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统建构与文论之争术——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桐城论文,章学诚论文,文论论文,古文论文,之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乾嘉时期，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如日中天，主张以章句训诂考据以求道，章学诚和姚鼐则一以史学为主、一以文学为主相抗衡。戴震经学不重文，章学诚虽然以史为主，提出六经皆史的主张，但其《文史通义》通论文史，对文亦颇重视。姚鼐虽然也重视义理和史学考据，但其主要是文章家，所以在重视文辞上，章姚二人有共同点。“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① 章学诚生当桐城派兴盛之际，其以史统文的学术取向遂与桐城派在古文理论上产生了争论。他在《古文十弊》中说：“余论古文辞义例，自与知好诸君书，凡数十通；笔为论著，又有《文德》、《文理》、《质性》、《黠陋》、《俗嫌》、《俗忌》诸篇，亦详哉其言之矣。然多论古人，鲜及近世。兹见近日作者，所有言论与其撰著，颇有不安于心，因取最浅近者，条为十通，思与同志诸君相为讲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复述，览者可互见焉。”② 可见对古文问题章学诚也非常重视。对于姚鼐建立桐城派文统，以及章学诚重树浙东史学的学统以与戴震的汉学训诂相抗衡，学界多有论述，③ 但对于章学诚、姚鼐在古文领域所隐含的学术争鸣及其意义，学界尚未抉微阐幽。鉴于桐城派文论学者论述已多，本文着重阐述章学诚的古文理论，从学统与文统，学与文，义法与清真等方面比较章学诚与桐城派尤其是与姚鼐古文理论之异同。④
一、学统与文统
重视统绪是古代士人论学的一个传统。清人虽然延续以往的话头，也讲道统，但在学术贵综合的背景下，则多讲学统，因为学统可以包涵道统、史统、文统等方面。桐城派合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于一身，这是他们的学统。桐城派创始人方苞自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⑤ 以程朱上接孔孟之道统，以韩愈上接《左传》、《史记》以达于五经。⑥ 到姚鼐则正式打出桐城派的旗帜，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⑦ 的赞语，以古文正统自居。又辑《古文辞类纂》，于唐宋八大家之后，明录归有光，清录方苞、刘大櫆，以表明文统传绪所在。由此可见，桐城派文统是由归有光通往唐宋八大家，并进一步与秦汉古文传统相衔接，从而以唐宋派为主，并调和与秦汉派之争，以桐城古文为中国古代正统派古文的嫡传正宗。这种统派意识，就很容易诱发学术争论。
章学诚晚年作《浙东学术》，将自己的学术归于清初黄宗羲，建立了浙东史学的学统。其实黄宗羲本人学统意识也比较强。在《孟子师说》卷七中针对前人的道统论，他说：“尧舜其元也，汤其亨也，文王其利也，孔孟其贞也，若以后贤论，周程其元也，朱陆其亨也，姚江（王阳明）其利也，蕺山（刘宗周）其贞也，孰为贞下之元乎？”⑧ 元亨利贞，贞下启元者为谁？黄宗羲显然以刘宗周之学的继任者自居。黄宗羲论文则主张学统与文统的合一：“夫考亭（朱熹）、象山（陆九渊）、伯恭（吕祖谦）、鹤山（魏了翁）、西山（真德秀）、勉斋（黄斡）、鲁斋（王柏）、仁山（金履祥）、静修（刘因）、草庐（吴澄），非所谓承学统者耶？以文而论之，则皆有史汉之精神，包举其内。其他欧（阳修）、苏（苏洵、苏轼、苏辙）以下，王介甫（王安石）、刘贡父（刘攽）之经义，陈同甫（陈亮）之事功，陈君举（陈傅良）、唐说斋（唐仲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毕举，皆学海之川流也。其所谓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途（柳开）、穆伯修（穆修）、苏子美（苏舜钦）、尹师鲁（尹洙）、石守道（石介）渊源最远，非泛然成家者也。苏门之盛，凌厉见于笔墨者，皆经术之波澜也。晚宋二派，江左为叶水心（叶适），江右为刘须溪（刘辰翁）。宗叶者，以秀峻为揣摩；宗刘者，以清梗为句读；莫非微言大义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则姚牧庵（姚燧）、虞道园（虞集），盖得乎江、汉之传；南则黄潘卿、柳道传（柳贯）、吴礼部（吴澄），盖出伦华之窟。由此而言，则承学统者，未有不善于文，彼文之行远者，未有不本于学，明矣。”⑨ 概论宋元儒者与古文家，强调文以学为本，文统是学统的继续，学统是文统的根本所在。黄氏之学已经开始由以理学为主、兼及史学、文学到以史学为主的变化，所以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世推顾亭林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⑩
由此可见，章学诚自认是黄氏所开创的浙东学术后继者，且凝练浙东之学的特点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11)以史为主，贯通文史，并以文史明道。他明确地说：“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12) 需要明确的是，章学诚之史学是泛史学，传统所分别的经史子集在章学诚看来都是史籍。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章实斋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也等于章实斋讲文学，他也并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来讲文学，而是站在一个更大的学术立场来讲文学。这是实斋之眼光卓特处。”(13) 通过这样的学术视野，章学诚认为古文的传统应是史学的传统。他说：“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左丘明古文之祖也，司马因之而极其变；班、陈以降，真古文辞之大宗。”以叙事为主的史文为古文之本。针对大家津津乐道的苏轼“韩子文起八代之衰”的论断，他则认为“古文失传亦始韩子。盖韩子之学宗经而不宗史，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又韩子之所未喻也。”对于另一个关键人物欧阳修以及唐宋八大家，他也是这样的看法：“近世文宗八家以为正轨，而八家莫不步趋韩子，虽欧阳手修《唐书》与《五代史》，其实不脱学究《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而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则概未有闻也。八家且然，况他人远不八家若乎？”(14) 此观点又见于《上朱大司马论文》：“古人著述必以史学为归，盖文辞以叙事为难。……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马曰好学深思，必知其意，班日纬六经缀道纲，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而昌黎之于史学实无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辞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之遗法也。……然则推《春秋》比事属辞之教虽谓古文由昌黎而衰，未为不可。”(15) 认为桐城派推崇的唐宋古文传承中的关键人物韩愈不懂史学，欧阳修虽然修过《新唐书》与《五代史》，但对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也未明真谛，也就不明白古文真传统。由此对于桐城派的文统也不能认同。
二、学与文
重视学问是清代各家各派的共同特点。桐城派至姚鼐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结合的主张：“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16) 认为文章亦学问之一途，将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合而为一，从而为自己争地位，尤其是以此与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相抗撷。姚鼐说：“天下之学，必有所宗。论孔、孟之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使后贤果能笃信，遵而守之，为无病也。”(17) 在《复简斋书》中姚鼐甚至称程、朱为“父师”。认为“自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审求文辞往复之情，亦更为曲当，非如古儒者之拙滞而不协于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是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向慕。”(18) 自孔、孟之道诞生以来，历代有解经、说经者，唯有宋儒是“真儒”，只有他们才得“圣人之旨”。可见，桐城派所重视的学还是以程朱义理为核心，桐城古文家之道仍然是宋儒的伦理学上的道，其文学观则是宋儒的文以明道说：“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惟风俗以诏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达其辞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19) 把宋儒的义理置于考证、文章之上。实际上从桐城派始祖方苞所谓“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20) 可以看出，其学问显然根植于宋学。
对于桐城派借以自重的道统，章学诚虽未直接否定，但通过对道的重新探讨，也间接抽取了其基石。章学诚之道不是道学家之所谓道，他认为“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21) 道不离器，道不可空言，要即器以明道，就是从史中探讨人类社会的道。因此，“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22) 汉学家通过训诂从六经求道，则不能得道之全体；宋儒空言义理，不能即器以明道，则其道有陷于空谈之危险。桐城派古文家仍蹈宋儒覆辙，死守六籍以言道，所为古文乃高头讲章，难切世用。在文道关系上，他也不再纠缠于孰本孰末、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从史的根本上认为文不可少，“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23) 在史之义、事、文三者中，史文不可缺。但文并不具有独立意义，乃史之具也：“文，虚器也；道，实指也。文欲其工，犹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御寇，亦可以为寇，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24) 所以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云云，亦非根本。可见，章学诚并不简单否定文辞，但也反对空文。宋代道学家重道轻文，朱熹认为道本文末。古文家则从文以明道的角度肯定文的独立价值。章学诚对重道轻文的宋儒，对溺于文辞的古文家都从这个根本观点上做了批评：“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迁、固之史，董、韩之文，庶几哉有所不得已于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辞，其人不足道已。即为高论者，以谓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25)
因此，欲求道之全体，考订、义理、文辞三者缺一不可：“其稍通方者，则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其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纷纷，出奴入主，正坐此也。”(26) 都是道中之一事。在三者并重这一点上与姚鼐的观点近似。《与朱少白论文》中再说明其义云：“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显，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有偏废也。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27) 这样讲，义理、考据、词章都是道中之一事，同时也即是学中之一事。但桐城派将辞章之学单列出来，实际上是不明白文以学为本的真谛，有“以文为学”的嫌疑，是颠倒本末之论。或者说，从章学诚的观点推开，则桐城文派可以说是有文无学，其文是溺于文辞的空文。因为章学诚认为：“夫文非学不立，学非文不行，二者相须若左右手。”(28) 但“文之与学，非二事也。……学立而文以生……是文者，因学而不得已焉者也。是则古人学征于文，而后人即文为学，其意已大谬矣。”(29) 强调以学为文，因此，章学诚所重视的是著述之文，对所谓文人之文则相对轻视。《答问》篇云：“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譬如庙堂行礼，必用锦绅玉佩，彼行礼者不问绅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锦工玉工未尝习礼，惟藉制锦攻玉以称功，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则人皆以为窃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见解而讥著述之文辞，如以锦工玉工议庙堂之礼典也。”(30) 桐城之文显然是章氏所轻视的文人之文。
三、义法与清真
为学为道不同，在文法上也会不同，章学诚对桐城文法多有批评。前引《古文十弊》就明确点明了这一点。桐城重文法，奉归有光用五色圈点评点《史记》的方法为文学创作的“文法”、“范例”。后世奉为“古文秘传”，并把它比作“五祖传灯，灵素受篆”。章学诚认为归有光评点《史记》，用“五色标识，名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谓意度波澜，若者谓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其“得力于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于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31) 这就是说这种评点未能做到文学创作的最基本的要求：言之有物，中有所得。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其中无物”，“不免浮滑”，只重现形式上的机械摹仿，而且“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认为古文家之所谓法不合于文理。“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悲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婚宴尔之人，必不信矣。”(32)
章学诚古文写作重文理，并总结其观点为“清真”。《与劭二云》：“仆持文律，不外清真二字。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33) 又说：“余论文之要，必以清真为主。真则不求于文，求于为文之旨，所谓言之有物，非苟为文是也。清则主于文之气体，所谓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一例之言，不可有所夹杂是也。”(34)“论文以清真为训。清之为言不杂也，真之为言实有所得而著于言也；清则就文而论，真则未论文而先言学问也。”(35) 综合章学诚对于“清”、“真”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清”是就文章的体制风格而言，也就是义例；“真”是就文章的思想内容而言，也就是文理。“气不杂”是说体例的纯洁，“理无支”是指内容不支离破碎。
可见清真之论与方苞义法说相类，盖“望溪所谓义法，可看作两个分立的单词，也可看作一个连缀的骈词。由分立的单词言，则义是义，而法是法；义法之说，即所以谋道与文的融合。由连缀的骈词言，则义法又是学古之途径，只成为学文方式而已。”“义者期其文之思想之不背于理，即以程朱为祈向者是；法者期其文之形式之不越于度，即以韩欧为宗主者是。”(36) 方氏自道其义法论是：“《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37) 姚鼐论文不再标榜义法之说，而是讲意与气。意近于义，气近于法。其《答翁学士书》云：“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态，采色之华。故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38) 因此，他虽不标义法之名，却仍合义法之实。
章学诚论清真也涉及气的问题：“至于古文之要，不外清真。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理附气而辞以达之，辞不洁而气先受其病矣。辞何至于不洁？盖文各有体，六经亦莫不然。故《诗》语不可以入书，《易》言不可以附《礼》。虽以圣人之言，措非其所，即不洁矣。辞不洁则气不清矣。后世之文，则辞赋绮言，不可以入纪传，而受此弊者，乃纷纷未有已也。”(39) 文气清则文辞洁、文理畅。章学诚又提出文情的概念：“文生于情，情又生于文，气动志而志动气也。……文以气行，亦以情至。人之于文，往往理明事白，于为文之初指，亦若可无憾矣。而人见之者，以谓其理其事不过如是，虽不为文可也。此非事理本无可取，亦非作者之文不如其事其理，文之情未至也。今人误解辞达之旨者，以谓文取理明事白，其他又何求焉？不知文情未至，即其理其事之情亦未至也。譬之为调笑者，同述一言而闻者索然，或同述一言而闻者笑不能止，得其情也。……夫文生于情，而文又能生情，以谓文人多事乎？不知使人由情而恍然于其事其理，则辞之于事理，必如是而始可称为达矣。”(40) 这是从叙事说理的角度来论述的文章写作要达到的境界，对辞达说做出了新的解释，其实也体现了史家文章书写的美学原则。
当然，章学诚为文强调以学为本，是基于其史学立场，重视的是言之有物，即器明道，不为空言，亦不离事离文而空言法。桐城派究竟是一个文派，他们更重视文法之求，也重视文章的审美价值。因此方苞的文章追求雅洁的风格，刘大櫆论文重神气，突出了文章自身的审美属性，姚鼐则从阴阳角度论文章的阳刚与阴柔之美。姚鼐于其所编选之《古文辞类纂》的序目中又提出：“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41) 进一步探讨了文章创作的各种因素及其规律，也重视古文的审美特性，这也是史家之文与文人之文的不同。章学诚本于史学的立场在古文写作的态度上提出文德说，主张临文须敬，有其合理性。而桐城派基于其道学立场为文也拘谨，从文学的审美角度则不能不是一个局限，这也是桐城古文审美性不够充沛的原因之一。在这点上，二者都体现出某种局限。
古文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一大门类，在现代审美主义视野中，却难以明确界定其质性，用“杂文学”来称呼它似乎比笼统指称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更合适。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的状况，正是由于古文应用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史家叙事用文，经学诸子讲理用文，辞章之家状物抒情也可以用文。较之诗歌的以抒情状物为主的审美特性，古文的文学性似乎不够“纯”。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性，我们在研究古文时就不能将眼光仅仅注视于所谓古文家，要跳出“文必秦汉”与文宗“唐宋八大家”的狭小范围，而将目光也注目于经史之文。章学诚作为中国史学的殿军和史家论文的集大成者，以史学为本建立文统，桐城派则以韩欧古文为主、统合程朱义理而树立桐城古文的正统地位，是中国正统派古文理论的集大成者。章学诚生当桐城派兴盛之际，将他与桐城派文论加以比较，可以加深我们对古文的理解。其立足大史学观的古文理论以及对桐城文论的批评，也有助于开拓古文写作的广阔境界。
注释：
①(36)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316页。
②⑩(11)(21)(22)(23)(24)(25)(31)(32)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04、523、523、120、139、219、185、139、286、288页。
③ 如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对章学诚建立新的史统以与戴震经学抗衡的详细分析。王达敏《姚鼐典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对姚鼐建立桐城文统以与戴震的新安经学分庭抗礼的论述。
④ 从总体来说，姚鼐似乎没有对章学诚的学术观点提出明显的批判，而且还因二人当时俱处于学术的边缘地位而引为同盟，但由于章氏的宏大学术取向使得他不能不对古文发表意见。虽大部分未直接针对桐城之前的古文辞领域，但由于桐城古文是对此前古文传统的综合，所以间接意义上就是对桐城文派的批评。同时，章学诚对当下文坛的批评也不能不涉及桐城派。
⑤ 王兆符：《望溪文集序》，《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06页。
⑥ 见方苞《古文约选序例》中对古文源流的论述。贾文昭编著《桐城派文论选》，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9页。
⑦ 《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周中明选注《姚鼐文选》，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⑧ 《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册第166页。
⑨ 《沈昭子耿岩草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59页。
(12)(14)(15)(26)(27)(28)(29)(30)(33)(39)(40) 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21、693、767、717、769、714、529、324、666、613、355页。
(13) 《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53页。
(16)(17)(18)(19)(38)(41) 周中明选注：《姚鼐文选》，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373、137、123、7、111页。
(20) 《古文约选序例》，《桐城派文论选》，第49页。
(34)(35) 《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369页。
(37) 《又书货殖传后》，《桐城派文论选》，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