想中，乐府、小说之类的通俗作品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不为社会上层和高级知识分子所重视。简重而帛贵，在简帛时代，人们不可能以珍贵的简帛来书写这类娱乐性作品。因此，小说、乐府等通俗文体的发展与纸张的使用，具有天然依附的关系。纸张作为一种新的载体形态，在产生之初并不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同，只能更多地运用到私人写作，以及通俗作品创作中去。小说、乐府等通俗文体，借纸张传抄之便，迅速流传。而这种通俗易懂的文本内容，很容易得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占据人口数量绝对多数的中下层民众的喜爱，反过来加快了纸张的普及程度。当新载体在技术上日益成熟，相对于旧载体展现出越来越多的优势时，新载体取代旧载体也就不可避免了。而当纸简替代这一历史进程最终完成，纸张取代了简帛成为了主流载体形态后，人们的观念发生改变，不再以纸本为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主要以纸本形式流传的娱乐性文学的地位。 魏晋时期，小说类的文本在社会上已有相当规模的流传，如曹植《与杨德祖书》谓之：“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45]《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裴松之注引《魏略》也记载了曹植一则诵读小说的故事：“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榷锻，跳丸击剑，诵徘优小说数千言讫。”[46] 魏晋小说今多已不传，但存留的目录尚有邯郸淳《笑林》三卷、《艺经》、曹丕《列异传》三卷、佚名《李陵别传》、《赵飞燕传》、《汉武帝内传》等，亦可略窥一斑。除了小说之外，汉魏时期，相对于汉赋和散文，五言诗也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今天存留的众多无名氏作品，如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古诗十九首》等，也能够说明当时通俗文学的阅读在民间的影响力。 综上，我们考察了简纸替代时期阅读史所体现的特征。纸张作为一种新兴的书写材料，凭借其更高的书写效率和低廉的成本，最终取代了简帛，成为了文本的主要载体形态。随着纸张的普及，制作书籍的成本大大降低，书籍数量成倍增长，原本一些家境贫寒的士子也可拥有相对丰富的阅读材料，阅读群体的范围得到了扩展。知识阶层的增多，以及文本流传速率加快，又反过来刺激了人们的创作热情，私人著述数量激增，进一步丰富了阅读的素材。从阅读的内容来看，汉末以来，由于知识总量的累积，人们的阅读面越来越广，为了满足阅读和创作的需要，类书应运而生，为人们提供了快速阅读的途径。另一方面，表达私人情感的文体形式在这一阶段飞速发展，书信体、五言诗、小说等通俗文本的流传加快，阅读开始进入了一个私人化的时代。 当我们对中国古代阅读史进行全景式回顾时不难发现，在每次阅读转型的背后，总能看到技术变革，文本变迁的影子。上面我们对纸简替代的研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上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阅读行为又面临着新的节点，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阅读转型正在悄然发生。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新媒体取代旧媒体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新旧媒体交替的过程中，如何在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加快文本传播速率，提高阅读率的同时，继续继承旧媒体的优点，保障阅读的深度，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而对历史上阅读转型所进行的考察，正是我们一次以史为鉴的尝试。唐宋时期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近代西方机器印书技术的传入，是简纸替代后，中国书籍史和出版史上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也是阅读史研究的重点。通过本文的努力，我们期望能够引起更多同行的注意，为中国古代阅读转型研究构建一个立体的研究体系，从而为网络时代的阅读转型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来稿时间：2014年4月)标签：读书论文; 隋书·经籍志论文; 读书的意义论文; 文化论文; 汉朝论文; 三都赋论文; 魏略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