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陷阱与改革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陷阱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收入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增长的历史经验表明，是持续深入的改革释放了经济增长潜力。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三驾马车”乏力，增长动力不足。应明确改革目标、加强改革战略设计、找准改革突破口，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供新的动力。
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研中心。
图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潜在增长率变化的三个周期
一、三十年“中国奇迹”的背后：改革释放增长潜力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9%，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升至5432美元，改变了四分之一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正式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纵观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周期(见图1)，每个周期约十年左右。“中国奇迹”的真正“神奇”之处在于，经济增长每次下滑之后都能通过改革重拾升势。可以说，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年快速增长的关键。三个发展周期恰好对应于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八十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世纪的“入世”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三轮改革实现了中国社会三次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也成为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周期的三个拐点。具体分析，改革开放的进程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每一轮改革的触发点都是在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到8%左右时启动的，并都带来了随后一波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一阶段(1978-1991年)，改革启动与局部试验时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突破，然后扩展至以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与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试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发展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等非国有经济，推进计划、物资、投资、金融及流通体制改革，商品价格市场化闯关等等，极大地激发了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中国经济迎来了第一次高速增长。
第二阶段(1992-2000年)，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时期。由于国企改革的局限性，以及计划经济政策与萌动的市场力量的巨大不适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经济再度陷入困境：GDP增速由八十年代中期的15.2%骤降至1989年的4.1%、1990年的3.8%。面对内外交困局面，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及当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新的历史阶段：推进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非公有经济发展；全面推进投资、财税、金融、外贸体制改革；建立宏观调控体系框架；推进粮食和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健全商品流通市场；加快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建设；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对外开放由沿海地区向广大内陆腹地拓展；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等。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实现了关键性跨越，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能力逐步加强，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国民经济运行机制基本形成。与此相对应，中国经济进入了第二次高速增长。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全面改革开放时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市场需求不振，国有企业与金融机构自改革以来首次面临需求约束与跨周期发展的考验，再加上普遍的“软约束”，亏损面不断扩大。面对宏观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巨大压力，中央进一步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启动国企“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和股份制改造，建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深入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启动并完成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与上市；加快规范发展土地市场；积极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特别是加入WTO，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入世“放手一搏”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关键一跃，转化成了推进国内各项改革的强大动力。中国企业与金融机构抓住“与高手过招”的机会，通过学习与变革实现了涅槃。全方位经济改革和“入世”，成就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黄金十年。
(二)每一轮改革都因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而诱发，解决的都是当时社会最突出的经济问题
1978年之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既有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积极性，造成工农业生产的长期低水平徘徊。农业生产尚未解决温饱问题(1978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还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领域国营经济占绝对优势，经济效率低下。主要矛盾是全面的供给不足，即“短缺”，特别是粮食供应不足的生存危机。因此，改革率先从农村入手，解除约束农民积极性的机制问题。在改革后的五年时间中，粮食产量增长了30%，推动了经济增长。由于农民收入提高，需求增加，工业品短缺问题随之更趋严重。于是改革转向城市，开始国企放权让利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整个八十年代，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放权搞活，以解决经济发展的激励问题为起点，进而解决最为突出的短缺问题。
八十年代中后期，商品如何流通、资源如何配置、生产如何调控等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成为突出问题。其集中表现就是新旧体制双轨并存引发经济秩序混乱，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价格闯关产生恶性通胀。对此，1992年之后的改革集中于着力解决资源配置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实现了资源由国家计划配置为主向市场配置为主的转变，极大解放了生产力，使经济建设走上了健康、协调、持续的发展轨道。从1992年到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7年，经济保持了10%以上的两位数稳定增长。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国内市场日趋饱和，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对国际市场的冲击，自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由全面短缺转向了结构性过剩和经济通缩。为扭转这一局面，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开启并持续深化住房制度、金融体制改革等，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同时，以“入世”为契机推进对外开放。在市场主体经营管理日益规范、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更加健全的背景下，中国利用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等优势迅速融入全球经济，成为“世界工厂”。从2002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6年时间里，出口总量翻了两番，突破了国内需求的约束，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十年间经济保持了年均10.3%的高速增长率。2009年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GDP达到5.8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突破3万亿美元，10年增长近13倍，规模连续六年居世界首位；2012年，财政收入超11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近5倍。
总体而言，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针对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通过制度变革，减少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培育新的增长力量，从而形成了一个“解决旧矛盾-产生新矛盾-解决新矛盾”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走出了一条从农村到城市、从企业微观到市场宏观、从对内到对外政策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三)每一次改革都带来了经济效率的大幅度提高，都释放出了新的增长动力
不同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我国近三十年经济的发展起点均是生产要素被束缚的状态。因此，一系列“要素松绑式”制度改革在短时间内释放了经济增长必需的动力要素与市场活力：将全民从大锅饭中解放出来，驱动了社会经济活动意愿；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驱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将资本从“万恶之源”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驱动了实体经济货币化、资本化进程；对外开放则在将消费能力从国内市场引导至国际市场的同时，充分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通过制度变革与管理创新等，提高了生产要素组合效率。过去三十余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经济增速的约1/5。其中贡献度较高的1984-1988年、1991-1994年以及2005-2007年三个时期，正是我国体制改革力度较大的时段(见图2)。
数据来源：CEIC、交行金研中心。
图2：1979-2011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八十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放权让利的国企改革解决了生产的激励问题，释放出了巨大的“改革红利”与“制度红利”；与此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了持续的劳动力资源支撑，转变为现实的人口红利优势，并成为推动此后三十余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大优势。可以说，制度开放所带来的大规模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是上世纪8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这段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7%。
九十年代的市场化改革推动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源实现了市场化配置，市场化的效率优势充分显现。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全国各地招商引资，一度催生了“股票热、投资热、开发区热”等经济热潮。全要素生产率迅速增长，1991-2001年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达25%左右，其中前四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更是高达45%。
进入新世纪的改革开放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多在于需求方，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加速，全球化红利快速显现。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配额和关税大幅下调，为中国打开了巨大的外部市场，出口快速增长。依靠全球资源与市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从2002到2008年，年均GDP增长高达11%，其中消费贡献40.0%，投资贡献48.5%，净出口贡献11.5%。2001年到2005年，外贸依存度由39.6%快速上升到63.9%；如果用剔除各国产业结构差异的工业外贸依存度计算，2005年工业外贸依存度高达153%。对外开放和广泛利用国际市场，带来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和机制创新，经济增长效率快速提高，技术研发、专利等创新投入持续加大。2002-2010年，研发(R&D)经费支出平均增长达23.7%，相当于GDP比例的约7.2%。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这一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保持在26%左右(见图3)。
数据来源：CEIC、交行金研中心。
图3：近十年R&D经费支出增长稳定
总之，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固然得益于人口红利、城镇化红利、工业化红利、全球化红利等，但真正使得这些“红利”因素得以发挥的是改革开放，因此，“改革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三十年来，在从计划经济过渡至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中国曾多次遭遇巨大的内外部冲击。而正是每当改革效果趋弱时及时推动了新一轮改革，为经济不断注入新的活力、释放新的发展动力，才不断化解了危机，使得中国经济在连续三十年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仅有2.7%的低波动率。历史证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二、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增长动力趋减与下行压力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也结束了中国自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虽然通过四万亿元投资等一揽子扩张政策的强力调控，实现了2009-2010年的反弹，但由于经济内在结构、机制等问题的积累，快速增长难以持续。自2010年四季度开始，在宏观调控政策不断加力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连续8个季度逐季下滑，2012年全年增长7.8%，创近13年来最低。支撑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均已发生变化，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更揭示了中国经济内在的结构、机制问题(见图4)。因此，改变这一状况需要更多的经济改革，而非单纯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
图4：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结构
(一)外部需求拉动作用减弱，出口高速增长难以再现
新兴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通常以初级品生产和出口为重要驱动力。中国过去也不例外：截至2012年年末，中国货物出口占全球的市场份额已经增加至11.2%。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出口在全球占比达到10%—12%时，继续增长的空间相当有限(见图5)。特别是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开始消退(见图6)，今后一个时期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因以下外部环境变化而明显减弱。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交行金研中心。
图5：一国出口的全球占比难以超越1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
图6：全球化红利开始消退(单位：%)
一是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境外需求大幅下降。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复苏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短期内难以重现危机前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并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低速增长期。总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
二是全球面临“再平衡”的调整压力，外部供给替代能力增强。危机发生后，“美欧消费、东亚生产”的分工关系出现变化。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为了重塑国家优势，纷纷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大力支持本国发展新能源、生物、信息、航天航空等产业，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形成“高端挤压”效应；与此同时，新兴国家竞争能力明显增强，特别是“新钻11国”①，利用更加低廉的土地和劳动成本，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明显的“低端挤出”效应，中国出口压力因此明显增大。
三是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贸易摩擦不断增加。无论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还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明显增多。特别是美欧，不断借口自主创新、政府采购、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频频向我施压。我国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明显加大。
四是竞争格局发生变化，比较优势正在消退。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新增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人口红利开始衰减，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②。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③，地价持续走高，廉价生产要素时代已经过去，依赖增加要素投入扩大“中国制造”能力面临瓶颈。人民币大幅升值，出口商品的美元标价持续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已经升值了31.6%，去年十月下旬后更是出现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15次“涨停”。
(二)投资拉动效能下降，扩张空间较为有限
图7：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的动力结构图(单位：%)
数据来源：CEIC、交行金研中心。
图8：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单位：%)
投资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估算，高速积累的资本贡献了我国经济实际增长率的59%(见图7)。我国资本存量年均增速高达11%，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实际增速达12.4%，其占GDP比重也由1978年的30%上升至2011年的51.5%(见图8)。这一比例在任何一个领先经济体的和平时期都是前所未闻的。最近，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指出，中国的投资水平比其所处发展阶段的最优水平高出约10%④(见图9)。但经过多年高投资率的积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不断加大。
数据来源：WEO、交行金研中心。
图9：各国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单位：%)
数据来源：CEIC。
图10：近十年来中国资本产出率持续下降(单位：%)
一是投资的边际产出率下降。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居民消费水平偏低，不利于经济自主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⑤。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边际产出将在达到某一临界点之后趋于下降。实际上，在经历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之后，特别是过去十年高速资本密集化路径之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已显著下滑到许多国家之下(见图10)。
二是储蓄率下降将制约高投资率。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45%，与40%以上的高储蓄率基本匹配。然而随着我国进入老龄社会，总储蓄率将会下降：据估算，2015年比2008年将下降5—7个百分点。如果仍要继续保持高投资率，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金融机构创造出巨额的“虚拟资本”，要么从境外引进大量资本。就前者而言，过度的“杠杆化”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之一；就后者而言，目前外资多呈现收缩趋势。
三是工业增加值占比已达峰值。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峰值后，都经历了一个持续下降过程⑥。2001-200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1.5%，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3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2.9%，已经达到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历史高点，接近极限。今后一个时期，可能出现下调态势，工业投资增速也难以进一步大幅提升。
四是制造业面临严重结构性产能过剩。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我国利用规模化生产成本优势形成的一些制造业产能面临过剩和淘汰的风险，特别是钢铁、有色、建材、船舶、煤化工等部分行业，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突出⑦。初步估测，“十二五”期间需淘汰7000万吨炼铁、2.5亿吨以上水泥、600万吨铁合金、4000万吨焦炭的落后生产能力。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缺乏自主技术的低端加工组装的局面难以为继。
五是房地产投资趋于平稳。随着住房制度改革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房地产业快速发展，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投向。2003-2010年，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基本保持在23%左右(见图11、图12)。然而，持续近十年的房地产投资热潮引发了市场浓厚的投机情绪，挤占了实体经济产业升级的良机，不断攀升的房价也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大房地产调控力度，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总体上得到有效遏制。但调控任务依然艰巨，“去投资化”的楼市调控政策不可能出现松动。
数据来源：CEIC、交行金研中心。
图11：房地产与建筑业在中国GDP中的占比持续提高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行。
图12：近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变化
六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有限。“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投资”的模式，为中国过去创造的经济奇迹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填补了民资与外资的萎缩，支撑起了经济的高增长(见图13)。然而，目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已趋于饱和，在一些地区甚至过剩或过度超前⑧，而长期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方式也压抑了民间投资活力。此外，投资主体自我约束机制尚未建立健全，部分地方政府不顾市场需求，片面强调铺新摊子，盲目增加新开工项目和重复建设而过度举债，导致地方债务负担沉重。在此背景下，如果仍依靠政府短期投资，只能加剧产能过剩，贻误经济转型的时机。
数据来源：CEIC、交行金研中心。
图13：危机时期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力挺经济增长(单位：%)
(三)消费率持续下降，增长面临较多障碍
投资增长最终依赖于消费需求的支撑，不可能无限增长。保持适当的消费率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但过去三十年来，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尤以近十年为甚，从2000年的65%下降到2011年的43%，其中居民消费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跌至36%，屡创新低。不仅远低于美国的85%、西欧的75%、全球平均的77%，而且也低于亚洲国家的消费率平均水平65%，甚至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数据来源：WDI。
图14：中国居民消费率趋弱
第一，居民收入份额下降，消费率降低。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国民生产总值、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分别增长10.2%和16%，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纯收入仅分别增长8%、6.2%。在经济、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企业利润快速攀升的同时，居民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份额由1996年69.4%的高点持续下滑至2008年的57.1%；与此相反，同期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则由12.8%上升至21.6%，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相应由17.7%上升至21.3%(见图14、图15)。这是近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
数据来源：CEIC、交行金研中心。
图15：居民、企业和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
图16：城乡居民消费倾向
第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发达国家政府社会保障方面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般在30%—50%，而中国连续多年仅为11%—12%，投入医疗的资金不足GDP的1%。全世界各国仅高等教育的经费占GDP的平均值便达4.8%，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为4.2%，中国全部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于3%以下。医保、社保不到位，教育投入较低，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和储蓄倾向(图16)。研究表明，仅高等教育改革就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了12%。此外，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率快速上升，2007年以来已高达30%以上(图17)。连续多年的高房价严重透支了居民未来20年的收入，导致“中产阶级贫困化”，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
图17：商品房销售额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率
第三，贫富差距拉大，整体社会消费水平难以快速增长。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的一项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37倍，远远高于印度的5.52倍和菲律宾的9.11倍(见图18)。随着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高收入阶层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其他消费的边际倾向较低，低收入阶层有迫切的消费需求却无消费能力。这正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情形，也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居民家庭消费持续疲软的一个重要原因。
数据来源：CEIC、瑞银证券。
图18：中国收入前20%与后40%居民收入占全部城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第四，产业升级与高端产品供应不足，成为境内消费的重大漏出因素。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正由以衣、食为主的温饱型向以住、行为代表的小康型转变。遗憾的是，国内相关产业升级尚未到位，高端知名品牌有限，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导致此类高端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市场基本拱手让给境外，成了拉动国内消费的重大“漏出因素”。而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信任危机及由此导致的居民日常消费缺乏安全感，也使部分商品市场基本让位于有严格质量标准的进口商品。
三、经济下行背后的“中等收入陷阱”威胁
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速趋缓，似乎并不是偶然外部冲击所致的短期波动，而很可能是长周期的趋势性下行。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于2010年以人均总收入4260美元跻身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收入4000—12000美元)。大多数国家在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速普遍会有所下降(见图19)。而从发展实践看，这一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敏感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通过积极改革与结构调整，均在经过十年左右的中等偏上收入时期后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而更多的经济体，如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及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则长期陷于经济停滞与社会动荡之中，人均GDP徘徊长达四五十年，至今仍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看，当前我国正面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数据来源：台湾地区数据来源于中国台湾省政府主计处，中国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其他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交行金研中心。
图19：部分经济体在不同人均GDP组别期间的经济增速(单位：%)
(一)原有增长机制失灵，转换发展模式面临考验
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经济风险诱因，即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如果继续在原有机制下，过度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将迟迟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低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资源价格、低污染成本、低汇率的作用下，依赖高资本投入、高物耗、高能耗，以出口为导向，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典型高投入式、外延型增长方式，目前已难以为继。
一是人口红利渐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人口13.4亿，其中，60岁和65岁以上老人占比分别为13.26%和8.87%。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传统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10%，新的标准为65岁老人占比7%)，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抚养比和社保压力随之上升，正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形成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挑战⑨(见图20、图21)。
二是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中国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国家以往需要约一百年才能实现的经济飞跃，这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2011年，我国GDP仅占全球的10.5%，却消耗了全世界钢材、水泥的50%，能源的20%，并已成为世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最多的国家⑩。而我国又恰恰是一个资源丰富但人均占有量极少的国家(11)。单纯从供给角度看，随着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的变化，旧有增长模式下环境资源方面面临的约束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资源错配的弊端也越发明显。因此，原有依靠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显然已难以为继，必须逐步向依靠提高要素组合效率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变(见图22)。
(二)内生动力不足，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面临考验
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会逐步丧失。如果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中高端市场受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那么在这种上下挤压的境地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马来西亚以及拉美国家之所以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有直接关系(12)。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然而，目前国内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限，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态势也尚未形成，创新型人才培养仍不能满足要求；此外，产业研发投入不足(13)，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14)，也都制约着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产生。因此，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产业发展由主要依靠生产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向培育以自主创新和提高劳动力素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在此期间着力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三)社会矛盾有待解决，公平发展面临考验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拉美国家的教训便在于，在迈进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15)，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同时，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就业、住房、社保等问题凸显，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公平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产生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导致一国落入“陷阱”。近年来，与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民生改善均明显滞后，包括财富向资本集中，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缓慢等(16)。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则影响了资源要素，特别是“人”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使得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四)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深化改革面临考验
“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是在环境条件变化后，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由于在经济发展中财富过度集中，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扭曲，导致问题累积并长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发展遂陷于停滞。因此，及时通过改革调整化解相关矛盾至关重要。从这一意义上说，用“改革陷阱”比“中等收入陷阱”更能揭示为何一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突然失去发展的动力。
从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形势来看，不管是增长方式问题，还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问题，抑或发展的公平性问题，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深层体制、机制矛盾，包括：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未能充分反映其稀缺性和市场供求状况；社会性规制制度不完善，政策执行不到位；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体系不健全；国有企业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有待完善等。
然而，随着中国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改革初期“人人皆受益”的“帕累托改进”相比，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风险性均明显增加。当前的经济增长不仅需要冲破，而且需要重塑与之更相适应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及与此相契合的利益结构。而这种“冲破-重塑”进程往往需要支付变迁成本，且很可能因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效应而陷入多重“陷阱”。要将过度倚重“投资-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直面当前的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并采取有效举措予以解决。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改革陷阱”，或者说是“转型陷阱”。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改革创新引领下一个经济发展的十年
未来十年，中国将面临经济社会和国际格局的双重变化。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新矛盾、新问题，新一轮改革开放，要明确改革目标，做好顶层设计，找准突破口并加以系统性推进。
(一)明确改革的目标：全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必须继续改革攻坚。新时期要从转轨阶段转向全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从以增强市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转变为促进经济社会的整体活力与进步，从满足生存型发展需求转变为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阶段，并要进一步适应国际化的新格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经济、社会和国家管理的各个领域，并不是改革攻坚任务的减轻或“尾声”。相反，改革的任务更加复杂艰巨，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内容。
一是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新时期，要“更大程度地”和“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着重在“更好”上下功夫。要在加快推进包括要素市场化等攻坚任务在内的市场化改革、健全各类市场体系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各项制度的创新、建设问题；要更好地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微观活力，规范微观主体行为；要更好地解决宏观调控与市场基础的互动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应充分认识我国当前市场机制作用的特点，通过完善体制，有效抑制市场行为中的盲目性，更好地解决以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问题，更好地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城乡协调、区域协调、人与自然环境协调以及发展市场经济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协调等问题。
二是要统筹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与进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重点，在于增强微观主体适应市场经济的活力。在这方面虽然取得巨大的成功，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民生、收入分配、公共服务、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等重要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虽仍是基础性问题，但必须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统筹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有效协调中央和地方利益、局部和整体利益、当前和长远利益等各种复杂关系，推动更为深刻的制度建设。
三是要满足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发展的需要。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从推进满足生存型发展需要为主转变为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发展为主的新阶段，并要能进一步适应国际化的新格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就要着力解决在制约自主创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为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就要在发展中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和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就要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深化中外双方合作，完善“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经济在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健康、稳定发展。
四是要落脚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当前改革需要破解的首要问题，也是改革释放新的增长潜力、促进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十八大报告的第四部分特别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题，将两者并列，甚至作为同一战略任务，提出“要坚定信心，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就是要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为此，应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的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的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的后劲。
(二)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全面做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中国改革的宝贵经验之一是“摸着石头过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然而，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问题已经超出基层解决的能力范围。必须在继续推动各地因地制宜进行改革探索的同时，立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更加自觉地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对关系到我国未来改革发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进行顶层判断，提出解决的整体思路、框架与总体规划，作为制定具体改革政策的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风险，保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要加强改革理性设计、顶层设计和顶层推进，关键是要做好各项改革的协调工作。
一是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和推进机制。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坚持依法行政的同时，要积极整合各方面资源，建立起高层次的改革领导、组织、决策、协调和推进机制，为改革制度的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提供保障。当前，重点是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尽快完成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顶层设计，并确定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
二是确保改革沿着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发展。在推进改革中，要根据改革的总体规划、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的要求，不断加强立法工作，及时将改革成果转化为法律。同时，要加强对改革进程的跟踪监督和阶段性评价，及时纠正失误、问题和偏差，使改革推进措施更加完善。
三是把好的地方改革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近几年来，各地在探索改革发展上取得一些好的经验，有些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国家应对这些经验进行进一步的总结、提高，作为国家政策制定和立法修订的参考，使之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三)找准改革的突破口：准确定位政府职能
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然涉及政府自身的职能定位问题。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存在差距。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行政干预较多，而对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却相对较为薄弱，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是要合理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职能范围。政府如何发挥应有的职能，不是简单的多和少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大政府”、“小政府”的问题，而是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解决好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对此，既要充分吸收国际有益经验，也要充分认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要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原则，合理确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范围，“简政放权，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
二是要切实加快经济管理方式的综合转变。经济手段的直接对象是市场或者产业，通常不以公民与法人为直接干预对象；法律手段则主要是要让市场主体依法办事，政府依法实行行政监督。要加强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使用，特别是要通过提高法制水平，切实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各种市场失范、失序行为。要切实减少直接针对微观主体的审批、许可、限制、强制等行政手段的使用，创新管理方式，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对于不能减少审批的重要投资管理领域，或者难以被非审批手段替代的领域，要尽可能简化程序，划清层级间的事权，加强各方面监督。
资料来源：CEIC、中信证券。
图23：中美各项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对比(%)
三是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财政负担了相对较多的经济事务，公共服务职能较弱(17)(见图23)。由于财政支出直接用于经济建设，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社会服务性支出的资源。对此，要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把财力、物力等更多的公共资源和更多的精力，放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上。尤其要主动退出竞争性领域，增加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医疗、教育、社区服务、创业指导等服务，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资助，强化对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民生热点的监督力度，服务广大百姓。
四是要精简、创新行政组织体系。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的机构设置，加大机构的整合力度，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同时应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好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切实提高行政效率。
五是要持续推进依法行政。要按照“对于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老百姓，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念，调整政府的行为观念，严格约束自身行为。应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同时，应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加强决策、执行、监督三者之间在政府内部的相互制约，减少决策失误，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四)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经济发展存在的失衡现象和深层次矛盾，从根源上都可以追溯到体制、机制问题上。我们必须抓住制约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症结，着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用深层次的改革为经济长期增长释放更多制度红利；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各项改革之间的有机联系，系统研究、整体设计、统筹兼顾、配套推进。
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整体消费水平。要实现消费等内需的启动及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根本出路在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要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根据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鼓励富裕阶层通过各种途径帮扶社会困难成员，增强社会的收入调节功能。
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财税体制改革是事关政府职能转变、健全经济调节制度、涉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制度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包括：调整优化税收结构，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减税富民，激发经济活力；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提高财政资源使用效率；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税关系，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应以地方政府发债为突破口，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解决城镇化的融资问题，促进地方政府从生产建设和行政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加强预算民主建设，保持公共财政体系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三是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提升微观经济活力。要正面回应近年来社会上关于“国进民退”的批评与质疑，进一步释放市场化改革的明确信号；要推进国有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各类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要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同时开放民间资本，保护民间资本合法权益，继续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应，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尽快打破行政性垄断，分离垄断行业中的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将竞争性业务推向市场。
四是完善社保体系，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包括向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从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基本卫生医疗到养老服务)；改革养老体系，确保形成可靠的社会安全网；动员社会各类主体(公共和民营机构、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承担公共服务的融资、提供与监督职责。建议借深化国企改革之机，利用国有股权补充社保，做实社保基金。在路径选择上，可以考虑向社保基金划拨一定比例的国有股股权，使其作为战略投资者享受国企收益；也可以将国有股股权向社会投资者出售，所得资金直接用于填补社保缺口。
五是加快城镇化建设，推进城乡经济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新型城镇化，绝不是要消灭农民、消灭农村，人为地实现所谓70%乃至更大程度的人口城镇化；而是要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共同发展。其实质是在空间结构优化趋势下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演进。新型城镇化，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经济方面，要将农业纳入现代产业体系，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发展体制、机制；社会方面，要实现农村的福利与城市接轨，消弭城乡长期分治所导致的“断崖式”“二元结构社会”；政治方面，要消除城乡之间隐形的身份等级划分，为农民创造公平的社会发展制度。
六是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系。过去三十年改革的突出特征是“非对称市场化改革”，即产品市场已经被彻底放开，但要素市场改革却相对滞后。比如资金、土地、能源等价格仍不同程度地被扭曲，降低了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和环境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大国经济必须有大国经济的心态，有大国经济的眼光，以大国经济的战略定位，坚定不移地推动市场化改革。
七是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要处理好金融改革创新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稳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要充分考虑不同客户议价能力的差异、不同期限品种流动性的差异、对利率敏感程度的差异，审慎有序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资金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合理安排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次序，逐步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遵循“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机构，后个人”的总体原则，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完善金融调控体系，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探索实施逆周期监管制度，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预警和处置。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并积极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和期货市场。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积极发展各类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八是加快推进人口政策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以人力资源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当务之急是要加快相关政策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素质，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源红利。为此，应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努力提高国民素质，使中国的人口发展由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此外，还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
九是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坚定不移地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背景下，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对外开放。这既是我国三十年改革发展的重要经验，也是适应全球发展大势、掌握主动的客观要求，更是我们政治自信、经济自信、文化自信，乃至文明自信的一种诠释和体现。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此，一要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继续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二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的方向转变；三要进一步放宽对外开放的领域和空间，努力抢占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奠定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四要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
①指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11国。
②据统计，从2004年到2010年，中国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约一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工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平均工资对比美国的比例从2006年的1/11增长到2011年的约1/6，差距缩小了近2倍；中日工资水平的差距近6年也缩小了2倍多。而与印度、菲律宾、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工资水平与其差距则在不断拉大：2006年，越南的月平均工资为254元，中国为1750元，相差1496元；2011年，越南的月平均工资涨到了540元，中国则涨至3538元，二者差距进一步拉大，达到2998元。
③国际原油价格从2004年到2011年增长约两倍，中国电力成本自2010年以来飙升了15%。
④这篇IMF论文写道，我国的投资水平“与导致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至1998年)的其他亚洲经济体当年的隐含过度投资相比，或者与1980年的日本(之后日本进入‘失去的10年’)相比，这一偏差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
⑤2001-2010年，我国的投资率由36%上升到48%，2011年更是高达49.2%，创世界最高水平；而同期的消费率则由61%下降到48%。
⑥如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的39.1%，2007年已降至25.1%；美国为1981年的29.3%，2007年已降至17.1%。同处东亚地区的国家和地区中，日本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的38.8%，2007年下降至22.8%；韩国为1987年的34.5%，2007年下降至31%。
⑦如2010年年末，全国电解铝设备利用率仅70%，过剩产能超过700万吨。尽管如此，全国仍有在建、拟建电解铝项目36个，总规模达998万吨。平板玻璃产能达8.9亿重量箱，实际产量为6.6亿重量箱，还有一批在建、待建项目。
⑧例如，我国公路、铁路通车总里程、电力装机容量等全球排名已仅次于美国，电网规模居全球第一，港口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居世界首位，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减小。
⑨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下降0.10个百分点，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适龄劳动者占比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企业成本上升。
⑩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交行金研中心。
(11)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世界13个缺水国家之一；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8亩，在全世界26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中，人均耕地占有量仅高于孟加拉国和日本，排在倒数第三位。原油和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均达到56%左右。
(12)从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达到2.64%，高居世界第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
(13)从人均科技投入经费的比较来看，美国人均高达730美元，我国仅为58美元，不足美国的8%，仅是韩国的15%。
(14)大型飞机、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专用设备、大型科学仪器、大型医疗设备以及手机、DVD、数字电视等消费电子领域的芯片都长期依赖进口，高档数控系统国产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仅为1.5%，国产系统软件和基础软件市场占有率仅为5%，生物医药95%以上为仿制药。
(15)如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
(16)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3；1990年增至0.35；2000年攀升到0.42，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据世界银行测算，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7，超过了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
(17)如2010年美国经常性支出的主要部分是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两者合计达23970亿美元，占总支出的45.5%，相当于GDP的16.5%；而经济事务支出仅3167亿美元，占经常性支出的6.0%，相当于GDP的2.2%。而中国的财政支出首先是经济事务支出，达4480亿美元，占公共财政支出的33.7%，相当于GDP的7.6%；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两项支出合计仅2059亿美元，占公共财政支出的15.5%，相当于GDP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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