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这个时代在空间上属全球化第三阶段——组织化资本主义走向终结，在时间上为后现代与“走出后现代”之过渡时期。在这样一种历史状况之中，马克思主义在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各个领域中遭到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无论对于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其文化逻辑之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仍作为不可替代的社会批判的思想武器并在文化上发挥其阐释的优势，有效地解决历史提出的许多新问题，如资本主义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知识经济、文化资本问题以及全球化语境下差异政治和身份认同问题等等。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回到马克思”的声音不绝于耳，特别是近年世界金融海危机导致西方知识界许多人重新阅读研究《资本论》。置此语境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当前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有待应对的问题。
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体系及基础理论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及基础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相互有关的问题：体系化的思想；体系化的文本：系统化的基础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其奠基者那里散见于一些哲学、政治经济学论著以及许多书信之中，但文本不成系统并不意味马克思主义在文艺学上没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体系化的思想体现于一系列经典文本。拒绝“为艺术而艺术”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其他学科有着开放性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文艺学留下的丰厚思想资源有着整套独特的学术概念和范畴，一以贯之，其思想体系的内在的完整性和自洽性远远胜于某些拼凑起来的文艺理论学派。然而，其非系统性的文本却给留下了许多阐释空白与探讨空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生之年，体系化的思想没有被系统地整理，这便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础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众所周知，这个工作早期有弗尼契的《文学原理》，后来季莫维耶夫和达毕柯夫的《文学原理》等陆续问世。1942年我国蔡仪的《新艺术论》由于战争没有得到推广，后来王任叔的《文学论稿》（1954年）等相继出台，带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门“显学”的建设与发展。这些基础理论著作通过教学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传播、推广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当然，它们也不同程度存在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等等方面的问题。
我国上一世纪60年代以来高等院校中文系统一采用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这个教材在改革开放后遭到非议，渐渐淡出。新时期以来，在“文艺观念更新”的浪潮下，许多新的文学理论教本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未有重大的突破，致使学界愈来愈不满足数量之巨大，抱怨“同一水准上的重复”，编写疲劳与教学厌倦复叠在后现代“形而上学终结”和反本质主义语境下，某些论者以对“前苏联模式”再清算姿态掀起了“文学理论死了”、“元理论的终结”之话语热潮。
近年我国在官方主持和组织下又以巨资和强大专家阵容启动集体编写新教本的联合行动。这项工程至此尚未结束，我们期盼它在文艺学上能够有所创新性突破。遗憾的是，主要执笔者在讨论过程中间发生的激烈争论已经公开并扩大。在文学作为“意识形态(Bewutβsein)”还是“意识形态的形式(Bewutβseinform)”问题上，分歧双方在近一两年内发表论战文章十多篇，①言词激烈程度令人咋舌。
意识形态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至关重要，在国内外都是个老话题，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阿尔都塞学派的哲学和文学理论、杰姆逊的文化阐释还有伊格尔顿专门关于文学理论的《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年初版，2006年再版）在这方面卓有影响。我国上一世纪80-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意识形态的论著颇丰，争议几经起伏，一些论者曾将原著中德文有关段落悉加摘录，逐句辨析，使这个问题的研究得到深化②。意识形态与意识形式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中均有出处，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并不排斥文学也可以作为其他各种附加语限定（“诗意的语言”等等）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关键在于Bewutβsein与后缀form，表明意识形态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可以是具象的形式也可以是抽象的形式。
对“审美意识形态”当然可以讨论，不过学术争论无论如何激烈仍然属于一种“对话”，将之上升到“伪概念”“反历史唯物主义”似乎带有“降妖伏魔”的味道。原发争论上激烈的情绪化淡化了本来不浓的学术含量，而且从论战扩展的某种阵势使人感到“门派”味道甚浓，有人估计以师生“团队”投入争论的文章“已近百篇”。争论的双方在文学的审美本性和社会历史本性上并没有多少实质性分歧，而由此演化出一场硝烟弥漫的阵地战却暴露出学术界某种深层重症。有人指出：“一方面包含着由学术观点、学术差异而引起的因素，但其深层潜藏着文化资本的角逐和话语权力的争夺”③。“学术含金量”与“情绪激烈度”之反差昭示出学术理论泡沫化程度。这不能不使人深深焦虑：“穿旧鞋”能不能走出“新路”，在话语权力与知识资本干预下大一统的编写方式和定义求证式的思维方式能否免除思想贫困和理论失血？
上一世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些区域取得政权后普遍带来权力化之损害和危机。“赢家逻辑”使官方诠释的教义带有话语统治的普遍主义特征。马克思主义蜕化为一种维护和巩固现有秩序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意识形态统治，并成为教条而僵化，失去其作批判的思想武器的战斗性和生命力。因此，应该“终结”的不是与批评同在的文学理论。也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统一教科书的编著因为难出新意而在一个时期势头锐减，然而，如果文学没有死亡，人类超越日常生活的审美活动不会终止，作为“元理论”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本在面对新的文学现象之批评实践的发展中也就不会失去活力。
二 文学的本质论与文化研究问题
文学的本质问题是旧文艺理论教科书讨论的一个核心，当前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也与之有关。与“理论死了”相呼应新世纪以来我国文艺学美学界也有一种反对本质理论的强势话语，其起因于理论贫困化之危机，对教条僵化的思维方式有一定冲击作用，但它与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思潮以及反对“符合论”（真理是认识与本质的符合）汇合，形成一股反知识论一认识论的潮流。关于这些问题在哲学上，本人另文已有专论，④在这里澄清几个问题：本质主义与本质论是否一回事；“文学本身有没有本质”与“从定义出发，以定义为目的”是否不同的问题；科学主义的本质主义与对本质属性揭示是否有根本的区别。
与分析哲学强调的语义“真值”不同，马克思主义对事物本质的真理性认识论不归结为本质主义。揭示本质的定义既能不归结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表现为其终点，而是从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中探索带有本质规定的各种属性，从而把握它的运行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于从活生生的实际状况提出的问题出发，翻遍经典文本找不到“文学是什么”的简单字句不是其文艺理论的永世遗憾。不过，这决不意味文学没有自身的本质属性，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艺的论述无不渗透着对文学的本质属性问题的精辟洞见。文学的多级本质是随着文学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对它的认识也是随之改变的。文学的固有本质与这种本质的多级性与在发展中的变动性正是文学本身之自律与非自律性以及文学理论的学科性与学科间性历史地决定的。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是要求从经典文本中归纳出一个关于文学本质的定义指导创作和批评，而是从经典作家如何对待欧仁苏、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得到阐述和批评后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启迪。
从反对本质主义到反对本质论，并从反本质论到反对事物本身的本质，这是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思想路线。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在思想根源上都与分析哲学有关。分析哲学强调的“科学性”即“科学主义”，既以经验的实证的科学性宣告“形而上学无意义”（与解构主义之“理论终结”话语异曲同工），同时也否定一切形而上学所反映的“实在”，因此它不是立足于现实和历史的科学精神。而在美学和文学艺术上分析哲学则走上另一极端，认为艺术和美都是仅仅靠感觉或经验直觉把握的东西，没有本质，因而是不可定义的，只是“语言游戏—家族相似”问题。所以科学主义的本质主义与非理性的反本质主义本为同根，我们的文学理论却陷入其怪圈之中，或是抓住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字句演绎出某个定义，以此为纲来编写教材，指导教学，或是从对本质主义的批判走到反本质主义那里——拒绝对文学本质论的探讨到否定文学本质的存在，放弃文本到媒体文化那里找出路。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与后现代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不满有关，使得文学被取消了对象性的本质规定，在这样一种可谓从“后学科”到“后理论”状况之下解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起着总体性的影响，包括文艺学在内带有学科性元理论纷纷撤退后方，文化研究占领理论前沿。
科学的学科性一方面在人与对象世界的多样性关系中适应社会分工要求形成边界并随着科学的进步而成熟发展，另一方面学科又受研究对象的固定边界所戒规并制度化为欧洲中心与权威中心所垄断与限制，形成对边缘人群的阻隔。文化研究随着西方左翼思想运动起落，是对技术官僚所控制的学科性局限突破契机下勃兴的批判性学术潮流。马克思主义反黑格尔式体系的封闭决定着它的开放性，在学科性上它也不是学院式的戒规，不形成对思想自由的束缚。在同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实践结合之中，它以阐释向不同文本和不断涌现的社会思潮对话，也向不同的学科打开，主张各学科之间的互动，学术与非学术（社会实践）之间互动，有着学科间性与学术间性的特点，在文学理论上有着更广泛的学科间互动，主张文学之内部规律（语言—结构—形式）与外部规律（社会—历史）两者不可割裂的联系相一致。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性上，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作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性的统一，以科学的实证精神重视学术史与调查材料的真实，并且在对文本原意的尊重，使用概念范围的确定、明晰和统一等方面并不拒绝学科规范；另一方面它从“人的本质对象化”出发，认为科学“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人的关系的］非人化”⑤，反对学院式“画地为牢”僵死的学科清规戒律对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的束缚。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没有被禁闭在学院式学科性和审美主义形式主义之内，它打破文本自律式语言封闭向社会历史和生活实践开放。文化研究之非学院化（学术间性）与学科上无边界性（学科间性）冲破“为学术而学术”的戒律，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也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批判精神以新的生长活力，因而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它打破国家权力话语以学科性对学院的控制，特别在里根—撒切尔保守主义时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批判性话语实践之空间，体现对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消费主义—“物化”的批判，及对边缘群体话语权的维护等方面功不可没。然而，在差异政治和文化身份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经济基础理论也受到其挑战，以生产关系决定的剥削与被剥削之矛盾性社会结构被“中心”与“边缘”冲突所代替，在文化—意识形态—科学（真理／认知）之间的复杂关系上，文化带有对意识形态的遮蔽作用。正如杰姆逊指出的，文化研究中，“性别、种族与阶级之群体性关系中有着不可克服的障碍”，要想解决这些障碍，“我们必须再次回到马克思主义”⑥。当前人们热议所谓“后理论”的意义并非“后现代的理论”，而是 “后学”大师们相继过世，后现代结束之前理论寻找新出路的空缺状态，文化研究也因之风光不再，在完成消解中心化之使命后它给马克思主义在挑战中带来再生的机遇已在“回到马克思”与“走出后现代”中见出。
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界的许多争论无不与对经典著作文本的不同解读有关，这样一些争论说到底属于马克思文本阐释权问题。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权威性和生命力不在于权力意志强加的普适性，而在于其原典性文本在对现实状况的阐释有效性所发挥的精神力量⑦。
后现代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权威性阐释一方面为权力话语所垄断；在另一极端同时又被虚无主义所消解和颠覆。后结构主义使文本与作者思想脱离以消解其权威性。我国哲学界新近有人提出，因为“马克思留下来的全部文本”中被设定了一个“纯粹的马克思文本”，它的意义是不可达到的，所以要让马克思文本“永远沉默”⑧。这是以“重新理解马克思”名义剥夺马克思文本自身权威性以垄断其阐释权，我们在下面将看到其真正的用意。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和美学思想的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各学科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其实文艺理论就是其哲学在文学领域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各种歧义的根子也在于对其哲学性质的不同理解，比如一种把辩证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抛弃的论调是与在文艺理论上拒斥认识论和本质论紧密呼应的。
（一）新时期以来我国哲学界兴起一股强大的思潮，那就是以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批判为主要依据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成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实践哲学”，相应在美学界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提为“实践的本体论的人类学”⑨，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体系的性质和结构上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拆开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抛弃，进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人本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关于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上是一个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公案，对此本人另有专论。
（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同哲学思想体系下创建的，比如关于现实主义问题，他们都发表了一致的看法。然而，哲学界有人在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拆开的同时兴起了一股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制造对立的思潮。
正是那位叫马克思文本“沉默”的哲学教授在具体论述中把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歪曲成“直观的唯物主义”。这不仅批判了恩格斯也旁及马克思。难道马克思竟然一方面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同时却与“直观唯物主义”的恩格斯共同战斗，合作终生。这种“重新理解”究竟要把马克思置于何地呢⑩？难道不能由此看出其令马克思文本“沉默”的真正用意吗？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一方面忙于整理他的遗著，同时站在捍卫马克思的思想第一线，继续与错误思潮斗争，招来大量的攻击。这些攻击的重要策略之一便是在他与马克思的哲学之间制造对立。1883年，正是马克思逝世那年，恩格斯正忙于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手稿，4月28日，恩格斯给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就写道：“1844年以来，关于凶恶的恩格斯诱骗善良的马克思的小品文，多得不胜枚举。”(11)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制造对立的目的正在于把辩证唯物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中甩掉，通过把马克思哲学的人本主义化和实践本体论化，以主观意志决定的“实践”成为取消和代替世界物质和社会客观存在的本体，最终使之彻底唯心主义化。这就是让马克思文本沉默的“重新理解”的真正用意。
（三）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实践哲学”之人本主义化和实践本体论化的要害是把“实践”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然而，实践观念不仅存在于唯物主义认识论之中，也存在于其他哲学中，如黑格尔的精神实践以及中国古代哲学范畴“行”，等等。而在马克思主义之前任何哲学所没有提出过的，由生产关系的总和形成的经济结构，及其与上层建筑的结构性关系才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至于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的实践只能理解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社会环境的改变是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革命或改革所完成的。这里可以见出，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实践从认识论范畴向历史观的推移和扩展。
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是认识论，即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建立在基础之上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然而，从现代到后现代贯穿着从主体性张扬到主体性消失两种相反的极端对“二元对立”辩证法之颠覆，影响到文学上是以本体论取消认识论。本体论为存在论之汉文别译，希腊字“本体”就是存在。存在从来不是孤立的范畴，人在自然界是从自我意识起始的生命本体，在历史是群体意识的社会本体。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就成为飘浮在空中的断线风筝，任何一只牵动它手的都可将之占为己有，从而以强势话语垄断阐释权。辩证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抛弃导致文学本体论、生产论、价值论与作为基础的认识论之分裂。包括文学的人以自我价值实现为目的之创造性实践体现的生命的精神本体、情感本体与人作为认识主体对世界的真理性认识是整合的，正是在物质实践中人对宇宙和社会的认识涵盖并在精神生产中创造着美的形式使存在富于诗意而更有价值；正是通过拒绝物化的解放实践对真善美统一性的无止境的追求才有物质与精神生产所创造的价值，人乃成为有意义的生命本体（诗性存在）。而从尼采的“把人做成一件艺术晶”到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以“人的诗意栖息”“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等命题将之割裂开来，某种文学本体论却把文学艺术的精神生产说成是脱离认识及对象世界孤立的“实践—生产—创造—价值”之生命本能活动。
四 普遍价值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他者话语
后现代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在政治道德价值观念上是以相对主义与普遍主义对峙。在文学价值论上以有无普遍批评标准提出问题，由此衍生出两种倾向，一是理论上以抵制道德说教所支持的“去道德化”写作，另一极端是认为文学审美性必以道德为中介。这个问题的分歧有着更深远的思想史根源并与全球化时代的差异政治及文化冲突紧密相关，当前国内在政治上展开为对普世价值的激辩。人类社会价值的普遍性根据在于作为核心价值体系真善美的客观性。真理的客观性在于它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的表象不以任何个人、群体和主体为转移，因此对有普遍价值，善与美也有同样的客观性。然而不同于普遍主义，价值的普遍性不是绝对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处于客观地变化之中。恩格斯曾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为可能。”(12)马克思主义并不笼统地否定“真正人的道德”，但反对给予这种普遍价值以超历史的抽象意义。对于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没有适应于所有阶级和一切人的普世价值，然而从历史总体发展的线性规律来看，人类始终在为整体共享的普世价值的实现而奋斗。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信奉的“抽象的人的本质”和关于“爱”的说教以及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以美文学宣扬的人道主义之斗争是从当时哲学思想和政治斗争的形势出发的，而他们高度赞扬巴尔扎克，正是由于人道主义世界观克服了他政治上的保皇党立场在文学上达到“伟大现实主义”。所以，人道主义问题一方面作为政治道德理想范畴之善在文学创造现象的表现和作用与哲学抽象及政治口号应有所区别，更重要的是必须切合当时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以及政治思想斗争的具体情况分析其批判性与虚幻性两个侧面的作用。
阶级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现象，人类普遍价值体系的分裂也是伴随着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发生的，某些在历史总体上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普遍价值，因人的类本质破裂而不可能全面实现而被“非普遍化”，它们的抽象的普遍性总是被强势话语以手段与目的之错位在其反义上加以利用。因此马克思主义从不笼统地对待任何抽象价值范畴，而是立足于历史的具体际遇分析它们差异政治下的总体性与具体性的关系。关键在于分辨，如平等、正义、公正、民主、自由、以人为本、和谐等普遍价值，在怎样的情境下这些口号成为欺骗，怎样的转机又使之顺应历史前进的步伐，并通过为普遍价值的局部实现的斗争接近解放之终极目标。
进行此种分析的当前的历史情境是：（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崩解；（二）前社会主义阵营对斯大林和毛泽东错误的认识，以及由此引起苏东体系的崩解和市场经济转型；（三）世界性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矛盾冲突的格局变化，以上各种情况必然引起理论思潮的新动向。
上一世纪末，福山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最进步的社会制度，历史应以此划上句号。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也认为，新自由主义为“迄于今日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意识形态”(13)。当然他们的价值态度相反。美国文化批评家约翰·罗指出，21世纪文化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在更大范围内团结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力量”，这种“团结”的基础在于“改变教育政策，重新肯定弱势经济和弱势文化的需要和权利”(14)。弗·杰姆逊在冷战后对未来文化乌托邦的期待中提出了“倒退到福利国家”的权宜策略，并认为，在当前世界状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与自由主义者一道捍卫大政府”(15)。所谓“大政府”实际上就是限制市场以保障福利的民主宪政体制。这一点恰恰与以政治自由主义构想美学乌托邦的罗蒂一致。
显然，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在冷战前后发生着由对抗到对话与结盟之微妙变化。与前面谈到那种“实践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化和实践本体论化不同，这种变化不是失去自身的妥协，而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开放性对历史发展的积极顺应。另一方面，以政治道德哲学出现的自由主义更加强调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原则中“公平”性正义，更加向世界边缘弱势人群倾斜，而这种改变也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作用。与我国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张扬之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劫贫济富”的自由主义不同，如罗尔斯提出社会正义和公平应对个人主义加以限制，一个合理的社会不应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另一方面，他特别指出，这一理念是19、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及其领导下的运动“对自由主义宪政民主进行社会主义批判的焦点”。罗蒂在其晚年赞扬自己曾竭力攻击过的美国左翼对社会进步之“非凡的成就”(16)，并得出“不读马克思是一个错误”的结论(17)。自由主义从以个人自我为中心张扬弱肉强食的竞争维持的私有剥削制转变为强调物质财富的分配要照顾社会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群(18)。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统治意识形态的这种转变与晚期资本主义在冷战后在生产关系上的某些调整相呼应，马克思曾说过，资本主义“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19)，还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0)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某些有关重大对策雄辩地证明了这一天才的预见，因而在世界掀起了新一轮的马克思主义复兴，并预示着进一步对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的改革前景。
在这种新格局下与他者对话，只要坚守马克思文本的权威性与阐释有效性，坚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不会在多元文化中失去自身，新的发展是可以期待的。
注释：
①参见：(1)钱中文：《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考论”的考论》，《文艺研究》，2007(2)；(2)董学文：《文学本质界定与唯物史观》，《文艺研究》，2007(6)。
②参见：(1)毛星：《意识形态》，《文学评论》1986(5);(2)毛崇杰：《也谈意识形态》，《文艺理论与批评》1988(6)。
③邢建昌 徐剑：《关于文学意识形态“论争的梳理和反思”》、《燕赵学术》2008年版，春之卷。
④参见笔者《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6)。
⑤《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⑥弗·杰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427-430、436页。
⑦参见笔者《后马克思文本的权威性与阐释有效性》，《文艺研究》2000(4)。
⑧(19)(20)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⑨李泽厚：《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8-57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39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4页。
(13)佩里·安德森：《向右的时代向左的人》，《读书》2005(6)。
(14)约翰·罗等：《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文艺研究》2001(1)。
(15)杰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俞可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16)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黄宗英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9页。
(17)罗蒂：《一个幽灵笼罩着知识分子：德里达论马克思》，自孙伟平编：《罗蒂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66页。
(18)Rawls,John,Political Liber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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