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混合型方言——兼谈湘粤桂土语群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语论文,方言论文,混合型论文,性质论文,兼谈湘粤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刊主持人语]汉藏语系是我国境内最大的语系，我国境内汉藏语系诸语言构成了我国语言的主体。从大的视野来审视汉藏语可以对我国的语言国情有更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我国历史比较法是在印欧语的基础上产生的，用来研究印欧语是成功的，说印欧语的学者常以此自豪。19世纪以来，以汉藏语大师李方桂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们（还有一些热心的国外学者）在汉藏语研究上做出了巨大成绩，同样值得自豪和骄傲。但是，由于汉藏语研究起步晚，缺少反映语言历史的文献，加上语言相互交融的情况复杂，历史比较法运用到汉藏语系属研究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使得对汉藏语的认识至今还只停留在假设上，落后于印欧语的研究。面对两相比较的事实，我国的汉藏语研究任重道远，需要加倍努力，中国学者应在汉藏语研究上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一、方言的叠置与渗透，竞争与整合
我国的历史长，领土广，民族多，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经济落后，灾害、战乱频繁，由此造成了北人南迁、东人西徙的移民运动。历来的移民规模有大小，路途有远近，结局也有不同。这就是造成汉语方言分化与变迁的最主要的原因。
语言的演变必有纵向的传承，也有横向的接触，传承之中有变异，接触之后有渗透。现存的方言大多是多次移民带来的，也是多种来源掺和的。多次移民可能造成不同时代通语和方言的语言现象的叠置；不同来源的接触包括来自不同地区的方言和民族语的相互渗透。汉语方言所以纷繁复杂，这是两个重要的驱动因素。凡是历史长、来源多的，方言内部的歧异就更多。
当然，不论是先后传入的或是周边相邻的，不同的语言成分和语言结构模式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强弱悬殊可能以弱就强而渐趋一致，实力相当的也可能差异并存。西南官话主要是明初江淮地区和清代之后湖广地区移民带去的，在地广人稀的崇山峻岭之中竟然内部大同小异，而珠江三角洲人口密集的粤语区却呈现着较大方言差异，这都是极端的典型。
与竞争并存的是整合。语言是不可须臾停止使用的交际工具，在上海外滩上漫步和黄山上穿行的人群可以各说各话，既不竞争也无从整合；生活在一个村镇的人就不能如此，近代以来城乡沟通多了，商品经济是促进方言整合的重要力量，许多方言区都是围绕着大大小小的城市分布和划界的，这就是明证。竞争的结果可以是划界而治，彼此相安，也可以达成妥协，合伙经营，整合是在竞争之后进行的。同样是珠江三角洲，多数地方粤客的界线是清晰的，但是惠州话是粤是客，至今还有争议。可见，不论是分界明朗的或是掺和、融合的，整合方式各不相同。
竞争是宏观的较量，整合是微观的调整。竞争是方言的基本框架的选择，整合则是具体的音值、音类、词汇和句型的取舍。决定竞争结果的因素主要是方言的强弱势和使用人口的多少；整合力度的大小则由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方面因素所决定。商品经济是否发达，行政管理是否稳定，文化教育是否繁荣，包括地方戏曲和曲艺、方言辞书和读物等等，都对方言的整合力有影响。竞争早已结束，整合力强的方言大多是向心型方言，在大区小片都有不同程度的权威方言，这样的方言就会有比较明确的大区和小区的疆界。这是方言分化和整化的常态。汉语方言中划分出来的大区和分片，凡是学者们分歧意见不多、民间语感都能认同的，都属于这种情况。
二、混合型是方言演变中的另类
如果说，纵向传承中的叠置和横向接触中的渗透是方言演变发展中的共性本质的话，在竞争和整合上则常常表现出个性的特征。叠置和渗透是普遍存在的，而竞争和整合的强弱作用和结果则有各种不同的状态。
就一般的常态说，成区成片的方言都有鲜明的语言特征，有比较规整的结构系统，有大体上的规范标准（多数本地人的共识：能这么说，不能那么说），区内、片内比较容易通话，民间也大体有“属于什么话”的称述。在国内，早有官话、下江官话、四川官话、江浙话、湖南话、客家话（麻介话、
话）、广东话等称呼；在东南亚华人中则早有福建话（闽南）、广东话、潮州话、福州话、兴化话、海南话等说法，都是这类区、片方言的习惯称谓。
另一类型的方言在民间往往只能称为土话、平话、白话、乡谈、乡话、村话、土拐话，或者直接按所在地名冠名，称为××话。这样的方言好多都属于混合型方言。
这里说的混合型方言大体相当于西方说的Mixed Language，和仅仅模仿某些外国语的词汇和句型的“皮钦语、洋泾浜”截然不同。有人把后者也译成混合语是不妥的。
混合型方言在纵向发展的叠置上往往是多层次、多来源杂糅，未经明确规整的，在横向共处中往往是深度接触，多语言、多方言兼收并蓄，在竞争中势力难分高下，在整合中也还没有形成明显的章法。其音类与古今通语语音对应都很繁复和驳杂，例外很多；其词汇往往多义衍生或同义并用，一字多音或一音多义。在语言使用上通常是采用双语制或多语制，在通语普及地区，往往还有地区通用语和周边强势方言并用；往往只有口语形式，而未形成书面语朗读并缺乏艺术加工的形式（曲艺、地方戏等）；有的甚至是土语音和借用其他方言的读音各成系统，文白并存（如海南岛的儋州话）。
就已经知道的事实说，混合型方言通常是一些通行面积不广的小方言点。就其生成的情况说，有的是在大小方言区交界处因语言接触融合而成的，这是共时作用的结果；有的是因历代不同来源移民长期杂处混合而成，这是历时作用的结果。我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调查过十几种此类小方言，关于“混合型方言”的概念就是那时形成并提出来的。这些小方言中较有典型意义的有以下几种：
地处闽东、闽南、闽北交界处的“尤溪县内的方言是属于沿海片闽方言的一个小方言群。由于和闽中、闽北方言区相邻，也反映了一些它们的特点。7个方言点中，街面和洋中可以归入闽南和闽东方言区，其余各点都是方言交界处的混合型方言。”[1][p.182]
和尤溪相邻的大田县有一种“后路话”（中心在广平镇）。这种广平话“兼容了大田（前路话）、永安话和尤溪话的一些特点、也有一些自己独有的成分（闽语的小称变调仅此一见），不论是大田话、尤溪话、永安话都和它不能相通，应该说，它是闽南方言和闽中方言过渡地带的一种混合型方言。”[1][p.267]
以上是方言交界处横向接触所生成的混合型方言。
无独有偶，在海南岛的西端还有一种儋州村话，分布在儋县大部分地区和昌江、白沙北部的一些村落，东方、乐东、三亚的个别村。1974年丁邦新做过调查，当时有20万人口使用。据丁先生所做调查，儋州村话有文读音和白读音两大系统，二者同音字不多。他的结论是，文言音“和粤语类似”，“是早期从粤语区传到儋州和白话音混合的”，“白话音代表的是早期客赣语的一种类型”。我们曾把迈话和儋州话做过比较，都是和海南闽语相同的最多，然后是粤语和客赣语。其来源和性质和迈话都极相似，它们都是历史上多种移民带来的不同方言和当地主体方言混合而成的。
关于混合型方言，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又陆续有学者介绍过。例如，1998年，平田昌司在《徽州方言研究》中罗列了徽州方言的17条共同特征，又按罗杰瑞区分南、中、北方言的10条标准做了检验后说：“应该认为属于中部类型——在南部类型底层的基础上受到北方类型的侵蚀而产生的方言”，又说：“徽州方言是相对接近长江中游流域方言的一种混合型方言。”[3][p.26]2002年，鲍厚星等在《湘南东安型土话的系属》[4]一文中指出，永州土话中“清音不送气型混合的程度较高，一般具有湘、客、赣、官等程度不同的音韵成分，从多数点看，又结合地理人文环境的因素，既可以定性为湘语成分较重的混合型方言，也可以作为特殊的湘语片处理”。郴州土话中则“清音送气型可以用较宽的尺寸划入客家话或赣语，它既与粤北土话中的东北片相联系，又与赣南的‘老客’相呼应。而清音不送气（并定）+送气（群从澄崇）型也属于一种混合型方言”。[5][p.335]又如，庄初升的《粤北土话音韵研究》比较了粤北3片24个方言点的材料后提出：“粤北韶州片和连州片土话是以两宋以来江西中、北部的方言为主要来源，逐渐融入了明清以来粤北的客家话、粤方言或西南官话的一些成分和特点而形成的一类混合型方言。”[6][p.327]还有伍云姬、沈瑞清的《湘西古丈瓦乡话调查报告》则提出：“瓦乡话应该是一种混合型的语言。它既保留了中古乃至上古汉语的很多特点，又有湘方言和西南官话的某些特色，在它的底层里还有吴方言和赣方言的影子”。[7] [p.97]
随着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向穷乡僻壤下伸之后，这类叠置了许多不同历史层次、吸收了语言接触中的渗透成分的方言，学者们发现了不少。对于这些很难归入已有的几个大方言区的另类方言，提出“混合型方言”的概念，看来是十分必要的了。
三、混合型方言的类型特征和梯度等差
关于混合型方言的类型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就地理分布的特征说，混合型方言往往出现在方言区的边界，大区的边界上有（如江淮官话和吴语、赣语交界处的徽语，客、赣、粤之间的粤北土话），小区的边界上也有（如几个闽语区之间的尤溪话）。就其分布面积说，大的有片状的（湘南、粤北、桂北的土话都是成片的）、条状的（如闽南话和闽西客话交界处从龙岩到诏安有250公里双方言带）和点状的（如上述黄坑话、夏道话，闽浙交界处的许多客方言岛，方言岛与包围方言之间也是一种方言的交界）。
就众多小方言点之间的关系说，混合型方言总是一群离心的土语，没有中心方言、权威方言，本地人也没有方言区域的归属感，离开本乡或在本地与外来人口的交际都采用双语制，除了说本地话或兼用相邻方言，或兼用地区通语、强势方言，或兼用共同语（如尤溪各土语群兼用城关话，粤北土话间兼用客话或粤语）。连已被列为独立方言区的徽州方言也具有混合语的某些特征：如平田昌司所说：（徽州方言）“分为绩溪话、歙县话、休宁话、黟县话、祁门话、婺源话六种……互相不能通话，而且一直没有出现过通行全部徽州地区的‘强势方言’”。[3][p.18]
就方言的应用说，混合型方言都是俚俗型的，只用于日常口语，缺乏书面形式，难以用来读书、写作，也无法用文字作记录。往往并无艺术加工形式（戏曲、板书、说书等）。不像许多典雅型的大方言，可以清唱，有曲艺形式、戏曲脚本，甚至可以写作小说、诗歌等。多数混合型方言如今已经不能用来认读书报，有的已退居于家庭生活应用领域了。
在混合型方言之中，不同语言和方言掺杂的程度是有很大的等差的，不同的等差表现出了多种不同的存在形态（也可称为类型）。
经过语言接触只发生轻度渗透，彼此还面目清晰、性质上没有变化。这是“微变型”。例如闽南话和客家话的过渡地带，因为采取双语制，双方又都距本地方言中心区不远，所以只有表层接触后的轻度变化。有些方言岛虽是受包围，也因为采用双语制，还是保持原有的方言性质，如赣东北上饶地区的闽南方言岛属于此类。[9]
在一些不同方言的过渡区，两种方言的接触发生中度渗透，采取缓慢过渡的方式，过一个乡变一点口音，越靠方言中心区越与之相近。这种状态属于“渐变型”。这类方言可以成为中介方言或过渡方言。例如闽西北闽语和客赣语交界处的7个县市，我们经过43个语音条目和250条方言词的比较，前者客赣语与闽语的比例15：9，后者是62：31，我们的结论是“邵武、光泽、建宁、泰宁四县市应划归客赣方言，其中建宁话的赣方言性质最明确，其次是光泽话和邵武话，未处边界的泰宁话就保留闽方言的特点更多些。顺昌、将乐和明溪可以作为闽方言和客赣方言之间的中介方言”。[1][p.263-264]《中国语言地图集》所划的徽语包括徽州片和严州片。据曹志耘的比较研究，“淳安话和遂安话具有很大的独特性，既跟吴语差别很大，又跟安徽省南部的徽州方言很不一样。……但建德话和寿昌话跟吴语比较接近，尤其是它们的文读系统可以说完全是吴语型的。”[10][p 8]据此，平田昌司认为：“徽州方言是相对接近长江中游流域方言的一种混合型方言，而严州方言是在吴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过渡性方言。”[3][p.26]郑张尚芳也说：“建德、寿昌是南朝后期至唐才脱离吴郡与淳安发生隶属关系的，目前在方言上表现出徽语与吴语过渡方言的特色。”[11][p.88]这样，我们就分清了这一带的下江官话（洪棠片）——徽州方言（混合型）——严州方言（过渡性）——吴方言（处衢婺州片）。
有些带有混合性质的方言片，兼容吸收了两种或多种语言与方言之后，经过整合又形成了新的片区。这种情况可以称为“合变型”。合变型方言的形成所依靠的最重要的是整合力。其区域有大有小。例如海南闽语是整合闽南话、临高壮语合变而成的；莆仙话是整合闽南、闽东方言而成的，厦门话（包括整个台湾岛上的闽南话）则是整合了泉州腔和漳州腔而合变的，在台湾称为“漳泉滥”。徽州历史上有过不少文人雅士，徽州方言是明代之前形成的，内部也有一些共同特征，随着徽商的崛起，徽州话在江南也有影响，其实它就是一个融合了吴语和江淮官话以及赣方言而成的合变型方言。即使把它独立成区，也不能改变这样的性质。
最后，还有一种由混合带来的蜕变型方言。就是在甲乙两种方言较量中一胜一负，从甲方言蜕变为乙方言。闽语中的邵武、光泽、建宁和浦城县的中北部就是这种方言的典型。这两个方言片原来都是闽北方言，元明以来前者蜕变为赣语，后者蜕变为吴语。详细材料和有关论述可参阅《闽语研究》，这种认定也已经被学界普遍认可了，这里不再细说。
不论是微变、渐变、合变或蜕变，都不是固定界线、互不关联的，而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相互转换的。福建省的连城县处于闽中、闽西和闽南交界地带三江（闽江、九龙江、汀江）之源的山区，县内西侧是客语化了的，东部则有不少早期闽语的特征。严修鸿在做过数十点调查之后提出：“连城方言早期曾是闽语、而非客家话”，建县后隶属于汀州府，宋元后接受不少客赣移民，于是“连城方言不断地向客话靠拢，早期的闽语特征就逐渐失去，甚至有些点如城关、四堡、新泉、庙前等地目前已经基本质变为客家话了”，有的点如文亨、朋口、曲溪、宣和“则演变为闽客混合方言（客家话的基本特征未全备，且还有许多闽语特征）。只有离客家话区较远的东部北部（上余、北团、姑田、赖源）还较顽固地保留了闽语的基本特征（一种深受客家话影响的闽语）。”[12]其中既有蜕变，也有渐变和微变。可见，对方言交界地带的方言作调查比较，对方言混合的历史、过程和规模、渗透演变的过程和结果，一定要经过周密的调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鉴于以上所述的复杂情形，我们可以把混合型方言作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指两种或多种相差较大的方言经过深度接触而整合成稳定系统的、边缘清楚的方言；广义的则泛指带有混合性质的方言，包括渐变型的“过渡方言”和蜕变型的方言、浅度接触的合变型方言和微变型方言。在为方言分区时，混合型方言和过渡型方言可以作为不归入大区的“另类”方言，在为方言分区时作为划不尽的“余地”。世界万物的对立和差异都有“中介”现象，区分方言时也应该“留有余地”。
四、湘粤桂土语群的语音特征
十几年来，湘粤桂的学者们对边界上归属未明的方言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举办了5次学术研讨会。有关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新鲜的语言事实和观点，可谓引人入胜。在拜读了诸多论著之后，不揣冒昧，我想就这一带的土语群谈点认识，求证于方家。
先就湘南、桂北和粤北关于土话的报告中各选出三种，拿12条语音特征列成比较表，从中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异同。见表1～表3：
从以上语音特征，我们不难看到这个土语群的特点：系统驳杂、层次繁复、接触多源。
方言的语音都是有系统的，但有的系统简明，有的驳杂。就区分汉语方言最重要的标准“古全浊声母今读”而言，湘粤桂土语群的类型之多、对应之复杂就是各大方言所少见的。就类型差异说，9处方言中，有3处保留浊声母，其中又有读为全套浊音（资源、东安）和多读浊音（兴安）之别；其余6处语音清化后又分3小类：读送气清音（韶关）、不送气清音（江永、钟山）和部分送气、部分不送气。后者又分为4种：按平仄分（宁远平送仄不送），按声组分（连州并定不送其余送），按声调分（乐昌浊上送，其余不送），按声组及声调分（韶关乡间并定上声送，其余不送）。这8种不同类型中有好几种是先前的调查未曾发现的。在粤北的南雄县百顺方言还有全浊平声不送气、仄声送气的类型，更为少见。关于古四声的分派，钟山县内今调类分为6、7、8、9的都有，古入声字有派入三声的，也有分为3种入声调的；资源延东土话还有把浊上分为两个阳上调的。
层次繁复是从纵向演变所作的比较分析。共时的语音差异往往是历时演变的表现。就全浊声母今读的分歧说，有的比较容易看出历史层次，如清化总在保存浊音之后；就发音方法说，清化的先后顺序是擦音——塞擦——塞音，就发音部位说，清化的顺序是群——定——并。[13]时，要说明其历史层次还得结合音韵史和方言史另作探究。例如清化后送不送气孰先孰后或是古时各有所本？按平仄分别送不送气，是平声先送或仄声先送？按声组分别送不送气，并定不送气是塞音清化滞后或受帮端读紧喉音（？b、？d）的牵制？庄初升的《粤北土话音韵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作出许多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是方言比较与音韵研究相互发明的例证。除此之外，关于少数常用字的非组字读重唇、知三字读为舌头音是唐前古音的残存；阳声韵的合并和鼻尾的迁移（转为韵腹鼻化）和脱落，入声韵塞音韵尾的脱落，一二等韵的合流，见晓组的颚化则是宋元之后的变化。这些特征都说明湘粤桂土话普遍包含着许多不同语音历史层次的叠置。
所谓接触多源是从横向的接触关系所作的比较。湘粤桂边界古时是“南楚”之地，南楚方言既是古老的底层，也有最早的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后来的古湘语和古粤语以及东来的赣客语、西边的西南官话也是接触源。就所列的语音特征说，精、庄、知、章的分混就很耐人寻味。精、清读为t、th应是来自赣语，精组与知庄章分流（连州、钟山）可能是早期粤语的特征，而精庄知庄合流（韶关）是客赣的新变化；湘桂的许多点按今音洪细分为
、
则是4类合流后又沿着尖团不分的方向进一步演变。此外，溪母字读为x-、h-，可能与粤语有关，晓匣合口读为f-，则是客、赣、湘的共有特征，影、疑在
的读法上的交混显然是与湘赣语相关的，入声韵脱落了塞音韵尾则是湘语演变的主流，无撮口呼或少撮口韵可能与客方言的接触有关。在湘赣客诸方言，连读变调还在生成阶段，文白异读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边界土语群的表现与此同步，则与粤语无关。
五、湘粤桂土语群的词汇特征
为了了解这个土语群在词汇方面的异同，以下还是就湘粤桂三省交界处的9个方言点，选60条常用的方言词列表比较。这60条常用词先从罗昕如的《湖南土话词汇研究》选40条，包括该书就19种湘南土话和5种粤北乐昌土话以及客家话、赣语、湘语做过比较认定为“湘南土话特色词”和书中做过比较的方言词。也吸收了罗杰瑞提出的区分汉语方言的10条标准中的两条词汇（母鸡、不），其余18条是本人在翻阅这些土话调查材料之后发现差异较多的词条，也参考了先前在其他南方方言的比较中差异较多的词汇：
名词：脑袋鼻子厨房窗户儿媳妇妻子稻穗凉水旱地
时间、方位词：上午下午上面下面
动词：藏给欠（钱）知道选择
从表4的60条常用词比较可以看出，在9个点的土话中，确实能说得上各点都一致的说法并不多（不到五分之一）。其中“着（穿衣）、徛（站立）、面（脸）、裤（裤子）”是包括吴、湘、赣、客、粤等南方方言都一致的说法，“鼻头（鼻子）”的说法吴、湘都有，“大侪（大家）”则是湘语和一些客家话所共有。据罗昕如考证，“白公、白婆”（曾祖父母）“可能源于古蛮族语言”（苗瑶的祖先），“属底层现象”；“姼公、姼婆”（外祖父母，有的写成“德公、德婆”）的“姼”是“汉藏语同源词”，壮侗、苗瑶语都有ta1的类似音义，“有可能是湘南土话与湘语共同的古方言词”。不少客家话称祖父为“公爹”也是音t a1，《广韵》“爹，陟邪切，羌人呼父也”。“姼”可能与这个“爹”是同源词。此外，还有少数条目是9点之间差异不多的，例如“闻、嗅”都是通语的说法，“想”说“默”同于西南官话和赣语，说“谂”是同于粤语，“筷子”之外还说“箸”和吴、闽、客方言相同；“藏”说“收”是湘语，说“偋”是客话；“醋”说“小酒”和赣语相同；令人注意的“坟”说“祖、祖山”，遍及湘、桂各点而未见于各大方言，则应是这一带共有的创新方言词。从这16条多点都有的常用词来看，这一带土语和古南楚及荆蛮有关系，和现代的吴、湘、赣、客、粤诸南方方言也有关系，这是符合历史状况，也是符合当代人的语感的。
然而60条常用词中，更多的是3片9点方言之间歧异很多的词条。扣除了以上所述的16条差异较少的词目之外，42条常用词中，有3种说法的只有4条，4种说法的7条，5种说法的11条，6—9种说法的有20条，达二分之一。足见这些常用词在土语群中歧异之大。此外，从用字看，人称代词似乎差异不大，其实，把各地五花八门的读音罗列出来就很使人怀疑，由于未经严格地考求本字，有许多说法恐怕都是训读字。例如：
上文提过的江永上江圩乡，单是“我”竟有8种不同说法，更是令人难以置信了。
罗昕如就735个基本常用词对湘南土话的19个方言点和粤北乐昌土话的5个点进行了比较，并统计出其词汇相关数的综合数据。她所得出的结论是：“湘南土话词汇内部各点的差异大于一致性”，“周边方言中，粤北乐昌土话（按应是指的县北各点）与湘南土话关系最密切，综合百分比达52.42%（皈塘），与湖南中心区土话部分点的综合百分比相当。……湘南与粤北西北片土话可以看成同一种土话。”“如果宁远平话可以确定为桂北平话……我们主张将宁远平话与湘南土话看成同一种土话，这样，桂北平话（北片）与湘南土话就应该是关系很密切的方言了。”这个分析意见和本文所作比较的结论是一致的。[14][14][p.308-314]
六、湘粤桂土语群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性质
湘粤桂交界处在南岭中心地带，横跨东西的北有阳明山，南有九嶷山，纵贯南北的有骑田岭、萌渚岭和海洋山，都是1500—2000米的低山丘陵。这样的地形历来山陡水急，交通不便，没有形成城市，一直是经济上不发达的山区。历史上江永、江华和资源、兴安都曾在湘桂的行政区上划来划去。汉唐以来江北避乱流民几度南下，宋元之后客赣移民陆续东来。本地苗瑶土著或就地融合或划地而居。自然，早在湘中定型的湘语人也会向南边山区拓展。三省土话就这样，叠置着汉唐古语、苗瑶民语，在湘语的基础上加上赣客方言成分，明清之后西南官话社会地位上升之后，又作为双语对这里施加影响，成了“四不像”、哪区也归不进的殊异方言。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形成了湘粤桂土语群的文化特征：一群离心的小土语之间，分歧大、通话难，没有权威方言，只好采取与周边方言的双语制，与不同方言相处属于弱势状态，便要受强势方言影响：西部有西南官话、北部有湘语、东面是客赣方言、南面是粤语。各土语在兼收并蓄之中，与周边方言何者关系更多，又各自显示了一些区别：近湘则湘，湘南3点反映湘语的特点更多，尤其是偏北的东安；粤北3点处于客方言包围之中，近50年间又有强势的粤语的影响；桂北的平话区早已用桂柳官话作为区域共通语，接受西南官话的影响自不会少。从语言现状和发展前景说，这些土语都正在缩小流通范围，青少年一代逐渐对母语陌生了，随着共同语的普及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这类小方言必定走向萎缩，这是难以阻挡的历史规律。凡此种种，不就正是混合型、过渡型方言的文化特征吗？
自从《中国语言地图集》划出“平话”分布范围后，湘粤桂土语群的性质（归属）就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了。王福堂早在十几年前就写了《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的归属》一文，该文主要从语音特征作比较分析，提出了“桂北平话和湘南土话中韵母系统简单，层次多，调类分派复杂，也和周边方言和语言的多重影响有关”，“看来，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和桂北平话也应该属于同一种方言。”关于它的归属则说：“似乎可以考虑既不让它在汉语各大方言的系列中取得平列或独立的地位，也不归并到其他方言中，而是作为各大方言以外的一种土话暂时搁置，同时注意它的发展，以后再作处理。”[15]本人十分同意这种意见，甚至认为不必搁置，直接划为另外一区。任何生物的分类都有余类，光谱的过渡处也有杂色，圆周率都有除不尽的，在几种方言之间为什么不能有“羡余”呢？只要按照客观事实，立下“混合型方言”、“过渡型方言”的小类，既可以为方言事实作出合理的解释，也可以使方言的分区得到恰当的处理。当然，确立为混合型方言、过渡型方言，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纵横的比较、考察方言的内外特征，不能一见到与外区特征有相同之处，就把它列为混合型方言。在理论上，也必须在此类方言的更多研究之后，在量变和质变之间找到区分的界线，作出恰当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