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机遇论”发展哲学观念的历史追踪——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机遇论文,观念论文,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如何理解和评价晚年马克思针对俄国公社未来命运而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认为，从基本方法论角度来看，这一“设想”可以和邓小平的“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战略抉择一脉相承。“跨越论”设想在开阔的现代世界历史视野中集中思考了落后国家可以抓住有利时机，实现超常规、跳跃式发展问题。邓小平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建设实践中，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的“抓机遇论”发展哲学观，突破了西方的现代化发展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如何理解和评价晚年马克思针对俄国公社未来命运而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这是本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和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术界颇具争议的一个热门课题。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这是马克思放弃自己早年社会形态理论而主张历史发展“多线论”的表现。在我国，有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表明马克思已改变自己原有的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在发达国家取得成功的设想，转而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不发达国家变为现实的新构想；也有学者结合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认为晚年马克思是在以俄国特殊历史为对象，研究思考所谓不同于西欧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东方社会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甚至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论”设想构成了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早的经典渊源。
本文则认为，从基本方法论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设想所涉及的不是所谓历史发展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或曰“单纯论”与“多线论”）问题，也不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和跳跃性问题，而是历史规律作用的界限以及它作为主导的确定趋势和不确定趋势两种实现特点或方式的问题。由此角度看，马克思的“跨越论”设想倒是可以和邓小平开阔的现代世界历史视野以及“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战略抉择一脉相承。我们的立论依据在于：
1.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历史观意义是强调历史规律作用的范围问题。综观马克思一生的理论著述，他从没有主张社会历史发展有所谓适用于一切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规律。彻底批判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方法论和欧洲中心论历史观，主张要具体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这是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一贯坚持的立场。而在19世纪50—60年代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时他也一再告诫自己：“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1〕所以， 晚年他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同样明确告诫别人，决不能把他的《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自然历史过程理论抽象泛化为适用于一切民族历史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否则“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污辱。”〔2〕
2.晚年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历史规律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发生趋势和现实特点。一种是在社会稳态发展期所呈现的确定的必然的主导的趋势；另一种是在社会转型期所呈现出的不确定的多样性的可能趋势。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针对英国这个稳态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典型对象，明确指出：在这个发达的社会经济结构制约下，历史规律作为“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3 〕而存在，或者具体而言，“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4 〕而对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来说，由于它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转型的开端，新旧矛盾错综复杂，社会结构多层重叠，但缺乏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整合机制和引导力量，因而历史前景呈现出多种不确定的可能的趋势。因此，马克思才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5〕“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6〕，俄国社会发展前途不是注定的。
3.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实际上包含着马克思对自己原来设想的现代社会发展范型的修正完善，进而在开阔的现代世界历史视野中思考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特点，特别是思考落后国家可以抓住有利时机，实现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等问题。马克思的晚年设想首先是对自己青年时代激进的“自否论”发展观的超越。他明确指出：俄国可以充分利用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和难得机遇发展自己。一是充分借助于它的保存完好的传统社会基础；二是充分享用资本主义制度已创造的一切肯定性成果，所以“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生。”〔7 〕其次是对自己在《资本论》中所概括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一个似自然的必然历史过程的发展观的超越。他认为，一方面俄国不具备西欧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初始条件：“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的一整套交换机构……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8〕另一方面， 历史已经证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条发展道路本身又是一个充满血和泪的苦难历程。所以，俄国社会可以而且应当充分利用当时特殊的历史的格局——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代而又保持民族独立——提供的难得良机〔9〕，走一条超常规的发展之路。否则， “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即农奴制改革——引者注）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遇，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的波折。”〔10〕
应当承认，俄国的历史并不是完全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前进和发展的，但至少有两件历史事实足以证明他的设想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一是落后国家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二是落后国家可以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一跃成为先进的核心的政治经济实体。而这两点又是和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的更为基本的世界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的。从这种开阔的（而不是狭隘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视野来看，由于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世界历史性发展，特别是由于现代社会化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迅速传播，时常导致现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引起政治力量多极化发展和经济重心的不断转移。这些不确定性的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为某些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后来居上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于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阶段论，又不同于南美洲殖民地国家的“依附论”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世界体系论”发展范式的“机遇发展论”便应运而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跨越论”设想是“机遇发展论”的前身。
无论从现代世界历史角度，或是从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角度来看，“机遇发展论”都有充分的可行性依据。
人类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转折关头。美国学者E ·拉兹洛称之为“社会历史分叉期”〔11〕。在他的广义进化综合论看来，社会历史和自然历史一样，交替出现决定性的有序动态平衡期和非决定性相变周期即分叉期。〔12〕历史发展的这种分叉期与历史发展稳态期明显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并没有某种确定不移的未来发展趋势或发展的明确目标方向。在此期间，挑战与机遇往往并存，灾难与幸运常常同在。这时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的确定性发生、主导性实现既不是由初始条件，也不是由环境参量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系统内部非线性力量的随机性变化选择所“自我决定”。在此情况下，人们固然不可能确切地预测自己历史的未来，但可以通过预期的有效的干预控制，使未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即人们有能力按照社会进步的目的来驾驭历史的进程。具体说，就是要充分利用有利于自己的各种机遇，而防止和避免那些预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
机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偶然性，机遇也不是对于任何时候任何民族国家地区都有的，它具有随机性、不可重复性、成批性与稀疏性的交替、暂时性、功能弹性大等特点。有时机遇对某几个国家是同在的，但能否充分掌握利用，利用的效果怎么样，则各不相同。近现代史上许多后起的、边缘性的工业化国家（如德、俄、日及东南亚等）都是比较成功地运用了当时世界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调整、战争、政治变革、科技革命等机会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历史证明，失去和丢掉机遇所付出的代价有时并不比按照错误发展战略发展自己的代价少多少。这方面，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即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发达传统文化的东方大国，中国在近代之所以逐步沦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属国和殖民地，一个重要原因即明清以来历代政府都对海外世界的沧桑巨变或不甚了了，或无动于衷，致使一再痛失发展良机。正像社会学家张琢在其颇有影响的近著《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一书所概括的那样：“纵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现代化发展的坎坷历程，真可谓‘九死一生’。所谓‘九死一生’，即九次受挫和失机，最后终于抓住了发展机会，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走向成功。”在他看来，这九次丢掉机遇分别发生在：（1）13世纪（宋元之际）；（2）17世纪（明清之际）；（3）18世纪（清乾隆年间）；（4）19世纪中期（被迫开埠通商之后）；（5）19世纪末（戊戌政变）；（6）20世纪初（辛亥革命失败和军阀混战）；（7）20世纪30 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与叠加）；（8）20世纪50年代和（9）60年代末（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国内经济“大跃进”及政治大动乱）〔13〕这“一生”当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成功开创与设计的改革开放大业。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宏伟蓝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正是在深刻反省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十年动乱的惨痛历史教训，冷静观察、全面把握原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世界经济政治总格局及其新形势新特点的基础上，才果断地做出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4〕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抉择。他多次谆谆告诫中央和全党：“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15〕，“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16〕“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17〕“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机会难得呀！”〔18〕“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9〕
邓小平同志这些看上去很朴实的劝告语言，其实包含着很深刻的思想内涵。他的“抓住机遇，发展经济”论断连同其整个改革开放思想，都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省和对当代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特点的科学认识，由此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和社会发展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1.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这一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他的物质生产第一性的唯物主义实践观，辩证地扬弃了传统的抽象的“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纠正了在社会发展本质问题上抽象的“政治革命论”、“道德进步论”、“制度优越论”等唯心主义错误。
2.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始终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改革既是一场深刻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就既找到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现实途径，从而也找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持久动力机制。他的“改革动力论”扬弃了传统的“矛盾动力论”的抽象性片面性弊端，克服了传统的“否定辩证法”对革命的本质作用及其方式的简单化机械性理解，揭示了改革作为变革现实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解构与建构双重功能的有机统一。
3.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关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即对外开放思想，特别是他的“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战略抉择，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世界历史性过程，一部现代人类史即一部民族历史逐步转变为统一的世界历史等基本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跳跃性、复杂多样性理论。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和“抓机遇论”战略方针，一方面打破了冷战时代那种“两大阵营对立”的封闭狭隘的世界历史视野和格局，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冷战体系崩溃后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多极化发展的有利态势，特别是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发展重心东移亚太地区的难得时机，加快改革发展的步伐，从而使中国彻底摆脱了因落后而遭侵略、因封闭而遭孤立排挤的历史命运和国际处境，第一次以独立自主的身份进入发达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中心位置。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和抓机遇论战略抉择，就其理论意义而言，它既突破了传统的历史决定论和社会形态理论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那种狭隘封闭的理解，也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发展阶段理论所固有的“欧洲中心论”的思想视野，同时还克服了“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对第三世界发展前景那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当然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带有文化乌托邦色彩的“内源论”〔20〕发展战略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内源论”发展战略把希望寄托在如何抵御西方文化对土著和民族文化资源的侵略上，而不是积极能动地争取向外发展机会与权力方面。在此意义上，确实可以说，邓小平的“抓机遇论”意味着一个新的发展理论范式正在萌生。
就其实践意义而言，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发展战略思想不仅使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古典发展道路、不同于传统苏联模式，也不同于第三世界二元化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新生之路，不仅使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所处的极为不利的世界历史地位，而且将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出落后依附困境以启发和鼓舞，从而必然深刻地改变未来世界历史总格局，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对此，小平同志是充满信心的：“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21〕“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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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三大主题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513～514页。
〔2〕〔5〕〔7〕〔8〕〔9〕〔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第2版，第3卷，341～342、765、770、762、762、340页。
〔3〕 同上书，第2卷，10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81页。
〔6〕 同上书，第19卷，446页。
〔11〕〔12〕 参见〔美〕伊尔文·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47、178～199、5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13〕 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4〕〔15〕〔16〕〔17〕〔18〕〔19〕〔21〕〔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363、354、365、369、375、353、383页。
〔20〕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内源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黄高智、范如潮编：《内源发展——质量方面与战略因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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