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约翰·杜威的一些回忆（1859-1952）
[美]西德尼·胡克/著① 勾 月/译
摘 要： 在《对约翰·杜威的一些回忆》中，杜威的学生西德尼·胡克没有将杜威作为一位哲学家来描述，而是回忆了杜威本人生活中的点滴。其中包括其真诚和为他人着想的品格，稍显矛盾的个性；还有杜威对宗教的态度；杜威对年轻人的鼓励和信任。同时，文中还忆及杜威与他的一位学生、杜威与罗素、杜威与巴恩斯之间的交往；杜威承受压力去墨西哥担任托洛斯基审判案调查委员会主席的往事。并且，文中还提到杜威晚年对他自己思想和观点的反思，以及他的教育思想与进步教育思想的分歧。在胡克看来，杜威就是一位公民、一位邻居、一位教师、一位朋友和一位哲学家。
关键词： 回忆；生活；哲学；教育；杜威
约翰·杜威逝世了。他通过自己温暖而沙哑的声音宣告了美国的自由意识，而现在这个声音沉默了。他身后没有留下纪念碑，没有留下帝国，没有留下钱财，也没有留下基金。然而，杜威的遗产是极其丰富的和无法估量的。因为他的存在，美国数百万儿童的生活经验更加丰富和快乐。对于每一个成年人的心灵来说，他也提供了详尽而合理的生活信条。
杜威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顶峰时期，去世于新黑暗时代开始时。然而，在我认识他的漫长岁月里，他从不会因真实的或想象的危险而失去勇气，或歇斯底里。他看到了人类的面目，并且穿过了太多的“十字路口”而受到其他人的困扰。他的言谈远没有他的写作那么乐观。他曾说过：“真正的进步是很难实现且不确定的，但至少是存在可能性的。”杜威生病以前，无论我什么时候见到他，他都会精力充沛地说：“下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于他而言，总有某些委员会的项目、文章或著作需要讨论，总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总有某个评论需要回复，总有一封公开信或申请书需要撰写。
“我又没有过女朋友，第一次就见这么恐龙级的，我也得有这心理承受能力呀。何东，没登记吧还瞒着，还真给瞒过去了，我只能哑巴吃黄连硬着头皮去见了。”
杜威在其生活中所遭遇的最坏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也是我们毫无准备的。就像他两个年幼孩子的夭折，这使得杜威悲痛至深，几乎是女人般的悲痛，而且这种深深的伤痛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减轻……
杜威的思想与其个性是分不开的。但此刻，我想写关于杜威这个人本身的一些东西，而不想把他作为一位哲学家来描述。他的个性中存在一些矛盾的东西。他在日常行为上是害羞含蓄、沉默寡言的，但他非常欣赏人们的活力。只要不以残酷的方式去表达，他就会欣赏别人的激情、热忱、特性和创意。比起法国人那种冷漠而夸张的礼仪，他偏爱意大利人那种开放而真诚的性情……
杜威并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大部分人说话的时候都是边想边说，直到他们说完整句话时才能确定他们的想法。在杜威说话之前，他好像一直都在思考。所以，有时他在评论和回答之间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有人不断地希望在其他话题上很快就能得到回应，那杜威会对这种做法一笑置之，并仍然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因此，他不容易分心。
如果聪明是能够意识到个人利益有可能被利用的话，那么，很少有人会意识到杜威是多么的聪明，他能够意识到自己被恭维了。他知道利己主义怎样将自己隐藏在公共利益之下，他也知道人们通常追求什么。有时，人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尽管如此，杜威仍保持一种简单的和可靠的性情，这在他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之间的关系中，几乎是一种罕见的天真。这就好像杜威能意识到人们会以很多方式欺骗他和令他失望，然而却依然会使那个人觉得杜威对他是完全信任的。他与别人打赌时，很少让他自己失望。
莫里斯·科恩（Morris R.Cohen）① 莫里斯·科恩（1880—1947），美国哲学家、法律学家。——译者注 是杜威风格的众多崇拜者之一。然而，他对杜威的哲学则不然。但是，我从不相信科恩赞同杜威或努力思考杜威所感兴趣的问题。在科恩的描述和批评的影响下，那些接受科恩指导的学生不可能赞同杜威，除非他们继续留在此领域。尽管科恩扬言他并不希望拥有信徒，但当他的学生因为皮尔士和杜威的实验自然主义而放弃他的模糊的理性主义时，他是非常愤怒的。
尽管杜威也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共事，可是他从不多言。过去那些熟悉的人和事常常给他很大的压力，除了那么一两次，他从未失控过。他承认他自己对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感到失望。他几次向我提及，他对于让科斯（J.J.Coss）和伍德布里奇（Woodbridge）负责那些事情而感到遗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会赞扬哲学系中每一个成员所承担的工作。
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杜威从未感到被早期的构想所束缚，以及为什么他从未感到要对那些全盘接受这些构想或结论而不经过实验就不加修正地去应用的人负责。他很同情那些进步教育家，他们以杜威的名义做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因为这些行为而受到守旧派的猛烈攻击。然而，杜威从未对那些狂热者和跟风者——“进步教育的杜威主义者”（the Deweyites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表示支持，恰恰因为是如他所言，他们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实验。换言之，他们并没有从自己的实验中得出结论，而是依赖于一些盲目的流行语和假设中的实践。杜威一直强调，进步教育是一种最难正确运用的教育。他的进步教育观念与学科课程是不矛盾的，其主旨是每一个学生特别是中学阶段的学生，都应该期待学习——适当地激发动机和兴趣……
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① 莫蒂默·阿德勒（1902—2001），美国哲学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译者注 是另一个杜威不喜欢的人。但杜威不喜欢他的理由并不是《时代周刊》（Time）有关阿德勒的封面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根据那个故事，那时阿德勒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学生，他读到一篇关于上帝和心理学的文章，而且是批判杜威的文章。在这个故事中，杜威被描绘为红着脸且非常生气地跳起来喊道“没有人告诉我如何去爱上帝”，并从房间里冲出去。据说，杜威曾帮助阿德勒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一份工作，并被描绘成杜威祈求阿德勒停止写驳斥他的哲学观点的诋毁性信件。《时代周刊》在杜威的照片下面印了一个问句：“比希特勒更糟吗？”而这个问题引自阿德勒1939年的文章《上帝与教授》（God and the Professors）。当这个故事在《时代周刊》出现的时候，杜威的生命已接近尾声。尽管他不会受到这类事件的影响，但我还是很庆幸他没有看到这篇文章。
对于了解杜威的人来说，会觉得上面这件事情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杜威绝不可能与学生不和或者迫害学生。杜威不喜欢阿德勒的那种自我表现，并认为这对事实真相缺乏严谨的尊重。他从未否认过阿德勒在辩证法方面的天赋，但他也认为，在与别人的关系中，阿德勒太像一名在训练中爱出风头的年轻的学院辩论者，随时准备反驳对方所说的观点。无论他们信仰什么，甚至在他们发表观点之前，从没有人听过杜威在哲学会议或其他会议上大喊大叫。有关会议上争论的事实是，按照杜威的习惯，他只是提出了一个较为温和的问题：上帝是精神上的还是现实的存在。阿德勒就此做出很多说明，但未做出清晰的回答。杜威与哥伦比亚大学对阿德勒的任命无关，虽然当时阿德勒是杜威的热情追随者，科斯会以个人理由让阿德勒离开，好像他对其他人那样。但是，尽管杜威不喜欢阿德勒的做法，他还是为阿德勒所撰写的第一本辩证法著作认真地撰写了一篇高度赞扬的评论。我对此非常吃惊，因为我已经准备发表一篇批评阿德勒的文章。杜威微笑着阅读了我的手稿（这个手稿中大部分内容并入了我的文章《辩证法是什么》），他同意我的批评是合理的，但也提出了意见，认为我忽视了阿德勒的一些优秀方面以及他的收获和成长。阿德勒确实成长了。他有一种极端唯心主义教义，相信所有观点都是同样正当的……他会以半幽默的风格坚持这一观点。但一点也不幽默的是，阿德勒主张对美国教育界所有实证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进行清洗……
表5所示试验3组血清中IgG和IgM含量显著高于试验1组（P＜0.05），其他三组血清中IgG和IgM含量差异不显著（P＞0.05）。四组血清中IgA的含量无显著差异（P＞0.05）。总体来看，试验2、3、4组血清中IgG、IgM和IgA含量都高于试验1组。
但是，我从杜威那里得知，只要以阿德勒为代表的那些人还活着，那对人类、兴趣、能力和性格做出最终判断的危险就会一直存在。对于他针对习惯所发表的具有启发性的讨论，以及对特定个体的方法，前提假设是人被赋予了无限的可塑性。杜威曾冷静地观察他所看到的世界上奇怪的转变。当他喜欢的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① 伊斯特曼（1883—1969），美国作家和编辑，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时的学生。——译者注 在经济学上转向放任主义的极端防御时，杜威非常痛苦，说话声音都刻意压低了，似乎害怕会伤害到伊斯特曼的感情。此时他们之间的距离仿佛有千里之遥。他说：“真的没有必要走那么远，去补偿一份过于慷慨的热情。”
还有一个人是杜威最不喜欢但却是我非常钦佩的，虽然除了年轻时做学生的那几个月，我从未分享过他的哲学观点。这个人就是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② 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译者注 。虽然罗素公开表示过对杜威深深的敬意，但他经常说些对杜威最抱有敌意的话语。在他的著作中，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对杜威思想夸大批判的机会，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这些误解经常指向他，他会给以回复，最后暗示所有理论都作为一种工具，以重建一种情景。比如，培根的观点，“知识就是力量”；或者马克思的观点，“哲学的作用不仅是解释世界，也是改变世界”；或者杜威的观点，这代表了一种广义的法西斯主义。然而，激怒杜威的并不是罗素的批评，而是他对杜威实用主义多样性的通常描述，杜威——有时甚至罗素自己——被认为是伦理学和逻辑学探究的外延，而作为庸俗的重商主义的一种形式。杜威以非同寻常的坚定的语言说：“我没有原谅伯特兰·罗素，他反复把实用主义作为重商主义的一种形式进行贬低性评论。”
这里不能讲述完整的故事，但杜威对罗素的看法大概始于中国之行。那时，罗素为扩大文化视野而坚持与他未婚怀孕的秘书一起拜访传教士。令杜威担忧的是，罗素对其他人的感受不敏感。他认为罗素特别的冷酷，而且对不同阶级的人的情感带有一种贵族式的鄙视。当罗素感受到杜威的冷淡之后，他便开始对杜威产生敌意。
杜威经常说，那些不尊重他的哲学的人赞扬他的品格，但相比他的品格，他更关心他的哲学。然而，关于他的品格的评论也没有错，尽管他们没有公正地对待过杜威的哲学。杜威的善良是如此的真诚、坚定和持久，甚至有时我觉得，即使受到挑衅时他也会刻意地去克制自己的情绪。我承认，我曾用一种特别苛刻的眼光，去寻找他话语或行动中任何渺小的东西，以使我可以从侧面来了解他。可以说，我们也许无意识地按照自己的维度贬低了伟人，使得自己可以更容易地与他们相处。后来我发现了杜威一个严重的缺点，这让我松了一口气，这就是他对阿尔伯特·巴恩斯（Albert C.Barnes）① 阿尔伯特·巴恩斯(1872—1951)，美国著名艺术收藏家。——译者注 过分宽容的友谊。
巴恩斯在绘画方面相当有天赋，但在人际关系中却武断、残忍，且报复心强。他利用钱财甚至利用他的博物馆作为压制比他体面的人的一种手段。他的性情没有受到任何约束。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在博物馆里当着杜威、布利特（Bullitt）和其他一些他几乎不认识的人的面，用一种放肆的言语公开羞辱了一个亲戚，只因为这个亲戚没有为其中的一种饮料买到合适的杯子。巴恩斯对杜威哲学的原则尤其是他的民主主义哲学作出了专业而完美的贡献，但是他在个人生活方式上太专制了，而杜威在生活方式上才真正体现了民主的本质。
杜威对我与罗素长期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及我犯的错误感到疑惑。我的错误在于，我将罗素关于实用主义所说所写的完全谬误的东西进行公开讨论，并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对此，我现在觉得确实是我错了。在一次交谈中，我曾说过：“当然，罗素是不可靠的。”杜威却阻止我这样说并认真地指出：“西德尼，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情。”我仍然认为，罗素曾经是、现在也是一个根本不负责任的人，即使他是一个思想家。但我不能适时地与杜威沟通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不是他和罗素之间的整个故事。他具有新颖的和兴奋的思想，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对话天赋以及注入到每个群体中的温和感，几乎以这种方式使老练而狡猾的无赖变成了聚会的中心人物。实际上，杜威从未说过趣味和哲学不能混合，但他觉得，在某些场合一个玩笑或俏皮话是对某个话题的一种粗鲁的回避。
尽管如此，杜威仍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罗素在纽约市立学院不光彩事件的辩护之中。当时，由于罗素关于婚姻和离婚的另类观点，胆小的市长屈服于激烈的舆论。罗素在曼哈顿的纽约市立学院仅给上层阶级的男孩讲解数理逻辑，他还污蔑了布鲁克林的一位家庭主妇的女儿。杜威通过这些棘手的事件抓住了问题所在，并撰写文章阐述罗素关于爱情、婚姻和离婚的观点，同时表示，无论正确与否，它们不能被描述成“淫秽”或“不道德”，正如麦吉翰（McGeehan）法官提出的主张，没有“该死的重罪”。在罗素被封杀之后，杜威力图说服阿尔弗雷德·巴恩斯（Alfred Barnes）在巴恩斯基金会给罗素谋求一个教授职位。罗素为杜威对他行为的辩护感到惊讶，并深受感动。但杜威为罗素在巴恩斯基金会谋求职位以失败告终，以致罗素最后仍然愤愤不平，比以前更苛刻地批判杜威。
该试验在某地区种植大户农田中展开，其前茬为空闲田块，专门对空闲田块进行了土壤系灰潮土亚类淡涂泥土土属处理[5]。而且该试验用区域拥有相对平坦的地势和相对均匀的肥力，在试验前的土壤基本理化性状检测中就基本明确了这一点。其土壤理化性状条件为土壤中含有有效磷1.25mg/kg、速效钾150mg/kg、碱解氮223.2mg/kg，整体pH值经过测试为6.01。
CCTA成像的图片交由科室权威老师诊断，诊断结果和患者出院诊断相对比，对比诊断是否一致；对比CCTA和CAG对冠状动脉狭窄程度诊断是否一致。此项研究患者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即使这样，杜威对巴恩斯的行为也只是感到惊讶，而没有排斥。更让人惊讶的是，他告诉我，尽管巴恩斯在解雇罗素的做法上没有法律依据，但有一个道德上的理由，因为罗素为了获得额外的2 000美元，他曾承诺不会在外面机构讲课。我知道罗素对待金钱比较贪婪，为了获得更多的钱，他放弃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最适合的职位，而选择去纽约市立学院（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只要能赚钱，罗素可以撰写任意主题的文章。比如，他为《魅力》（Glamout）杂志写的文章《与已婚男人相爱的对策》。据我所知，杜威拥有的唯一证据，就是巴恩斯说的罗素曾许下承诺，但罗素否认了这一点。据我所知，罗素从不为自己说谎。在此期间，巴恩斯告诉所有人，他是听了杜威的建议才解雇罗素的。在这次以及相似的事件中，杜威对巴恩斯的纵容，是在我认识杜威的25年中唯一的一次让我觉得他的行为不够明确。但我也承认，我有一点开心，我看到了他人性中的弱点，以及这些偶然的和微小的事情，激怒了那些想将杜威的观点整合到其他哲学体系的人，而不是将其他人的观点融入到杜威的基本哲学体系的人。
当巴恩斯解雇罗素的时候，由于巴恩斯极为可怕，我成为论战中罗素派的支持者，帮助罗素在兰德学校（Rand School）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因为当时罗素并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巴恩斯没有原谅我，还伺机报复我。我后来得知，有一天晚上，当我讲罗素哲学思想的时候，巴恩斯派他秘书的妹妹到“新学院”来听我讲授“当代哲学”。当课程快结束的时候，她催促我讨论罗素与巴恩斯之间的经历，我认为这没有哲学意义。后来她将听课笔记转交给了巴恩斯。巴恩斯将笔记编辑了一番后寄给了杜威，并指责我出卖了杜威。根据笔记，我说罗素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哲学家；而实际上，我说罗素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数学哲学家和哲学散文作家。
锦鲤，本是一种高档观赏鱼。2018年国庆期间，支付宝官方微博推出寻找“中国锦鲤”转发抽奖活动，赠予中奖者包括旅行、餐饮、美容在内的“中国锦鲤全球免单大礼包”。这引发网友疯狂转发。“锦鲤”一词也因此走红，成为“好运”的象征。
我几次问杜威为什么能够那样容忍巴恩斯。杜威解释说，巴恩斯是一个有自卑情结的人，因为他原本是一名拳击手。杜威还说自己是唯一可以对巴恩斯还口并可以约束他的人，因此，他不会与巴恩斯绝交。此外，杜威还谈到他发现这位伙伴很有趣，特别是在谈到照片的时候。他说曾受到巴恩斯思想的影响。然而，我并没有发现杜威从巴恩斯那里获得什么。每次都是巴恩斯因为威胁、侮辱或欺骗而陷入困境，并试图将杜威卷入其中。他利用杜威，但杜威并不在意。
杜威总是担心伤害别人，这一点明显不同于罗素，因为罗素是如此的无情。而且，杜威从不担心自己，无论是身体上还是道德上。这一点在他决定去墨西哥担任莫斯科审判案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时，就可以得到证明。几乎没人知道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亲属的压力。他们担心他会在墨西哥城激烈的政治环境中被杀害……
杜威不是一个傲慢的人，在衣着、文体风格、社会出身或知识成就方面他都不是傲慢的。他很少保存他的大量信件的副本，即使保存也不会太久。他一直在思考他自己的哲学还未完成，甚至他开始思考它的系统特征。他是一位敏锐的辩证法家，他的评论比他的哲学更为辩证，但他对争论本身并没有兴趣。他一直对一个人的观点或一个问题感兴趣。
杜威常常说，他的思维过于抽象。其意思是说，他难以思考具体的、富有戏剧性的案例去得出一般性原则。他的文章冗长且缺乏具体性，因此他会对一些具体的建议表示感谢。在我的记忆中，有关杜威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思维习惯。他的思想具有新颖性，他会设想很多种开端，他自己也常感到思想的冒险。看起来，他好像从未接近预想的解决方案。尽管他的很多想法没有结果，但之前他所说的新方法总是能带来必然发生的惊喜。他的整个职业生涯表现出对关注重点以及部分立场的转变。在他九十岁生日庆典活动后的两个月，杜威对我说：“只是在最后的两年，我才逐渐看到我的所有观点的真正转变和坚持。”
杜威并不是一位圣人，他经常对一些术语表示质疑，比如“至善”和“精神”。尽管有一些人他不喜欢，但是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他还是会公平地对待他们所犯的错误。有三个人是杜威特别不喜欢的，也可能还有其他人。可是，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我只能想起来一位。这个人是丛书的编辑，他的整个项目取决于杜威的青睐。杜威在信中写道，他反感这种讨好奉承的方式和虚假谦卑的气氛，每一次都试图从那种不情愿的、试探性的承诺中抽身出来。他认为对方“就像他所写和所为的一样，他只是一个冷酷的人，一个恃强凌弱的人。”但是，因为这个人的请求以及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取决于杜威的认同，于是杜威便会屈服，以致于后来也为此而感到后悔。
杜威总是鼓励甚至过分鼓励那些有希望的人。无论他们工作完成的质量如何，他们都会因为杜威的信任得到更多。然而，这并不是教育手段。这可以追溯到他对事物可能性的认识，及其接触并开始研究哲学的记忆。杜威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毕业论文之前，向《思辨哲学杂志》（Speculative Philosophy）的主编哈里斯（Harris）投寄了一篇关于哲学的文章。当杜威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眼睛闪烁着愉悦的光芒。“这是我在哲学研究方面的第一次尝试，就像至纯之水中的一颗宝石，这对于我决定继续从事哲学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
初中教学水平与质量的高低将会直接关系到每一名初中生在中高过程中的综合成绩，同时对于他们而言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同样也会为其日后发展奠定更加夯实的基础。特别是在新课改背景下，初中数学阶段的教学模式更是遇到了一定的教学困境，每一名教师都应当结合新时期下的教学环境来制定出科学而又有效的教学方法来展开调节，以此来为更多的初中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带来更多可能。
从性情上看，我总觉得罗素和科恩比杜威更易相处。他们是清晰的、敏锐的、诙谐的哲学家，很少为好朋友的利益而作出牺牲或为确切事实而犹豫。但是，我发现科恩并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他主要是一位出色而公正的评论家，而不是分析家。科恩几乎评论过所有当代伟大的思想家，人们不禁自问：一个哲学家如何能够笨到去相信这种东西？事实上，他没有这样多的时间。罗素有许多想法，但最后它们似乎并没有将对现实世界的观念与对善与恶真正的可能性叠加起来，因为它是活的和经验的。这个世界如此复杂，没有一种固定模式，他早将它视作一团乱麻，从感情上他仍然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是一个来自于纯粹数学世界而在历史世界中不存在的异类。
汪处长几个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不知道是说了好还是不说了好。这样耽误有时，刚才打周教授的日本兵就火了，说八嘎，不说死啦死啦的。
也许有关杜威个性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没有隐藏的野心，没有徒劳的遗憾，没有什么比做一个公民、一个邻居、一个教师、一个朋友和一个哲学家更有意义。杜威是一个好人，有时他太好了，以至于他会让他的仁慈影响他的理智决定。
根据ADF4350的时序图将写控制分为3个单元,如图7所示。首先对整个多模射频配置模块的时钟CLK_IN进行分频,作为整个模块的工作时钟以及芯片的写时钟SCLK,利用控制信号线Control从ROM中读取ADF4350的配置参数Data[31:0],然后将此参数缓存起来并进行并串转换,通过移位寄存器将32位配置数据串行输出到SDIO信号线上,同时拉低片选信号CS,完成ADF4350的FPGA配置功能。
在杜威撰写他的手稿《共同信仰》（A Common Faith）时，我曾与他有过密切的合作。他完全自然地接近宗教。唯一一点我不赞同的是，他在道德理想的有效性上使用“上帝”一词表示信仰……我问他为什么要使用“上帝”一词？他回答说，在思想史上，这个词没有明确的意义，没有被误解的危险（这一点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神圣的、深刻的和终极的情感联系应该屈服于超自然主义，这是没有理由的，尤其像他这种不是以宗教而以宗教经验为中心的人。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足够的根据，所有这些都是合理的，但那时他补充了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是像罗素或科恩那样的人从未想到的：“除了有很多人觉得困惑之外，如果没有伤害，那他们就会否定知识的权威性，而使用‘上帝’一词。他们并不在教堂，他们相信我所相信的，他们会觉得如果他们不能谈论上帝是一种损失，为什么我不能使用‘上帝’这个词呢？”
就杜威的观点而言，我不能确定自己一直理解杜威，但我越反思越相信，杜威在总体上是对的，而只是在一些细节上犯了错误。他曾表达过对我的看法，不是对我所写著作的一种通常的赞赏。此后，我向杜威求教，问他对我著作的真实看法，因为我觉得自己只是发展了从他那里学到的一些观点。有一个不太友好的评论者，甚至把我称为“杜威的恶犬”。我很重视杜威的意见，而不重视那些对我的溢美之辞，特别是自从我被指责将自己的观点加入杜威的观点，以及将杜威的观点加入马克思的观点。杜威很温和地回答说：“不，西德尼，不止这些，当我阅读你的著作时，我更好地了解了我自己。”只有杜威，才会这样说。
Some Memories of John Dewey（1859—1952）
Sidney Hook GOU Yue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Sidney Hook does not only describe Dewey as a philosopher,but recalls every moment of Dewey's life.These include his sincere and considerate character,slightly contradictory personality,Dewey's attitude towards religion,and Dewey's encouragement and trust in young people.At the same time,it also recalls Dewey's contacts with students,Dewey and Russell,Dewey and Barnes,and Dewey's pressure to go to Mexico as chairman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Charges Made against Leon Trotsky in the Moscow Trials’.In addition,the article also mentions Dewey's reflection on his own thoughts and views in his later years,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progressive educational thoughts.In Hook's view,Dewey is a citizen,a neighbor,a teacher,a friend and a philosopher.
Key words: memories;life;philosophy;education;Dewey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717（2019）05-0105-06
收稿日期： 2019-07-28
作者简介： 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男，美国纽约人，曾任纽约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
译者简介： 勾月（1981-），女，辽宁朝阳人，教育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比较教育研究；沈阳，110034。
①译自Sidney Hook，Some Memories of John Dewey（1859—1952），该文发表于杜威逝世的1952年。详见：Pragmatism and the Tragicsense of Life.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81：101—114.作者西德尼·胡克是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的学生。
（责任编辑 黄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