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浅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过渡时期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623（1999）05—0021—05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江南的胜利推进，新中国的建立即在眼前，那么，如何着手建设这个久经战争创伤的大国，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讨。作为当时党和国家最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当然不会例外，他有着较为系统的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本文拟就刘少奇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作一粗浅的探讨。
刘少奇早在1948年6 月份即提出党内报告提纲《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在1948年9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的报告，随后12月25日，又在华北财经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题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报告，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建国后新中国过渡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
一、战略目的
刘少奇认为过渡时期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刘少奇从1921年春至1922年夏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他系统学习并考察了苏联十月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从此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开始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进行思考。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世界许多先进国家比起来还很落后，全国人民急切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盼望过上富裕和有文化的生活。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变当时落后的生产力状况。1923年8月，刘少奇提出， “我们抱定社会主义的思想，干这种改造社会的事业”，首先夺取政权，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进而实现“在产业公有制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1]。这表明， 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应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是刘少奇对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的最初表述。
刘少奇对社会主义进一步的构想是在40年代后期。1949年2月8日，他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报告中指出，经济问题已不是宣传问题，而是“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发展经济，是一切斗争的终极目的”。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广大饱经战争磨难的穷苦人民，刘少奇明确指出：“直到现在，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世界许多先进国家比较起来，还是很低的。他们还很穷困，他们迫切地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这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力求实现的最基本的任务。”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国劳动人民从穷困、痛苦和被侮辱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并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使他们能够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呢？这就必须做好两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中国，肃清土匪，保障国内的和平，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及其他各种民主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及其他一切封建残余势力，从而在城市和农村解放已有的生产力”。第一件事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基本上做好了，未完的工作在不久的以后也可以完成”。“第二件事情，就是利用已经建立并且巩固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主要的工具，并利用其他各种条件，配合各方面的努力，来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这就是使中国逐步地走向工业化和电气化。只有工业化和电气化，才能建立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只有逐步地做好这件事情，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近代化的生产事业及其他经济事业，才能使中国人民逐步地提高生活水平，能够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2]。可见，刘少奇有关我国经济建设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也是非常正确的。
为了建设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刘少奇反复重申，经济建设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一切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建国后发生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运动，刘少奇的态度是消极的，只要有机会，他就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即便在1962年，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刘少奇仍然果断地建议“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应继续把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可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刘少奇一惯的主张。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党主要是毛泽东犯了“左”倾错误，混淆了目的与形式的关系，为公有制而公有制，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实际，盲目追求所有制形式的“大”和“公”，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而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提高，没有能够按照刘少奇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思路走下去，结果导致了三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以及以后几十年的缓慢发展。实则使中国人民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使我国从经济实力上看，一直位于世界贫困国家之列。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立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国的国民经济“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3]，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4]。 正是由于明确了这个首要目的，改革开放2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实践证明，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搞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一切工作首要的目的。
二、战略方针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国家工业化，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
众所周知，当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站立起来时，她所面临的是积贫积弱的国内条件和战争威胁与经济封锁同时并存的非常险恶的国际环境。这种情况说明，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是比许多国家在发展起步时更为困难的初始条件。这样，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当时党的中心任务。刘少奇早在1948年9月三大战役即将开始的历史时刻， 就具体地提出和论述了党的任务应从革命战争向经济建设转变。这一点当时已成为全党的共识。毛泽东、周恩来等也讲过，但对这个问题讲得最多、强调得最突出的则是刘少奇。为了国家的自强自立，工业化自然成为至高无尚的中心目标，正如刘少奇分析的，中国劳动人民穷困的一个原因，是中国近代化的机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还很少，在国民经济中90%左右还是手工业和个体农业，在运输业中，绝大多数是人畜力和木船运输。和机器工业比较起来，它们的生产力很低，耗费劳动力很大，不能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资财来供人民享受。因而只有工业化和电气化，才能建立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际力量。
那么，如何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和电气化？刘少奇指出：“如果我们配合世界保卫和平的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障了世界的和平，也就是说，保障了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那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应该是”：“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其次，要以主要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5]。
1951年5月7日，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又一次讲到这个问题。他提出，国家的建设方针是工业、农业共同发展，但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农业。他说：“发展农业才有原料和粮食，工业才有市场。”其次是发展工业，但开始还是要发展一些轻工业，因为“轻工业可以赚钱，也容易办些，又不用很多的资金”。同时，必须首先发展基础工业，如电力、铁路、水力，没有这些东西轻工业建设不成。轻工业发展了，再大量的进行重工业建设。”[6]可以看出， 刘少奇对当时党的中心任务非常明确，在经济建设步骤上，也就是工业化道路方面，认为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首先是恢复国民经济，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实现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现代化，后来他进一步指出：“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7] 他还认为工业化应当与民主化相结合，他说：“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8]。 也就是说经济建设与民主建设有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经济建设要与民主建设同步协调地进行。
但在同时，他还强调指出，工业化的速度必须兼顾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使工业化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体一致，他认为，首先，工业化的规模取决于农业提供产品的商品率；其次，工业化的速度必须考虑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再次，工业化的过程不能牺牲农民的利益，必须协调工人与农民的关系。而“过了这个时期以后，工业大大发展了，农业也有了大发展。国家经济的领导更加强了，变成绝对的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数量也多了，党的技术干部也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那时，就会要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9]。因此，他在1951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10]这就是刘少奇著名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观点。他把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与向社会主义过渡有机地统一起来，把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看作未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的前提条件，这种战略方针，在我们几十年曲折发展后的今天看来，是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三、战略策略
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是新中国经济建设长期的策略[11]。刘少奇多次强调指出：“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反而是要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他早在1948年即指出：在我国近代工业生产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很少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客观上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而且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的一面看，从我国新民主主义政权的联合性质看，都不宜在建国初期即实行社会主义步骤，那样会犯“左”的错误。1948年9月， 他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中明确指出，国家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今天的解放区及将来的新中国的经济构成。
刘少奇在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建国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资本主义与国家经济及合作社经济的“竞争”，将发展成为“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这就是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矛盾，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可以说这是刘少奇探索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问题的一个思想闪光点，表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气概。同年9月，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发言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份，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12]
随后，在具体指导新中国城市、农村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刘少奇这一认识进一步完善。1949年4、5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调查研究时指出：“在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过程中，最容易发生模糊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搞乱敌我阵线”。他说：“今天我们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民族资本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要联合资本家使生产发展。”[13]这“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要他们供给，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1951年，刘少奇进一步指出：“私有权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14]因为中国的产业落后，过早实行工业国有化，只会伤害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不利；在农村，国家拿不出机器、化肥等工业品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实行集体化也不可能。“只有到了这样一种条件成熟，以至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作到的”[15]。当然，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要“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16]。
就新民主主义制度本身的特点和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来说，应当是过渡性与相对稳定性的统一，决不能片面地强调其一而否定其二，只有坚持两者的统一才能防止“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早在规划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时候刘少奇就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一文中指出：“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以下两种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自觉不自觉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因此，我们必须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经常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上述两种倾向，以保证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贯彻执行。”[17]随后，在具体指导新中国经济建设工作中，刘少奇针对实际工作中国营经济财大气粗，过火垄断，农村中打击富农等现象，特别强调了要防止“左”的错误，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因而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主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或忘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只是刘少奇认为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无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五十多年社会实践证明，没有生产力的大发展，没有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纯粹靠不断地变更生产关系、靠不断地扩大低水平上的劳动组合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是违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的，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8]
总之，刘少奇有关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目的、战略方针、战略策略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战略目的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他做了最初的表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他一贯的主张；在战略方针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国家工业化是当时党的共识，毛泽东、周恩来虽有过较多论述，但讲得最多、强调得最突出的则是刘少奇，而且在工业化道路问题上，提出了与毛泽东等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同的、现在看来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农轻重”的次序；在战略策略方面，主张在相当长时期内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充分发挥私人资本主义等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从他的思想观点中不难看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现实出发，来制定方针、政策是刘少奇工作的一贯作风，他谙熟经济规律，勇于探索，他的许多经济策略思想对于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他的远见卓识从某种角度讲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仍有指导意义。
[收稿日期] 199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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