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青年政治取向的反叛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取向论文,学者论文,政治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997(2012)04－0014－03
政治取向(political orientations)指“在政治领域中老一代向年轻一代传递的内容”，包括知识、态度和评价标准[1]。在政治领域，青年政治取向的反叛指与老一代的知识、态度和评价标准存在着矛盾、冲突，也就是与传统的、主流的政治文化相冲突。青年的政治取向是否与主流的政治文化相冲突？对此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持肯定态度，另一种则对此加以否定。
一、肯定青年反叛的研究
有些学者认为确实存在青年反叛现象，但对于反叛的时期的确定却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反叛的时期包括青少年晚期和成年的早期。这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应在17岁～25岁，有的学者认为应在15岁～30岁，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在15岁～35岁，还有的学者则直接把青少年时期排除在外，认为人们的反叛年龄应在18岁～26岁，或20岁～30岁[2]。
对有关青年政治取向反叛程度的认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其中最激进的代表。他们认为，青年人的反叛直指整个社会的根本，青年因不满社会的根本弊端而奋起反抗，他们的反抗足够承担起未来社会革命的使命。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哲学思想更是被称之为“青年造反哲学”，马尔库塞本人也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明星和精神之父”。马尔库塞认为，青年人是革命的力量，在于他们是最容易感知社会弊端的一群人，在此年龄之前的人还属年幼无知，对社会的弊端毫无觉察；而在此年龄之后的人尽管曾经对社会也心中有所愤懑，但已经麻木不仁。只有年轻人内心涌动着对“有病的社会”的不满，并能够把这种冲动付诸行动。马尔库塞说，对目前社会理智的拒绝的一种催化剂，“是愤愤不平的年轻人的本能拒绝。处于危急状态的正是这些年轻人的生命，或者如果不是他们的生命，那就是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作为健全人的能力。他们的抗议是一种生物的必然性，所以必将永远持续下去。年轻人向来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的，他们为反死亡、反文明的爱欲而生存和斗争”[3]。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也是青年反叛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在1961年发表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在1968年他与学生运动决裂，但同年却发表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对学生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把其注意力集中在新的冲突领域上的唯一的抗议力量，首先形成于某些大、中学生的集团中”。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证：
其一，大、中学生的抗议集团是一个特殊的集团。一般的集团的形成是建立在社会状况的基础上的，如工人运动，当他们的社会状况得到改善之时，他们的反抗激情就会消退，对现实社会持认同态度。而作为学生集团，“它所代表的利益，不是直接从这个集团的社会状况中产生的，并且不能通过增加社会补偿使其得到与制度相一致的满足”。调查表明，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往往不是那些社会地位正在上升的学生，而是那些出身优越的学生。哈贝马斯在此的论证明显受到了马尔库塞的影响。他试图向人们表明，当今的反抗与阶级利益无关，不是从经济的角度反对当今社会的，而是基于人性的理由，是人性受到了压抑才导致了人们的反抗。而学生运动的形成恰恰不是由于阶级利益，因此仅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补偿学生，显然无法消弭学生的反抗激情。
其二，学生很少被社会同化。正因为学生集团具有如此的特殊性，“统治系统提出的合法性要求对这个集团来说，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似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学生很少受技术统治论的影响，尤其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出身良好，成绩优越，很少为理想的职业和未来的家庭建设忧虑，因此他们不会满足于统治者提出的以社会地位和功绩为补偿来换取忠诚的要求。
其三，反对的是社会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集团中，冲突不会在(当局)要求(他们遵守的)纪律的范围和程度以及(他们所承受的)负担的大小上爆发，而只会在(当局)拒绝(他们的要求的)方式和方法上爆发。”因为，他们不是要求更多的社会补偿，例如收入和业余时间。相反，他们的抗议矛头直指“补偿”本身。他们对以下社会问题提出质疑：“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状况下，为什么个人的生活仍然决定于职业劳动的命令，决定于成就竞争的伦理观，决定于社会地位竞争的压力，决定于人的物化价值和为了满足需要所提供的代用品的价值；为什么制度化的生存斗争、异化劳动的戒律、扼杀情欲和美的满足的行为，都受到保护。”
在展望学生运动的未来时，哈贝马斯认为，当学生的“敏感性触动了难以解决的制度问题时，才能从中产生出一种政治力量”。所谓的制度问题即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强调的按劳付酬的功绩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相信，“从长远的观点看，大、中学生的抗议运动，也许能够持续地破坏这种日益脆弱的功绩意识形态，从而瓦解晚期资本主义的本来就虚弱的、仅仅由于(群众的)非政治化而受到保护的合法性基础”[4]。
在《假革命及其追随者》一文中，哈贝马斯继续强调学生运动在改造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说：“集过去12个月之经验，无论在联邦德国还是在美国，我相信学生发起的抗议运动尽管规模很小，尽管缺少有组织的暴力手段，但却为变革盘根错节的社会结构开创了真正的前景。这一前景扩展了人们更新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视野。假若这一前景不是虚假的，那么，从中可能产生一个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以统治的非官僚化，即唯物主义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为其内容的社会。”他鼓励游行学生不要放松他们的抗议：“我们的直接任务无疑是，对于美国人在自由的名义下，在越南实施的野蛮的道义愤怒；对这种所谓健康的种族灭绝行动的政治揭露，这种行动发生在一个其宪法原则值得称赞的开端已经被扼杀的国度。”[5]
随着学生运动的逐渐消失，在以后的文章和访谈中，哈贝马斯继续肯定学生运动的作用。他认为学生运动的最大成绩在于“开始阻断冲突的来源，向它们展示了实际的合理性形式”[6]15。就是说，学生运动起着引领潮流的作用，引导人们去关注潜在冲突的新领域，向人们展示了未来的合理形式。以前的运动多关注经济的领域，而学生运动则引导人们关注人性的领域。
尽管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学生运动已经消失，但它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学生运动已经用文化革命的形式表达了一种观念上的变化，并且部分地产生了影响效果，这在7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社会运动中继续得以表现。”学生运动促进了对墨守陈规的文化和政治的批判，促使他们做出改变。具体到联邦德国，哈贝马斯认为学生运动对联邦德国的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一个人只要不是心怀故意地只顾闭上自己的眼睛，就一定会承认造反其实是向联邦共和国的政治文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它超过了自被同盟国联合抵抗的纳粹政权以来我们所进行的解放事业的积极影响。从我们文化的构成状况的变化来看，1945年的意义无疑是举足轻重的，而1968年则意味着我们政治文化的松弛和生活方式与关系的解放，今天可以感觉到它仍在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6]118
与马尔库塞相比，哈贝马斯的观点相对缓和了许多。但总体而言，他们的观点仍然是比较激进的，他们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待青年的反叛行为。也就是说，他们在评判青年人的反叛时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而且，他们的论证方式也是值得商榷的，他们对青年的反叛行为的论证多是理论的思辨，居于对现实社会的直觉，缺少大量的实证调查。因此，他们的理论与学生运动的关系是前者影响后者，而不是前者源于后者、后者影响前者。
除了法兰克福学派之外，其他学者也肯定了青年政治取向的反叛。但这种肯定仅仅局限在一种现象的层面，因而不带有任何的价值判断。换言之，他们承认青年时期是一个容易在政治取向上发生反叛的时期，但对这种现象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们的价值判断是中立的。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和杰克·丹尼斯(Jack Dennis)认为，与其他年龄阶段相比，15岁～35岁容易反对权威，倾向于政体的改变，是一个态度容易发生改变的年龄。青年对权威的支持很少有强烈的信念，多数准备挑战权威。当然，尽管青年具有否定性的情感，但并不意味着叛逆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两位学者认为青年反叛是由多种复杂的原因所致：除了情感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譬如足够多的人数，居住地比以往更加集中，对政治权威的尊重和归属正好降至最低，最后还要有引起反叛的问题，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种族冲突、越南战争、民权运动等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60年代所发生的学生运动恰恰具备了这些因素[7]。西格尔(R.S.Sigel)和霍斯金(M.B.Hoskin)的研究也发现，年轻人极为倾向于激进主义，以参与抗议、游行和其他非正常的行为向政府施加压力，但年轻人本身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激进的，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就像选举式的民主一样，与投票选举自己的代表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8]。
有的学者在坚持价值中立的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发展，这就是采用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方法。瓦茨(M.W.Watts)于1991年和1996年调查了7280名13岁～30岁的德国人，主要考察了以下几方面的赞成态度的测量：对非机制性(noninstitutional)又可称之为非常规的(unconventional)政治策略(15岁～16岁开始上升，至25岁左右达到顶点，然后下降)；公民不服从(15岁～16岁开始上升，然后较为平缓的发展，至25岁左右达到顶点，然后下降迅速)；“强硬的”政治策略(13岁～14岁开始上升，至15岁～16岁已经达到顶点)持赞成态度，以及他们在“强硬”政治策略上的得分和政治兴趣的比较。他发现，15岁～16岁时期，既是人们对强硬的态度持赞成态度所达到的最高时期，也是政治兴趣的最低时期。通过以上的调查，他认为，在分析文化和个人的因素之前，应该注意到年龄的因素，青年时期是一个政治兴趣和政治意识最低的时期，但同时又是最容易把自己的想法付诸于行动的时期，也就是说他们最容易冲动。这种特征决定了年轻人成为各种运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青年的反叛，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既可能成为左派运动中的主力，也可能成为右派运动中的主要参与者。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90年代的排外运动就是证明。年龄和文化、历史因素的结合促使青年采取极端的行动。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形成了人们的愤怒和异化，但政府又无力应对，这时青年人就容易把愤怒转化为政治攻击[9]。
二、否定青年反叛的研究
与上述学者肯定青少年政治取向反叛的观点相反，许多学者则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E.莱恩(Robert E.Lane)。他通过对15个男人的深度访问，考察他们与父亲的关系，最终发现“与其他西方文化相比，美国的文化并不鼓励年轻人反对他们的父亲。进一步说，并不鼓励任何反叛冲动的政治表达”。这是因为美国家庭中孩子的成长环境较为宽松，家庭允许其自由发展。这样他们也就很少产生对父亲的敌意，也很少对政治产生敌意。而那些父子关系被损害的家庭不但对权威无法反叛，甚至“被迫害的父子关系趋向于禁止对政治领导持批评态度”[10]。在他的代表作《政治意识形态》中，莱恩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政治对美国的年轻人并不是重要的，而且，因为政治通常对他们的父母也不是十分重要的，青少年反叛发生时，通常并不采取政治的形式。亲子发生矛盾通常出现在一些微小的事情上，譬如孩子晚上什么时候回家，孩子的开车问题，以及他们在学校中的表现等[11]。莱恩从亲子关系的角度对青年政治取向的探讨，为以后的学者从事此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因为，政治取向的探讨涉及老一代与年轻一代政治取向的传递问题，因此，对政治取向的研究必然涉及青年一代与老一代的比较问题，其中子女与父母政治取向的比较是最应该值得关注的部分。但莱恩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即所涉及的样本过少(仅有15个)，从中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是令人怀疑的。
以后的学者采取了与莱恩同样的研究角度，但在研究的样本问题上弥补了莱恩研究方法的不足。阿勒贝克(K.R.Allerbeck)等在考察了荷兰、英国、美国、德国、奥地利5国的亲子组合研究的结果之后，发现5国的亲子关系尽管有所差别，但是也有共同之处，即5国亲子之间的相关度都是正向的，青少年与父母意见相同远比反叛要多，非常清楚的是父母通常是作为一个正面的参考而不是反面的参考[12]。
米德尔顿(R.Middleton)和帕特尼(S.Putney)通过调查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通过对16所大学的1440名学生的调查发现，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偏离他们的父母，但并没有与父母对抗的情绪和政治上的反叛。青少年的反叛主要是以非政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一般家庭的青少年反叛很少涉及政治。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譬如对子女极端放纵或极端严格的培养方式，从而导致了亲子间感情疏离，如果父母对政治非常感兴趣，这时，青少年在政治上的反叛就可能发生[13]。杜万(E.Douvan)和戈尔德(M.Gold)也说：“在对普通人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中，我们没有发现青少年声称自由或从不公正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我们没有发现反叛性的抵制权威是一个主旋律。”[14]
三、结语
同样是面对青年群体，为何得出的结论相反？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两点：一是研究角度的差异。凡是得出否定结论的学者基本上是从亲子关系的角度研究的，而得出肯定结论的，有的学者根据的是理论思辨，有的依赖的是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但很少从亲子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二是侧重的时代有异。譬如青年可能具有反叛的冲动，但在和平时期，这种冲动可能局限在无意识的层面。而在社会动乱时期，这种冲动就会付诸实际行动。如果研究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就可能得出否定的结论，而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则可能得出肯定的结论。三是比较的对象有差异。得出否定结论的学者要探究的是，在一个社会所有的青年中反叛者所占的比例有多少。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考察，即使在各项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参加运动的与不参加运动的相比，仍然占少数。而得出肯定结论的学者，所追问的往往是这样的问题：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青年群体政治取向的反叛是否突出？或者说，在一项运动中，青年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有多少？而按照这样的思路，一般会得出肯定的结论。
收稿日期：2012－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