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的中国农村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2-8102(2008)11-0082-09
一、引言
中国的经济转型，采用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薄弱环节培育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国民经济增量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对接，逐步填平介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鸿沟的渐进式改革战略，而不是通过国民经济存量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对接，一步跨越鸿沟的激进式改革战略。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农村改革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认清中国农村改革的特征，分析农村改革的原因，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不仅对中国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其他经济转型和体制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最近30年，中国农村改革的目标是逐步递进的。按照改革目标的变化，可将农村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改革旨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增加农产品供给，解决农民普遍贫困和国民的食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具体措施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消除农产品价格扭曲。第二阶段的改革旨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体制转型。具体措施是发育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第三阶段的改革旨在调整国民经济分配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具体措施是实施村民自治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参与式管理制度等。
本文由六部分组成。除引言外，第二和第三部分概括改革前后中国农村发展的绩效；第四部分探讨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五部分总结中国农村发展经验的启示；第六部分为总结性评论。
二、改革前的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
(一)改革前的中国农村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把农业剩余有效地集中起来。因此，以何种方式集中农业剩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之后必须做出的一个选择。集中农业剩余可以采用金融的办法，也可以采用财政的办法。前一种办法因当时缺乏有效的金融政策、健全的金融机构和灵巧的金融工具而难以采用，只能采用后一种办法。后一种办法可以采用重税和设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两种方式来实现。鉴于第一种方式过于显露而第二种方式较为隐蔽，所以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为了制止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被私商获取，很快就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了确保农民生产纳入统购统销范围的农产品，又对农业实行了集体经营。一言以蔽之，设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实行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农业集体经营体制，是政府为集中农业剩余所设计的一套制度。①
这套制度安排是有效的。有关研究表明，在农业实行集体经营时期，政府财政集中的农业剩余高达6000亿元。这些剩余为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这套制度安排在实施过程中也针对出现的问题做过一些改进，例如，改人民公社的公社、大队两级所有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从总体上看，在采用这套制度安排的岁月里，尤其是在它的前期(参见表4)，中国农业增长的状况还是不错的。
1.农业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3.26％)高于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2.37％)近1个百分点(参见表1)。即使与同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农业的增长率也是比较高的(参见表2)。
2.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从表3可以看出，改革前的20多年里，在农业机械化程度、农田灌溉率和农业科技推广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提高。诚然，这种快速增长与50年代初期用于反映农业生产条件指标的基数小，有很大的关系。
3.非农产业有所增长。1978年，农村非农产业增加值占农村创造增加值的份额已超过20％(参见表5)。社队企业容纳的农村劳动力不到10％，创造的增加值占农村创造增加值的17.3％，资金利税率达30％以上，远高于一般投资项目。
(二)改革前中国农村发展的局限
在改革前的30年里，虽然农产品总量不断增长，但农产品短缺问题一直比较严重，直到70年代末，仍有很多农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集体分配的人均收入不足50元。农产品供给不足始终是制约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瓶颈。在“五五”规划时期，粮棉油进口每年花费14.63亿美元，占进口消费品总额的64％和进口总额的12％。②
虽然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52年的57.7％下降为1978年的28.4％，③但就业结构转换缓慢，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份额仅从1952年的83.5％下降为1978年的70.5％。虽然该时期几乎所有的资本都被集中到了城市，但按人口度量的城市化率仅从1952年的12.5％提高到1978年的17.9％。④其结果是，农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只有工业的16％，服务业的24％；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份额高达83％，其占城乡居民储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份额却不足25％和40％多一点。⑤
三、改革后的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
(一)农村改革的主要进展
1.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截至1983年底，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达到99.5％，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到97.8％。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变革，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由集体改为家庭。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政府先规定土地承包15年不变；后又规定承包期延长30年。针对刻意歪曲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含义的说法，明确指出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变，农民承包的具体地块也不变。明确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硬性政策，以约束乡村干部随意变更农民承包地的行为。
2.改革就业管制制度和户籍管制制度。就业管制制度改革，为农民进入非农产业铺平了道路，户籍管制制度改革，为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发育全国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抑制地区差距扩大作出了贡献。
3.推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旨在让村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村民自治始于20世纪80年代，推广于90年代，至今已经历三至四个周期。所谓村民自治，就是村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按多数村民的意见作出决定，村里的活动实行共约(如村民共同制定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式管理和参与式管理，并通过民主评议制度和村务公开制度对村干部行为进行监督。村民自治先以村为切入点，经验积累起来以后，必然会扩展到乡、县的村民自治，这样，严格的程序性民主就逐渐地发展起来了。
4.实施农村综合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农村综合改革的实质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关系，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环境，为农民提供又好又多的公共服务，为农村社区和谐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努力改善人民福祉，提高民族凝聚力，赢得人民尊重和支持。为此，政府作出了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增量高于上一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比重要高于上一年、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的绝对额要高于上一年这个约束政府行为的制度安排。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4318亿元，是1997年的5倍多。具体举措是：第一，取消农业税。这项改革于2006年全面推开。农民每年减负1200亿元。第二，农村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除学杂费、贫困家庭学生免除课本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发展远程教育，完善城乡教师交流制度，解决农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第三，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已达4.1亿人，占全国农业人口数的47.2％；农民看病难、医疗保障程度低的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第四，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133个县初步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509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初步实现了全社会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基本平等。第五，通过扶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施保护价制度和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转换了粮食生产调控机制。发育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流通主体，形成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第六，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农业政策性保险试验正在稳步推进。第七，改进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完善农民安全饮水、农村电网和公路的筹资建设和管护机制。第八，健全以法律文本、政策规定和道德规范为基础的群众关系、干群关系的协调机制，推广参与式管理制度，构筑广大农民参与社区管理的平台，拓宽农民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建立健全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机制。
5.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方面内容。农户调查的结果表明，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内容都是农民的内在需求，其中农民最需要的是农业技术培训。在中国农村开始进入提升住宅档次、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基础设施的加速期之际，在农民已从制度上成为农村发展主体之时，新农村建设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通过新农村建设，政府职能定位趋于清晰，尊重农民意愿的机制初步形成。自然村的作用、能人的作用，竞争的作用和改革的作用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较快进展，路、电、水等供给上的城乡差异有所缩小；农民合作意愿有所增强；城市基础设施开始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开始向农村覆盖。
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是：村庄建设相对超前，而现代农业和特色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地方官员干预过多，而农民主体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的问题；政府认定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多为条件好，易见效的村组，而条件差的村组的新农村建设尚未进入政府视野的问题；点上发展快、面上行动慢的问题。同时，要对政府官员开展民主理念的培训。官员的责任是把农民的智能和自信心激发出来，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最充分地表达出来。政府工作要以诱致性制度安排替代强制性制度安排，以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替代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进而形成参与式发展机制。
6.发展现代农业。具体举措是：第一，培养新型农民，造就现代农业建设队伍。开展农业生产技能培训，提高农户的市场意识、生产技能和经营能力。并按照农民的需求充实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完善培训机制，减免农林类教育和培训接受者的支出，促进高等农林类教育、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第二，完善农业政策体系，提高农业竞争力。对农民群众建设公益设施实行奖励补助制度；运用税收、补助、参股、贴息、担保等手段，诱导社会力量投资现代农业。加快农村金融改革进程，形成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额贷款组织互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和多种形式的担保机制。通过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农资补贴，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第三，增加农业科研投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创新。上端形成国家基地、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大专院校、涉农企业为一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国家、省、市、县四级农业信息网络体系，下端形成以技术员为纽带，以示范户为核心，连接广大农户的技术传播网络。第四，保障食品安全。积极发展新型肥料、低毒高效农药、可降解农膜等农业投入品，引导农民使用绿肥、施用农家肥和秸秆还田，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提高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加强饲料安全管理，加大动物疫病防控力度，健全重大动物疫情监测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水产养殖品种病害防治，提高健康养殖水平。严格执行转基因食品、液态奶等农产品标识制度，增强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第五，制定生物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促进生物产业的发展。加强生物产业技术研发、示范、储备和推广，积极发展大中型沼气、秸秆气化和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等可再生的清洁能源。第六，继续推进生态保护工程，启动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整治工程，完善生态补偿基金制度。
(二)农村改革的绩效
1.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增长加快。从表4可以看出，在1978-1984年间，农业产值、粮食产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要比改革前高好几倍。1985-2000年间，虽然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但与改革前相比仍是比较快的。与此同时，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1978-1991年间，农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达9.1％，是建国后农民人均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有关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贡献的份额为41％。⑥
2.农村产业结构转换速度明显加快。统计资料表明，1978年农村非农产业增加值为260.9亿元，占农村创造GDP的21.1％；1992年，农村非农产业增加值达到7196亿元，占农村创造GDP的份额超过了1/2，达到56.2％；到2006年，其增加份额已超过了70％。在农村产值结构急剧变化的同时，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整个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也迅速上升(参见表5)。在非农产业中乡镇企业的增长更为惊人。从表6可以看出，1978年其占农村GDP、全国工业GDP和全国GDP的份额分别为16.8％、9.3％和5.7％，2000年这3个指标分别提高到64.0％、47.3％和30.4％，分别增长了2.8倍、4.1倍和4.3倍。
3.农产品的商品率大幅度提高。改革前，农产品收购总额与城乡集市交易总额之和占农业总产值的份额一直在40％～50％之间徘徊；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该指标迅速上升到60％，1991年更是高达83.2％。
4.农产品短缺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改革以来，人均农产品产量尤其是油料、动物肉类的人均产量显著提高(参见表7)。在粮食供给方面，20世纪80年代全国粮食自给率为98.1％，90年代达到99.6％。⑦尤其是9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粮食供给从总量和结构上都出现了相对过剩，其他农产品也有类似的情况。中国农产品全面短缺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
5.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演进方向越来越清晰。随着农业生产经营市场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农业承受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以及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大。中国农业追求农户层面上适度规模经营的适用范围不大，应该着力追求农户合作层面上的适度规模经营。无论是降低交易成本、规避市场风险，还是共同按照特定的质量标准进行生产，打造农产品品牌，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都可以通过农户间的合作加以解决。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中国有15万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会员农户2365万，带动非会员农户3245万，两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3.3％。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演进方向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四、改革后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改革农业集体经营体制
改革前，向农业索取过多固然是农民温饱未能普遍得到解决的重要原因，但农村经济组织缺乏效率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有关中国农业总要素生产力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的20多年里，农业总要素生产力为负。⑧这一期间农业技术肯定没有退步，它不可能成为农业总要素生产力为负的原因，所以这个负值完全是组织与制度安排缺乏效率造成的。农村广泛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总要素生产力即刻变为正值的事实，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判断。
农业适宜采用家庭经营方式，是由农业生产难以实现有效监督、劳动质量难以准确度量等特殊性决定的。由于集体经营体制难以对农业劳动实现有效监督、难以对劳动质量做出准确度量，难以制止部分人的免费搭车行为，使劳动积极性受到挫伤的农民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进而导致农业生产绩效越来越低。在家庭经营中，生产单位与生活单位合一，生产经营与家计安排合一，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和谐关系又大大降低了监督成本，所以家庭经营能较好地满足农业生产的要求。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农业集体经营之所以遭受挫折，主要是因为合作化、公社化工作过急、过快、过粗所致。这种说法其实是很难自圆其说的。理由是：倘若这些问题是工作过急、过快、过粗造成的，那么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得到解决，现实中这些问题随着时间推移越演越烈，说明它们主要不是工作不当的结果，而是选择不当的结果。
(二)发育市场经济体制
1.发育农产品市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应是一次性释放完毕的。具体而言，它在改革之初至1984年期间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的非常规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增长主要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培育农村市场体系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在发育农产品市场方面，中国采用的是渐进式改革方式，即通过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的“双轨制”，逐步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农产品市场的双轨制，体现在农产品价格的“调”“放”结合上。在改革初期，中央政府就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采用了超购加价的方式。在这样的情形下，农民生产并出售给国家的粮食越多，得到的平均价格就越高。农产品价格的提高，直接刺激了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复种指数的积极性。林毅夫(1992)的一项计量研究表明，1978-1984年期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6％。
1983年，政府松动了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首先是允许多家机构经营完成征购任务后的余粮，随后又减少了派购品种和数量；1984年不仅继续减少统购派购品种，而且放开了价格；1985年，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目前，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已经基本完成。
放开市场后，各种市场主体发展迅速，农民销售粮食有了更多的选择，市场配置粮食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强。国有粮食企业对稻谷价格始终保持在最低收购价水平之上起到决定性作用，显示了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截至2004年底，全国国有粮食企业职工人数，比1998年粮改初期减少164万人，减幅为49.7％。粮食补贴直接补给农民，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政府适当延长粮食收购时间，越往后卖粮，收购价越高，以适当弥补农民储粮费用，同时缓冲集中收购的仓容压力。实施保护价格收购的品种在增多。
2.发育农村要素市场
与产品市场发育相似，要素市场的发育也采用了双轨制的方式。所谓双轨制，就是在不破坏已有秩序和不伤害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新的秩序和机制对增量部分进行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累积的增量占总量的份额越来越大，与其相对应的利益群体也越来越大，从而使改革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农村要素市场发育涉及到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其中，劳动力市场最为活跃，受宏观政策环境的管制，民间金融市场既不够活跃，也不够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则介于它们二者之间。
农村要素市场发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到2005年，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为60.6％，达到了市场经济的临界水平(60％)；其中，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为80％，土地的市场化程度为52％，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为50％。随着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逐渐建立，农村土地市场逐渐步入法制化轨道，农村资金市场逐步由垄断走向竞争，未来几年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将会有很大的提高。
(三)建设城乡统筹的和谐社会
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从制度和法律上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培育农村金融市场，逐步形成竞争性的民间融资机制；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税收制度、公共财政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免费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保障体系，完善农村技术市场和科技推广网络，并将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加快非农产业和城镇建设，减少农业人口，引导土地使用权流动的发展性策略与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的稳定性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
通过村民自治，农民懂得了认真履行民主权利之责任的重要性，地方政府懂得了开拓农民诉求利益的渠道、搭建农村利益相关者谈判的平台和培育旨在发挥调和作用的仲裁机构的重要性，以及通过公示制度消除政策不落实或被扭曲问题的必要性。凡是可委托给非政府组织办理的事务，政府应尽量实行委托服务制。土地管理要纳入法制化轨道，避免村、乡两级干部对土地的控制。凡是不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和提供不了有效服务的机构，全部推向市场。
五、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经验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农业部门。中国农民在实践中创造出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篱，也由此走上了劳动致富之路。在这一伟大的变革过程中，自始至终蕴含着两条清晰的主线——制度创新和市场发育。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又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农村改革的经验弥足珍贵。它不仅对农村经济的下一步改革具有连续性的含义，也对国民经济其他领域和城市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一)经济发展的巨大能量蕴藏在农村
中国革命和发展的历程证明，改革与发展的力量主要蕴藏于农村和农民身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为契机，将蕴藏在农村和农民身上的巨大的革命动力诱发出来，赢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改革也是由农民发起的，这场变革不但没有使中国农村陷入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⑨而且有力地推动着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将中国引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以满足农村居民的小康生活要求为契机，将蕴藏于农村和农民身上的巨大的能量诱发出来，这样就一定能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农村占国土面积的绝大部分。这个基本国情表明：农村的事情没有办好，中国的事情就不可能办好；农民贫困，中国就不可能富强；农业落后，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重视农村，关注农村，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确保农村和农业持续发展，将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二)市场导向是农村增长的重要因素
近30年的经验表明，市场导向的改革是中国农业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从短期看，以人为提价的办法确实也能刺激农业的短期增长，但是，这种办法会维系传统农业的相对有利性，有延缓改造传统农业进程的负面效应。更为适宜的选择应该是依靠市场机制引导要素流动，从而不断缩小资源配置上的边际生产力差异。
最近30年，随着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断发育，市场机制对农村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农村微观经济基础对市场机制的适应性也越来越强。然而，与我们所确立的全国一体化市场体系的目标相比，农村还需要进行一系列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
(三)农村非农企业将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载体
最近20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国民经济增长中最为重要的推进部门，不仅推动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而且为探索适宜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经验。乡镇企业从起步之时就面对着市场竞争，因而对市场机制具有天生的适应性。非农产业的规模经济是十分显著的，在追求规模经济方面，乡镇企业主要不是追求内部规模经济，而是通过诸多企业的地域集中形成外部规模经济。这些企业最初采取了分散生产、集中销售的方式，从而促进了商品批发市场以及城镇的发展。尔后，又出现了企业空间聚集的方式，从而推动了中小城市的发展。
无庸讳言，目前缺乏诱导农村非农企业空间聚集的导向性政策。因此，政府应为农村非农企业追求规模经济提供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这既是农村非农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关键所在。
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利用经济信号诱导农村生产要素朝着生产率高、回报率高的部门和地区流动。以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消除产业间的回报率差距和地区间、城乡间的发展差距。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是：增加农村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的供给，尽快消除城乡间、地区间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供给上的差距。
农村改革的经验是：放弃对农民的高度管制，让农民依据市场信息自主地配置自己可支配的资源，有利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鼓励或允许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并采用新规则，推动制度创新。新规则、新制度普遍奏效后再由国家政策和法规来认定。中国的农村改革，无论包产到户、乡镇企业还是村民自治，都是基层政府推动的，是在与既定政策的冲突中前进的。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源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政府的主要贡献是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
赋权是将蕴藏在农民身上的财富创造能力进一步发挥出来的有效手段，也是改革以来国家和农村发展的基本经验。改革初期农产品的快速增长，是赋予农民自主经营土地权益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乡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是赋予农民选择就业机会权益的结果；90年代，农村基层社区干群关系的改善，则是赋予农民选举村领导人权益的结果。向农民赋权，有利于提高政府目标和农户目标的互补性，从而使政府目标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然而，对农民的赋权尚未完成，向农民赋权仍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基点。
六、总结性评论
农村改革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农民和国民都带来了福利，但是，农村仍面临着一些问题。第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作用趋于递减。这个制度的主要缺陷是抑制土地流转，影响农业长期发展。应该使农民能以农村土地换取城市生活保障，包括买得起较低标准的住房。今后农村政策调整的方向是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第二，劳动力市场、农村土地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都对劳动力转移施加了负面影响。第三，社区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组织乏力导致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第四，乡镇财政收入主要用于管理者和教师的工资性开支，缺乏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农村生态保护所需资金难以列入预算。第五，农村金融发育滞后，农户和农村企业可获得的金融服务越来越少；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仍是农户的主要融资渠道。目前，农村平均每年流出资金高达6000亿元，平均一个县每年净流出资金3亿元左右。第六，政策实施具有摇摆性。粮食歉收，政策执行力度加大，粮食丰收则政策执行力度减弱。所以，在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注释：
①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
③转引自科林·卡特、钟甫宁、蔡昉：《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中国农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④蔡昉：《制度创新与市场发育：我国农村改革的主线》，载韩志国等主编：《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制度效应》，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⑤转引自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和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⑥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⑦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课题组：《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版。
⑧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⑨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著：《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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