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唐话资料研究现状述评
李夫平
(常州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0)
摘 要： 日本江户时期丰富的唐话资料具有很高的汉语研究价值。中国和日本虽然都开展了相关研究，但全面介绍其研究现状的成果尚不多见，弄清国内的相关研究现状是当前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考察唐话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和语言分析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出，唐话资料的国内研究存在着研究成果数量仍显不足、成果分布领域不平衡、唐话资料的发掘力度不够等问题。基于这些问题，今后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唐话资料的研究。
关键词： 唐话资料； 国内现状； 成果领域； 研究角度； 不足
在备受关注的日本汉语教育史上，江户时期的唐话教育和明治时期以来的北京官话教育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时期。中国和日本都对这两个时期的汉语教育开展了相关研究。但是与日本相比，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真正步入轨道只是近二十年的事。可以说，国内对日本江户时期及近代的汉语教育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1) 李无未在《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研究的基本问题》中曾指出，“纵观国内外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仍然没有改变其研究的‘冷清’状况，主要标志是,一些基本问题探讨还停留在浅层次‘粗放’状态”，并对目前研究存在的十个基本问题展开分析，最后得出“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还处于未起步的阶段，需要急起直追”的认识。虽然这一认识距今有十年之久，但是现状却未见大的改观。 。据笔者考察，从国内情况看，相比于北京官话教育的研究状况，唐话教育的相关研究较为不足，尤其是对唐话教材等资料的文本研究仍存在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而唐话教育的历史背景及开展历程、代表性人物、唐通事等方面的研究却较为突出。为全面了解国内的唐话资料研究现状，为把握国内外唐话教育研究的整体状况提供参考，笔者拟总结国内的唐话资料研究成果，指出其中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今后可以开展的研究方向。
唐话资料主要是一些学习唐话的教科书类和辞典类的历史文献。从文本成书史及内容出发，可以开展的研究领域有许多，如文献学、语言学、社会学等。结合目前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从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文献价值研究、资料的编写特征研究、语言要素分析等方面概述唐话资料的国内研究现状。
一、唐话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
整体看唐话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现状，可以说“近年来，国内外对这一时期汉语教科书的整理和研究比较多”[1]。但是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中日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大有不同。首先，国内对日本唐话资料的整理研究起步较晚，显著的成果屈指可数，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李无未教授主编的大型海外汉学文献《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该书于2015年在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它“汇集了日本江户、明治两个时代日本汉语教育体系之下所采用的具有代表性的汉语教科书和工具书134种”，“是迄今为止收集最为全面的日本汉语教育文献汇编，被列为国家重点出版图书名录。它的出版，弥补了世界范围内日本汉语教育史乃至日本汉学研究文献的明显缺憾和不足，对于研究汉语史、汉语方言史、汉语学史以及世界汉语教学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从所选汉语教科书的代表性和类型种类、书目规模来看，该书是目前国内成绩最为突出的成果。但国内情况与日本相比，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有较大差距。从研究历史、文献收集规模和成果的丰富性角度，大略对比中日唐话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现状来看，相对于《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仅收录了12部具有代表性的唐话教科书(2) 这12部唐话教科书分别是《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语便用》《唐音雅俗语类》《汉语跬步》《雅俗清韩通语集》《第二册》《经学字海便览》《唐诗选唐音》《小孩儿》《闹理闹》《官话纂》。 的情况，早在昭和四十四年(1969)至五十二年(1977)由日本古典研究会编辑、长泽规矩也解题、汲古书院出版的丛书《唐话辞书类集》(共分20集，含别卷1集)，便收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唐话教科书、学习类辞书等63种；其后，六角恒广编的《中国语教本类集成》这一更大规模的汉语教科书整理成果的第一集(1991)和补集(1998)、奥村佳代子整理编著的《唐话课本五编》(3) 指《小孩儿》《长短话》《请客人》《小学生》《闹里闹》。 (关西大学出版部，2011)等丰富的代表性成果不断出现。但是整体来看，中日两国近几年唐话资料的发掘性研究并不多见。
图5(b)显示，经过真空扩散焊的6061铝合金水冷板，表面仍保持铝的金属光泽，无氧化；焊缝均匀致密，水冷板变形量不高于0.5%.经过2 MPa水压试验，无渗漏现象，耐压性能符合产品的设计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相关论文是陈东辉的《日本历代语文辞书对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价值》(2012)。该文整理并论述了与中国历代语文辞书有深厚渊源的日本汉语史料，并简述了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其中涉及唐话资料部分，还介绍了《唐话辞书类集》的特点及价值，提到了由鲁宝元、吴丽君编的《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江户时代唐话五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这一有关唐话教材的重要研究成果。不过，这一研究不具有唐话资料的发掘性研究内容，仅是一定程度上的整理性研究。
二、唐话资料的文献价值研究
唐话资料既是一种语言(汉语)学习的工具书，也是一种反映社会面貌、风俗习惯、历史生产活动的宝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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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进一步分析唐话资料研究价值的论文成果不断出现。朱勇在论述唐话系列教材对近代汉语尤其是明清官话研究的价值时，援引了袁宾的认识，并指出“对该系列教本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南京官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的特点”[6]60的文献研究价值。并且，朱勇从“对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价值”角度分析指出，“对这些教本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江户时代日本汉语教本的概貌和历史上日本汉语教本的发展变化情况，有助于从历史积淀中获得启示”[6]60；从对了解汉语言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及人事语言和文化教学关系的价值角度分析认为，通过研究唐话教本，我们可以明白唐通事的汉语教学与传播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小说、戏曲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情况[6]60。由此可以看出，朱勇对唐话资料研究价值的认识，在资料范围上不限于传统的主要教科书，在研究视野上扩展到小说文学、风俗文化层面。近些年，对唐话资料研究价值的认识在语言、文化、社会历史等多方面愈发得到重视。
日本方面有关唐话资料的研究主要以资料分析的形式进行，对唐话的语言记录功能和文化反映功能等的意义分析也是结合具体的语料开展。唐话资料研究价值的专题论文并不多见，相关内容零碎散落在众多唐话资料具体分析的论文中。
总体来看，虽然有关唐话资料价值的国内研究较早就有，开展较为充分和全面，但是分析方向的倾向性较强，语言和教育方向的研究成果比重大，文化和社会方向的论述较弱。
三、唐话资料的编写特征研究
在唐话资料的相关研究中，以教科书为主的唐话资料采用怎样的编写体例和编写方法，以及那些方法选用什么样的内容、体现了怎样的编写意识等问题，也受到了关注。
从上述研究概述来看，国内唐话资料编写特征的研究还需要从戏剧和小说等文化文学要素角度加以完善，从资料类型和规模上拓展领域，以形成更完整的体系。
吴丽君以代表性的资料《唐话便用》为例，具体分析《唐话便用》各卷的词、词组或短句、句子和短文等方面的编写体例情况后，指出《唐话便用》在语音、语法和教材内容上的编写特征，并阐述对这一口语教材进行研究的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5]136-139。朱勇以《唐话纂要》里的词汇为考察对象，讨论了《唐话纂要》的编写结构，并归纳分析了里面的专门词汇，总结其编排特色：词汇难度的递进性，常用先学原则初露端倪，词汇按语义归类编排，同字词相邻编排、无意识的语素教学思想，以故事发展为序编排词语[7]。刘继红考察了《唐音雅俗语类》的编写特征，指出其语言上的特征是“将所教语言定位为南京官话”，“雅语与俗语的分类编排”，“由浅而深、由简而繁的循序渐进思想”，其内容上的特征是“实用性与针对性”“生动性与趣味性”“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等[8]，并从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唐音雅俗语类》的这些特征对现今汉语教材编写工作具有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从上述研究的对比中不难发现，虽然吴丽君、朱勇、刘继红分别以不同的唐话资料为对象考察了编写情况，但他们得到的结果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交叉：冈岛冠山的“唐话五种”在编写方法上具有延续性和一致性特征。因此，唐话资料编写特征的整体概貌和差异性研究相结合是可以拓展的研究方向。同时，集中从语言要素的角度开展唐话教材编写体例研究的倾向比较显著，多角度分析还需要补充。
黄莉萍也以《唐话纂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话”的话语单位的性质及其认知与韵律特点，并论述了教材编写特征[18]。可以说，这项词汇研究尝试了一个新的角度。其后，黄莉萍和方环海发表的论文《〈唐话纂要〉中汉语二语教学单位“话”的性质》[32]与《〈唐话纂〉要中“话”的性质及其韵律结构分析》[33]对黄莉萍的硕士论文多有沿袭。不过总的来看，这些论文是唐话资料词汇研究中较为深入而细致的。另外，黄莉萍和方环海还总结了中日两国以往对《唐话纂要》的硏究，将目前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相关研究成果总结为“从宏观的角度阐述《唐话纂要》在日本汉语教学史上的地位和研究价值”，“对《唐话纂要》编写体例的介绍”，“对冈岛冠山个人生平的介绍”三个方面；指出目前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是，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都还没有从《唐话纂要》的“话”这一语言单位角度进行过专题研究[32]211。这一成果还介绍了《唐话纂要》词汇研究的许多论文，包括国内的朱勇、赵苗、曹保平等人的论文和日本方面的诸多论文。这个总结虽然仅针对《唐话纂要》，但对了解唐话资料的研究概况仍非常有参考价值。
近年还出现了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硕士论文开展唐话资料研究，更为关注其编写特征，如闫荣盛[16]、方媛[17]、黄莉萍[18]等。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㉖
目前，唐话资料的文献研究价值正得到学界普遍关注。这一现象在现有的研究中多有体现。袁宾在介绍汉语语音历史文献的情况时指出，在明清语音文献中“日汉对音中的‘唐话’也是研究明清官话的重要资料”[3]。鲁宝元在分析和论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唐话五种教材(4) 指冈岛冠山编写的《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话便用》《经学字海便览》《唐音雅俗语类》5种教材。 后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教材虽然存在编排体例和原则上的缺欠，但相比于日本江户时代以前的汉语学习教材来说，“以汉语口语为主，又具有相当的实用性、科学性、系统性和趣味性，在日本的汉语学习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开创了日本汉语学习的新阶段，并影响了江户时代以后明治时代的汉语教学和教本的编写”[4]。鲁宝元肯定了唐话教材在汉语教学上的实用意义和在日本汉语教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吴丽君在介绍《唐话便用》的编写背景后，指出了它作为一种为贸易服务的唐话口语教材的实用性价值，综合分析它的编写体例和主要特点后，概述了它对于研究日本汉语教育史、中国近代汉语发展史、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史等的重要史学价值[5]139-140。总体来看，鲁宝元和吴丽君都是以“唐话五种”或其中的一种教材为对象，从汉语史学角度来论述其研究价值。
对比中国的情况，日本的唐话资料编写特征研究更具体，通过全面细致的词汇分析来看唐话资料的相关编撰方针等。岩本真理在统计《唐话纂要》《南山俗语考》的词条并分析词类分布倾向后，指出动词词组在不同字数词汇中的不同分布情况、以名词词组为中心的编写倾向等在两书中都有体现[19]。奥村佳代子整理比较《唐韵三字话》《唐话纂要》和《南山俗语考》中的“三字话”(三字词、短语或者句子)，分析了具有不同词汇分类方法的教材中的词汇特征[20]。由此看来，这两个代表性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通过语言要素考察来探究多种唐话资料在编写历史上的继承参照关系。同国内的唐话资料编写研究现状一样，日本方面的个案研究也有许多，如奥村佳代子的近40篇唐话资料研究论文中多数是此类型的成果。
综上，在研究视角的广度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上，中日的研究风格存在明显的差异。国内研究在丰富研究方法和扩展研究范围上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另外，虽说日本将更多的唐话资料纳入研究视野中，但整体来看，中日研究仍面临着许多未被深入了解的唐话资料。
四、唐话资料的语言要素分析
语言要素分析是国内唐话资料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现有研究从音韵、词汇、语法等角度对多种唐话资料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风格展开了探索。
(一)语音角度
首先，2007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张升余的《日语语音研究——近世唐音》是较早以论著形式出现的唐话语音研究成果。该著作的内容主体是张升余早在2000年完成的留学日本关西大学的博士论文。关于本书的内容，张升余在前言部分说道：该书是以近世唐音研究为主线，论述了唐音进入日本语言的经过、历史根源、形成过程、使用现状、文献资料的多少、与中国各方言音的对照、唐音反映的当时日语音韵的实况、中日语言交流的瓜葛，以及相同特殊音的相互影响、唐音的位置等问题。书中详细列举和介绍了研究的资料对象——黄檗宗唐音资料、唐通事唐音资料(5) 在《日语语音研究——近世唐音》中，张升余主要介绍了《禅林课诵》《弘戒法仪》《黄檗清规》《慈悲水忏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慈悲道场忏法》6种黄檗宗唐音资料，并列举了其他10种文献；主要调查的唐通事唐音资料有19种。由于数量太多，本文在此不做搬抄。 ，对其中的语料所反映出的唐音音韵特征从日语和汉语相关角度，既作了实态分析、特征描述、发音标记解释，还进行了特殊音价推定和语音比较研究[21]。这项研究的地位或许从该书对唐话资料的研究现状的总结中看出一斑。张升余指出“在中国，关于唐音资料的研究几乎没有”；日本方面的研究虽然较为丰富，但仍存在研究不够全面系统的问题。这一距今近20年的认识仍能反映出相关研究现状中的一些问题。从研究资料的规模角度来看，《日语语音研究——近世唐音》将近30种唐话资料纳入研究视野，在目前的研究中也是比较突出的一点。不过，该书毕竟是一项唐话语音的整体性研究，我们不能从中了解到每一部资料的具体特征。
《信号与系统》和《数字信号处理》两门课程是归类于电子类业信号处理课程，在平时教学中要求学生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和喜爱，学生才能爱学和喜欢学。
其后，2010年谢育新的博士论文《日本唐通事唐音与十八世纪的杭州话南京官话》以日本唐通事的唐音为中心，结合《磨光韵镜》《谐声品字笺》《古今韵表新编》《西儒耳目资》等音韵资料，详细分析了《唐话纂要》和《唐音雅俗语类》等唐话资料的音韵特点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方言特征，探讨了18世纪前后杭州话、南京官话的语音特点,并与现代方言比较,考察了200年来杭州话和南京官话的演变情况[22]。可以说，该论文是以少数代表性的唐话资料为分析对象的语音专门研究，2016年以论著的形式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外，张升余考察了日文汉字“子”和“行”的唐音读法，涉及的唐话资料既有《禅林课诵》《黄檗清規》《慈悲水忏法》3种黄檗宗唐音资料，也有《唐话便用》《唐音雅俗语类》等8种唐通事唐音资料[23-24]。所以，这两个成果也具有语音研究资料发掘的意义。之后，以《唐语便用》为考察文献，叶晓芬从异读字声调来看该文献反映的唐话语音现象[25]，分析其所载汉字的片假名注音，探究了止摄字的等韵特征[14]。这些论文都是唐话资料的语音现象个案分析，较为综合性的语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其实，日本的唐话语音研究成果更为丰富。研究成果以语音研究论著为主，论文也较多，研究对象不限于且不针对特定的唐话资料，且唐话资料的个案分析散见于其中。唐话语音研究的角度也呈现了多样化的特点。比如，以唐话的内部方言特征为研究目标，高松政雄讨论了南京音和浙江音在唐话资料中的表现[26]；矢野準和中村雅之分析了唐话注音假名的特征及其与唐话语音的关系[27-28]；而柯愛霞从《唐話纂要》中的注音符号入手，讨论其在唐音实践中的特征和意义[29]；冈岛昭浩通过分析唐话资料所反映的近世唐音的清浊现象来揭示其特征[30]。日本方面更多的研究也可见于岩本真理、奥村佳代子、喜多田久仁彦、于增辉等人的论文。对比中日相关研究，或许更能清楚地看到，国内在唐话资料语音研究上存在着资料开发不够、研究细致化需推进、语音相关的综合系统研究需建立等问题。
(二)词汇角度
近年来，唐话资料的词汇研究以硕士论文成果最为丰富。陈慧源以《唐话纂要》为研究对象，梳理“二字话”词汇，阐述词义释例情况并作补充释义研究，分析词例释义存疑情况，指出词汇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还探讨了部分词缀情况，认为《唐话纂要》虽然存在释义不准确、用法不准确和“生造词”等局限性，但是资料中的汉语词汇、短语和对话对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的语言与风俗都有很大帮助[31]。综合来看，这是一项针对特定唐话资料的词汇专题研究，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将《唐话纂要》的全部词汇纳入综合研究中，同时探寻更好的研究方法，以期能够给其他唐话资料的词汇研究提供借鉴。其后，诸如闫荣盛、陈金丽、方媛等人的论文也涉及了唐话资料的词汇研究，但是这些论文存在着需要扩展补充的方面，如唐话资料研究对象的多样化、词汇整理和分析视角的丰富性与新颖度、词汇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等。举例来说，方媛以《唐话纂要》所收字、词、短语的特征为切入点，考察了教材的编撰特点[17]。收字情况考察是方媛不同于陈慧源的地方，但该部分内容在论述的严密性和总结的准确性上存在值得商榷或需考证的余地；对词义及词汇性质的论述角度和分析结论与陈慧源具有相似性。
可以说，词汇是唐话资料语言要素研究中最活跃的对象。其中，词汇整理、词形词义词类特征分析、词汇研究价值分析等尤为突出。
此外，还有许多相关论文，如蒋春红以“唐话课本五编”的写本为研究对象，考察唐通事汉语教材的编写特点和汉语教育的具体实态，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分析，概述了“唐话课本五编”的教学对象、教学目的以及教学方法的特点[1]。虽然这一研究对唐话资料编写特征的论述并不十分详细，但从资料对象不囿于“唐话五种”来看，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其他的论文主要还有：赵苗考察了《唐话纂要》中二字话词语的收词和编排特点[9]；赵苗在分析《唐话纂要》的教材地位及其价值时，指出了它的编排特色[10]；刘继红考察《唐音雅俗语类》的编写状况，认为这“是其(冈岛冠山，笔者注)系列唐话教本中唯一一部将‘雅语’和‘俗语’加以区别的教材。教材的编写特点反映出冈岛冠山对汉语学习和教学的认识，同时也让我们看出冈岛冠山从事与汉语相关的实践活动对教材编写的影响”[11]；张美兰从商务用语角度看《唐话纂要》《唐音雅俗语类》《唐语便用》《唐音俗话问答》等教材的编写特征[12]；林彬晖从中国话本小说因素对唐话资料的影响角度来看《闹里闹》《养儿子》《唐话纂要》等教材的编写情况[13]；叶晓芬简要分析了《唐语便用》的选词选句和注音的编写现象[14]；葛平平简介了部分唐话资料的编写内容的特征[15]，等等。唐话资料的编译现象也出现在研究视野中，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面。如植田遏雄考据了《通俗忠义水浒传》的译者情况，探究其翻译意义；冈崎由美分析了《水浒记》《蜃中楼》和《琵琶记》三种日译作品的翻译过程、译文特点和翻译方法等。不过，这类研究较为少见。
二大队电焊工陈国相创造了日焊固定口16道的新纪录，合格率100%。一大队王学斌创造了直径219毫米管线活动日焊21道的优异成绩。有一次在北京市朝阳区80点至82点管线安装施工时，由于施工地点地势低洼，加上农民冬灌浇水，到处泥泞不堪，挖好的管沟也都积满了泥水，汽车无法通过，发电机、电焊机运不到施工现场。当时正值11月间，季节已入初冬。为了抢时间，使工程如期完成。大家都脱掉鞋袜，卷起裤腿，踏进寒冷刺骨的泥水，前拉后推，使发电机、电焊机就位，然后顶着寒风焊接管线，焊接一段移动一段。直到这一地段的管线焊接完毕，大家几乎都被冻僵了。
娄珂珂以《杂字类编》中的433条草类植物词为研究对象，“主要描写了这些草类植物词的词汇概貌，考察了其构词特点，同时对‘异名同实’词汇组进行了分析,从而展现出《类编》草类植物词的概况,归纳出近代汉语时期草类植物词汇的特点，并揭示了造成‘异名同实’现象的原因”[34]。相比唐话资料的其他论文，娄珂珂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觉上比较新颖，既选择了小众的研究资料，又考察了独特的词汇领域，具有研究视角的启发意义。
2.3 出院或死亡时血常规检测 出院或死亡当日行血常规检查，死亡组淋巴细胞比率、单核细胞比率、红细胞计数、红细胞比积及血小板计数均低于存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性粒细胞比率高于存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广东粤垦农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注册资金人民币30,000万元，注册地在珠海横琴自贸区，运营总部在广州。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广东农垦及成员企业占65%，中国人保资产占30%，横琴金投占5%。公司2016年3月29日经省金融办批准开业，系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股的省级国有小额贷款公司。
综上，在唐话资料的词汇研究方向、考察资料的多元化和词汇分析视觉的丰富性方面都存在进一步拓展的必要性，词汇考察的细致化和全面性也存在可补充的空间。
(三)语法角度
在国内的唐话资料研究中，鲁宝元和吴丽君编著的论文集《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江户时代唐话五种》是较为突出的代表性成果。该文献收录的16篇论文主要是关于汉语教育史、唐话教育及唐话资料的研究，其中部分论文已在前文中提到，如鲁宝元、吴丽君、赵苗、朱勇、刘继红等的论文。此外还有唐话资料语法研究的论文，如刘继红的《〈唐话纂要〉等唐话教材中的处置式分析》[35]和田秀芳的《〈唐话便用〉中“三字话”的语法结构》[36]，从不同方面论述和概括了代表性的唐话资料中的语法现象。正如黄莉萍和方环海总结的《唐话纂要》的语法研究情况，唐话资料的“语法方面的研究屈指可数”，其中刘继红的论文“也是为数不多的从语法方面来分析《唐话纂要》的文章”[32]210。由此可以看出，唐话资料的语法研究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刘海燕在分析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四个分期的特征和现阶段的汉语教学标志性做法、代表人物与教材的过程中，提到了《唐话纂要》中“字话”这一有效语流片段的语法现象[37]。黄莉萍和方环海分析认为刘海燕“是从汉语‘节奏’方面入手，为我们研究《唐话纂要》提供了新的视角”[32]211。此外，唐话资料的语法专题研究确实不多见，相关内容作为片段，多出现于一些综合性论文里。比如陈慧源以词缀“子”和泛义动词“打”“吃”为例考察《唐话纂要》的构词情况[31]，陈金丽总结了“三字话”的语法特征[38]。
通过考察唐话资料的语法研究现状，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研究成果较少，无论是论文数量还是已理清的语言现象都十分有限，以词汇为中心的语法研究现状突出。
五、唐话资料研究现状的总结
当然，唐话资料的既有研究成果绝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文学研究、文化语言学研究、资料翻译研究、文献比较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也有，但多数不够系统和具体，专题研究意识较弱。
综合来看，唐话资料的国内研究现状和努力方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研究成果整体还显不足，领域分布呈现集中性的特点。具体来看，唐话资料的体例研究相对成果较多；语言要素研究集中在词汇领域，语音和语法的研究整体薄弱。这造成了语言方向研究问题的相近、研究结果的重复，以致研究精力的浪费。
傅政华：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是司法行政机关责无旁贷的职责使命。
车辆段在回填施工高峰期，各类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非常多。根据周边交通情况以及场地内施工特点，需合理布置出入口、施工通道及行走线路，确保场内运输车辆安全流畅。
唐话资料研究对新资料的开发力度有待加强。目前，冈岛冠山的“唐话五种”处于唐话资料研究的突出地位，其他唐话资料的研究地位有待提高，即使是冈岛的唐话翻译资料的研究也不充分。今后还需将更多的唐话资料纳入基础研究中。
拓展研究领域的意识还需要加强。虽然唐话资料是一种语言学习的文献，但是它的内容涉及文学、戏曲、社会风俗文化等方面，它的编写有个人编撰、改编、翻译等多种形式。开展多方面、多角度、综合交叉的研究对充实现有的研究成果或许大有裨益。
除上述三点外，其他方面也许还有不足。为更准确把握我国唐话资料研究现状的特点，还需要比较中日唐话资料的研究现状。这一工作的开展将给今后的唐话资料研究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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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anghua Data in China
LI Fu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00, China)
Abstract ：The abundant Tanghua data in the Edo period of Japan are of great valu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lthough there are relevant studies carried out in both China and Japan, th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anghua data is still far from sufficient. Therefore, it is a meaningful precondition to clarify its research status in China. In terms of investigating studies about the exploration and collation of Tanghua data,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linguistic analysis on it,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domestic research statu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search findings in total which are disproportionately distributed in various research fields, as well as inadequate exploitation of the data. Referring to these possible problems, we can conduct more specialized researches concentrating on Tanghua data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anghua data; domestic status; fields of findings; research perspective; problem
中图分类号： H1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297( 2019) 06-0082-08
*收稿日期： 2019-04-10； 修订日期： 2019-04-28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一般课题“基于日本汉语文献的近代日本中国认知研究”(19NDQN314YB)
作者简介： 李夫平(1987—)，男，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日文化比较、词汇学。
(责任编辑： 李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