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我见论文,发展速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新常态作为对特定时期经济发展的一种阶段性判断或概念提出以来，对其界定特别是对经济发展速度在其中的定位，尚存不少歧义。然而，无论将新常态含义拓宽到何种程度，速度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包括对经济发展方式、发展质量和结构等的作用与影响都是明白无误的，许多问题由片面追求高速度而生、而长、而成。因此，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发展新常态，首先要对发展速度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弄清减速与失速的区别，新常态需要什么样的发展速度。 一、两种不同的新常态 什么是新常态？新是相对旧而言，常态就是正常的状态。经济新常态，相对某个时期、某种正常的经济状态或旧的经济常态说来，是新出现的、经常化的某种经济状态。经济新常态与旧常态比较，下行或减速是最突出的特征。不过我国当前新常态经济下行，不能与西方金融危机衰退式经济新常态等量齐观、同日而语，需要弄清两种新常态的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本质上的区别。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经历长达二十年左右的超稳定增长期，形成某种常态化发展，这是后来提出“新常态”的背景参照。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骤起，十年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其后欧债危机跌宕蔓延，形成除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外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危机持续时间之长、打击面之广、影响之深超出人们的预料，时至今日仍然复苏乏力。针对这种新情况，2004年美国风险投资家罗杰·麦克纳米《新常态——大风险时代的无限可能》一书问世，称再也无法回到过去辉煌时期而步入一个无法预知的新常态时代，新常态(New Normal)判断或概念由此而生。2010年，(美)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穆罕默德·埃里安在“工业化国家新常态启航”演说中，对新常态做出多视角诠释，使新常态为更多人所接受，得到广泛传播的一个新概念。近年来的情况表明，全球经济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新常态还在延续。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出新的预测数据，参见表1①。
其他经济指标，如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生产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等，也都显示出疲软的态势。世界银行(WB)、英国共识公司(CF)等提供的数据大同小异，表明发达经济体并未走出衰退式新常态。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仅为0.2%；英国公布的数据第一季度同比增长2.4%，环比仅增长0.3%②，比IMF等给出的数据低许多。这表明，发达经济体并未走出经济危机，何时突围还是未知数，新常态判断为实践所证实。 我国由于体制不同、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因而受影响较小等因素所决定，没有跟随落入此新常态陷阱。但也不能不受到某种影响，如投资和外贸出口受限等。更主要的是出现2011年以来经济连续下行，GDP增速由2010年的10.4%，连续下降到目前的7.0%左右；还有发展方式滞后、结构失衡、需求动力不足、产能过剩累积等，经济运行发生了与过去高速增长渐行渐远，进入一个新的中高速发展阶段。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其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新常态做出进一步阐发，一个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发展新常态新的发展阶段就此开启。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并结合一年来的实践，笔者以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与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经济新常态比较，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相似是表象，不同是本质。否定相似之处和将两种新常态混为一谈均不可取，因为都不符合实际。 相似表象：前已叙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下行，增速放缓、消费乏力、效益下降、结构失调、产能过剩、贸易摩擦不断等。而且在信息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彼此之间的渗透和影响也在加深。否定相似表象并不可取，既不利于认识经济新常态带有一定的全球性质，也不利于吸取国际社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于国门之外。 本质不同：其一，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新常态，是长期不能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阴影下解脱出来，反映经济长期萧条的一种理论概括。我国新常态，反映的是化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矛盾积累的一种客观要求，是前进中速度适当放缓的新常态，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风马牛不相及。其二，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新常态，经济增长率常常跌落到接近零增长，有时甚至跌落到零以下。目前，我国7.0%的增长率属于中高速增长，即使按照阶梯式下行外推，也不会跌落到中速增长以下。其三，发达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式新常态，动用量化宽松等一切可用的经济杠杆，从而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隐患。我国除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启动4万亿元投资阻止经济下滑外，基本上没有采取超强刺激手段，在保增长和稳增长中坚持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方针，以消化高速增长中积累的矛盾。其四，发达经济体许多国家不顾WTO游戏规则，采取五花八门的贸易保护主义限制进口。我国则践行WTO规则和做出的承诺，积极倡导贸易自由、反对保护主义、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商贸秩序和推进经济全球化。由此可见，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新常态是消极防御型，是长期处于危机、衰退状态的新常态；我国则是最近四五年方才出现，是下行幅度有限、以退为进、在转型升级中谋求创新发展的新常态。二者的区别，可以形象的描述为：前者是顺着滑梯呈惯性式下滑，终因下滑速度快、持续时间长而造成失速，落入经济危机；我国是阶梯式下行，顺应规律、自觉调整、深化改革、稳中求进，至今经济仍保持在中高速运行的新常态。 二、新常态减速经济 弄清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经济新常态的异同，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及其产生根源上的异同很重要，关系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全局。不过反过来说，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接受新常态是减速经济现实，只不过发达经济体减速下滑到失速、我国则仍在中高速阶段罢了。认识这一点大有必要，因为只有认识减速经济到来的必然性，才能放平心态，自觉正确对待；只有弄清不同时间段减速经济的台阶和减速的速率，才能做到减速而不失速、下行而不一路下滑，恰如其分地进行宏观调控和推进改革。那么，怎样认识当前我国新常态经济减速不可避免、寻求科学合理的减速台阶？笔者以为，经济发展增速与增量成反比是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当增量达到一定规模时，增速就要放慢下来。但是这一带有规律性的变动，为什么2011年以后方才在我国显现出来？还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从直接的动因和深层次的原因两个层面，去寻找和解读。 1.经济下行的直接动因。提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人们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经济下行的直接动因，当是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出了问题，是车子失灵和动力不足作用的结果。要想明白这一点，看一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变动，便可一清二楚了。参见表2③。
表2表明，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年来，消费支出和货服出口的贡献率显著下降。究其原因，除了国内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国外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以至于出现2011年以来货服出口连续为负数的反常局面。虽然去年和今年第一季度有所改善，消费和出口贡献率有所提升，出口贡献率由负转正，但是远不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大。一季度按名义价格计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6%，进出口总额增长6.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5%，投资增长率仍居“三驾马车”之首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资效益得到提高或者保持原来的水平，经济下行则可能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微乎其微。不幸的是，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度增长，边际投资效益出现连续下降的趋势，效益递减在颇大程度上抵消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对此，下面还有进一步的阐释。 2.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影响经济下行深层次的原因有许多，而且彼此之间交互作用和影响，有的则形成难以消除的顽症，改变和改革的难度相当大。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经济发展方式滞后，发展不可持续性强。经济发展方式滞后，早在二十年前便引起注意，转变发展方式被提了出来。开始提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后来演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含义有所扩展。应当承认，原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依赖这套方式获得三十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达到新的高度、技术进步达到新的程度、结构调整达到新的深度，旧有的发展方式的缺陷积聚起来、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最终危及经济的健康发展，走到再也继续不下去地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缺陷：一是片面追求高速度，掩盖了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宗旨。容易陷入为生产而生产、为发展而发展、以GDP论英雄等盲目追求产值产量的发展观。造成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产能过剩和泡沫堆积日趋严重，发展变得不可持续。二是“三驾马车”不同程度失灵，动力不足难以支撑高增长。前已论及，消费拉动原本动力不足，2011年以来出现进一步削减趋势；外贸出口曾经表现出超强动力，但是起伏很大，2011年以后一度跌落到零以下，对GDP增长的贡献变成负数。在这种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担负起拉动经济增长重任，显示出一马独大的态势，然而却遭遇效益递减规律打击，投资效益持续下降而使驱动力不从心。统计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GDP与固定资产投资之比呈一路下滑走势，由2000年301.4∶100.0，下滑到2005年206.3∶100.0、2010年166.2∶100.0、2011年151.8∶100.0、2012年138.6∶100.0、2013年127.5∶100.0⑤。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下降如此之快，难以挑起经济高速增长的重担。三是外延粗放型经济问题凸显，制约、妨碍经济增速作用增强。高速发展的经济主要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那么主要投资到哪里、拉动哪些产业增长？重化工业是重点。传统的说法是主要投向“铁公鸡(基)”——以高铁为主的铁路、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公路、航空机场和城市化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建设，致使相关产业产量获得超常规增长。参见表3⑥。
表3显示，在增长较快的六种重化工业产品中，钢材增长居首，2013年比1978年增长47.4倍；其次水泥增长36.0倍；再次粗钢增长23.5倍。能源以天然气增长7.5倍为最高，原煤增长5.0倍次之，原油仅增长1.0倍。为什么钢筋水泥一类产品能够获得海量增长？因为可以通过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铺摊子”搞定，满足GDP高速增长要求，“到处是工地”就是这样的写照。同时，这种粗放外延式发展方式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可以满足城市就业和吸引大批农民工就业、加速推进城市化要求，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结果与“三高”对应的“三低”——低效率、低产出、低质量如影随形，资源、环境困扰加剧，高速度受到来自深层次的抵抗而无法继续下去。 其二，经济结构失衡，效益不高突出。以GDP论英雄和以投资为主旋律的经济发展，最容易引发部门、地方、企业争项目、争投资、争出口等的争夺战。只要有项目、有资金，或者能够引进外资、增加出口，什么样的工程都可以即刻上马、开工建设、迅速投产。长此以往，造成重投入、轻产出，重数量、轻质量，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独大，三次产业结构落后；第二产业中，满足基本建设基础设施需要的钢铁、水泥等产业独大，产能过剩长期得不到消化。在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尚存的条件下，经济结构失衡、比例关系不协调不仅制约着经济发展速度，而且严重地妨碍着发展质量的提高。 其三，人口红利衰减，劳动成本推高。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新增GDP约有1/4-1/3是新增劳动创造的。值得提出的是，不仅劳动年龄人口多从而劳动力数量丰富，而且经历长达三十多年占比上升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提供相应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74.5%峰值，抚养比｛[(0～14)+65]/(15～64)｝下降到34.2%最低值⑦，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发挥到极致，理论上劳动力廉价也过渡到拐点。此后，则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抚养比上升、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后黄金时代”，直至2030年前后消失殆尽为止。预测显示，202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可下降到69.0%，抚养比可上升到44.9%；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可下降到67.4%，抚养比可上升到48.3%⑧，“后黄金时代”也宣告结束。人口大国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如此剧烈变动，对GDP的影响立即显示出来，2011年GDP增速应声而降。就“后黄金时代”人口年龄结构上述变动而言，拉低GDP增速的能量还在释放，存在继续拉低的要求。 其四，资源短缺瓶颈收紧，生态环境逼近上限。粗放型外延式发展方式，依靠人、财、物要素驱动，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产出“二高二低”是突出的特点。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粗放外延式发展方式便一直存在，“一五”时期好一些，其后由于“大跃进”“赶超”一类心态难平，而运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又是轻车熟路，致使这一发展方式和“二高二低”相互影响、交叉前行。单位产值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长期低于世界总体水平，终因消耗过度而使资源约束瓶颈越收越紧，许多不得不依赖大量进口。以石油为例，1990年生产13830.6万吨，进口755.6万吨，进口量∶生产量=1.0∶18.3；2000年生产16300.0万吨，进口9748.5万吨，进口量∶生产量=1.0∶1.7；2012年生产20747.8万吨，进口33088.8万吨，进口量∶生产量=1.0∶0.6。即自产石油仅相当于进口数量的62.7%，对外依赖程度过高凸显。其他如铁、铜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进口数量之巨大、增长速度之迅速十分抢眼，木材等植物产品进口增长也很快，就连最丰富的煤炭也转变为净进口，资源稀缺性加剧超出人们预期。 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国人已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了。笔者的判断是：治理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恶化的趋势尚未全面扼制，空气、水、土、噪声等传统污染还没有取得根本性好转；以PM2.5为代表的新污染来势猛、量级高、持续时间长，治理任重而道远。值得注意的新特点，一是传统污染形成由城市、工矿区向城乡广阔区域推进，由工业化污染向生活污染扩展的态势。这种态势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构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污染范式，治理需要新的思路和策略。二是以PM2.5为代表的包括电子辐射、光污染等在内的现代污染，人们的认识还很不够，对其危害和治理需要做出深层次的探索和努力。京津冀是PM2.5重灾区，当意识到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被剥夺的时候，不免发出“要再多的GDP何用”感叹！人们羡慕“APEC蓝”，然而那是京津冀加上晋鲁豫三省部分地区用烟囱不冒烟、工地不扬尘、汽车单双号行驶等换来的，不可持续。目前，PM2.5频发蔓延已成气候，北起松花江南至珠江，东起东海之滨西到塔里木盆地，都程度不同地遭受其侵害，对经济和人们的健康造成的影响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已有的传统污染积累有待消化治理，新的现代污染又不期而至，其对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制约，正如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那样，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 其五，国际经济不景气，外贸出口受阻。近年来外贸出口持续下挫，对经济增长拉动变为负数，已如上述。2015年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0%，出口增长4.9%，形势有所好转。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危机尚未结束，还存在着诸多变数；我国外贸体制机制改革、整肃自己内部的恶性竞争、调整出口结构等需要时间，一定期间内很难再现往日强势拉动经济增长的辉煌。 三、保持新常态应有的发展速度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侵略、压迫和剥削，期望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的愿望异常强烈，因而从上到下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情有独钟，产生很强的速度偏好。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曾经出现“大跃进”“超英赶美”一类口号和建设热潮，70年代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又出现建设十来个大庆、十来个商品粮基地等大干快上“洋跃进”，速度偏好总是伴随着变化了的经济环境以新的姿态展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速度冲动也时有发生，只是冲动变小且纠正较为迅速而已。如今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样的冲动是否就销声匿迹、心态平和下来了？恐怕钟情高速度、不愿意接受速度下行现实的言行还不同程度存在，有时还顽强地表现出来。高速度之所以成为人们的一种偏好，除了认识情结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着现实方面的原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强势政府相结合，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建设，形成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型的体制机制；社会评价方面的原因，评价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才能和政绩，常常把经济搞上去与否视为最重要的条件，决定升降权重最大的标准。因此，认识和适应新常态，首先要正确认识和适应经济发展速度下行新常态，提高这方面的知行自觉。 这样说是不是低速度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新常态？当然不是。我们所要的是寻求符合我国阶段性经济发展规律、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速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这样的发展速度，已有国内外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供研判和借鉴。在国际方面，发达经济体再也无法回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超稳定增长时期，跌落到接近零增长超低增长状态，少数国家甚至跌落到负增长，陷入失速经济危机之中，我们不可步其后尘。同时，也不能像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那样，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我们承认、容忍新常态是减速经济，下行是合乎规律的发展；但要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可减速而不可失速，既不能落入如发达经济体经济危机式失速状态，也不能落入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长期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要走出具有自己特点、速度适宜的新常态经济发展道路。 在国内方面，自2011年经济下行以来，增长率四年下降3个百分点左右，经济运行各项指标变动怎样，无疑是有力的佐证，也是研判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发展速度的基础。有两点是非常明白的：一是这样的下行并没有对整体经济运行造成大的伤害。GDP增长率下行、增长量却有增无减，GDP增长率2014年比2013年降低0.3个百分点，增长量却增加1.7万亿元；该年新增就业1322万人，就业率稳中有升；转方式、调结构取得新进展，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增强；经济发展质量有所提高，研发能力显著提升等⑨。2015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下降至7.0%，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总体平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6%，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5%，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10.0%⑩。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说明，当前7%的经济增长率是比较适宜的，符合稳中求进总体要求。现在的问题是，7%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存在下行的压力，还有没有继续下行的空间，更长远一些时间的新常态增长率在哪里？对此，需要做出深一步的研判并由实践做出最具权威性的回答。 把握新常态减速而不失速要义，当前减速已是事实，不失速则要对何谓不失速、怎样防止失速展开讨论。前已阐述，目前发达经济体2%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是集体失速。它的后果，有的国家、有的地方如同飞机发生失速一样，最后难逃坠毁的命运。美国底待律市政府资不抵债，只能宣布政府破产；希腊深陷债务危机，多年笼罩在经济危机阴影之下。毫无疑问，这种导致经济危机的失速，是绝对要不得、应当避免的。 容忍经济减速而不容忍失速，就要确定不失速的发展速度在哪里，它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由什么因素决定？速度的确定牵涉到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就业、投资、消费、出口等诸多因素，以往主要由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动力大小决定。新常态要通过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转变的广度和深度对发展速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全面地看待这种转变，前期旧的要素驱动可能还比较强、创新驱动可能比较弱，随着时间推移和改革的不断深入，要素驱动将由强转弱、创新驱动将由弱变强，后期创新驱动将成为经济发展主要的驱动力。从实际出发，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合理确定，尤其要关注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作用。
第一，转方式、调结构应有的经济发展速度。行车转弯时要减速、换挡、轻踩或不踩油门，车速太快时还要采取点式刹车等措施，以合理控制车速，安全顺利通过弯道。经济发展也相类似，实现由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粗放外延式发展向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集约内涵式发展转变，继续保持过去高速、超高速增长是无法做到的。之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一二十年以来收效甚微，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增速下不来，转方式受保增长压抑而不得施展。2011年以来经济增速逐步降了下来，为转方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然而下行压力的继续存在表明，目前7.0%的经济增速下行还不够，转方式给出比较明确的信号，中高速增长下行至中速增长可能是比较适当的。 调结构情况也大同小异。当前，即使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是为了保住已经下移的增长速度，产能过剩仍然难以消退，高耗低效的落后产业仍然难以被淘汰，第二产业独大的状况仍然难以改变。这说明，固然经济增长失速需要避免，不能重蹈发达经济体覆辙，但是调结构要求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没有达到，由中高速向中速增长过渡是可能出现的趋势。 第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有的经济发展速度。以2014年GDP 63.6万亿元、人口13.68亿、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比价6.12∶1.00做基期，则2025年低、中、高三种预测经济增长情况，如表4所示(11)。 目前，关于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的界定尚存异议，以人均GDP 8000美元、10000美元、11000美元为界划定不等。考虑到数年后社会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等情况，可能以人均GDP11000美元界定更合适一些。如此，GDP年均增长4.0%的低方案预测，2025年人均GDP可达10958美元，临近走出中等收入跨进高收入门槛；GDP年均增长5.5%的中方案，2023年人均GDP可达11556美元，进入高收入行列；GDP年均增长7.0%的高方案，2021年人均GDP可达到11516美元，比低方案提前四五年、比中方案提前两年进入高收入阶段。可见，未来十年尤其是前五年经济发展速度至关重要。即使是低方案的稳定增长，“十四五”结束也可基本上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方案“十四五”中期走出，高方案“十三五”结束则可基本上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只要未来经济能够保持稳定的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讲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不过低方案与高方案比较耗时相差很大，低比高耗时增加1倍。争取达到7.0%增速的高位预测，确保增速保持不低于5.5%的中位预测，应是可能和比较现实的选择。 第三，比较充分就业应有的经济发展速度。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速与就业率之间的关系表明，GDP增长1个百分点可带动130多万人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可下降0.5个百分点左右。2014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9%，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控制在4.5%以内，故GDP增速可有1.0个百分点下调空间，维持在6.4%以上即可保持失业率不超过4.5%。如果将失业率5.0%作为经济运行的底线，则GDP增长率存在2个百分点的下调余地，维持在5.4%以上当无忧虑，与中方案预测相吻合。跌破此警戒线，失业率升至5.0%以上、GDP增长率下跌到5.4%以下，则会加大经济运行风险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是不可取的。 上述情况表明，未来十多年经济中高速—中速增长，是经济运行可以接受的合理区间。它能够满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失业率保持在可控水平要求，并且能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较为宽松和良好的经济生态环境。因此，保住中速、争取中高速是新常态经济应有的速度诉求。既然是这样，就应当抓住经济增速适当放缓时机，将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摆到前沿位置，谋求效率、效益、质量、结构有一个新的飞跃，由这个新飞跃引领新常态经济发展。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这样的变化和新发展正在发生着：2015年一季度，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5%，第一产业增长32.8%，第二产业增长11.0%，第三产业增长14.7%；致使三次产业增速拉开差距，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0%，第一产业同比增长3.2%，第二产业增长6.4%，第三产业增长7.9%；最终导致三次产业结构发生期望的变动，第三产业占比上升到51.6%，比上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8.7个百分点。工业内部创新升级步伐加快，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比规模以上工业快5.0个百分点。一季度新增就业320多万人，失业率低于控制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1.9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缩小0.05。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进展，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6%(12)。这里还要提及的一点，是后人口转变与新常态的关系，为新常态经济增长提供什么样的人口生态环境。前面提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进入后人口转变阶段，生育率下降和人口零增长一天的到来已经依稀可见。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越过刘易斯拐点，开启人口转变后黄金时代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转而呈现衰减态势。生育率进一步走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持续下降和减少，来自人口和就业方面的压力逐步减退，为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增效改革打开新的人口窗口。如果说2010年以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极大地支持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经济的超高速发展，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那么今天后黄金时代为发展动力、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转换提供的新的人口窗口机遇期，创造了包括经济增速在内的新常态经济健康发展的良好人口生态环境，其影响是全面、深刻、颇具可持续性的。 ①2014、2015年为预测数，载《全球化》2015年第2期。 ②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6日、《经济参考报》2015年4月30日。 ③⑥见《中国统计年鉴2014》第73、6-7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 ④载《光明日报》(经济纵横版)2015年4月16日。 ⑤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26-27页、《中国统计年鉴2011》第4-5页、《中国统计年鉴2014》第4-5页数据计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2011年、2014年版。 ⑦《中国统计年鉴2011》第94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 ⑧田雪原等：《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第46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⑨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第4-5页、12页数据计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 ⑩参见张翼：《7%：稳开局，新动力》，载《光明日报》2015年4月16日。 (11)2014年基期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2014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2)国家统计局：《2015年第一季度GDP增长7%》，据人民网·时政频道，201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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