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互助与国家福利体系的相互促进
缪玲 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400715
摘要：“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之一，不断完善农村福利体系更是关注的重中之重。乡村福利体系是由乡村互助及国家福利体系两部分构成的复合体，因此，提升乡村福利体系的保障水平应当“两条腿”同时着力。一方面从国家福利体系及乡村互助的概念及各自的特点入手提出补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乡村互助及国家福利体系的现状出发分析了二者相互补偿的必要性。最后，从弥补保障不足、缓解紧张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三方面提出补偿的策略及建议。
关键词：乡村福利；乡村互助；正式福利体系；补偿
1引言
到2020年的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涉及基本公共服务、基本文化权益、教育机会、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社会管理体系等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1]也指出要进一步关注“三农问题”，从交通、电力、光纤、饮水、危房改造、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继续“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可见，以改善基础设施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福利体系是当前政府关注的重点。
广义上的农村社会福利指国家和社会为改善和提高全体农村社会成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和提供的各种福利设施以及相应的公共服务。因此，乡村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目标是同时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需要，而当前由国家主导的乡村社会福利体系，或称之为“正式福利体系”，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资金、设施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物质支持。而乡村互助不仅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提供资金支持还提供劳动力、情感、信息等非物质支持。因此，在乡土历史文化传统下不断发展的乡村“互助”应当作为乡村“非正式福利体系”得到关注。
2乡村福利关系补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2.1补偿的可能性
正式社会福利体系由政策措施、福利设施以及相应公共服务三大部分组成；非正式社会福利体系主要集中在财物、劳动力、情感、信息互助四方面。总体而言，正式福利体系的保障层次低，范围小，覆盖面窄；乡村互助行为则表现出普遍性、关系性、交换性、即时性。具体来说，正式福利是政府及社会组织为了保证农村居民中特殊群体基本生存提供的单向支持，并且需要经过对象资格审定、需求认定、执行监督等程序；非正式福利是同村居民间为解决临时性困难实行的双向互助，且没有必经的特定程序。
正式福利体系是政府遵循一定规章制度实行的，具有权威性与稳定性。但正式福利体系是立足于整个农民群体，从宏观层面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保障，因而时常难以及时有效地满足农民的切实需求。非正式福利体系是由乡村历史传承而来，较之于正式福利体系更具灵活性，能为村民提供更细致更及时的生产生活保障。既然“正式福利体系”与“非正式福利体系”统一于乡村社会福利体系的，那么二者的不同之处也正好成为双方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关键所在。
2.2补偿的必要性
“正式福利体系”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6年新修29万公里农村公路，改造380万户农村危房，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240万人[1]，但是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集中表现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各项福利制度发展不平衡、农村公共服务缺失、农村福利监督机制缺失、法律法规不健全。
一城乡差距大，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优先发展城市”的理念使得农村从一开始就滞后了；此外，“工业优先，以农促工“的政策进一步阻碍啦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是表现之一。单从医保报销比例看，新农合医保与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存在明显差距；自来水、互联网络、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来看，农村更是远远不如城市。
二各项福利制度发展不平衡。目前，农村的社会福利制度较为全面，但是各项福利制度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目前实施较为广泛、农民受惠最多的的一项福利制度，为大量生活贫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但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福利漏洞——“不合格“的低保对象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从而出现社会福利资金的使用无效率的情况；义务教育是实施较为彻底的教育福利制度，但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依然存在，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严重阻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
三公共服务缺失。农村交通、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不均等现象。譬如饮水问题，尽管政府逐步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实现“自来水通户”依然需要农户承担高昂的自负费用，因而不是所有农民都能享受国家提供的便利生活条件；而教育问题由于学校数量、教师队伍、硬件设施等方面的落后使得农村整体教学力量处于劣势，甚至部分农村学生尚不能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就外出打工，长期以来，农村教育问题更加严峻。基础医疗服务现状也不容乐观。由于工作待遇、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大量优秀的医护人员“留不住”，农村基层医疗水平长期处于中低水平。
四农村福利监督机制缺失。目前，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以民政部为主、其他部门协同的形式开展，但是总体情况来看，我国缺少对社会福利事业反馈和监督机制。各级相关部门都积极开展社会福利工作的形势下，各项福利工作的实施情况却没有完善的机制予以及时反馈，农民的利益需求得不到有效表达，福利工作的开展得不到反馈，使得社会福利工作的开展流于形式。
五法律法规不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是开展福利工作的有效保障，然而我国却缺少关于社会福利事业建设的专门法规。从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保障法律法规体系来看，虽然目前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构成的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但指导具体项目实施的大多都是意见、通知等文件，权威性大大折扣，最终使得老年人福利制度没有得到及时准确的执行，老年人的各项合法权益也未得到切实保障。
非正式福利体系从经济、社会支持等方面为村民的生产生活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首先，由于市场经济理念、生产技术发展及劳动力外流加剧使得劳动力互助发生频率极大减少甚至消失。其次，财物、情感互助却在互助范围、互助内容经济价量上得到加强。财物、情感互助不仅限于血缘、姻缘 及地缘链接的亲密社会关系网络，而且也常见于业缘 、友缘关系网中；各类仪式场合的礼遇不仅从实物演变为现金，而且数额也不断增加。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最后，信息互助在21世纪的信息时代，不断得到重视并快速发展。但非正式福利体系也在不断的变化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使得非正式福利体系的保障作用大大减弱。
一“经济理性”主导价值观，互助关系异化。随着市场经济理念深入农村，村民间的关系不再仅凭血缘、姻缘及地缘的亲疏远近而定，经济利益上的互动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村民的价值观逐渐从“关系理性”走向“经济理性”。经济理性主导的价值观，一方面使得村民更加注重即时利益，互助突破血缘、姻缘和地缘的界限，更加注重业缘关系，这是因为业缘关系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人们不再重视维护血缘、姻缘及地缘的人际关系网，利用互助维系人际关系的手段也备受冷落。另一方面，村民间礼物往来出现异化。礼物的实物及形式发生改变，以往常见的烟酒茶被现金所替代。礼物所具有的本源意义上的道德情感表达越来越被工具理性挤压。
二差序格局的改变，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人情关系淡漠。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乡村社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是“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因此，村落中人际关系生发了一种“特色”：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构建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拖欠着未了的人情”[7]村民之间的互助也就成为常态化。然而，随着打工潮兴起、城乡壁垒开放，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留守村民与外出人员之间的日常交往减少，尤其是从小跟随父母生活在城市或读书后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一代，相互之间都不认识。在以往村民互助才能完成的各项生活生产活动中，即时付费的交换关系成为了首选。互助活动被即时付费的市场行为所替代，村民失去了增进了解、维系村民间亲密关系的机会。
正式福利体系与非正式福利体系的现状都不容乐观，任一方面的发展都难以独担完善乡村福利体系的重任。既然乡村福利体系是由正式福利体系和非正式福利体系两部分组成，那么就应当从两个组成部分同时着手完善乡村福利体系。同时着手于“正式福利体系”和“非正式福利体系”的完善，不仅达到部分优化的效果，也能产生相互促进的作用。整体上的推进才能使得乡村社会福利体系为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好的物质与精神保障。但是非正式福利体系的弱化是客观社会环境使然，要使其不断完善不断发挥其保障作用较难。非正式福利体系的构建过程较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因而认为，乡村福利体系的完善应当以正式福利体系为主，也要重视利用非正式福利体系中的乡村互助传统资源。
3新乡村福利体系的建设
在已有研究中，学者大多从统筹城乡福利事业管理、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督机制、建立有效的农民利益表达途径、有效发挥各主体协同作用等方面提出完善农村福利体系的策略建议，几乎都是从正式福利体系为着眼点，很少关注非正式体系的完善或将二者相结合。本文则分析在乡村福利体系建设中如何利用乡村互助传统资源使得正式福利体系更好地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保障。
一弥补正式福利体系的不足。整体而言，正式福利体系侧重物质保障，非物质的福利服务供给相对缺乏。政府为农民提供适宜社会保障水平的能力还不够强大，应当重构社会保障责任分担机制，强化个人、家庭及村落的养老、医疗风险防范等社会保障意识，发挥民间互助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乡村互助传统是乡村社会所特有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产物，与乡村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相契合，能够立足农民实际需求从细微之处弥补正式福利体系的不足，进一步提升乡村福利体系的保障能力。例如，乡村互助养老在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的功能发挥可填补正式养老福利体系的空白，提高农村老年人福利水平，使得整个乡村养老事业更加全面与立体。
二稳定乡村社会关系。乡村互助依赖于特定的地方传统，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传统中的人情规范使得村民在特定的社会关系范围内展开具有互惠性、伦理性及社会交换性的互助。乡村互助过程中互济原则是社会保障赖以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化解乡村人际关系紧张的重要突破点。随着国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逐步推进，农民的国家福利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漠不关心要求平均共享。许多不符合标准的家庭凭借“关系”获得了“低保”名额，部分经济条件确实困难的家庭却未获得低保，村民间的人际关系因此变得紧张。以互惠、互信为特征的乡村互助在没有完善的正式福利体系的乡村尚能发挥稳定家庭、稳定乡村社会的功能，因而大力弘扬互惠的传统互助文化能重新建构起村民对群体的认同感、村民间的相会依存感。由此，引导村民的福利意识的正确转变，逐步消除社会福利不公的现象，缓解并化解村民因福利不均而导致的关系紧张，以更好地发挥正式福利体系的社会保障作用。
三促进经济的发展。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规划及实施主体是当地政府，而基层乡政府的经济能力往往难以全力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最终导致农村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的严重缺乏。既然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是导致农村公共服务匮乏的重要原因，那么开拓筹资渠道是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济，改善自身的经济条件，自然当地政府有经济能力增加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乡村非正式福利体系的保障水平，也能为正式福利体系保障功能的发挥提供良好的民间基础。
4总结
长期以来，乡村互助从经济、情感、社会支持等方方面面保障着村民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随着国家不断构建正式福利体系的步伐，乡村非正式福利体系的保障功能不应当被忽视，而应当统一于乡村福利体系，凭借自身生发于乡村传统文化的优势，辅助正式福利体系保障功能的更好发挥。正式与非正式福利体系的不断完善与相互促进是乡村福利体系不断完善的必要阶段，也是其跨越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lh/live/20170308a/index.htm，201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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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论文作者:缪玲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8年第11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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