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劳工标准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我国的影响_经济全球化论文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劳工标准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我国的影响_经济全球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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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1)03-0088-06

著名经济学家S.奥斯特雷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1]。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统一市场”逐步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劳资关系的变动也在这一背景下显得日渐敏感。各国劳动法的颁布、修改和执行已绝不仅仅局限于一国领土范围,而是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发达国家更是利用其经济与法律的先行优势,在劳工标准方面对发展中国家频频施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尤其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指责为“血汗工厂”。

综观以往的研究,许多学者在自己的文章中都将国际劳工标准认定为发达国家设置贸易壁垒的重要工具,从而得出了该标准无益于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前述看法是不全面的。如何正确地认识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劳工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中国影响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劳工标准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国际劳工标准的发展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何种影响?第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劳工标准会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第四,中国对此应该如何应对?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劳工标准的影响

学界一般认为国际劳工标准并没有准确、完整的定义,而只能从整体上,从内容上分为两部分,即核心劳工标准和一般劳工标准:其中核心劳工标准主要关注基本的结社自由、废除强迫劳动、消除就业歧视和废除童工劳动;而一般劳工标准,例如最低工资以及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健康标准等,通常被称为可接受的工作条件,各国对于这类劳工标准尚存在较大的争议,而核心劳工标准在全世界是得到普遍认同的[2]。在本文的讨论中,劳工标准既包括核心劳工标准[3],也包括具体的劳动条件。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劳工标准的影响深远且复杂,无论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而言,还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而言,经济全球化都是一把双刃剑,即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任何只注意到单方面影响的观点都有失偏颇。从改善社会福利和提高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说,经济全球化能推进对各国都有利的国际分工,自由和开放的贸易使得每个国家都能扩大其生产和消费的可能性,促进各国劳工权益和劳工标准的整体改善和提高。具体表现在:

第一,经济全球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推动了某些行业就业的增长。例如,以中国为例,根据国际失业与就业委员会与中国国际人才发展交流协会的一项调查可知,中国加入WTO后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因此每年增加1200万个就业机会。而美国对华出口则每年给美国提供40万个就业机会[4]。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跨国公司的飞速扩张、经济与技术开发区以及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等多种形式自由经济区的发展,对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第二,经济全球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推动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尽管这一影响的幅度有大有小。国际贸易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但无论进口国还是出口国,其赢得的利益都大于它输掉的损失。

第三,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增加世界就业数量和改善就业质量方面作用显著。一方面跨国公司直接敦促外国政府加强法治、保护弱势群体并投资于社会服务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维护劳工权利的积极分子和非政府组织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关注,外资企业和东道国政府观念将不断改变,他们将维权意识和行为引入东道国内,或采取物质刺激措施促使跨国公司善待工人,这些都有利于国际劳工标准的完善。此外,一部分直接投资者更关心劳动者的素质而不是劳动成本,从而在职工的培训和教育方面投入颇多,这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和竞争力。

但是,我们应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在带给人们很多实惠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具体表现在:

第一,经济全球化对劳工权益保护产生了巨大冲击。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以及全球性生产体系的形成加剧了劳动力对资本的依赖性,强化了资本对劳工的控制,导致劳工利益遭受了损害。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之下,有些发达国家为了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开始采取降薪和低社会福利的做法,而很多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更是坚定地维持国内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第二,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工人阶级的世界联合遇到了新的困难。从国际劳工运动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在工会组织率、集体谈判权利遭到严重威胁。在各种新兴工业迅速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比重急剧上升这一背景之下,传统蓝领工人在工人队伍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工会组织率也大幅下降。例如,美国、日本的工会组织率战后最高时曾分别达到34%和50%,现在已分别下降到14%和22%[5]。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就业的不稳定性问题更为严重。经济越开放,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率就越高,这也直接导致劳动者的不安全感普遍增加。不得不承认,尽管开放国际市场使得经济效用整体上不断扩大,但也会使一些经济参与者的效用变小。

以上这些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在全球的“反全球化”社会运动的诱因之一。此种情形下,众多的主权国家、非政府组织及学者认为,实施国际劳工标准是解决全球化社会层面问题的一个出路。

二、国际劳工标准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劳工标准对各国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问题体现出来。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反对某些发达国家利用劳工标准进行贸易保护和阻碍贸易的发展,但是笔者认为,劳工标准的提高毕竟是对本国劳动者应有合法权益的保护,提升国内劳工标准是各国对本国劳动者的应尽责任,也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进步。国际劳工标准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倡导的是一种企业管理和人文关怀的新境界,反映了劳资双方共生共荣的现实要求。具体表现在:

第一,国际劳工标准引导资本流向,推动国际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劳动力要素的重要性日益被削弱。而国际劳工标准的推行将极大增加劳动力成本,进一步削弱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迫使其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改变当前主要靠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格局,从而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国际劳工标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较低的劳工标准一方面威胁到发达国家享受较高劳工标准的工人的就业,另一方面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长期处于那种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差的环境,以及长期存在使用童工以及对妇女进行歧视的状况。在国际劳工标准的压力之下,出口国国内的劳工标准相应的提高,势必促进国内相关行业工人的总体福利水平,促进劳动领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进而落实国际人道主义要求。

第三,国际劳工标准的普遍认可和接受有利于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充分发展国际市场,推动经济全球化。从全球经济变动的格局来看,具有劳动力成本低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达不到一定的劳工保护水平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尽管在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的分歧,但劳工标准正从单边贸易壁垒一步一步走向多边领域却是不争的事实。就其发展方向来看,劳工标准问题纳入多边贸易体系也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发达国家的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国情量力而为,共同提出一个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的国际劳工标准将有效地减少因劳工壁垒而引发的贸易摩擦,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国际劳工标准源于但高于经济全球化,它不仅仅是为国际经济发展服务的,而是为维护社会正义和世界和平服务的,是为促进以人为本的社会进步服务的。然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却企图将劳工标准用于贸易保护主义,而这也是国际劳工标准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最主要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

第一,劳工标准产生于对劳动生产领域中权益的保护,其具体适用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必然提高。劳动者不仅可以通过该标准下的权利保障同雇主展开更加主动、有利的劳资谈判,争取更多的权益;同时可以依据在工资、工时、工作条件、福利待遇等方面的相应标准给雇主以强制性规制,种种劳工标准的实现都最终转化为生产成本的追加投入。

第二,国际分工的现实情况表明受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影响,短期内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将大为消减,而发达国家的原有竞争优势将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在短期内劳工标准对发达国家有利、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第三,国际劳工标准极易被某些国家用来作为新型贸易壁垒工具,从而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注意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某些发达国家出现一种论调认定是由于同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由贸易,从而导致贸易逆差过大,国内许多公司搬迁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而使得生产和就业机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致使国内失业人数激增和工资的差别拉大。在多边贸易谈判和体制发展的同时,某些国家也开始将人权和劳工权利与国际贸易挂钩,进行一系列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和地区自由贸易谈判,这就使得国际劳工标准极易被某些国家用来作为新型贸易壁垒工具,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劳工标准对中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带来了几十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在改善劳工保护方面作出了更大的努力,不仅积极参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在立法、建立三方机制、促进平等协商和集体谈判制度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仍然存在许多无法达到国际劳工标准要求的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劳工,特别是流动劳工的窘境体现在超时劳动和恶劣的劳动条件上。据《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调查报告(2006)》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地区绝大部分企业、工厂并没有按照国家劳动法规定实行8小时工作制、5天工作时间和周末双休日制度[6]。超时劳动和恶劣的劳动条件导致的工伤事故不但损耗了农民工现在的身体,而且损耗了他们未来的劳动力。

其次,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劳工,特别是流动劳工的窘境还体现在低廉的劳动报酬和人身权利的没有保障,以及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缺失上[7]。此外,由于中国流动劳工在城市中的体制外身份和流动性,其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问题始终难以彻底解决。

再次,中国劳资双方力量对比明显失衡,劳动者无力与资方抗衡。以绝大多数非国有企业为代表,中国许多企业都没有建立工会组织,或者即便建立了工会组织,工会组织也因种种原因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笔者认为,中国劳工是世界劳工的一部分,是世界发达国家资本积累链条上的一个零部件,而由于那些违反国际劳工标准的企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很快已就调整好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方向,所以从短期影响上来说,近年来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我们注意到:

第一,国际劳工标准成为新的贸易壁垒方式,被发达国家用作限制我国出口的工具。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每年平均有20万左右的中小型外贸企业倒闭,其中有85%的企业存在违反国际劳工标准的问题,它们一方面受到其他国家有关违反国际劳工标准的问题的指责,而另一方面又无力从其他方面降低生产成本,所以只能在激烈的竞争和排挤中退出国际市场。虽然这些倒闭的中小型外贸企业的出口额还不大,但也足以说明近年来国际劳工标准已经对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第二,造成外贸企业盲目依赖国际劳工标准。自90年代兴起的国际劳工标准的浪潮使一些国际知名企业如阿迪、耐克、肯德基等都参与进来,声明本企业的商业行为都符合国际劳工标准的规定。特别是近年来盛行的SA8000标准,不论它的性质如何,它都是至今为止唯一的国际劳工标准的认证工具,所以国际劳工标准的推行也自动引导了消费者去购买已得到劳工标准认证的产品,这种倾向也容易形成我国外贸出口企业对国际劳工标准的过分依赖。

第三,增加外贸企业的经营成本。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的推行从多方面增加了企业的成本。首先,我国的外贸企业为了使生产的产品不受其他国家有关国际劳工标准的攻击,提升企业的形象和隐性竞争力,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甚至使一些中小企业在短期退出国际市场。其次,在国际劳工标准认证的过程中,大多数企业的实际情况都很难达到国际劳工标准或SA8000标准的要求,这就致使一些企业花高价去实行暗箱操作,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也助长了不正当竞争的风气,损害了我国外贸企业的形象,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给我国的对外贸易带来消极影响。再次,一些想通过国际劳工标准的认证的企业为了能达到国际劳工标准的要求,还要邀请专家培训和指导,而大笔的培训费用又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笔者认为,虽然从短期来看,我国的外贸企业无法避免国际劳工标准造成的消极影响,它将使外贸企业面临成本加大的挑战,但从长期来看国际劳工标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全面推行是利大于弊的。它代表了企业管理的新境界,代表了企业与时代共存共荣的基本要素,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它与我国政治社会中追求的人文理念是相通的。具体来说,积极的影响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推动我国的外贸企业加速结构调整和升级。面对高科学技术产品市场份额的激增、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外贸企业违反国际劳工标准指责及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逐渐盛行的现状,我国应全力推动外贸企业加速实现竞争优势的转型,顺应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创造出我国外贸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这也是减少其他国家对我国外贸企业违反国际劳工标准的指责的根本对策。

第二,有利于增强我国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其长期盈利能力。我国外贸企业目前的盈利能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很难形成长久的优势。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的推行恰好可以推动企业逐步摆脱对低价劳动力的依赖,改善经营管理方法,实施可持续的发展策略。它为我国外贸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相对比较可靠的通行证,有利于我国外贸企业与国际接轨,借机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提升企业长期盈利能力。

第三,有利于建立我国外贸企业信用体系。国际劳工标准要求企业不应存在欺诈和报告虚假信息的状况,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的全面推行将会迫使我国的外贸企业在遵守标准的同时,建立相应的信用评级体系和比较完善的信用管理制度,从根本上改变其他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我国外贸企业的不信任。

总之,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的推行将为我国的外贸企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虽然这是一个逐步实现、不能急于求成的过程,但它为我国的外贸企业所带来的长期利益,必然会抵消与之相伴随的短期消极利益,我国的外贸企业必须顺应国际劳工标准的发展趋势,逐步做到遵守国际劳工标准的规定,为其在国际市场上赢得长期的竞争力。

四、中国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劳工标准的应对

国际劳工标准的完善,对于推动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实现具有无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因此,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劳工标准是一个值得谨慎思考的问题。众所周知,劳动关系一般由劳方、资方、政府三方协商制定框架。劳方与资方通过集体谈判机制平等协商劳动条件和工资水平,政府以中立的身份通过立法和相关政策维持劳资关系稳定,在必要的时候介入进来,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然而在中国,由于处于市场转型时期,资强劳弱的现状,再加上政府执法上的缺失,劳工利益长期遭受了不合理的侵蚀和牺牲,造成了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的边缘化,而这对社会整体的和谐与稳定是非常不利的。笔者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出努力:

(一)来自政府的努力

面对发达国家对我国外贸企业违反国际劳工标准的指责,政府首先应正确看待国际劳工标准问题。其次,政府在中国劳工保护过程中的支配作用决定了政府需要加强自身建设和执行力,合理调整、强化各部门的功能。

其一,要提升人大在劳动保护中的作用。提高劳动法制建设步伐;加强在劳动法律和政策领域对政府部门,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部门的监督;可以在人大中增设专门的劳动保障委员会,在这个方面各级人大可以与各级工会组织加强联系与合作,共同制止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

其二,应当充分发挥国务院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的牵头作用。国务院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除了积极参与劳动法律、政策的制定之外,还可以通过劳动规章的制定推动劳工保护进程。同时,也代表着国务院行使具体的监管职责,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国内职业安全卫生和劳工管理,改善国内劳工条件,同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使企业了解并树立危机意识,自觉提高劳工标准,依据我国目前已有的相关行业和工业劳动标准,不定期地对企业进行抽查,以保护劳工的权利。

其四,地方政府及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需要意识到自己在保护劳工利益方面的责任,处理好本地经济发展和劳动者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提高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和政策实施能力。现实中很多劳动争议的发生,其深层次原因都是因为地方政府片面注重经济发展,把执行劳动法律与吸引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对立了起来,疏于执法、不公正执法所致。地方政府作为中央劳动法律和政策的执行者,在地方上又作为地方性劳动法规的制定者,应该发挥出其对提高劳工标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五,强化劳动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在劳动法律与国际劳工公约落实中的地位,理顺劳动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让劳动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真正成为劳工权益的有效保障者。

此外,中国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应积极参加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经济全球化的讨论。相对而言,我国等发展中国家较少在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中回应来自发达国家的指责并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现状,所以今后我国必须积极发挥自己作为国际劳工组织会员国的作用,参与到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经济全球化的讨论中去,坚决反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实施国际劳工标准为名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二)来自企业的努力

首先,我国企业必须充分到认识国际劳工标准客观存在的事实及其重要性,国际劳工标准并非短暂的风潮,而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因此,在企业的实践中,一方面应当时刻把握科学技术的最新动态,及时调整企业结构,加快出口商品结构的转变;依靠科技进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引进,提高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从根本上改变出口主要依靠数量增长方式,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则需要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学习发达国家企业处理生产成本增加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二者平衡的先进经验,在推动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改善劳工标准,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其次,充分发挥出跨国公司在推动中国劳工标准改善方面的作用。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对主权国家劳动政策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投资和生产,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榨取了中国劳工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公司社会责任理念的推行以及国际消费者运动和劳工运动的发展,逐步在其加工工厂推行“生产守则”运动,即按照国际劳工公约和中国劳动法律标准来对待工人,改善劳资关系,毫无疑义,这对改善中国劳工的处境、促进劳工权益的保障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来自社会的努力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劳动者权益保护并不只是工会组织或企业的事情,也不完全是政府垄断的政策形态,公众、社会团体作为社会的一分子,非常有必要给予其普遍的关注。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企业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作用。近年来我国企业屡遭倾销指控,随着经验的累积,企业商会和行业协会在反倾销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样的道理,我国在应对国际劳工标准问题时,除了政府之间的多方协商,企业商会和行业协会如能主动与相关组织建立起对话联系,妥善沟通、增进了解,则对削弱贸易摩擦、减少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产生非常重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国内的消费者组织、人权组织、妇女组织、宗教组织等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以及学术团体也应当加强对劳工问题的关注,积极推动社会各界对改善劳工生存与发展的支持。近年来,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诸如深圳当代社会观察所、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等关注劳工保护的非政府组织;同时,一些学者也组织了一些研究劳工问题的课题,不断发表相关文章和调查报告;在网络上,劳工政策和劳工问题也日渐成为一个饱受关注的话题。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国内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太大,各方力量参与到劳工权益保障中的力度仍然有待加强。

综上所述,中国要想成为贸易强国,摆在我国面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应对国际劳工标准问题,必须将来自政府、企业、社会的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健全我国的劳动法体系、建立合理的劳工标准、保证法律的良好实施,形成良好的劳动者保护舆论氛围。中国需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与义务,正视劳工标准问题,妥善处理劳工标准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劳工标准问题上取得主动权,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保证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取得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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