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鄂南地名编年史中地名的共性_湖北方言论文

鄂南地名志中的地名俗字评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名论文,俗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鄂南,指今湖北省(鄂)南部的咸宁地区,共辖咸宁、蒲圻、阳新、通山、崇阳、通城、嘉鱼等七县(市)。

该区土籍人远古属三苗,秦汉属楚,至今保留了许多古音古词:通城、崇阳今念ch为d,“猪”念“都”,“肿”念“等”,正是“古无舌上音”的遗迹;咸宁说“开始”为“驾驷”,蒲圻言“大”为“硕”,崇阳称“说话”为“话事”,都应是古词汇的残留。

该区东南部人多言“祖籍江西”,考其家籍多属实,正是史载“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的结果,故1948年赵元任率队来调查该区方言,因其太杂而终难归属,后在《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勉强划属赣方言系统。其实近现代该区客籍人甚多,东南多赣人迁入而受赣语影响大,西南多湘人杂居又受湘语影响,沿江一线则杂有江北天(门)沔(阳)人而带西南官话成份,加上各自古方言的大量残留,形成“同住一山不通语,一水相隔两家音”的局面。而且,一县(市)内部的村镇也常方言差别大,严重的不能通话,故有“阳新九板十三腔”、“蒲圻地脉清,五里三号音”等俗语。仅以第三人称为例:咸宁说“伊”这样杂而重的方言错综交织于仅320万人口的12,700平方公里地面上,实属罕见,故日本方言学家乔本万太郎特赴此地调查,北京大学方言学家王福堂教授特选此区为方言调查的实习基地。

鄂南复杂而古奥的方言中,有许多口语词无法用规范汉字来书写,一旦需要书面记录,便造出一些俗字来,长期积累,数量颇大,便用会意兼形声法造俗字“踦”等等。

本文就鄂南七县(市)1982-1984年先后出版的《地名志》中出现的方言地名俗字作一翻考查和评议,以见出方言俗字的产生规律和文化含蕴。鄂南七部《地名志》遵循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尽量用汉语拼音拼写地名并尽力用规范汉字记录,排除了许多已有的方言俗字,本文所录是“特殊地名作特殊处理”的典型俗字。

下录鄂南七县(市)《地名志》中的20个典型的方言地名俗字,依次记其字形、方言读音(国际音标标注)、汉语拼音、所标地名选例及其所在乡镇、该俗字的地名用义。

《咸宁市地名志》:汪家~(甘棠),村在西凉湖东高地上。~,有的含角落意。

(咸宁等六县(市)有数百个以~为名的村庄,均有小、角落意,以咸宁最多,嘉鱼也作澥)。

鄂南20个地名俗字中,有9个完全不见于历代字典辞书,11个字形见于古代一本或数本字书中,现列其义以便对照。

9个全不见于各字书的鄂南地名字属该区人自造的方言俗字,这是无疑的。其中唯有“塅”不见于古字书而见于《新华字典》,但标明是“方言地名”,可见仍是方言俗字。

另11个鄂南地名俗字的字形均见于《康熙字典》,该字典又分别引录于前代各字书。对比字义,推源理流,发现鄂南的这11个地名字的字义与字书所录义均不相同,读音差别也很大,故可认为均是鄂南古今人依方音自造的俗字,字形只是与古字书偶合,不是袭用或借用古字。

①井,《说文》:“八家一井,象构形”,段玉裁注:“,井上木栏也”。该形甲骨文均作“井”,周代铜器铭文常作“井”,它是今“井”字的古形,四周是相交搭的四根木栏杆,中间一点表示园口井(一说为井中挖出的丹砂)。此字与“丹”字一度混用(丹,甲金文均作“”),故《类篇》有“又都感切”之读与“子郢切,或作井”并列,《康熙字典》此形下有“音单,赤色丹砂也”一义与“水井、井田”义并列。

鄂南的通城、崇阳地名读作,音不同于“丹”和“井”,义也不是水井、井田、乡井或丹砂,而是“低洼小盆地或小水坑”以及“临水的凹地和小山丘内的村庄”。用的是形声兼会意造字法,中一点是形符示小盆小坑,“井”是声符又兼表盆坑四周的高地或高丘。

②硖,《玉篇》《类篇》均言:“硖石,县名”。《新华字典》说指今“浙江海宁县。”

蒲圻“硖山口”,地在两石山相夹的峪口,故形声兼会意,“石”为形符,“夹”为声符兼表相夹之义。非借“硖石县”之字形,仅与之偶合。

③峦,《字汇》“崊,音林,山石”。

通城、崇阳地名字“峦”的字形与《字汇》构字部件相同而偏旁部位不同,读音全异,义为“竹树林”与《字汇》义无干,明显是当地自造的方言俗字,用的会意兼形声法。

《玉篇》“力制切,巍也”,是形容词。

通山、阳新却是用作名词,义为“山脊”,山脊薄而锐,如就砺之刃形,故从山从厉构字,也是形声兼会意。

,《说文》:“莨,草也”,“”与“莨”为一字。《玉篇》释为“毒草”,《类篇》云“草名,如蓍”。

通城“荷洞”本为“囊荷洞”,简化为“荷”。从草头是示茅草荒地的义符,“狼”为声符兼示“豺狼出没”之意,属形声兼会意造字法。

⑥茆,《说文》《玉篇》均云是“凫葵”(莼菜);《玉篇》另一义是形容“茂盛貌”。《新华字典》则看成是“茅”的异体字。

咸宁“茆门岭”是“形如门”,《说文》:“卯,象开门之形”,民间的“卯时”又是清晨开门之时,故“茆”在咸宁是“如未开的门形的荒草岭”,用的是形声兼会意造字法。崇阳“黄茆桥”则因桥于卯时动土修建,也是形声兼会意法造的俗字,颇含文化韵味。

⑦洑,《康熙字典》引《广韵》等:“音伏,洄流也”。《新华字典》则释为“水流洄旋”状。

嘉鱼“上沙洑”,乃“因江底沙洲阻障,形成旋流”而得名。可见不是仅取古字书“洄旋”义,乃重在有阻障“伏”于水底之意,从水从伏构字,用的形声兼会意之法,仍是自造方言俗字。

,《说文》:“回也”。《玉篇》《类篇》都指源出陕西凤翔的一条河的“水名”。阳新“源口”,因沙湖等多水由此处入长江形成如围旋流而得名。“韦”繁体为“韋”,中间“口”是方城之形,上下都是“止”(即脚板),许多脚板在城四周,本义是“围”,它是“围”的本字。可知从水从韦,是形声兼会意,是自造俗字,与陕西的“水”。是偶合而非沿用。

⑨埚,《玉篇》:“甘埚,所以炼金银”,是土锅炉;《类篇》“地阮也”,是指地洞地穴。《新华字典》录“坩埚”一义存《玉篇》之说。

通城、通山的“埚”是“坡”的俗称,指球缺形的坡上窝形地,因其形似炒锅,从土从呙构形,形声兼会意,读音、字义与古字书相去甚远,是纯粹的方言俗字。

即是“岩”;《广韵》为“地穴”,即是土洞。

崇阳县“垅”,《地名志》云“字义不祥”。察其地形,是两河相夹的一长块整齐的平地,“严”作声符含有“严整”之意,为形声兼会意造字法造出的方言地名俗字。

(11),《说文》有“澥”无“”。“澥,勃海之别名;一曰澥,谷也”。嘉鱼今将“湖边小高地”称“澥”,是沿用古义。《玉篇》《类篇》有,云是“地名”。不详所指。

鄂南各县有“”,均是“角落处、偏狭山地、湖港偏处小高地”义。从土从解,解为声符兼含“解而小之”意味,指被山丘或湖港分割而成的小块偏窄地,该字仍是用形声兼会意法造的方言俗字,且字形与《玉篇》偏旁异位。

统观鄂南20个方言地名俗字的构形思路,可得到两点重要的启示。

(一)这些俗字虽由俗人依方言而造,但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了汉字“重意合”的主导构形精神。汉字发展到形声阶段便已十分科学,形声法最能产,以至到近代,85%以上汉字都是形声字。然汉字又始终是“表意体系文字”,形声字不但形符表义类,声符也多表义,从“右文说”至清代小学大家的“因声求义”都深入研究这种有趣的现象,证明“形声兼会意”是形声字的主导构形方式。

鄂南20个地名俗字虽都依方音来构形声字,但始终不忘声符兼表义,20个俗字都是形声字,都是用形声兼会意法构成的。11个与古字书中字形偶合的上文已作分析,余下9个也都如此。

石为形符;寡为声符,石头炸打成小块,是“分而寡之”,可见声符兼表意。

门为形;弄为声,兼含小巷称“里弄”义。

门为形;贡为声,贡含“以财(贝)献于尊者”义,《尚书·禹贡》疏:“贡者,从下献上之称”,为小巷、小冲,小巷达大街,小冲上通大山,可见贡兼含以下达上、以小通大意。

水为形;率为声,含大洲率小洲义。

土为形;皂为声,皂本黑色,大山的深窝林密光少,故皂兼含幽黑义。此字或作垞,宅是深院,亦含幽深暗黑义。

土为形;并为声,凹地深深,四边高隆,两两对举,为朋为比为并。

土为形;免为声,在难见到的深山隐避处,免含逃隐、除去义。

塅 土为形;段为声,段的古形是以手持器将木砍刻为数节意,段与断同源,用来指被河流切断的小块地段正合理。

塆 土为形;弯为声,含山间弯曲处之义。

这此俚俗字源,看似浅薄,都深得形声兼会意奥旨,处处体现汉字重意合的整体规律。规律是无数零散的客观实际的总结,高雅的理论总是由俗人的实践发展综合而成的,鄂南20个地名俗字的构形实践,证明汉字重意合的形声兼会意构形法是精当易用的,是充满活力的。

(二)鄂南20个方言地名俗字的构形方法透出了不少文化信息,它们与汉民族的整体文化精神是一致的。重形象、善联想、尚写意、会变通是汉文化的主导精神,是汉民族文学艺术的精髓。也是汉字文化的主要精神。鄂南地名俗字的构形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和文化传统。

山中小竹木林为峦、山间弯地为塆、河流中断块的小地段为塅、四面高地围成的凹地为井,都是直观形象,见形如义,直观性极强。

如磨后的刀刃的山脊为、如门状荒山谷口为茆、因伏于水下的阻碍而成旋流为洑、因分解面成小块山地为,这是联想、比喻的结果。

有因免而生出僻幽义,有因严而暗示的严整义,有因贡而带出的下达上、小通大义,有以率标示的借小托大义,这些都如重写意的山水画和田园诗,意在情理中而又不可达诂,是一种模糊艺术。

茆又因卯时动土建桥而成字,借深窝之黑色以构形,改用四边对比并举来反衬凹地,这是变通之法,中国向来有“一变而成绝活”的变通传统,汉字文化也不例外。此外,尚简约也是汉文化的特点,简约有时也是变通,改囊为的减化体现了这种趋于简约的变通精神,汉字的简化古已有之,鄂南俗字也在不自觉中涉及该领域。

结语

对鄂南20个方言地名俗字的构形分析,使我们看出它们虽产生于文化层次低的民间,但其俚俗字源暗合了汉字的整体规律,体现了汉字文化的主体精神,简直是汉字发展大势的一个缩影。它们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极好,兼顾了汉字的表现力和区别力,它们的产生和应用,证明汉字是充满科学和艺术性的,其无限的生命力深深根植于民间。

鄂南方言重而杂,俗字极多,他类当另文再论,地名俗字其实也远不止这些,《阳新县地名志·凡例》说:“对原来用于地名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上又没有的方言字及生僻字,本书已采用括号内的同音常用字代替。”可见许多鄂南方言地名俗字在《地名志》中被“规范化”了,阳新如此,各县(市)均如此,因而本文所分析的20个就是反复删刈的幸存者了,唯其如此,它们就显得更有代表性,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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