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混合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混合经济理论先是与本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处于大萧条之后的转换时期相对应。混合经济论点的最初由来是在凯恩斯那里，《通论》中的第24章作过说明：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切实办法”，就是扩大政策的机能，“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互相合作。”①之后，汉森在1941年出版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一书中较系统地解释了“混合经济”的含义：19世纪末以后，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不再是单一的纯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同时存在着“社会化”的公共经济，也就是“公私混合经济”(双重经济)——生产领域内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并存；收入、消费中的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和福利与私人消费和收入的并存。当时，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欧，都存在个人主义的经济向以社会福利为其重点的“公私混合经济”的过渡趋势。
新古典综合学派继承了凯恩斯和汉森的这一理论观点，并以此作为该派理论分析的制度前提。该派掌门者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专门论述了“混合经济”。在他看来，混合经济就是国家机构和私人机构共同对经济实施控制，即政府和私人企业并存，垄断和竞争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事实是：现代混合经济国家的人民都要求他们的代议制政府采取各种经济政策，来维持高额的就业数量、旺盛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物价水平。”②
由此可见，混合经济实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以市场经济为主，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同时，政府必须根据市场情况，通过财政政策来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以熨平经济波动，保证宏观经济的均衡增长。
这一点也可以从1994年萨缪尔森接受中国《经济学消息报》的采访中看出。他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的经济。问题在于市场是无心的，没有头脑的，它从不会思考，不顾忌什么，所以，我相信，混合经济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政策来纠正某引起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不过，又出现了新问题，我得说那是有限的混合经济，因为这种混合经济开始由政府来支配80%的GOP……这将削弱市场的有利影响，也将导致丧失混合经济的一些好处，因为这将不能反映人民的需求。这是政治学的策略，而不是经济学的策略占上风。”③萨缪尔森的这番话是回答记者“您对目前中国经济高通胀、高增长的状况有何评论？”的提问，从而可以看出，处于过渡中的中国正是混合经济开始时的特征的反映。
就这一点，同是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其掌门者弗里德曼有着相近的论述，虽然他一直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进行批判。早在1980年秋季，弗里德曼在访问中国时，作了系列演讲，主题为“有关中央计划下怎样利用市场机制”，讨论了关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利用市场机制的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法，包括朗格——勒纳的资本主义方法、南斯拉夫的工人合作方法；强调没有完全纯粹的经济制度——没有纯指令性经济，也没有纯市场经济；同时，指出这种分析方法的深层含义在于政治和经济条件尽可能广的范围内利用自由的私人市场。
1988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国际研讨会上，弗里德曼作了首席报告——为社会发展而利用市场，较1980年的那次系列演讲有更宽泛的论述。
以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在混合经济方面的初始研究过程，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研究方面也出现了有关的研究。
首当其冲的是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他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问题时，就独立地建立了有效需求学说的理论框架，比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还早。
关于混合经济的研究是卡莱茨基的第二研究主体，其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与混合经济增长论文集》(1972年)。“国家参与经济——我们时代的特征现象……。当今，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生活在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今天也盛行国家干预主义措施，目的完全是为了防止经济衰退。今天我们都成为了‘计划者’，尽管特征非常不同。……国家资本主义和欠发达国家今天几乎不能避免的这样或那样的计划有紧密联系。”④
所以，在卡莱茨基看来，混合经济即欠发达的“中间体制”经济。他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和欠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间体制经济)都存在普遍失业，但两者的形成原因不同：前者在于需求不足，后者是供给约束。这与同一问题的另一位巨匠(短缺经济学，科尔内)相比早20年；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个以不同于斯大林的增长理论模式的思路，建立了当时较独特的混合经济增长理论体系。⑤
从上述纵横两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混合经济是适应社会化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市场社会主义是混合经济研究于社会主义方面的第一次深入。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总问世及其最终形成是在本世纪80年代。1983年6月，英国工党连续第二次在大选中失利，于是工党智囊团——费边社邀约了一些知名学者探讨其失利原因；结论是：工党过于缺乏必要的理论思维，拘泥于旧的理论框架和政策主张。之后，这些学者组织了“社会主义哲学”研究班，定期研讨问题，以求得工党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首先突破。在该研究班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牛津大学的戴维·米勒教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几年不懈努力后，“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理论学说初步形成了体系。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里，“市场”就是指“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们为了消除现有社会的严重弊端而要努力实现的一系列目标，如消除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利诸方面的较大平等，满足人的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等等。
市场社会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主张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可以通过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甚至暗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也涉及对现有市场进行必要的法律、制度和机构等方面改造的问题。
总之，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要从学术上阐明如何运用市场来实现上述目的。所以，市场与效率、计划与平等、自由和公正、公有制、私有制和混合经济、社会化趋势和趋同论等等，一时成为各类刊物杂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⑥
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与混合经济理论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其特殊的一面可以直接追溯到米哈尔·卡来茨基的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思想；沿袭之还有30年代的奥斯卡·兰格(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60年代的布鲁斯(著有《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70年代的科尔内(著有《短缺经济学》)。
他们都是最早主张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的东欧经济学家，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上有独特的贡献。
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践首先发生在南斯拉夫，尔后波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深层具体表现，同时也是混合经济的第二次深入。
社会主义市场的确立是在1992年底中共十四大上，这是中国十多年改革来的实质性突破；经历了“计划市场相结合”、“国家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逐步认识、实践过程；从此，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跃入了新的台阶、步入社会的全面过渡时期。相对应的一门新的学科——过渡经济学正在兴起，这与16年来的中国改革的并存绩效和问题、并存机遇和挑战相关。
过渡经济学是从发展经济学引申出来，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博奕理论、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为了取得效益和公平时所进行的制度重新安排问题。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是西方过渡经济学的导入，它研究社会主义中国通过改革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以及与过渡直接相关的或者由过渡本身所引起的各种经济问题。它既有解释的功能，又有预测和假设的推断。
过渡，是一个人类社会中长期、普遍存在的问题；过渡经济学，反映着历史唯物主义矛盾运动的规律即任何一个社会，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传递着制度(生产关系)的不断变迁。
中国的过渡经济，呈现为两种主体经济成份(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经济格局和模式。但过渡经济学不是简单的混合经济学，而是一门呈动态态势的市场经济学；过渡中的真正问题是两种经济成份作为并存的两种手段，如何互相补充，以达到各自的“优化”。
1995年3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之际，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宣称，“现代经济学对于过渡经济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中国最早进行改革且成效最大，经验最丰富，我们抓住这一机会就有可能对过渡经济学做出前沿性贡献。”⑦这标志着中国学派经济学开始了大踏步的运作。
过渡经济学兴起的酝酿过程是伴随着中国改革的进程，它的提出是在1987年；之前，相关的提法是“转换”——“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模式的转换时期，即由僵化的体制模式向充满生机的活力的体制模式的转换时期。其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新的经济体制。在这个转换时期，微观经济将空前活跃起来，经济的横向联系将得到广泛的发展，市场的作用将越来越大；相对来说，高度集中、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纵向的国家控制将趋于弱化。”之后，相关的提法是“转型”——实现从计划单轨经双轨向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过渡。
1989年，苏联、东欧风云骤起；之后，唯有中国“过关”！于是导致学界的一场争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何以成功？这是怎样的一个“中国之谜”呢？
因为当时国际上就改革的模式流行着激进疗法好的观点：制度过渡到目标时，应直接过去。如果分步走，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可能逼着你走到另一个方面去，分步走，不仅时间长、成本也高，而且可能还走不到。所以，改革这个深沟要一步迈过去，迈不过去就可能摔下去。改革的时间越长，效率损失越大。但是，骤然间出现的反差，使得学人们不得不倾注于这一新天地。之间，香港和海外的中国学者较早关注这一课题，如香港的廖湘昆先生在香港报纸上以“过渡经济学”为名发表过自己的见解。
随后，1990年，中国大陆学者(包括留美和留英、留澳的青年经济学家和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新领域。1993年以来，中国大陆学者们开始筹备和实证一项较大研究计划：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改革进行一系列研究，通过微观和实施的手法告诉人们，中国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能否用现有理论去解释？如不能予以解释，能否创立新的理论？
1994年4月21日，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首届“午餐”学术会上，该所副所长、著名中青年经济学家樊纲就中国渐进式改革和过渡经济学发表新观点，引起热烈反应。
1994年6月，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青年经济学家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通过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汇编了1990年至1993年间，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的新观点，对改革以新的理论视野进行3个案式开创性研究。
1994年7月底，文汇报理论部、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邀请了国内三十余名中青年经济学学者，在上海联合召开了“中国过渡经济学”研讨会。会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袁志刚就中国过渡经济学研究对象发表了独特见解。
1995年4月20日，上海社会科学报刊登了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吴焦苏的“过渡经济学模型”，以新颖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之谜”——在该模型中，描述了以价格改革启动整个改革的全过程。
具体说来，是在诱导性变迁和增长的策略下，通过主动提高上、中游产品价格，跨大步或分步使价格改革到位，这样，使原来严重失衡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及企业资本结构趋于均衡，在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运用信贷创造出的资本与解放了的劳动力的合力推动下，诱导出乘数和加速叠加的累积性高增长效应。该效应表现为以“高投资→高杠杆率→高信贷→高货币→高就业→高增长→高通胀→高补贴→高工资→高收入→高消费→(资产)高选择度→高储蓄→高积累→高开放→高投资”为特征的良性循环，使中国经济驶入了从长期来看接近自然增长率的高速公路——这就是被国际经济学界广为议论而又一直迷惑不解，其实并不神秘的所谓“中国经济奇迹”。
同时，吴焦苏就中国改革模式宣称：既不是“休克疗法”，也不是渐进改革；既不是局部改革，也不是农业改革；既不是增量改革，也不是市场导向的改革。而是通过全国、广泛、深入地调整上、中游产品相对价格结构诱导市场深化、温和的、仅“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即“温和的激进改革”。这与国际上目前的流行说法迥然不同。
过渡经济学模型的建立，标志着这一学科从酝酿期开始了向发展期的步入；也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开始让位，中国学派经济学在国际经济学舞台上兴起。
注释
①凯恩斯：《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1页。
②萨缪尔森：《经济学》，英文第11版，第348页。
③经济学消息报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评说中国经济与经济学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7至8页。
④米哈尔·卡莱茨基：《社会主义经济与混合经济增长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4页。
⑤米哈尔·卡莱茨基：《社会主义经济与混合经济增长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1页。
⑥〔英〕索尔·埃斯特林 等编著《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2月，第1至2页。
⑧《光明日报》(1985年3月24日)：林凌《关于经济体制模式转换时期的宏观经济管理问题》。
⑨陆学艺、李培林：《中国社会发展报告》序言部分，1991年11月辽宁人民出版社。
⑦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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