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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0[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0257-2826(2006)10-0058-08
近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国际经济理论和现实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和探索，涉及面广泛。这里就几个重点问题的研究成果和讨论内容加以梳理综述。具体内容包括：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变动和汇率制度改革、外商直接投资(FDI)问题、经济全球化问题、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研究等。
一、人民币汇率问题
人民币汇率问题近几年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的研究热点问题。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形成机制做出了重大调整。因此，理论界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主要是围绕央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展开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的意义、目标的再认识；人民币汇率调整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问题。
巴曙松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包括三方面，即汇率水平重估、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管制。国际社会主要关注汇率水平重估，而中国外汇管理部门近几年主要工作是不断放松资本管制以促进资本外流，进而降低外汇供给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当前我国汇率政策的重点，应当是在继续保持资本管制的条件下，实现人民币适当升值，同时重点放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具体路径选择应是：重新回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
(一)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的意义和目标问题
高海红等认为：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的意义在于，为了避免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严重背离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如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货币攻击机会等，中国的汇率政策要对名义汇率水平的扭曲及时纠正，从而确保汇率水平反映真实的人民币供求状况。在当前，一个适当、合理的汇率制度对促进经济增长是有意义的，能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绩效。从长期看，随着市场体制不断完善，汇率制度的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不断减弱。[2]
王水林等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增加央行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灵活性，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从长期看也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贸易逐步提升中国产业和贸易结构，从而更有效地落实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3]
陈建梁等认为：与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相比，在钉住货币篮子制度下，中国对除美国、香港、马来西亚货币以外的其他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双边汇率波动性均大幅减少。钉住货币篮子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减低我国所面临的整体汇率风险，更有利于中国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4]
张斌等提出：人民币汇率政策目标应包括三个方面。1.维持内外部均衡。2.降低汇率风险，确保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安全。3.稳定出口国际竞争力与进口成本。当前我国采用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兼顾上述目标。当前，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一次性调整人民币汇率，并从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改为有管理的低浮动汇率制度。[5]
王健认为：从企业融资方式与汇率稳定性、不同融资方式的企业对利率和汇率的敏感性的差异等微观视角看，选择符合“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的汇率政策是：短期内保持联系汇率不变，长期内要逐步实现浮动汇率政策。利率市场化需要汇率制度的配套改革，即利率市场化和浮动汇率要同步进行，才能建立起适应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变化的利率——汇率机制。[6]
李扬等强调：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确定汇率形成机制变革和汇率水平变化的优先次序至关重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应处于优先位置，并且在改革过程中始终重视汇率稳定。这应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基本战略。回归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适当选择。[7]
陈雨露等认为：一方面，从文化背景、社会性质出发，中国不应对其他国家货币国际化背后超经济因素的扩张无动于衷；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外开放的深化，中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已为时不远。因此，中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人民币逐渐表现出的区域性国际货币的发展趋势，并在积极肯定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前提下，有效借鉴他国货币国际化的路径与方式，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具体方案，走一条渐进却坚定的货币国际化之路。[8]
裴平等提出：人民币在国际化过程中需要重视人民币外溢效应研究。人民币外溢效应是人民币初始国际化的产物。同时，人民币外溢所造成的货币发行收入效应、货币政策效应、国际金融效应，以及国际贸易效应都会对中国经济、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何正确引导人民币外溢转向规范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值得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认真思考和探索。[9]
(二)对人民币汇率调整的看法
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7月21日宣布人民币与美元兑换比价小幅上升后，关于这次调整对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影响，有众多评论意见。
王长胜等提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有一定的降温作用，但影响不大。当前的汇率调整无论从宏观经济基本面、从金融体系外汇市场、从升值预期看都是处于有利时机。但是中国政府依然要灵活运用宏观政策，根据国际收支变动情况，适度干预外汇市场，保持汇率稳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减少对农业等行业的冲击；稳定国内需求增长。[10]
许文彬认为：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调整与20年前日本的境况看似相同。但仔细分析，两国在汇率升值的外贸压力、资本流动性、产业结构及宏观经济态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着眼点等四方面都存在本质差异。因此，悲观地认为人民币升值后会产生类似日本的经济泡沫化的分析不适用我国。[11]
张曙光认为：发展中国家低估本国货币，是重商主义政策的表现。但重商主义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也需要调整。目前，人民币需要适当升值，升值幅度要适当，过小不解决问题，过大承受不了。据估算5％—10％之间较为恰当。汇率升值是人民币逐渐成为地区货币和世界货币的必然选择。[12]
曹凤岐提出：人民币汇率升值之争本质上是贸易问题之争。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中国乃至亚洲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是人民币制度改革的目标。应进一步推进改革，形成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和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13]
石巧荣认为：人民币2％的升值幅度远未能化解由自身价值提高、篮子货币贬值和市场升值预期复合而成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因此，中国应在不超过升值压力幅度的范围内允许人民币汇率继续缓升，并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以消除货币低估，实现内外均衡。[14]
范言慧、宋旺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就业和实际工资的降低，威胁国内就业形势，从而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形成挑战。为减轻人民币升值所形成的就业压力，可通过扩大出口份额以及对贸易部门投资等途径来增加制造业就业。同时，在没有完全实现贸易自由化之前，对取消资本流入的控制要十分谨慎。[15]
温彬认为：2005年7月人民币小幅升值，既可以避免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同时又有助于各经济行为主体增强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对金融中介的商业银行来说，不仅要加强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同时还要向市场提供规避汇率风险的产品。这对我国商业银行应对汇率风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尽快提高管理和驾驭汇率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已成为中资银行的当务之急。[16]
曲凤杰认为：综合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汇率改革不会使资本流动方向发生根本逆转，也不会造成资本流动规模的过快增加。未来一段时间，预期因素对资本流动将起很大作用。[17]
张纯威认为：2005年7月小幅升值后，人民币仍面临由自身价值提高、篮子货币贬值和市场升值预期复合而成的多重升值压力。面对压力，有名义升值、实际升值和压力积累等三种政策方案可供选择。从成本—收益量化比较来看，名义升值净成本最低。因此，应在不超过升值压力幅度的范围内允许人民币名义汇率继续缓升，以消除货币低估，实现内外均衡。[18]
陈享光提出：人民币汇率由于我国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而承受着升值压力。但把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根源归结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没有根据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形成根源于我国相对劳动力价值或价格低及由此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因此，正确的选择不是改变人民币汇率本身，而是调节相对劳动力价值或价格。[19]
(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问题
2005年7月，人民银行宣布将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汇率机制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的实施意味着人民币放弃了事实上钉住美元的做法而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如何看待此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以及对相关政策的影响，理论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李晓鹏指出：货币篮子的设定既是参考市场供求关系、扩大汇率弹性的结果，又是中国人民银行主动对人民币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的一个主要渠道。在这种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下，大量国际游资豪赌“人民币连续大幅升值”的可能性将变得很小，面对今后更具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取向，我国将加快相应的配套改革，大力防范金融风险，为汇率制度进一步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20]
任永力强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将对中国金融体系和经济结构弹性产生巨大的影响。日益增强的汇率弹性要求中国将重点转向利率改革，其他配套改革也要协同进行，中国正朝着建立规范的货币政策平台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迈进。同时，人民币与美元的脱钩将为建立亚洲有效的货币联盟开辟道路，使亚洲从美元区中脱离出来。这次改革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改革和亚洲货币联盟形成的转折点。[21]
王元龙认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核心内容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即完善汇率的决定机制、矫正汇率形成机制的扭曲、健全和完善外汇市场、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改进汇率调节机制。完善汇率机制的实质是提高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而不是简单调整汇率水平。完善汇率机制是我国自主的选择，必须要充分考虑我国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避免汇率的较大波动。[22]
施建淮等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币汇率存在失调问题，而1993年3季度以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究其原因，是由于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造成的。因此，从应对人民币汇率失调的角度看，中国应改革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采用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23]
黄海洲等提出：最优汇率制度的选择依赖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发达的欧洲国家而言，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并非取决于汇率制度选择；对于新兴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汇率浮动性越大，经济增长率越低，并且经济增长波动性也越大。所以，发达的欧洲国家应选择浮动汇率制度，而新兴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它们决定改变汇率制度时，更多地要关注其经济发展水平。[24]
姜凌等认为：中国是尚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当前汇率制度安排应反映这种转型特征。就短期而言，改变单一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为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是目前最佳选择；而就中长期考虑，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实现汇率目标区制度宜作为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主要选择。[25]
汪茂昌提出：人民币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深化汇率制度改革。根据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我国应分阶段、循序渐进地从目前的钉住汇率制度退出。退出顺序：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度→钉住一篮子货币→BBC汇率制→逐步放宽浮动区间→浮动汇率制。完成整个过程需要10—15年时间。[26]
甘当善等的看法是：当前有多种办法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其中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根本。该集中由企业结售汇、外汇指定银行持汇上额管理和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三位一体框架决定。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必须确立如下原则：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首要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重要的，国内外资本流动有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27]
二、外商直接投资(FDI)研究
(一)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问题
“以市场换技术”是中国扩大开放，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关于溢出效应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对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的重要内容。
袁诚、陆挺认为：在企业业绩的最终表现上，FDI对中国企业家有一定的培训效果，但效果不十分显著；同时在“三资”企业的工作经历会带给民营企业家某些、而不是全面的先进管理理念。如果要获得更加显著的FDI溢出效应，政府应当着眼于制定政策来扶持内资企业，通过公平竞争缩小它们与先进企业的距离，促使FDI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带来真正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知识；并通过教育培训投入，提高内资企业管理者对外来的先进管理方法的学习能力。[28]
周斌认为：国有企业是外商直接投资溢出负效应的载体，而产生这种负效应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多极代理成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国家竞争力，而中国竞争力主要通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来实现。在多极代理状态下，国有企业很难通过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来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明智的选择。[29]
严兵提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存在正面溢出效应。而且内外资企业间技术水平差距大的行业中，外资产生了更为显著的溢出效应。应进一步提升外资的技术水平以促使其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关键还在于不断提高内资企业技术水平，通过竞争促使外资企业主动提升在华技术水平。[30]
蒋殿春等提出：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但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的流动等促进国内企业的研发活动；在国内企业中，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有所不同，受FDI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国内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会对外商投资企业产生“挤牙膏”效应，激发其更强的创新动力；国内企业在与外资的技术创新竞争中很难占据上风。[31]
冼国明、严兵认为：根据1998—2003年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看，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创新能力方面的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相对较强，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出促使外资产生显著正面溢出效应的发展门槛。[32]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罗志松等强调：国际直接投资一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外资规模的扩大，我国对外资依赖程度也在加深。为此，我国要优化外商投资结构；重视外国直接投资中的跨国并购问题；控制支柱产业和企业，避免外资控制普遍化；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推动长期导向的内需型经济的形成；慎重对待金融自由化。[33]
李骥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是国内企业走向内向型国际化的过程。当前，中国外资优惠政策应随着外资的大量进入逐步取消，外资政策的核心应由市场准入逐步转向鼓励竞争。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外资企业不见得比内资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34]
张立群认为：FDI从需求角度对GDP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当年，从供给角度对GDP的影响主要在下一年，这就从不同时点上形成了一个动态的过程。考察FDI对某一年经济增长的影响，既要看当年FDI从需求方面的影响，还要看上一年FDI从要素供给方面的影响。FDI对当年GDP的影响在增值率上是10∶0.65，对下一年GDP的影响是10∶1.36，这表明利用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影响。[35]
王洪庆等提出：目前中国的加工贸易主要以外商投资为主，并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商投资格局，且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加工贸易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因此中国利用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进一步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战略与利用外资战略要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在保持加工贸易规模较快增长的前提下，进一步促进加工贸易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率和增值率，使中国发展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制造业基地。[36]
王永齐强调：从总量上看，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资本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互补关系，挤出效应并不存在，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积极的；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长期的持续性，表明FDI的纵向技术溢出能力并不强。从产业层次看，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相对挤出效应，并且，外商也倾向于向这些相对挤出效应大的产业投资。在这些产业中外资具有绝对竞争优势、市场支配地位和更高的利润。[37]
(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调整问题
宋泓认为：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应纠正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式的外资引进做法。促进国内企业和产业发展应该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标准。2.在开放条件下大力支持国内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引导和鼓励企业更加重视国内市场。3.对于中等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要激励和鞭策国内企业、尤其是合资企业的中方企业的积极努力，并大力引进民营企业的竞争。[38]
王韧提出：中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由于存在“资本积累的悖论”、“技术溢出的悖论”、“经济效率提高的悖论”、“外资介入国有资产重组的悖论”，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本质上已变成一种强度路径依赖，必须进行相应的路径调整；针对阻碍路径调整的众多内在因素，应采取渐进式、区域化的外资政策调整方案。[39]
祖强等认为：跨国公司的FDI对中国的产业聚集和产业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垂直专业化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化运作的新形势下，内资企业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为跨国公司做产业配套，进行专用性投资，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产业聚集，这将有利于中国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如果各级政府为了吸引FDI而限制内资企业，或内资企业仅仅为跨国公司做外围的简单的产业配套，那么对东道国而言，“产业空洞化”绝非危言耸听。[40]
王江等的看法是：以GDP稳健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以利用当地资源、转移生产基地和跨国逐利为动机的外国投资经营策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因此，经济增长已开始全面启动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对FDI在国内的运作加以规制、引导和约束，使之与本国经济发展战略相配合；针对外国投资者的各种优惠措施要谨慎处理，改变在经济增长起步阶段由于“投资饥渴症”引发的不规范外商投资经营行为和政府管理行为。[41]
三、经济全球化问题
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随着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理论界出现两种研究趋向。一种趋向是将经济全球化的研究视角逐步深入到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等方面，讨论这些领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展。另一种趋向是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本质问题。这里侧重于后一种研究趋向的理论综述。
刘永佶认为：“全球化”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既要积极参与、迎接其挑战，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完善公有制，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和素质技能，以此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不被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过程中。[42]
张彤玉等认为：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的各种矛盾出现了新的演进特征：全球经济的融合趋势与区域化并存；跨国公司发展过程中体现的经济的世界性和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冲突更加明显；全球化同时带来了经济增长与贫困；国际垄断和竞争并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偏离的金融危机频频爆发，等等。而这种种表现则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矛盾在全球的扩展。[43]
马传兵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无形资本成为资本扩张的主导力量。无形资本具有垄断性，可以为所有者带来垄断利润，追求利润的动力驱使着资本所有者突破国家地域的限制，把无形资本作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垄断利润的最佳手段。无形资本主要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张。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抵御发达国家无形资本的扩张，就必须培育和壮大民族无形资本，使其成为抵御发达国家无形资本扩张的主要力量。[44]
郭连成等的认识是：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存在着关联性：经济全球化发展程度越深，经济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特征越明显，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就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因此，中国需要制定完整的经济安全战略，提升经济安全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总体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举措。[45]
李丹认为：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新闻媒体和学术研究领域，“反全球化”已成为世人瞩目的社会运动和不容忽视的政治话语。“反全球化”和“全球化”一样是跨学科、多领域、广视角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维度予以透视。从哲学角度看，它是全球化内在矛盾的一方面；从政治学角度看，它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民主运动；从经济学角度看，它是要求对社会财富进行公平分配的一种社会替代方案；从社会学角度看，它是现代风险社会缺乏保障的产物和表现；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看，它是反帝反美反霸斗争的一种形式。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讨论，有助于全面理解反全球化运动。[46]
沈越提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把利弊参半的双刃剑，但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全球化进程的利大于弊。人口众多曾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资源和市场的全球化重新配置正在把这一劣势转化为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巨大市场潜力优势。经济全球化同时意味着经济运行规则的一体化，在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演进过程中，对外开放效应大于自我改革效应。[47]
王德文等认为：民工荒现象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过渡的一个转折性标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激烈的市场竞争改变了中国地区之间的相对优势，并形成了多个增长中心的格局。地区间争夺劳动力资源的市场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谁会在竞争中取胜取决于本地劳动力市场开放程度和就业制度改革所提供的吸引力。在这种新形势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将有助于提高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水平及其效率。[48]
四、国际贸易问题
关于国际贸易问题，理论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国际贸易理论方面，二是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研究方面。
(一)国际贸易理论研究
雷达等提出：在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贸易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冲突突破了以往发展的格局，贸易政策观念的对立似乎不再体现为理论分析范式的对立，它更多依赖于一种理论的信仰和相应的理论假设前提，自由与干预似乎可以共存于统一的贸易基准模型之中，而不是传统的非此即彼的理论选择。[49]
李翀认为：绝对利益学说和比较利益学说是以贸易双方都可以生产某种贸易商品为前提。但在现实国际贸易中，贸易双方越来越多地进行只有一方能够生产的商品的贸易。这种情形应被称为超绝对利益。构建超绝对利益学说，可以专门解释两个国家进行只有其中一个国家所能生产的商品的贸易的现象；可以揭示当今国际贸易格局的实质。其政策意义在于突破绝对和比较利益来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推动我国技术进步，创造出某些具有超绝对利益的商品。[50]
(二)国际贸易政策与实务研究
赖平耀强调：当简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达到饱和状态、出口退税达到财政支付极限时，中国将进入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从目前中国出口结构及未来增长前景看，中国一旦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进口替代取得突破性进展，便能够实现出口结构的第二次转变。[51]
兰宜生认为：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作为参与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依托着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国内市场的双重优势，实现了快速发展。当前，在现有劳动密集型产品呈现市场基本饱和的情况下，努力开发创新性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成为一种新的必然选择。创新性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实现把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52]
刘拥军认为：发挥比较优势可以在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并为经济发展积累资金。产业升级的着眼点是通过政府的干预，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从经济发展战略高度看，发挥比较优势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实现经济转型的需要。[53]
崔凡提出：萨缪尔森2004年撰文指出的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美国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里的技术进步，会导致美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和福利的下降。但从现实数据看，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扩大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从长远看，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纵向对外贸易的比重将逐步下降，而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横向贸易的地位将逐渐上升。[54]
黄季焜等认为：全球贸易自由化是当前和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2001年开始的多哈回合贸易自由化多边谈判和最近刚刚取消的“多种纤维协定”(MFA)将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取消MFA对一些国家纺织部门带来冲击，但它极大地促进了大多数国家经济的发展，贸易自由化对经济的影响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别；更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化不但符合全球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应发挥更积极和更大的作用。[55]
张汉林等强调：中国现行的贸易政策是“重商主义”倾向+“贸易自由化”旗帜。中国宏观贸易政策的现实选择和发展趋向应是“有管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涉及到货物贸易领域、服务贸易领域、利用外资领域、知识产权领域、贸易摩擦和争端领域以及国内政策领域诸项政策、法规体系的完善和建立。[56]
沈利生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节节攀升，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然而，传统的外贸依存度定义存在着固有的缺陷，缺乏科学性。根据新定义的外贸依存度可以正确评估一国经济对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依赖程度。就目前而言，与美国、日本这样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一般贸易依存度也不高。所以，中国经济对外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远非传统外贸依存度计算结果所显示的那么高，更没有到“非降不可”的地步。外贸部门应该抓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利时机，促进对外贸易新发展。[57]
赵瑾认为：未来几年中国进口依存度将大于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实现，而且还具有潜在引发通货膨胀危机的危险。而从出口依存度结构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不仅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增加就业压力，而且严重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为此，中国需要在正确认识外贸依存度“双重作用”的基础上，调整外贸依存度的结构型指标，坚定不移地实施内需主导性的经济发展战略。[58]
刘力认为：从国家类别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依存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贸易依存度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贸易依存度越小。目前我国贸易依存度尚在正常范围内，但有偏高的发展趋势。决定贸易依存度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内经济发展的规模和结构。伴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进口依存度和整个贸易依存度必然要继续大幅上升，超出正常范围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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