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的道德现状及其改善对策——以上海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为例论文,上海论文,对策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背景与问题
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是兼具“流动人口”和“未成年人”两个群体特性的特殊群体。为深入了解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思想道德水平及其发展趋势,尤其是其“城市认同”、“道德心理与道德操守”和“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问题,以有效探索其道德建设的规律和特点,“当代中国城市流动人口道德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08年9月至12月在上 海市展开了一次调查。据有关部门统计,2007年上海全市常住人口1858万人,来沪流动人口约660 万人,占常住人口35.5%。其中,未成年流动人口约有200多万人。本次调查采取了观察、访谈、座谈等多种方式,以随机发放问卷为主要方式。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95份,其中有效问卷495份,有效率为99%。被调查对象大多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其中男生218人,女生277人,分别占总数的44%和56%。根据通行的做法,我们在调查中把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划定为“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调查对象的年龄构成情况为8 岁以下46 人,8 - 12 岁195人,12 - 16岁152人,16岁以上102人,分别总数的9.3% ,39.4%,30.7%和20.6%。另外,来沪时间在1—2 年的占46.5% ,3—5 年的占35.0% ,5年以上的占18.5%。如果以是否在上海出生来分类的话,出生于农村、后来随父母一起进入上海的未成年流动人口占89.5% ,而户籍仍在农村,但出生在上海,从小就在上海生活和成长的未成年流动人口则占10.5%。
二、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道德现状分析
(一) 城市认同问题
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通常也被称为“二代移民”,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城市生活必然会促使他们追问:自己来自哪里,是否真正属于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未来生活将会是怎样的,等等。他们的城市认同如何,亦即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身份定位如何,能否获得一种稳固的归属感,将极大地影响他们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调查设计了12个问题,分别从总体认知、他我比较和未来预期等三个方面了解他们的城市认同感。
(1) 总体认知——对“你喜欢上海这座城市吗?”的提问,被调查者仅有43.5%表示喜欢上海这座城市,另有16.5%选择不喜欢,40.0%表示无所谓喜欢不喜欢。这表明大多数在沪未成年流人口心目中的上海形象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他们对上海的城市认同度也不会很高。对“当别人问你是哪里人的时候,是否会回答‘我是上海人’”,表示肯定回答的人为17.0% ,表示有时候会肯定回答的人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除此以外的近六成( 59.0% ) 的被调查者不会向人们说自己是上海人。对上海话的态度也进一步表明他们对上海的复杂心理:23.9%的人“会说上海话,而且经常运用”,46.7%的人表示“不会讲上海话,但是想学”,43.0%的人“不会讲也不想学,讨厌上海话”。
受访者对上海的印象与其在沪时间并不存在正相关系。在沪时间为1—2年的人群与3—5年的人群表示喜欢上海的人数相差不多,但在沪时间为5年以上的人群表示喜欢上海的人数降到了10.5%。是否回答“我是上海人”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上海的城市认同度的话,那么来沪未成年人对上海的认同度却随着在沪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当别人问“你是哪里人”的时候,回答“我是上海人”的人数在三类人群(在沪时间分别为1—2 年、3—5年与5年以上) 中依次递增。可见,未成年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他们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并不愿承认城市生活的优越,但城市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期望被其他人视为城市的一分子,表现出一种融入城市社会的愿望。
(2) 他我比较——如何看待流入地的居民,如何评价自身的状况,构成了未成年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的重要方面。调查表明,26%的来沪未成年人认为上海本地人与外地人没有差别,74%的人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别。那么,他们印象中的上海本地人具有哪些特点呢? 调查结果显示,选择“时尚”的人最多( 41% ) ,其次是“瞧不起外地人” (36.5% ) ,“有钱” (31.5% ) ,而选择“素质高”的人不到两成
( 17.5% ) 。调查还显示,大多数来沪未成年人并不认为上海本地人在道德表现方面要比外地人优秀。在“不乱穿马路”和“不随地吐痰”方面,认为上海本地人做得更好的只占21.5% ,认为外地人做得更好的占10.5% ,而认为本地人与外地人差不多的高达67.0%。当被问及“在街上碰到陌生人的时候,你更信任哪些人”时,仅有21.5%的调查对象选择上海本地的人,表示更信任外地人的占13.0% ,认为本地人与外地人差不多的占到62.0%。这一方面说明,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更多地从外表而非内在去评判他人,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大多数在沪未成年人不愿意说“我是上海人”的可能原因。虽然时尚与富有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对上海本地人的不良评价,但“瞧不起外地人”同时在道德上又有不良表现显然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与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来说,为之提供的参照的不仅是流入地的同龄人,而且也有来源地的同龄人。调查中,认为他们与本地同龄人相比没有差别的有三成( 31%) ,认为他们存在差异的是69%。在这些未成年人看来,差别主要表现在他们没有上海本地人那么时尚和安逸(37.5% ) 。认为自己成绩和道德素质不如本地同龄人的不到15% ,而认为自己“很多方面比他们强”的人却高达26.5%。在被问及与老家的同龄人相比具有怎样的差别时,接受调查的青少年中有八成以上( 83.5% ) 的人认为他们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 48.5% ) 和生活环境(35.0% ) ,并且变得更加时尚了( 38.0%) 。另外,18.5%的人“感觉自己更讲文明礼貌了”,5%的人认为自己“变坏了”。这与他们相比于城市同龄人时作出的选择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16.5%的人认为自己来到上海后没有发生变化,仍然与老家的同龄人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说,认为自己与老家同龄人一样的人要比认为自己与城市同龄人差不多的人数要少一半。这表明,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在主观上更认同城市同龄人,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中获得归属感。
(3) 未来预期——在沪未成年流动人口如何看待“新上海人”,是否有信心成为“新上海人”呢? 调查显示,他们对于“新上海人”这一称谓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相对而言,他们更倾向于从居住时间或生活状况和物质条件来界定,认为“新上海人”是在上海生活较长时间的外地人(27.0% ) ,抑或在上海有稳定工作、并且有钱有房有车的外地人(28.5%) 。另外,23.5%的人认为“新上海人”就是素质高、并且融入这个城市的外地人,21%认为是具有上海户口的外地人。显然,这些未成年人由于涉世不深,对于城市户口对于外来人口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对于提高自身素质以融入城市社会的必要性还是缺乏清晰认识的。
或许正是由于来沪未成年人对于“新上海人”的模糊认识,导致他们被问及是否有信心成为一个“新上海人”时,竟有将近一半的人(48% ) 表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而,在“有信心”与“没有信心”之间作出选择的人(52%) ,绝大多数选择了前者(41.9% ) ,只有10.1%的人表示没有信心成为“新上海人”。尽管有近一半的人表示没想过成为“新上海人”的问题,但对于“城市是否真的让生活更美好”的问题,表示没有想过的人数大大减少(33.5% ) 。大多数来沪未成年人对于自身未来的城市生活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58.5%的人相信这座城市能够让自己将来的生活更加美好,表示不相信的仅占6.5%。这说明,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向往和留恋城市生活,但在城市认同方面存在着复杂的心理。
(二) 道德操守问题
(1) 公共秩序——城市生活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之特征,从农村迁居城市的流动人口必须面对更多、同时也更为严格的公共生活准则。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虽然从小生活在城市、甚至出生在城市,但如果其父母来自农村,耳濡目染仍然会使他们保留农村生活的某些习惯,因而仍然存在着一个适应和接受城市公共生活准则的过程。
在遵守交通规则和维护公共秩序方面,调查显示,半数以上能够比较自觉。在骑自行车过路口时,选择“总是闯红灯”的只占总人数的2.5%,61%的人表示从来不闯红灯; 在乘车、购物的时候,“想办法插入队伍的”只有7.5% ,“总是自觉排队”的占56.5%之多。不过,仍有相当多的在上述两种情景中存在摇摆不定的倾向,表示“看到别人闯也跟着闯(红灯)”与“遇到熟人时插入队伍”的人数都超过了三分之一的比例。显然,这两种情况下出现的“随大流”与“有机可乘”的心理不单是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的问题,而是需要从改善道德环境的方面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在保护公共环境方面,对情景一“在你身边没有垃圾箱的时候,你通常如何处理喝完饮料后的包装”的问题,在身边没有垃圾箱的时候,选择“拿在手上直到找到垃圾箱后扔进去”的人占79.5% ,仅有6.0%的人会将喝完饮料后的包装随手扔在路边,而带到没人的地方再扔掉的人则占14.0%。对情景二“你去一家商店买东西,穿过一片公共草坪可以省几分钟时间,你是否会穿过草坪”,虽然选择穿草坪的仍然仅占6.0% ,但选择不穿草坪的也只有35.0% ,超过一半的人要视情况而定——34.5%的人选择“如果有很多人穿过草坪,就穿”; 23.5%的人选择“如果没急事,就不穿”。显然,相比情景一,情景二不仅涉及到环境道德,而且更具道德选择的特征,因而更能反映来沪未成年人微妙的道德心理。结果显示,来沪未成年人对于维护公共环境的必要性有明确的认识,但遵守公共场合行为准则的道德信念并不十分稳定。他们极为在意他人的看法和评价,容易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
在尊重他人方面,是社会公德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对消极性的要求“你会和同学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吗”,31.0%的人表示不会和同学在公共场所大声说话,17.0%表示会,而52.0%承认有时候会和同学在公共场所大声说话,占一半以上。而对积极性的要求“乘公共汽车的时候,你给老人、孕妇或残疾人让座吗”,总是给老人、孕妇或残疾人让座的占42.0% ,有时候让座的占47.0%,从来不让座的仅占10.5%。不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以免影响他人的比例远远低于主动给他人提供帮助的,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后者在道德教育中受到更多的关注,从而以积极的方式表达对他人的尊重更能获得一种道德成就感; 而不在公共场合说话虽然不难做到,但很多人甚至不曾意识到这也是对周围人的一种尊重。
(2) 同情心和正义感——在同情心问题上,对“路上碰到衣不蔽体、向行人磕头的乞丐时”,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反应是“同情”(56.5% ) ,其中选择“同情并且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占44.0% ,选择“无论他们是不是真的乞丐,仍然应当帮助他们”占12.5%; 另外,有37.0%的人表示不同情他们是基于可理解的客观原因,亦即“不相信他们真的是乞丐”; 真正采取冷漠态度的人只有6.0% ,他们选择了“我帮助他们,谁来帮助我,所以,我通常对他们不理不睬”。而对“在街上看到有人追打受伤的流浪猫,你内心的反应是什么”,表示同情的仍然占大多数,72.0%的人觉得流浪猫很可怜; 选择“流浪猫很讨厌,打得好”与“没什么感觉”总共不到总数的30%。可见,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即便面对城市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乞丐,即便是面对一只不幸的小动物,绝大多数未成年人仍然表明了他们所处年龄段更为敏感的同情心。但我们注意到,这种敏感而且美好的同情心是脆弱的。
在正义感方面,对“一个人在饿得要死、但又没有其他办法获得食物的情况下偷了超市的一个面包”,29.5%的人觉得“他完全可以原谅,不应受到惩罚”,25.0%的人认为“他绝对不可以原谅,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而认为这种行为可以原谅,但他仍然应当受到惩罚的则占44.5%。大多数被调查者拥有敏锐的正义感,面对于较为复杂的道德情景仍然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坚持“惩恶扬善”的社会正义原则。对“在路上看到有人随地吐痰”,“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对,并上前去提醒他”的受访者只占17.5% ,“习以为常”的占30.5% ,选择“只是心里觉得这种行为不好,但那是他们个人的事,我无权干预”的比例最高,占到了50.5%。随地吐痰危害他人健康,但超过80%以上的被调查者对此选择了“容忍”或“宽容”,其中原因除了生活习惯的问题以外,也许更意味着当一种非正义的行为没有受到制止或制裁的而成为普遍的行为时,个体正义感的表达难免会受挫,难以得到保持。
(3) 家庭道德——调查中,超过60%的受访者是独生子女; 同时,绝大多数受访者与父母或父母一方生活在一起,占总数的86.5%。随父母迁居城市后,大环境的变化对于他们的家庭道德有着怎样的影响? 家庭道德教育又具有什么特点? 调查主要通过他们对父母的态度来加以了解。
吃饭的时候父母“久叫不来”在未成年人特别是城市独生子女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① 调查发现,这一现象在未成年流动人口中也相当普遍。“你在聚精会神地看动画片时听到妈妈叫吃饭”,选择“立刻去吃饭”的仅有31.5% ,“答应一声,继续看电视”的占54.5% ,“装作没听见,继续看电视”的人占13.5%。交叉分析还表明,选择“装作没听见,继续看电视”的受访者中90%以上的是独生子女,而“立刻去吃饭”的受访者中独生子女的比例不超过20%。这一家庭生活中的小细节突出地反映了一部分未成年流动人口、尤其是独生子女对父母的不够尊重的态度。令人欣慰的是,相当多的来沪未成年人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父母的尊重。在所有的受访者中,在家经常帮助父母做家务的占44.0% ,表示心情好的时候会做的占39.5% ,从来不做的仅占14.5%。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家庭道德观念,我们对他们尊重父母的态度进行了追因调查。对于“为什么要尊重父母”,51.0%的人选择了“觉得父母工作很辛苦,我应当尊重他们”,超过一半的人将感恩视为尊重父母的理由,这显然与其父母从农村移居城市,必须加倍的努力工作才能够在城市定居并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准有关; 选择“父母就是父母,必须尊重他们”这一“绝对命令式”的理由为31.5%; 选择“不这样做的话会让他们伤心难过”和“对他们表示尊重,他们会给自己更多的零花钱”不足20% ,分别是12.0%和5.0%。这表明,大多受访者虽然生活于现代大都市,仍更倾向于传统家庭道德观念,而非从“功利”和“后果”方面来理解尊重父母的要求。
不过,具体到特定的行为和情景时,来沪未成年人这种尊重父母的道德观念并不能明显地指导他们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选择。如,从尊重父母的角度来说,吃饭“久叫不来”是不恰当的,“离家出走”无论基于何种理由更应当是不合适的。但来沪未成年人对离家出走的看法却让我们感到不小的意外:认为离家出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不对的只占32.5%。多达51.5%的人表示“不好说”,更有15.5%的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来沪未成年人理解“为什么要尊重父母”更甚于“如何尊重父母”。他们虽然能够在观念上理解和认可尊重父母的道德必要性,但在现实生活中缺乏行动上的表达,同时与父母之间也缺乏必要的沟通。我们发现,来沪未成年人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经常向父母请教的只占37.5% ,“偶尔”和“很少”向父母请教的占62%之多。
(三) 价值取向问题
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正处于价值观念的形成时期。他们的价值取向不仅是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指示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预示着他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调查中,来沪未成年人对“在你身上最感自豪的方面是什么”,四成以上的受访者选择了“待人真诚”、“聪明好学”、“吃苦耐劳”与“孝顺父母”,而选择“敢作敢为”和“关心集体”的人不到两成,以“有理想有志气”和“乐于奉献”而自豪的更是少之又少,不到总数的10%。显然,“待人真诚”和“孝顺父母”是比“乐于奉献”更为底线、更为基本的伦理要求,而“聪明好学”和“吃苦耐劳”是比“有理想有志气”更贴近现实、更易于被实践做到的人生态度。因而,从整体上说,目前的在沪未成年流动人口与学校思想道德教育所倡导的“崇高”和“奉献”保持着某种距离,他们的价值取向体现了注重底线伦理与家庭价值、务实可行以及生活化的鲜明特点。
对于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来说,价值取向问题是抽象的,但也是现实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存在的问题,是在具体活动和具体情景下的价值评判和价值选择。为此,调查从学习观、义利观、人生观等较为具体的方面或角度来加以了解。
(1) 学习观——上学的目的是什么,不仅决定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努力程度,也集中体现了未成年人在特定人生阶段的价值取向。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的失学和“超龄”上学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不得不关注的现实问题。对于这些失学或“超龄”上学的青少年来说,上学更有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权利; 他们也因此能够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上学的意义和目的。本次调查的来沪未成年人大多是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他们上学的目的调查如下:表1
可以看出,大多把“将来找个好工作”作为上学的首选目的。然而,“好工作”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从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选项中看到了某种合乎情理的答案。对于来沪未成年人来说,“好工作”当然意味着“将来让别人对自己刮目相看”,意味着“将来赚大钱,让父母不再辛苦”。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以赢得自尊、赚钱、孝顺父母的目的来学习都是值得肯定的,都是务实的价值取向,但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仍不免让人感到功利化、世俗化以及个人主义的色彩。并且,我们应该注意到,选择“提高自己的素质,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人数只占总数的38.5% ,排在了第四位。试想,如果这些来沪未成年人可以不上学就能便捷地获得一份好的工作,那么,他们还愿意上学或者具有更坚定的学习动力吗? 追问受访者对于“知识改变命运”的看法,我们发现,尽管完全不同意的只占6.5% ,但表示“完全同意”也不到一半,认为“不完全同意,但有一定的道理”则占60.5%。这一结果不难理解,因为我们一旦把“命运”的改变理解为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那么知识的价值就被贬低了,只能成为一种手段了。
(2) 义利观——本次调查的来沪未成年人口自认为家庭条件“一般”或“很差”的占总数的86.5% ,认为“富裕”的仅占13.5%。相比于留守儿童来说,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必然更多地面对着各种物质的诱惑——琳琅满目的商品、刺激消费欲望的广告、一掷千金的“有钱人”等等——从而更懂得金钱的重要性,对物质财富的渴求也更为强烈。然而,他们会因此而崇尚物质享受,相信金钱万能吗?
在一定程度上说,调查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对“看到自己的一个同学有了手机”,只有33%的受访者表示羡慕,并且“希望自己也能有一个”,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有没有手机是个人的事情”,另外有15.0%的人认为这个同学只是为了向其他同学炫耀,学生没有必要用手机。与此一致的是,近七成的受访者虽然认为“金钱万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同意的这种说法。选择“完全同意”和“完全不同意”都是少数,分别是占总数的12.5%和17.0%。可见,大多数来沪未成年人并未表现出强烈的物质主义倾向,能够分辨什么是他们不应该拥有的; 他们也并不极端,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金钱的价值。
同时,尽管将赚大钱作为上学目的的来沪未成年人不在少数,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不择手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仍是大多数人所坚持的道德信念。调查发现,买东西的时候发现别人多找了钱时,56.5%的来沪未成年人会选择如数将钱还给他。也就是说,面对轻而易举就可以据为己有的利益,超过半数的来沪未成年人仍然能够坚持“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坚持了诚实守信的底线道德。但仍有29.5%的受访者选择“装进自己的腰包,不告诉任何人”,有13.5%的人选择“与朋友一起花掉”。
(3) 人生观——人的本性是怎样的? 人们对此的不同理解会将产生不同的自身定位与交往态度。受访者在三个选项中选择一项描述他们周围的人,认为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仅占总数的10% ,而觉得“有很多的好心人”则占到42.5%。应该指出,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基于自身的经验判断,毋宁说是来自于一种业已形成的关于人性的价值信念。因此,就这些未成年人的道德发展而言,他们中更多的人选择较为理性的和积极的看法,而不是较为极端和消极的看法,这是令人乐观的。但必须注意的是,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他们周围的人“很难说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性的复杂和多变确实使我们难以分辨何谓好人何谓坏人,因而做出这样的选择可以说表明了一种更为客观的态度。然而,这对于未成年人来的道德操守和道德发展来说并不全然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的选择也表明评判者自身价值标准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其价值评判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也表现为价值选择的多元性和多向性。在选择“做人最重要的品质”,37.0%认为是“诚信”,29.5%选择“宽容”,27.5%选择“光明磊落”,5.0%选择了“大公无私”,没有一项获得超过半数的受访者的认可。虽然对于一个完善的道德人格来说,上述道德品质缺一不可,但这些未成年人的不同选择仍然反映了他们最为珍视的不同道德价值,并且表明了他们在人生过程期望实现的不同道德目标。然而,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的,对“诚信”的珍视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了受访者认识到了现实社会中这一道德品质的缺失。同时,更多人选择“诚信”、“宽容”与“光明磊落”这样普遍、底线的道德要求、而不是“大公无私”这一更为理想和崇高的要求作为做人最重要的品质,虽然意味着做人的标准的“降低”了,但却是更为切合实际的选择。
做人最重要的的品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常常具体化为现实生活以什么样的人作为自己的榜样或偶像的问题。对心目中以什么样的人或群体作为学习的榜样? 选择“父母或老师”有36%; 选择“杨利伟式的英雄人物”和“影视或体育明星”,分别占总数的28%和18.5%; 最后是“雷锋式的人物”,仅占16%。结果表明,尽管“父母或老师”只是身边的普通人,而不像“影视或体育明星”那样是大众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但他们仍然成为了更多来沪未成年人心目中的学习榜样。这表现了来沪未成年流动人口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关于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思想道德状况的思考及其对策
(一) 关于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思想道德状况的思考
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思想道德状况实证调查的结果,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显然呈现出一幅或多或少令人困惑的画面: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作为一个群体并不愿意承认城市生活的优越,但却表现出一种融入城市社会的强烈愿望; 他们并不认为城市居民有更高的道德素质,但城市生活时间越长就越愿意成为城市人; 他们并不完全同意“金钱万能”的看法,但却把赚大钱当作上学的重要目的;他们同情被人追打的流浪猫,但却可能不相信乞丐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群; 他们尊重父母并且也以父母为学习的榜样,但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却很少向父母请教; 等等。应该说,这也恰恰是现实道德生活的复杂性之所在。道德是我们所有生活的一个内在维度,体现于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种种不同的观念和行为。“在成功地确认并理解他人的行为的过程中,我们总是趋向于将特定的事件放到一系列叙事性历史的语境中,这些历史包括所涉及的各个个人的历史和他们在其中活动与经历的背景的历史。”② 对于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的思想道德状况的调查研究来说,我们同样需要麦金泰尔所主张的“叙事形式”,需要了解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所经历的叙事,并把他们回应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境而做出的道德选择视为整体性叙事的一部分,从而使他们特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在其发生的社会背景之中成为可理解的。③
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从农村移居城市,经历着共时态的文化多元与历时态的价值冲突。他们作为“边缘人群”,经历着由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到另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迁徙,接触到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群,从而真切地体会到城乡之间共时态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别当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别,更主要地表现在人的生活状态,是城市环境中生活着的人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习惯风俗、精神品质、价值准则和伦理观念。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尽管生活于城市,甚至出生于城市,但却不能像具有城市户籍的同龄人群那样理所当然地视自己为“市民”,也获得与他们一样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同时,他们在跟随其父辈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又难免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农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因此,城市生活方式与乡村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以及生活方式背后的文化多元和价值纷争,最为直观和真实地展现在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面前。这导致他们烦恼与憧憬并存,自卑与自强同在,产生了一种矛盾的、不一贯、不协调、游移不定的自我概念。
另一方面,由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城乡之间共时态的文化差异实际代表了传统和现代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因而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所经历的不仅是共时态的文化多元,而且是历时态的价值冲突。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说,“就生活而言,成为现代的就意味着变得更像城市里的生活。”④ 对于正在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城市不仅代表着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其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和开放的社会,是不同思想观念凭借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相互交汇和竞争的地方。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与他们的父辈一样从农村来到城市,期望在这里充分享受到现代文明提供的一切便利和成果,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实利精神、消费主义、个人隐私权、竞争意识等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于他们所持有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冲击。特别是当他们发现城市生活并不是尽善尽美的,而农村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时候,这种现代与传统的价值冲突就会尤为激烈地呈现在他们面前。城市中不加掩饰的利益关系和物质欲望,明显的贫富差别和歧视态度,家庭和个人被孤立化,大众化娱乐造成道德观的麻痹和混乱,乃至于形形色色的欺骗和犯罪活动……所有这些都强烈地冲击着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心目中传统价值观念的地位,导致他们在坚守一些传统价值观念的同时不同程度地感到茫然、恐慌和无归属感。
与此同时,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处于道德发展和社会化过程的关键阶段,他们以其特有的方式应对他们所遭遇到的文化多元和价值冲突。根据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个体道德发展的动力既不是来自他的先天成熟,也不是纯粹来自他的后天学习,而是来自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他们一方面按社会的规范和标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建立和维持与他人和睦相处的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自我,形成自我概念和自我意识,并试图向他人证明自己,逐步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为社会所接纳。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也是如此。他们面对城市陌生世界的文化冲击和价值冲突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地应对(包括以极端的反社会行为来应对) ,调整自己,不断同化吸收和调整平衡新的道德经验,从而使自身的思想道德观念在一次又一次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
同他们的父母一样,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虽然从生活环境上脱离了农村,但相比于城市同龄群体来说生活质量差、居住环境简陋,同时农村户籍的身份标签使他们脱离农村生活却摆脱不了“乡下人”的身份。他们能够切实地感受到城市与乡村的巨大差异,能够感受到他们所遭遇到的不公正对待,更遭遇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生活方式之间的隔膜与疏离。另外,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的父母大多自身的文化水平不高,并且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比较辛苦,往往没有时间与他们孩子进行沟通,缺乏关心孩子文化教育的能力,也忽视对孩子道德心灵成长的关照。这种不利的成长境遇和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导致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要么敌视和拒斥城市主流文化,形成和认同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亚文化以表达不满和获得另一种身份感; 要么使自身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适应城市社会,敢于肯定自身的价值并积极地融入城市主流文化。调查显示,大部分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主要地或者说大部分时候是以后一种方式来应对的。他们将挣更多的钱与孝敬父母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他们在不放弃传统价值观念的同时对城市实利精神的接纳。他们在公共场合中的从众心理与家庭生活中的独立意识,两者虽然并不一致,但却表明了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强烈愿望。
(二) 加强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道德建设的对策
(1) 接纳和关心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增进他们对于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对于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来说,在变动的社会生活中寻求认同和归属,不仅是一种心理需要,也是其良好道德品质生成和发展的基础。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是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这种主观意识和感受是不可避免的; 但如果他们本应有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如果他们受到城市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从而使这种陌生感长久地保持下去,那么,对他们的道德教育就会成为达不到任何实效的说教。
(2)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的道德主体地位。道德最终要诉诸人们的内心自觉,道德建设的宗旨和方式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以及他们之间个体的差异。这是现代社会加强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必须认真对待的普遍规律。“以人为本”要求我们转变以往对于道德建设目标的认识。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出现确实为城市的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不仅仅是服务于城市社会管理的需要,而应以促进他们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还要求我们充分理解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的思想道德观念,信任他们提高自身道德素质的愿望和潜力。在当代中国实现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并不必然是道德建设的阻力,它既存在着破坏性的因素,也蕴含着建设性的因素。加强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道德建设,必须消除对他们先入为主的各种误解和歧视,以赞赏的态度对待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淳朴、节俭、爱劳动、孝敬父母等道德品质,使之成为道德建设过程中的建设性因素,使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的善良愿望和道德潜力成为提高其自身道德素质、实现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
(3) 强调公民道德教育,培养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的良好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习惯。解决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问题,乃至于整个流动人口问题,有赖于当代中国实现从身份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而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培育现代公民无疑是当前构建公民社会必要、而且可行的一个路径。公民道德教育是以全体公民为主体对象的道德素质提升过程,旨在引导公民培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质,例如尊重他人、诚实守信、有责任感,同时,现代城市文明所意味的规则意识、诚实意识、公益意识、生态意识、效率意识、法制意识、民主意识、公德意识 等等,也是公民道德教育的应有之义。对于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来说,这种“无差别”的道德教育是以确认他们的公民资格为前提的,因而能够更有效地激发他们的自主意识和公民意识,有助于激发他们参与城市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的热情。
(4) 注重综合治理,共同推进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的思想道德建设,为此城市要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纳入公民道德建设的整体规划中加以高度重视。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调动社会、学校、家庭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这一群体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在社会层面上,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积极为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创设公正、平等、健康、文明的社会氛围,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在学校层面上,公立学校应当在一视同仁地对待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同时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有针对性的让他们参与各种集体活动,同时积极地宣传他们的父辈为城市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增强他们的自尊和自信; 农民工子弟学校在注重知识传授和升学率的同时应当不忘道德教育的责任,加强师德建设,重视教书育人。同时,要特别重视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的家庭道德教育功能。鉴于大多数流动人口自身文化程度较低、业余时间较少,应当充分利用城市社区的道德教育资源。一方面引导家长养成城市文明生活必需的道德素养,在道德方面成为孩子的良好榜样; ⑤ 一方面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和公益活动,吸引未成年流动人口参与,寓教于乐,加强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与城市未成年人的良性互动,帮助未成年流动人口的在道德上健康成长。
注释：
① 储智勇:《爸妈叫吃饭,你马上去吗》,《北京青年报》2004年4月25日。
②麦金泰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68页。
③陈泽环:《道德生活中的共同信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8年第6期。
④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⑤陈泽环:《道德建设的文化根基性》,《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