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奇[1]2011年在《主体视界中的文化发展论》文中认为本文以“文化如何发展和为何发展的主体论求证”为研究对象,力图从马克思哲学视界出发,对文化发展进行主体存在论的哲学探究。这个探究首先界定马克思哲学的“文化”“文化发展”“主体”概念,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客体自然与文化发展和主体的生产实践、交往活动、解释行为与文化发展的复杂关系,而对这四对关系的探讨是以主体(性)的生成、文化结构的优化、文化模式的改良为逻辑节点来展开。文章最后探讨了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标准和主体目的。马克思式的“文化”概念表征了一种对象性活动,是人类改变、理解人、世界及二者关系的总和。包括文化的双螺旋体(改变人、世界和理解人、世界)和叁个向度：生产实践(文化壹)、交往活动(文化贰)、解释行为(文化叁)。“文化发展”即是主体在这叁个向度上重新筹划并在更高形态上优化其总体生活方式,具体是指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文化共同体在主体生成、文化结构优化与协调以及文化模式改良与升级叁个方面的辩证否定变革,文化发展最终表征为人的主体性的提升。客体自然是文化发展的物质根基,主体自然(人)既是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又是其主体性前提。主体的生产实践本源地构成文化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了一定的交往方式、解释模式,最终形成了一定的文化模式。后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与此前的生产方式大为不同,在这个生产方式上形成了人本生态型后工业文化模式。主体的交往活动是与生产实践同步发生的,同样具有原初的意义。这表现在生产实践的扩展依赖人类交往的扩大,多样性交往是人类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途经,解释系统的发展依赖于主体之间的广泛、多层次交往,创造新的历史主体以及主体的全面、自由发展取决于主体的交往形式和方式等等方面。文化共同体的交往方式常常制约其生产力、交往力、解释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文化模式。以马克思“普遍交往”理论为依据的自由民主全球互惠交往型文化模式,是一种向共产主义大同文明的过渡形态。生产实践和交往活动先验地内化为主体的解释系统,反思与批判这一解释系统构成了主体发展文化的内在前提。这种先验批判是文化发展的灵魂,它的实现必然需要现实的独立人格主体作为保障。不同的解释方式对人格主体有不同的设计和理性思维特征,在独立型自否性主体文化模式中,现实的独立人格在场,有较为健全的人格主体理论,自否性批判思维方式相对发达。主体是一种多元二重性矛盾结构,是一种生成性的辩证存在,正是这种生成性源初地构成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人对自然的生态互动程度、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理性交往程度、人与自我之间的自否性程度和个人全面发展及自由个性的发达程度,是检验人类文化进步状况的具体标准。“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是文化发展的主体目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预告了世界文化的新轴心时期正在酝酿中,也提醒我们在谋划这种新生的文化模式时,应该超越适者生存的丛林规则(Maxime),代之以富者福存,法者尊存,德者善存,美者良存,信者敬存,思者慧存,合之则优存全存的发展法则(Gesetz)。
陈金波[2]2016年在《从内外平衡看虚拟空间对党组织的五重挑战——兼论党组织法治化协同虚拟空间治理法治化何以必然》文中研究说明网络走进千家万户使社会步入虚拟时代,在带给党组织诸多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从意识形态上挑战党组织话语竞争的平衡系统,从组织运维上挑战党组织的传统运营模式,从作风评价上挑战党组织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从社会监督上挑战反腐倡廉治理的结构体系,从执政水平上挑战党员、干部驾驭虚拟空间的能力,亟待发挥党组织法治化的独特优势,协同推进虚拟空间治理法治化。
林克勤[3]2019年在《认知传播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认知传播学以新技术语境下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学理革新与认知转向为己任,直接承续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髓与核心,观照并审视了康德与黑格尔的理性批判和辩证法体系,以及卢卡奇、梅洛·庞蒂、雷科夫和约翰逊的现象学逻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综合运用总体原则、批判视阈、问题导向、主体拟构和诉诸自然的方法论去分析和探索人类精神交往的复杂现象和深层问题,以期实现对其多样性、变异性与规律性的认知与把握。
陈金钊[4]2019年在《法理思维及其与逻辑的关联》文中认为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分别强调了法律规范、法治秩序和思维决断的重要性,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学思维方式。传统的规范法学比较重视对法律思维的研究,政治法理学则重视对法治思维的研究。然而,两者都对与逻辑关联度较高的法理思维重视不够,以至于经常出现逻辑断裂的思维现象。推进法治建设不仅需要法律思维、法治思维,还需要法理思维。法律思维注重法律规范的作用,对法治的实施主体不够重视,属于法律决断论。法治思维虽然强调政治、治理主体的重要性,试图运用法律化解社会矛盾,但往往忽视逻辑思维规则的运用,以致很多决断不符合法理。法理思维是建立在尊重法律规范、法治秩序之上的综合决断方式,它既强调思维决策过程的法治之理,又主张对所有的法律假定和拟制使用批判思维、体系思维和反省思维,以保证决断的正当性。
刘奇[5]2019年在《农村叁产融合新态势》文中提出农村叁产融合发展,就是通过对农村叁次产业之间的优化重组、整合集成、交叉互渗,使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产业范围不断拓展,产业功能不断增多,产业层次不断提升,从而实现发展方式的创新,不断生成新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空间布局等。当前我国农村叁产融合在多方发力的作用下,势头正劲,呈现出许多新特征、新态势。
沈维琼[6]2019年在《《战狼》系列“英雄”与“国家”的成长叙事刍议》文中指出关于个体与国家/民族的“成长叙事”从“十七年”电影开始就形成一种叙事自觉,被持续保留直到新世纪,甚至成为国产主流电影叙事的核心模块。2015年与2017年出品的两部《战狼》,以相对完整的故事序列进行了一次富有意味的对“英雄”与“国家”的成长言说,其类型化策略、英雄谱系建构、性别话语及国家形象隐喻都推动《战狼》系列成为“现象级”影片,也由此催生了续写的必然。
吴震东[7]2019年在《“反身性”的文化叙事:走向城市的艺术田野与民族志书写》文中研究说明聚焦于当下城市文化及社群性艺术事项的人类学研究,是针对“自者中的他者”所进行的“反身性”文化叙事。在此,“艺术田野”不仅作为具体的研究方法,用于解读城市中“大传统”与“小传统”,“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知识形态”与“时代症候”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更在方法论的层面为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学科观念,使其在面对艺术活动时,为活态而流动的感性符号留出诗性的阐释空间。而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民族志制作,则既包含着一种入场经历的“诗学视域”也关涉着离场反思的“诗学书写”,并形成了从“审美事实”到“交互阐释”而至“意义文本”的艺术民族志写作范式。
段宇波[8]2014年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述评》文中认为新制度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全面兴起的同时,也逐步发展成为政治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理论范式。事实上,目前学界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讨论并不充分,尽管在操作中有一定困难,但对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梳理非常必要。本文从政治学的角度,基于对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发展的叁阶段划分:20世纪50-70年代的萌芽或重新发现、20世纪80-90年代的分化与范式确立、2000年以来的理论发展与整合,试图对来源广泛、构成复杂的新制度主义的重要研究文献和学术观点作一些回顾和整理。本文主要回顾了政治学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发展与范式确立,总结了20世纪80-90年代形成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范式的基本理论与主要应用,以及由此引发的分歧与整合、评价与质疑;并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最新进展进行跟踪研究,特别是制度变迁、制度设计、制度多样性等问题的最新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参考文献：
[1]. 主体视界中的文化发展论[D]. 操奇. 武汉理工大学. 2011
[2]. 从内外平衡看虚拟空间对党组织的五重挑战——兼论党组织法治化协同虚拟空间治理法治化何以必然[J]. 陈金波.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16
[3]. 认知传播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J]. 林克勤. 学术界. 2019
[4]. 法理思维及其与逻辑的关联[J]. 陈金钊.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9
[5]. 农村叁产融合新态势[J]. 刘奇. 农村工作通讯. 2019
[6]. 《战狼》系列“英雄”与“国家”的成长叙事刍议[J]. 沈维琼. 电影文学. 2019
[7]. “反身性”的文化叙事:走向城市的艺术田野与民族志书写[J]. 吴震东.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
[8].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述评[J]. 段宇波. 比较政治学研究.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