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城市的环境问题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环境问题论文,世纪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1751（2000）03—0105—04
历史上，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在首先感受到大工业无比威力的时候，也第一个尝到了伴它而生的苦果。曾几何时，“烟雾腾腾的城镇和秽物满目的浊流”吞噬了成百上千的英国人的生命。而阳光充足的城市、微波荡漾的河水，这样一幅亮丽清新的景致，则是今天的伦敦和英伦三岛上的其他城市共同享受的福祉，如今的英国人也许只能到狄更斯的小说中，去领略烟雾弥漫的情景了。那么，100 多年前英国的城市环境到底怎样？英国的城市环境为何呈现病态？那时的英国人和英国政府又是如何看待和对待环境问题的？……在全球环境形势严峻的今天，探讨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环境问题及其为此付出的代价，就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是英国人引以自豪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的中期，英国实现了由农业——乡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的转变。1851年的人口调查表明，英国的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达到总人口的50%，[1]实现了初步的城市化。在这个时代的末期， 英国又率先实现了高度城市化。1891年，其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2%；[2]到1900 年，英国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到75%。[3] 工业革命与城市化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正因为如此，19世纪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表明，工业革命是成功的，城市化是卓有成效的。当时伦敦的景象就是一个缩影，它集中而又形象地反映了英国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成就，“使人还未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4]因此，“一些乐观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表示相信， 产业革命不仅第一次使‘征服自然’成为可能，而且也使‘改善物种’成为可能”，它是“一场财富和繁荣的收获”。[5]然而，即使在当时， 人人也并非普遍赞同这种看法。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人们感到工业化不仅扰乱人的关系，而且势必导致物质环境的恶化。”[6]阿·汤因比在19 世纪80年代断言，产业革命的烟雾所带来的破坏要多于创造；[7] 约翰·拉斯金预测20世纪英国的前景将是“烟囱会像利物浦码头上的桅杆那样密布”，“没有草地……没有树木，没有花园”；[8] 威廉·莫利斯更是愤怒的发问，是否要等到“在一大堆煤渣的顶上建立起一座账户，把赏心悦目的东西从世界上一扫而光”，才算罢休？[9]应该说， 前辈学者和思想家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工业革命时期城市中的条件是令人吃惊的，其污秽拥挤成为通病而非个别例外。19世纪中叶，城市卫生协会对英国主要城市当时状况的报告中是这样概括的：‘博尔顿市——实在糟；布里斯托尔市——糟极了，死亡率很高；赫尔市——有些部门坏得不堪设想，许多地区非常污秽，镇上和沿海排水系统都极坏；严重拥挤和普遍缺乏通风设施’。”[10]可见，19世纪英国城市的环境问题的确非常严重，主要表现为水体污染和空气污染，由此造成多种传染病的流行及早期公害的发生。
二、霍乱与水体污染
1832年3 月霍乱遍及英国；1848—1849年，霍乱在英国再次兴起。当时，霍乱的可怕不仅在于其吓人的病症和惊人的死亡率，而且在于多种疗法在它面前都收效甚微。有人使用了通常用作泻药的大剂量甘汞或水银合剂，甚至蓖麻油，但不起任何作用。另一些人建议使用砒霜、大黄、鸦片，甚至羊肉汤。还有些人使用电击疗法或用烧红的熨头燎烫身体部位，但这些都无济于事。[11]人们虽已意识到霍乱是一种传染病，但关于它发生的原因和传播的方式，尚处于研究之中。1849年的一份议会文件推断：“每一种传染病尤其是霍乱最主要的传染原因是潮湿、污秽以及食物腐烂。总之，这些使得空气污浊。”[12]同年，麻醉医师约翰·斯诺（1813—1858年）发表“论霍乱的传染方式”一文，[13]认为霍乱并非通过呼吸道传染，而是经过食道传染，病人的粪便中带有病菌，这种病菌一旦进入饮水源中被他人饮用，病菌就自然传染给了他人。通过这种方式，霍乱在破烂不堪、卫生条件极差的城市环境中迅速传播。
斯诺的理论一时还无法证实，他必须等到疾病再次爆发时才能验证。1854年8月，霍乱再一次袭击伦敦。9月1—10日，10 天之内伦敦的索霍区就有500人死于霍乱。斯诺博士证实自己理论的时机到了。 他得知，在霍乱爆发的地区，即布罗德大街和剑桥大街的拐角处，有一处受污染的压水泵，周围几百户人家都靠它来获取饮用水。斯诺取来该压水泵的水样，发现水中有病人排泄物中的如稻粒样的微小颗粒。他又获得在近几个星期内因霍乱而死亡的名单，并将所有的霍乱病例标绘在一幅地图上，然后探出，几乎所有死者都曾居住在布罗德大街压水泵的附近，而这一水泵恰好处于爆发霍乱的中心地带。[14]斯诺还发现，就在一箭之遥的布罗德大街的酿酒厂中，没有一人死于霍乱。他调查发现那里的工人不是以啤酒当饮料喝，就是从厂中的井里取水。有了这些有力的证据后，斯诺立即说服市政府官员，从布罗德街角的压水泵取下压杆，禁止居民从这里汲水。从此，这一带的霍乱死亡率不断减少。
斯诺的理论和实验使人们初步了解了霍乱的根源，这就是水的污染。而在19世纪的英国，水体污染则是十分严重的普遍的现象。
自工业革命爆发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每天排出的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污染了许多河流。其中，首先当推泰晤士河。
19世纪以前，泰晤士河水清鱼多，是举世闻名的鲑鱼产地，也是水禽枉息的天然场所。多少年来豪门宴饮，水产几乎尽数出自泰晤士河。泰晤士河还是英国人的生命之河。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污染逐渐窒息了泰晤士河，河的水质迅速恶化，病菌滋生，乃至鱼类绝迹。[15]据记载，由于泰晤士河水太脏，1832—1886年，伦敦就曾4次霍乱流行， 仅1849年一次就死亡14000人。在一段长达25英里的河域，一年中有9个月河水不含氧气。而且，河水的污染也“搞臭”了伦敦，夏日炎炎，奇臭难耐。1858年是泰晤士河的“奇臭年。”[16]这年6月， 臭气冲天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就连河边议会大厦的窗上也不得不挂起了一条条浸过消毒药水的被单。1878年，在泰晤士河上发生一起惨案。“爱丽丝公子”号游船在新铺设的一条下水道口沉没，死亡640人， 其中许多人并非溺水而亡，乃因中了污染的河水之毒才丧命。到本世纪50年代，泰晤士河水污染几乎达到饱和状态，因而给河里的鱼类敲起了丧钟。当时，泰晤士河的鱼类几乎绝迹，只有少量鳝鱼，因为能直接游到水面上呼吸，才得以幸存。[17]
除泰晤士河被污染外，其他一些河流也未能幸免。对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作过颇为详尽的描述。譬如，流经利兹的艾尔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18]
三、呼吸系统疾病与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是指空气中存在的有害物质的数量大到足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的舒适、安全和健康或干扰人们的物质生活，[19]而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中的另一严重问题，即是空气污染。
诚然，早在13、14世纪的英格兰，就已出现对空气污染的抱怨；17世纪的一位物理学家也曾指出，伦敦某些行业产生的烟雾，使空气受到污染，这样的空气吸入肺中并通过循环进入血液，就会引起咳嗽。但是，空气污染日益严重并成为公害，则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了。举世闻名的“雾都”伦敦之得名，除了英国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外，恐怕与18、19世纪的工业化密不可分。
英国地处西风带，气候温和湿润。每到秋冬季节，从海洋吹来的大量暖空气与岛屿上空较冷的气团相遇；北大西洋较暖的水流与不列颠群岛区域较冷的水流接触，形成浓厚的海雾，笼罩着英国上空，首都伦敦尤为严重。工业化之后，伦敦的工厂如雨后春笋，高大的烟囱林立，加上无数传统的壁炉，处处浓烟滚滚。于是，烟和雾混杂在一起，形成极浓的灰黄色烟雾（smog），能见度极低。虽然文豪狄更斯曾借他笔下的一个人物之口，将笼罩伦敦街道上空的那些褐色的浓雾称为“伦敦的特色”，[20]但是，在19世纪的英国，“滚滚浓烟”决非伦敦所独有，而是城市的共同景致。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凡是可以用来形容伦敦的，也可以用来形容曼彻斯特、北明翰、里子，形容所有的大城市。”[21]
众所周知，当人们谈及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时，往往都会列举几组数字，而且一定忘不了要提到煤产量的剧增。1848年，英国煤的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2／3。[22]1829—1879年间，在伦敦，煤的消费大致增长了5倍，上升到每年超过1000万吨。[23]然而， 事情总是辩证的。煤的大规模开采并燃用，在提供动力以推动工厂的开办和蒸汽机的运转，并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时，也必然会释放大量的烟尘、二氧化硫和其他污染物质。尤其是以煤作为燃料的冶铁业生产，所排放的二氧化硫和其他污染物质。尤其是以煤作为燃料的冶铁业生产，所排放的二氧化硫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其危害更大。于是，随着煤的大量开采和广泛应用而出现的，便是无数的烟雾腾腾的城镇、严重的烟雾中毒事件、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乃至对建筑物以及城市面貌的不利影响。
在狄更斯笔下的“焦煤镇”（Coketown），到处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以至那些时常想呼吸点新鲜空气的人们，不得不乘火车走上几里，“然后下车在田野中溜达溜达，或者闲散一下。”[24]有人认为，狄更斯是用“焦煤镇”比附曼彻斯特。[25]而曼彻斯特周围一些工业城市，同样“到处都弥漫着煤烟，由于他们的建筑物是用鲜红的、但时间一久就会变黑的砖修成的，就给人一种特别阴暗的印象”；至于斯泰里布雷芝，在走近这座城市的时候，“看到的第一批小屋就是拥挤的，被煤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而全城的情况也就和这第一批房子一样。”[26]在19世纪，因空气污染所造成的公害现象，虽比不上本世纪严重，但也足以使那时的人惊讶不已。据伦敦摄政王公园的管理人员说，他们能一眼从羊身上毛染黑的程度看出，这只羊在草地上呆了多少天。[27]1894年，一位伦敦人注意到，几天的浓雾过后，“一些植物的叶子和花儿脱落了，一些植物的花儿萎缩了，还有些变黑了。”[28]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呼吸系统的疾病，特别是肺结核、支气管炎、肺炎和气喘等，已成为非常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29]当时，医生以及公共官员们都还缺乏有关病菌的确切知识；公众和舆论也普遍认为，不洁的空气是导致结核病的一个原因。1863年，一家报纸报道，有个贫穷的鞋匠，“因直接由于不洁空气所造成的疾病而失去两个孩子”。[30]在 1873、 1880和1892年，伦敦相继发生由燃煤造成的毒雾事件，先后夺去了1800人的生命。[31]
四、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问题之成因
城市环境污染是随城市化而出现的“城市病”之一。[32]从世界城市化的进程看，城市病的历史与城市化的历史一样长。但城市化的阶段不同，城市病的种类、症状及其病情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当城市化达到或超过50%时，一个传统的乡村社会开始转变为一个城市社会。这时，旧机制已基本不适用，而新机制尚不健全。因此，当各种矛盾暴露无遗时，便不能妥善解决。其结果，城市病最多，而且最严重。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之母；19世纪，它正处于城市化基本实现并向发达阶段过渡时期。由于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先行性与开拓性，英国的问题就显得特别地严重。
从水污染来看，19世纪英国城市的水污染源无非两类：即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那时候，由于缺乏相应的和必要的收集与处理废水的设备、措施与经验，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废水束手无策，基本上是听之任之。
我们知道，工业革命初期，主要的机械动力是水力，“由于使用水力机，工厂不得不设在大流量的急流旁边。”[33]因此，英国第一批近代工厂大工业是开办在水源充足的河边的。这既解决了动力问题，又方便了废水的处理，河流也就很自然地成了工业废水的排放场所。这是其一。
其二，工业革命极大地推进了英国的城市化过程。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城镇人口增长，数万人以上的城市大大增加；至19世纪中叶，典型的英国人变成了城市人。但是，在19世纪前期，英国的市镇建设远远跟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的需要。虽然在1800年之前一些城镇已开始修建下水道，至1830年，曼彻斯特的一半房屋、利物浦的大部分房屋都还没有排水系统和清洁设备。[34]于是，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城市规模发展而来的，是公共卫生状况的恶化。
再来看空气污染。在当今世界上，空气污染物可说是五花八门。对19世纪的英国来说，给空气造成危害的则主要是烟尘、湿雾和有害气体，如硫氧化物、碳氧化物等，它们主要出自以煤为燃料的各类工厂和家用炉灶，可称之为煤烟型污染。煤，对于推动工业技术的转变、促进工业革命的完成自然功不可没。多少年来，“工厂林立，浓烟滚滚”，一直是画家、诗人用来描述工业兴旺发达景象的画面和诗句。然而，如果说“工厂林立”4个字富有赞美之意，那么， “浓烟滚滚”则不为人们所喜爱。在19世纪的英国，由于煤的质量差，燃煤的设备和工艺落后，消烟除尘的净化装置和方法简陋或缺乏，以及人们的意识差等等原因，使烟尘和有害气体对大气所造成的危害，变得尤为严重。“煤烟曾折磨大英和美国100多年之久，以烟煤为燃料的城市，包括伦敦、 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在未能找到可替代的燃料之前，无不饱受过数十年的严重的空气污染之苦。”[35]
19世纪英国的城市环境之所以呈病态，与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取向也不无关系。那时，人们致力于追求的还是生活必需的物资，“对大多数人来说，饥饿、贫穷、愚昧、过度的辛劳，仍然是永远摆脱不了的重轭。”[36]因此，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形成了追求财富的洪流。譬如，反谷物法运动的著名领导人理查德·科布登深知：“对人的能力只有一种看法或一个标准——即赚钱。”为此，他从伦敦来到曼彻斯特，因为“曼彻斯特是做赚钱生意的地方”。[37]
科布登是中等阶级的一员，他体现了这个阶级对财富的追求。事实上，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置身于追求财富的洪流中的，决不仅是中等阶级，各阶层都被卷了进来。“靠着持久的追求和活力，把自己从最低微的劳作阶层中拔出来，上升到社会上有影响的显著地位。”[38]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全社会的目标主要集中在经济效益方面，“从个人到企业，从地方到中央，都主要是以经济效益高低论成败、定政绩。因此，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往往被忽视，甚至以牺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谋求经济效益。”[39]
从人类环境污染的历史来看，19世纪英国的污染问题尚处于环境污染的发生期。[40]虽然就今日的标准而言，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环境无疑是十分悲惨的”，[41]而且那时已有一些学者、社会活动家和改革家们对工业化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作过预测并发出警告，甚至身体力行、进行了实际的改革活动。[42]但在那个时代，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危害尚未被普遍认识和充分感受到，以至公众和政府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对之视而不见。直到这个世纪后期，随着英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经济收入的增长，以至人们对生活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时，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城市病才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而环境的真正改善只有在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后才能达到。环境污染危害不分贵贱贫富，英国在这方面的付出是惨痛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中年丧命；王储深受疾病之折磨，皆因可怕的伤寒。
于是，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英国政府先后推行了一系列有关的社会立法，如1860—1875年间颁布的一连串关于食品饮料标准、环境卫生、健康和居住条件的法令；1890年的关于解决工人住房问题的法律；1909年的“住房与城市规划法”等等。完全可以说，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英国，所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动之路。因此，当我们惊异于英国工业城市文明在历史上的辉煌时，切莫忘了那时的城市人所为之付出的代价。
收稿日期：2000—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