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史》的历史地理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灵论文,历史论文,地理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1年1月，被张承志看做自己“文学最高峰”的长篇小说《心灵史》在花城出版社出版①。然而，这部影响巨大却因卷入人文精神纷争而遭压制的重要作品，后来被沉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中国当代文学史框架因诸多重要作家的涌现而构建，也会因社会思潮的强行介入而改变作家本身的重要性，这在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曾频繁出现过。正因如此，张承志现象所裹挟的历史多层性，才应在后来的文学史整理中被重视。
本篇论文所遭遇的就是这个多层而复杂的历史框架，我们对这个历史框架的张望即构成了它的纵深感，那里面有张承志数十年的“前世与今生”。张承志原籍山东济南，回民，1948年秋生于北京，清华附中毕业。1968年到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放牧，后当小学教师。1972年被推荐工农兵学员入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就职中国历史博物馆后被派到新疆阿勒泰和吐鲁番考古，前后有10年之久。1978至1981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毕业后留民族所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1984年冬到甘肃西海固考察，后来多年深入甘宁青回民村落，思想发生转变②。他叙述个人的历史踪迹是，“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放牧黑山羊，在天山两麓探查美丽风景，在干旱贫瘠的回民区访师寻友追求真知”③。又补充说：“二十余年来，我或者以一骑牧人之身，或者以一名考古队员之职，一直在中国大陆北方彷徨。”④花城出版社推出的《张承志自选集》三卷本“草原”、“秘境”、“求知”的书名，更明确地指认了作家自述的30多年生活和创作历程的轨迹。本文无关当年争论，因为我在阅读材料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这份隐藏在这部小说里的“历史地理图”。我感兴趣的是，这份关乎作家创作和思想的图标与《心灵史》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能否从这些山川地貌中推测出地质有意味的地形？
一 内蒙插队
张承志在多种场合声称《心灵史》是为“穷人的宗教”写的书，不知他是否意识到，这种思想的苗头在他内蒙插队时期就出现了。
1968年夏天，当我和两个同班同学扒车插队，混迹在正式被批准的知识青年队伍里，翻越了张家口大境门一线的长城，紧紧抓牢解放牌卡车的木拦板，奔向苍苍茫茫的蒙古大草原——的时候，我们嘴里哼的是清华老团的《井冈山的道路》，是还没改词的《长征组歌》，和被大小三军宣传队唱红的、谱曲不同的两套《毛主席诗词》。在那条剧烈颠簸的，蜿蜿蜒蜒通向大草原的路上，我们没有发觉：自己唱着的歌，和自己将要迎接的生活，其实各自属于极其相异的文化。⑤张承志出身于北京普通回民家庭，后通过读书写作跻身于学者和作家行列，但他的思想观念是偏向穷人的。与不少知青嘴上说“插队农村干一辈子”，心里却想着随时离开那个地方有所不同，他好像还喜欢上了乌珠穆沁和当地的牧民。“最初的蒙语学习，最初的对异质文化的接触和喜爱，居然就在简直可以说是最不自然的方式中，自然而然地开始了”⑥。在《音乐履历》一文中，他啰嗦重复地写到了如何学习蒙语发音，学蒙古长调《乃林·呼和》、《独龙章》、《黑骏马》的过程。插队4年的生活中，他渐渐理解了当地人对于马与歌、人与马的感情。他还结识了额吉、艾洛华哥一家，与这个家庭建立了终生友谊。额吉去世后，他长途奔丧，写出了饱含深情的《二十八年的额吉》。他著名的中篇小说《黑骏马》，也是以这位蒙古妈妈为人物原型的。因为自己的出身，以及对穷牧民额吉一家强烈的认同感，张承志在插队时期就对社会权贵充满了敌对情绪，人们不觉得他的愤愤不平是毫无缘由的：
插队到了第二个年头，猛地一个穷字，跳进了我们大家中间。当然不仅当时，其实直到最后离开草原我们都没有提到这个字——但是，它牢牢攫着我们的褴褛袍子，从来没有松开过一瞬。
我还是探亲在北京，或者是在山西陕北的窑洞里，才知道居然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另一种插队——沙龙和沙发，钢琴和西餐，关押的爹妈和开放的女友，一月月邮局的汇款和一天天山沟的日子。
那时候我压着心底的惊愕。有一瞬间我突然感到汗乌拉队的知识青年们的亲切。我们队的伙伴里没有那样的公子小姐。我们的家境大都贫寒。阶级属知识青年的每一年，户籍在内蒙草原的每一天，我们都是把劳累换成工分，被蓄到年底再平均成日值——用自己挣来的一分一元，迎接了它们，养活了自己的。
大概还是从插队的第二年开始，由于第一年分红后全队知识青年几乎都欠了债，大家对出工默默地看重了。⑦从跟北京地下诗歌沙龙关系密切的“食指圈子”、“白洋淀圈子”成员郭路生(父亲是部队师职军官。郭出生在大军南下的路上，故名“路生”)、何京颉(诗人何其芳女儿)、北岛(父亲是民进中央司局级干部)、多多(父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芒克(父亲是四野的高干)大多出身于高干和高知家庭，以及北岛和李陀编著《七十年代》中徐浩渊等人的叙述看⑧，读者已约略知道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全国知识青年群体中的“社会中上层”/“社会底层”、“富人”/“穷人”的阶层分化，还有张承志所说的“这一种插队”和“另一种插队”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张承志在插队途中唱红歌时没有认识到，后来才逐渐觉察的是，这红歌与他“将要迎接”、以及他在普通人家庭里所看到的生活状况，的确是“属于极其相异的文化”的。张承志在创作《心灵史》后宣布将与“智识阶级”分道扬镳的许多文章，是否证实了起源于内蒙草原插队、而后逐渐完整起来的思想脉络，就来自于这种阶层分化对他的深刻影响，可以再做仔细讨论。
对在北京的普通家庭长大的张承志来说，“穷”字真的是难以启口的，刻骨铭心的生存感受，使他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了乌珠穆沁草原汗乌拉生产队失学的牧民孩子们。他在《又是春天》里写道：
1970年春，我正在东乌珠穆沁茫茫无边的大草原上，衣衫褴褛地和一伙肮脏的孩子在一起迎送我们的生涯。那就是我们的汗乌拉小学。可悲的油印的“乡土教材”，每人一把炒米和一小块砖茶，一头壮健的牛和一顶黑乌的毡房，还有那快活嘹亮的童音齐唱的歌声。我一直以为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生活，也是显示我这个人的能力最充分最酣畅的一段历史。我一个人能同时教蒙文和汉文；能用蒙语给孩子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并使他们牢牢地被吸引在我身旁；我能听懂他们梦想欺骗我而用的“黑话”——一种只用单词第一音节再加上古怪的“嘘喂”后缀的隐语——并严厉地或温和地戳穿他们；我能带着他们种菜，干泥水活，拾羊毛卖钱，我一个人的嗓子可以成为他们那清脆稚嫩的齐唱的低音部。我只是为那往事感动太深。我们的歌声和朗朗书声回响在亘古寂寞的草原上，那时的山野空气似乎都有一股不易捉摸的喜悦。⑨他与房东额吉家有一种近似血缘的感情纽带联系。据粗略统计，他的小说和散文中有13篇写到额吉一家，如《黑骏马》、《袍子经》、《又是春天》、《狗的雕像》、《公社的青史》、《全家福》、《二十八年的额吉》、《牧人》、《金芦苇》、《北方女人的印象》、《安宁的权利》、《巴特尔与俊仨三》、《与草枯荣》，等等；张承志喜欢把自己的绘画及拍摄的照片印在他出版的作品中，仅仅在《草原》这部书里就有这家人的8幅照片；1981年5月、1981年末、1985年、1996年、1997年，他五次重返自称为故乡的汗乌拉探亲；“额吉”在蒙古语中是母亲，他把房东称作母亲，宣布是她的养子。1987年，他让蒙古哥哥艾洛华陪额吉专程来北京，亲自陪老人逛北海公园、天安门，让妻子每天上班前用蒙语问候蒙古妈妈，还想通过朋友请当时的国家人大副委员长班禅活佛接见她，这个计划因班禅远行青海教区未回而泡汤。小说《黑骏马》和《二十八年的额吉》是作者献给这位蒙古母亲的最动人的文学作品，而他从未为自己的母亲写过一篇文章。就我知道的知青作家，还没见有一位为自己的房东写过如此多作品，留下如此多照片，有过如此密切频繁的来往的。其中能分析的原因自然很多。但具体到张承志身上，我想大概与在孤独和贫穷的知青年代，这位蒙古母亲给了成长期的他慷慨无私的母爱，默默建立起了一个穷人母亲与儿子的感情纽带有关罢。他在散文集《草原》的配图中动情地称汗乌拉是“我的课堂和第一基地”：
我不是蒙古人，这是一个血统的缘起。我是一个被蒙古游牧文明改造了的人，这是一个力量的缘起。⑩
二 新疆考古
按照张承志文章的提醒，我们把目光从内蒙转到新疆。1975年他从北大考古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他回忆说：
毕业后我被派去新疆考古，于是和新疆结下了此生的不解之缘。除了第一年以外，一次次我习惯了在新疆独自探寻。即使偶尔有人问道，也都是依照我的路线和主意。不觉之间，断续以新疆为目标，跑了十年。
在新疆，学问和文学的界限渐渐混淆了。或者说，是职务工作与生活方式两者的界限渐渐混淆了。后来我大都是并无具体的目的，只是盼望身心能在新疆熏陶，盼望在新疆不断地发现和游荡。(11)9年后，《北方的河》(1984)发表，1989年《心灵史》的雏形《西省暗杀考》问世，16年后长篇小说《心灵史》出版。这些小说所使用的丰富的历史地理学材料，毫无疑义是与“新疆考古”有直接间接的关系的；可是自1978年发表蒙文诗《做人民之子》和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1981年发表《黑骏马》，并连续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后，人们已经把他看做当红的青年小说家，没有人想到他还是一位严谨理性的考古工作者。据此我们认为，在考古工作者与小说家充满矛盾的关系中挣扎，一直延续在作家十几年的岁月里，是促使他最终离开民族所的主要原因。他这时期的考古论文发表在《考古》等杂志上，即使找到我们也无法判定优劣。不过，我们可以在与他新疆考古生涯有关的《一册山河》、《西省暗杀考》、《神不在异国》、《临近的卡尔曼》、《荒芜英雄路》、《火焰山小考》、《正午的喀什》、《夏台之恋》、《杭盖怀李陵》、《文明的入门》、《粗饮茶》、《焉耆的时间》、《从象牙塔到吐鲁番》、《圣山难色》、《日出天山外》、《相约来世》和《师命序》等文章中，继续追踪他思想和文学的踪迹。
我们从《一册山河》一文中得知，1980年张承志决定从北麓向南穿越天山，踏查英国人A·斯坦因曾经走过，在汉唐史书里记载的“他地道”。他身上所带的斯坦因的附图中囊括了吉木萨尔县和吐鲁番县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奇台、鄯善两县的一部分。为了研究蒙古时期的新疆，他要考察的阿勒泰山脉位于新疆北部和蒙古西部，向西延伸至俄罗斯境内。但他发现，“它在地图上把中亚和蒙古高原一分为二。蒙古那边次第分布着科布多、和林，还有今日的乌兰巴托；中亚这边是蒙古史上屡屡出名的别失八里、阿力麻里”，“我再把眼睛瞄准阿勒泰山脉，渐渐地它在我的视野中浮动起来，朦胧又逼近。是它造成了两个大地理区之间的分界，因为它，两个世界被隔开了”。从这番话可以得知，张承志正在从知青年代的故乡(内蒙)向着考古学地理上的阿勒泰山脉(新疆)移动，他自己也认为这次考古经历，“巨大地扭转了我的求学之路和人生之路”，“并且暗暗地决定了文学地表现思想的方向”(12)。
1982年，后来的《心灵史》作者深入“维吾尔人最古老的故乡之一”吐鲁番考察“硇砂”与“火焰山”的关系。他在《火焰山小考》里记述：“我先是骑马，后乘毛驴车踏查火焰山时，钻遍了这道盆地北缘的鲜红山脉中的每一条山沟。从胜金口、吐峪沟、木头沟，直至葡萄沟、桃儿沟，大河沿沟。可怕的灼烤每天都从清晨直至日落，折磨着我和我的维吾尔人向导”。“我心里想，大概，孙悟空在这儿也一样渴得半死吧”。考古队员风餐露宿的跋涉旅途由此可见一斑。张承志此行是要纠正日本早稻田大学长尺和俊、松田寿男两位教授在《宋史·高昌传》和《古代天山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谬说”。松田认为，火焰山来自于火山活动，而非自燃材料硇砂，硇砂仅仅产于库车(南疆，古龟兹国)，史料记于北庭仅为少数(北疆，今吉木萨尔)，因此少数必误。据此，长尺主张应该重修《宋史·高昌传》。根据中国地质学家1946年的考察，出于“学术必须两脚沾上泥巴才可能可信”的考古学原则，张承志经过实地踏勘，最终以论文《王延德行记与天山硇砂》(载《文史》，20辑)推翻了上述考定，他指出：“吉木萨尔(古北庭)出产硇砂的煤层自燃地点之火势，正逐渐变小”、“回首宋人王延德目睹的照亮了鼠獭的火势，可以感到千年前确实曾有大火，千年内渐渐衰竭”(13)。
然而出乎人们想象的是，张承志从来没想把历史研究与文学生涯、现场考古与北方民族史及文化源流真正地分开。相反他认为双方的关系是辩证的彼此深入的。就在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思维特点相互照映心境中，他造访了南疆的喀什古城。他描述当时的感觉是：
十五年前的那一天，我的心被掠夺了。那一次是毕业前的实习，但不知怎么，就像走错了路一样，越过那么辽阔的大沙漠，我独自跑到了这里。于是人就再也无法不想念，春夏秋冬，我身在异乡，一丝游魂却时时在这街头游荡。(14)正像人们已经看到的，无论从文学的感觉还是从历史的感觉看，这都是一次亦真亦幻的惊奇的经历。在喀什街上，他看见娇美的维族姑娘带着褐色的盖头巾，在痴醉的跳舞，仿佛她们是“神秘的女体”。毛驴子在炎热中拖着车，在中亚这块最大的绿洲上奔跑。葡萄架的周围，是灼烫的阳光。在有着三座尖塔和三弯镰月拱门的艾提尕尔大寺，“有三三两两的人在默默礼拜，还补欠落的功课”。他还到一对东干人老两口家，和一个普通的维族人家里做客，他们谈南疆的苏菲派，紧紧抱着那本红封皮的大经，“地毯的厚实和图案，仿佛使我身心突然都进入了休息。时间已是傍晚，我觉得自己置身于深奥之内”。他内心感到：“这个小院对我意义重大”。在民族学著作中，他得知喀什是历史上著名的“安西四镇”之一，建城已两千多年。它的两侧是帕米尔和伊犁，十一世纪有一个两河人，名叫阿布杜·尕底尔的人，是他传来了哲合忍耶，此外还有契迪耶，库西迪耶。在整个中亚的心脏，“我触着了一种——变成了传统、文化和气质以后的，信仰的魅力”。他形容当时的情景是：与一个来自帕米尔的塔吉克老人并肩而坐，看着他风尘仆仆的旧靴子，在热风中一飘一飘的胡子，“我却差点哭出声来”。
可能是想为这10年的考古、研究和思想做一个小结，张承志写过《文明的入门》这篇文章。他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亚的名著是巴托尔德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拉铁摩尔的《中国的边疆》、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近期还有克林凯特的《丝绸古道上的文化》和日里科夫斯基的《俄罗斯的命运》等。“羽田亨著作以浅易的叙述娓娓道来，囊括了西域文明所有史前的、印欧系统和突厥系统的、历史的和考古美术的、宗教的和民族的全部线索”。结合羽田亨著作和自己的考古研究，张承志认为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住在塔里木东南部的古鄯善和楼兰国居民源自印度西北，他们的语言是犍陀罗语；另一拨以和田为中心的人讲的是伊朗语东部方言，他们将印度语改造成自己的语言，即和田语；大约在公元5世纪到8世纪，一批说着类似拉丁语的西部印欧语的人，在从高昌到焉耆和龟兹一带活跃起来，他们的语言被研究界先称为吐火罗语，后改为焉耆或者车库语。上述古代先民，都以印度文化和佛教为文明的基调。张承志指出穿过天山而下的突厥语，取代了分散在塔里木的各印欧古语，是文明更替的关键一步。几乎同步展开的，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西域”的伊斯兰化。“与伊斯兰化几乎迈着一起的脚步，伟大的文明飞跃出现了”。其中，用突厥语创作的文学巨著《福乐智慧》是一个标志。这样，读者感觉到张承志的回族身份、考古职业与文学理想在这里被有意收拢：“伊斯兰化就是中世纪维吾尔文明的现代化，伊斯兰教如同在北非提升柏柏尔人的文明一样，在传入的同时全面提升了维吾尔的文明，使之发达到了丰满美丽的极致”(15)。
新疆考古10年是张承志思想的重要转变期。一方面是考古队中的小说家，同时又是小说家中的考古队员，这种矛盾是他生命中最为纠结的地方，但同时给予了他与众不同的看历史和文学的独特的眼光。“与一般作家不同，我的文学创作几乎一路都与专业探究并行”(16)。在1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渐渐地明白了，没有学问和文明信仰做底衬的文学是走不远的，而文明信仰如果离开了文学的表达和传播也难以持久地存在下去。他在《师命序：时代的召唤与时代的限制》一文中坦承：“任何一个考古队员，从他第一次挖开封土或表土以后，就长久地陷入了一个苦苦的思索。绝对真实的遗物或遗迹沉默着，逼迫他也诱惑他想破译、想解读、想洞彻这恼人的历史之谜，抓住真实。”(17)它其实是新疆时期的张承志的自我写照。
三 甘肃宁夏走访
在清华附中时期，人们认为张承志是一个“偏激”的人，他本人对此也不否认(18)。这种性格取向的人，有时候会有异于常人的令人吃惊的举动。
1984年冬，利用新疆考古和日本求学的间隙，张承志进入了甘肃的回民乡村地区。他用充满诗意的语气宣称：
如前定的命运一样，我生涯中最理想的一帧对图，在进入伟大的西海固山区的翌年，被支持我的朋友搞到，送给了我。(19)将注意力从新疆转移到宁夏甘肃可能是出自一次偶然机缘。张承志在伊犁考古时碰到一个叫马玉素甫的回民老人，得知他不是新疆人，是他祖上从甘肃迁居到这一带的。在新疆，他发现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于是决定去甘肃的西海固地区询问究竟。张承志在不同场合回忆起自己初入西海固的情形：
我在一个飘雪的早晨南下。
到了积雪幽蓝的傍晚，在码头般的固原城，独自下了车。记得那时心情和视野一样，四顾一片茫茫，然后就匆忙迈开了我的脚步。
蹒跚着，踩着封了山也断了路的积雪，踏进了这个村庄的路口(笔者按：指沙沟)——如阑入了一扇忘了关上的、阿里巴巴的山洞大门。
那一回我头一次触碰到了枯黄的山、烧炕的树叶、神秘的白帽子，和一个响亮新鲜、叫做西海固的地名。
在日后的半辈子与我兄弟相称的、手心有一个月亮纹的农民家里，娃娃们和家里大人吃的，是半锅洋芋半锅面糊的散饭。交通已被大雪截断，住进来的我，觉得隐秘和安心。每天的夜间是谈论教门历史的；白天则多是被几个家门弟兄拉着，到各自的屋里转，吃同样没有菜蔬的一碗面，或者炸得黄黄的油香。
我们的历史，就这么开始了。(20)另一场合是说他由于反感1984年北京的第四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一些作家“倡导创作自由”的虚伪姿态，和文人圈里的龌龊现象，遂决定乘火车到兰州，去西海固一带考察的，他把此行涂上了悲剧英雄的色彩：
在1984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后来，刘宾雁发表了他的第四次作协大会日记，讲舞星张贤亮怎样提议为“大会工作人员”举办舞会而实际真和大会工作人员跳了的只有他刘宾雁。(21)在两则回忆中，我们发现张承志的精神之旅在中国的北方版图往下移动，这幅历史地理图的曲线来到了甘肃西海固回民的底层；二是他正在以自己惯有的偏激方式脱离北京的知识精英圈子，他宣称要成为鲁迅《野草》里那样的“孤独者”。他那句1968年插队路上的预言，“自己唱着的歌，和自己将要迎接的生活，其实各自属于极其相异的文化”，最终在新时代里被应验。上次他是以普通家庭出身的知青的身份落户到额吉家，这次他则是以京城知识精英中的觉醒者认同了回民马志文一家。他把他们看做了人世间的至亲：“他等着我，四周围着滚滚的黄土山。就像以前额吉等着我，四周围着乌珠穆沁不尽的大草原”(22)。1968年，他在那些缔造了红歌的上流社会和后裔的身上，觉悟到自己隶属的普通社会与他们原来“属于极其相异的文化”。1984年，作为“智识阶级”的叛逆者，他决定皈依马志文和他的穷人的志业。张承志一直以为自己是真正具有自我反省能力的人。他可能也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为纠结和挣扎的一个人。在研究关乎张承志创作和思想的这份历史地理图的过程中，我认为他的精神长旅中的80年代是模糊的，他60年代的脉络反倒非常清晰，他是从60年代这个起点一下子跨越到90年代的(即使在80年代他创作过许多貌似60年代文学特征的小说，例如《歌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和《金牧场》等)。60年代的理想主义，这才是绘制他个人这幅历史地理图的一只“无形的手”。
在1984年冬末剩下的日子里，包括在多次往返西海固的日子里，被张承志称作“我的引路人”的马志文，还有其他人，给他讲了许多关于《心灵史》主角马明心——这个穷人老师的故事。他被清朝乾隆政府杀害后，两个妻子一个自尽于陇东山区，还有一个张夫人携女儿充军新疆伊犁。张夫人除夕夜杀了当地官吏，大年初一自首求死，案官沉吟良久说：“好一个有志气的女人！”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固原的双林沟。3年后，死的死，捕的捕，西海固里一片死寂。官军听说造反首领潜伏在双林沟，这个男人之前已战死，这天女人正在家切土豆给娃娃熬散饭。官军一拥而入，在灶台上抓住她，女人一菜刀劈死了一名官军。她死了，就为了师傅存在家里装满书籍的那两个木箱。她不识字，但知道要守住两个木箱的秘密。几十年后，双林沟的人把两箱书还给了师傅的遗腹女——教内称作姑姑的女人。还有人陪他走访当地的清真寺，张承志亲见“清真寺里人们还在补一天的天命拜。老人们神色肃穆，我呆呆凝视着他们”，“这些白日在高山的山峁上吆牛种地傍晚背回巨大的柴捆的人——全神贯注，悄然无声”(23)。他说：“就这样，我被一套辈辈都有牺牲者的家史引着，一刀剖开了乾隆盛世。而当我认识的刀剥着《清史稿》”，看到被民间“口述史”质疑的官修的《钦定兰州纪略》后，“我就永远否认了统治者的……盛世”(24)。
1984年冬，他听到了这一带有个汉子装哑20年的故事，口述者讲述了许多沉埋于历史深处的轶事传闻。张承志的足迹几乎遍布西海固几个县的大小乡村，在沙沟马志文家的炕上听他说拱北光复的事迹，听他的乡亲上“清史课”，在黄沟听老人讲述，在北庄阿爷家里听他叙述悲剧传说和神圣领域的话题。1985年春，他从马志文的来信中得知，说是兰州要举行道祖拱北光复的仪式。张承志在《背影》写道：
到达时兰州已是夜色苍茫，而我还在徘徊——我不知道尔麦里的地点。
第二天我的两眼看见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场面。两万农民从陇东河西、从新疆青海奔涌汇集在此，人头攒动的海洋上尘土弥漫。无文的农民掀起了直入云霄的呼啸，为说谎的历史修订。当两万人汇成的大海在我眼前喧嚣沸腾，当我真真地看见了两万个终日躬耕荒山的背影在拥挤呼喊，当我震惊地知道自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朝刽子手使一腔血洒在兰州城墙以后，二百零四年之间无论腥风血雨苦寒恶暑，撒拉东乡各族的人民年年都要在此追悼颂念——我激动得不能自制。那染血的城墙早已荡然无存了；岂止乾隆年号，即使改朝换代也只有三次。二百零四年对一个统治者来说，不仅是太长而且是一个恐怖的数字；而人民——我凝视着那两万背影我明白了：人民要坚持着心中沉重的感情直至彼世。
于是我慌忙追上了他们。
陇东、河州、运河、天山、济南府、焉耆镇，我追寻着他们的踪迹，追寻着我看到听到的一切在我心中激起的回声。(25)在我看来，张承志走访甘肃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新疆考古。新疆考古对于《心灵史》这部小说有着一言难尽的历史地理学价值，否则张承志就发现不了西域语言文化在新疆、青海、宁夏和甘肃传播的轨迹，他也无法勾连起甘肃起事失败的各种传说，以及它们与吉林船厂、北京、开封和济南等地的回民史之间的联系。好在这一切在小说中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在这个历史链条上，流传于西海固地区的传说、叙述、故事和轶闻，就被组织成1990年7月杀青的长篇小说《心灵史》的叙述结构、中心情节和重要片断，许多故事原型都被直接搬进了小说之中。那些在西海固沉默睡去了200多年的故事传说，都在小说中一一复活。因此马烈孙在初版本的《心灵史》的“序”中说：“我们这些回民，曾经历过相当漫长的磨难。有时，也曾经盼望有人出来，为我们写出真实；但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出现。而张承志出现了……数年来，他不问艰苦，在偏僻的乡村奔波……成就了这部书。这是我们回民自己的书。”(26)
1989年7月，也就在《心灵史》即将写完的时候(当年9月)，张承志在宁夏的一座清真寺坐定。天天过着真正的精神生活，他觉得自己摸索到了关于人生信仰的正确的方法。
四 90年代文学地图册里的“北中国”
由此我们足以深入了解这幅以内蒙、新疆和甘肃等北中国为轴心的历史地理图对于张承志的重要性，这是他决定创作《心灵史》这部集文学、文化和历史于一体的长篇小说的最重要的诱因。由此还可做进一步推测，假设没有知青情结、北方民族史专业，张承志是不可能从中发展培育出穷人志业这个思想趋向的。甚至都无法想象，作为北京籍作家的张承志，他怎么可能接触到并创作《心灵史》这种与其生活环境和人生经验迥然不同因而也非常陌生的题材呢？这种推理使我忽然意识到，作家此前的《歌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和《金牧场》等作品，实际上就是《心灵史》的积累，它们仿佛是散布在这部长篇中的一个个片段，当然它们最终被改造成了另一个故事。这种情形，令人不由得想起当代作家梁斌《红旗谱》与他此前十几篇中短篇小说之间的关系，杨沫在完成《青春之歌》前也有过这样那样不成熟的习作，没有《腊月·正月》、《远山野情》、《黑氏》，何来贾平凹的《废都》？没有《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金发男儿》、《白狗秋千架》等，也无法理解莫言《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的问世。在这个意义上，我倾向于把《心灵史》看作是张承志对自己不同时期文学思想的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总结(27)。
因为在很多散文中，张承志都向我们不厌其烦地描述过这个“北中国”对他思想和创作生活的重要意义：
西海固变得更辽阔了——东到松花江畔的吉林船厂，西到塔里木北缘的新疆焉耆，我不知目的，放浪徘徊，像一片风卷的叶子，簌簌地发出“西海固，西海固”的呓语，飘游在广袤的北中国。
在冬夜的西海固，在荒山深处的一个山沟小村里听农民给我上清史课。那震撼有石破天惊之感，我在第一瞬就感觉到它巨大的含义。上湾弟如同一名安排教学课表的办公室人员，每天使我见到一个又一个难以置信的人。(28)他夸张地称它是个人的“另一所大学”，是要远比北大和社科院给他更多思想启发和精神熏陶的。不难发现《心灵史》的很多处，例如花城出版社初版本的29、69、142页，他都对以孔孟伦理为基础的中国人的冷漠、奴性和自私给予了愤怒指责与批判，他显然把北大、社科院和文学界的“智识阶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思想温床扯到了一起，当然他的业师翁独健教授一人除外。我相信很多人不同意这种偏激观点。当然这观点我们又可以说就是张承志一个人的。然而得承认，与90年代很多情绪化的“文化批判”文章不同，他的观点是以严格的考古学、历史学知识为基础的，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思想的逻辑。张承志显然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少数几个有知识储备和认识系统，可以自圆其说的优秀小说家之一。在堪称他“小说指南”的《一册山河》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的思想脉络、学术知识和文学追求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因此在对张承志历史地理图与《心灵史》关系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先整理出两条线索来：在30年来的代表性小说家中，张承志是少数也几乎是唯一的在文体形式和思想上都没有出现重大变化的一个人。1978年他以知青作家身份登上文坛，创作上从未出现韩少功和王安忆等知青作家那样带有思潮印痕的转型，他没有跟随当代文学的路线图走下去，而是一以贯之根据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选择文学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就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审青年与劳动和人民的关系，它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和《金牧场》等作品中有集中鲜明的体现。他以上述历史情结为导向，以对北方民族的考古和宗教学研究为底色，自始至终地坚持和实践着“知青——穷人志业”这一精神脉络，由此形成了自己一生思想发展的逻辑架构(29)。我想是两个原因决定了张承志的“不变”。一是他主动离开北京和上海的中心文学场而选择了新疆宁甘青的孤旅的寂寞；其次他是一个思想重于形式的小说家，看重思想的小说家多半不会因文学的变局而动摇。这种不变现象因此为以后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提出了一个小角度，即在研究作家们的共同性的同时，也应该注意考察和细究他们的个别性。
在20世纪90年代历史情境中，张承志思想文学变化的特点值得注意。我在此前的《引文式研究：重寻人文精神讨论》一文中，曾经探讨了80年代作家围绕着文学与市场关系而争论的一些内外部原因，认为作家群体的分化是由历史转型产生的压力所造成的，虽然这种分化大多在文学内部，“诗人何为”仍然是文学界关心的主要问题。(30)但应该指出的是争论双方并不具备资本、市场和产业的知识。90年代的文学市场化浪潮，促使张承志从历史传统中寻求应对的灵感和力量。《一册山河》既是他为自己绘就的一幅历史地理图，也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巨大原动力。这幅“北中国”的地图，预示着他的历史文化图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挪移。张承志正是在这里重新设置了文学的边界，他开始了第二次的知青之旅，也预示着他已经走上不同于过去的文学之旅。
注释：
①③参见张承志：《走进大西北之前——代前言》，《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
②参见张承志：《作者自述》，《张承志自选集》(三卷)，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在20世纪80、90年代，他还有到日本、美国、西班牙等国游学和访问的经历，这些经历，对《心灵史》的写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④张承志：《关于成吉思汗陵的思考》，《荒芜英雄路》，第190页，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下同。
⑤⑥张承志：《音乐履历》，《无援的思想》，第201页，第20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⑦张承志：《劳动手册》，《鞍与笔》，第60、61页，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⑧参见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刘禾编：《持灯的使者》，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⑨张承志：《又是春天》，《清洁的精神》，第6、7页，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下同。
⑩张承志：《二十八年的额吉》，《草原》，第393页，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11)(12)(19)张承志：《一册山河》，《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第37—4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下同。
(13)张承志：《火焰山小考》，《秘境》，第173—178页，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下同。
(14)张承志：《正午的喀什》，《大西北》，第212—22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下同。
(15)张承志：《文明的入门》，《秘境》，第238—250页。
(16)张承志：《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自序》。
(17)张承志：《师命序：时代的召唤与时代的限制》，《清洁的精神》，第135页。
(18)这个评价一方面来自张承志就读清华附中时期，一些其他人对他的看法。同时还来自他对自我的认识，例如：“这个固执的念头逼得人要疯”(《一册山河》，《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第35页)，又例如：“我怀着的，是非常不合历史学者习惯的偏执”(《荒芜英雄路》，《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第46页)。在他的散文和学术性散文中，这种偏执、绝对的表述经常可以看到。《心灵史》初版本88页也写道：“我以为，我不过是个太偏执地追随着一个念想。我是偏激的人，这是缺点”。
(20)张承志：《旱海里的鱼》，《大西北》，第69、70页。
(21)(23)(24)(28)张承志：《离别西海固》，《求知》，第267页，第269页，第267页，第269、267页，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下同。
(22)张承志：《感谢沙沟》，《大西北》，第18页。
(25)张承志：《背影》，《大西北》，第21、22页。
(26)张承志：《心灵史·序》，《心灵史》。
(27)例如，他在初版本《走进大西北之前——代前言》里就清楚地告诉读者：“对于我——对于你们从《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以来就一直默默地追随的我来说，这部书是我文学的最高峰。”
(29)在我看来，作为历史研究者，即使在讨论张承志思想发展中涉及到红卫兵问题不能把它再次政治化，而应把它的历史错误和理想内核有所甄别并进行更丰富更复杂的探究。
(30)参见拙作：《引文式研究：重寻人文精神讨论》，《文艺研究》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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