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通货紧缩的制度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分析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对通货紧缩有多种定义，我们采用的是单因素的定义，即物价水平连续六个月的下降。中国经济自1995年起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连续下降，其中在1997年9月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零后，至今为负增长。1998年的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下降了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0.8%。由此可见，我国确实进入经济运行的通货紧缩时期。与一般经济不同，我国存在通货紧缩的同时，并未伴随着经济紧缩，相反1998年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了7.8%的速度，199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为7.5%。但是，长期的通货紧缩毕竟不利于经济增长，会使厂商和居民形成商品价格下降的预期，从而减少当期的投资和消费，由此产生乘数效应，使国民收入增长放缓乃至下降，进而影响就业水平。所以，正确认识通货紧缩形成的原因，对于把握我国经济运行态势至关重要。
一、我国通货紧缩不仅仅是个货币问题
不可否认，通货紧缩和其反面通货膨胀一样是货币现象，也是个货币问题，否则，也就失去了其定义本身的经济含义了。但是，通货紧缩在我国还绝非仅仅是个货币问题。因为假如通货紧缩仅仅是个货币问题，那么如同治理通货膨胀一样，中央银行只要抓住货币发行的口子进行货币供应量的调节，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货币交易方程式MV=PT，为了保证物价稳定，货币的增长速度应和经济增长率大体相等。当货币的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时，就会产生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反之则会出现物价下降通货紧缩。然而实证表明，虽然从1995年到1998年我国确实在M[,1]和M[,0]的供给上出现过不足，但这种情况是矫正1992-1994年严重通货膨胀的正确反映。而在1997年和1998年M[,1]和M[,0]的增长率高于1995年和1996年，而且货币流通速度在1995年至1998年也高地1990年至1994年。这说明我国的通货紧缩是不能简单地用货币供给不足来解释，由此我们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自然也需重新认识。
在我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中央银行购买国债、下调银行利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再贷款利率来实现。目前由于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国债发行量很大，中央银行若用购买国债的方式来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会抵消财政政策的力度，所以实行的可能性不大。而后几种措施虽然已经实行，但效果不佳。1996年5月起利率多次下调，1999年又再次下调银行准备金率，但企业的投资意愿始终没有被刺激起来，1999年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呈下滑态势，一至三季度的基本建设投资同比仅增长8.8%，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1个百分点。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同样不强，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持续下滑是最有力的明证。
在货币发行并未减少的条件下，物价水平下跌通货币紧缩，其原因不能单从货币方面去寻找。这说明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体制性因素，因此有必要从制度层面探讨通货紧缩的根源。
二、通货紧缩的制度成因分析
当今对经济总体发展的一个较为一致的判断是我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经济相对过剩的阶段，根据宏纲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中的含义是有效需求不足。但是，造成经济相对过剩的原因，首先在于我国前一时期的投资过剩，这种投资过剩不仅使得我国经济运行一直受到通货膨胀压力的冲击，而且最终导致了当今的通货紧缩。而造成投资过剩的原因恰恰是我国国有企业制度的缺陷。当前的经济过剩主要体现为个人消费品的过剩，我国的投资率常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投资率最高的年份可达42%，最低的也有32.8%，而且改革以来，由于物价的逐步放开，居民被压抑的消费冲动被释放出来，使得投资消费品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促使投资主要用于消费品生产的投资。而这种投资趋势必然会有一天，市场通过供求机制使价格走低来出清商品。
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企业制还未建立，企业与地方政府存在着强烈的投资冲动，因为投资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有利于税收的提高，而企业又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府的。加上当时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信贷口子较松，综合导致了投资膨胀。在经济总体上还未达到供大于求之时，市场体制的反映自然是物价上涨，即前几年我们观察到的通货膨胀现象，然而一旦超过供需均衡的临界点后，通货紧缩现象自然就产生了。现在的经济相对过剩不仅有总量因素，也有结构因素，而结构因素是企业不能正确进行市场决策所造成的。企业投资的不科学，乃至重复建设，不能不说是企业制度的原因。我们可以说这个原因既是通货膨胀之因，也是当今通货紧缩之因。
其次，我们再从需求角度分析通货紧缩。改革二十年后，我国改革逐渐进入攻坚阶段，即现在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已涉及到了居民的切身利益。改革进程正由帕螺托改进转为卡尔多改进，国家作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转为居民作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居民自身要对未来各项制度改革付费，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改革。而这些制度改革不象以往的普通商品价格改革那样只影响居民在短期内的预期，而是会影响居民在长期内、乃至生命周期内和跨代的预期。居民对未来长时段内预期支出的增加，必然会减少现在甚至是未来一段时期的消费支出。因此，即使利率再降，对启动居民的消费作用还是有限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消费不仅是利率的函数，还是收入的函数。在市场价格水平走低后，多数企业的赢利空间被消除，由此必须压缩成本，裁员或职工下岗使得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并不看好，如果国家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再分配制度不能有效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话，消费不旺必然出现。
第三，我国当前实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存在着一些制度障碍，影响了宏观政策有效性的发挥。从货币政策来看，在经济紧缩时期，扩张的货币政策的目的在于企业通过获得信贷，用资金作为“粘合剂”把闲置的设备和闲置的劳动力重新再组合起来，提供新的供给，一旦这种供给是有效的，那么新增的社会商品将对应新增的货币在经济中运行，经济走入良性循环。然而我国如今信贷资源主要掌握在国家（国有商业银行）手中，而国有商业银行把贷款的70-80%放给国有经济部门，非国有经济部门只获得较少的信贷资源。但是当前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相比是个低效率的部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70-80%的贡献来自于非国有经济部门（国有工业的总产值在1998年的比重为28.5%），这种资金配置和经济效率的错位进一步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存款比重过大，而企业的低效率使资金不能带来有效供给，由此资金就会沉淀，一是通过储蓄形式又回到银行，二是游离于生产部门之外，进入股票等非实物经济市场。最终的结果是资金沉淀在流通过程中，流通速度变慢，货币供给再多，可以通过速度变慢来吸收，这造成了货币的空转，即货币的投入不能带来实物部门有效供给的增加。
从财政政策来看，国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较弱。国家投资的目的在于通过乘数作用带动其他经济部门和其他行业的投资跟进。但是，民间投资的意愿不足有三个原因，都与制度背景密切相关。一是非国有部门的信贷渠道不畅，难以获得与其产出相匹配的贷款额度，而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却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这种政策歧视根源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和不能平等地对待各种市场主体，原有的计划经济制度的残留还存在于政府的政策中。二是即使民间愿意投资，但是没有适当的投资方向，在大量普通消费商品市场饱和的前提下，一些可供投资并且也急需投资的领域具有很高的进入壁垒和制度障碍。例如国家管制了电信、城市基础设施等目前具有较高投资回报的行业，使得民间投资意愿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三是民间部门始终对自身投资的安全保障抱有一定的不信任感，这也影响了投资的额度大小。而这种不信任感是与长期以来我国不能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长期的意识可以积淀为一种制度层面的思想而稳定下来，阻碍了思想的解放，并导致了不自觉的错误实践。
最后，我国价格制度还没有彻底改革完毕。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制度的主是以供需——竞争为基础的自由价格，而我国尽管价格改革和放开已经将近二十年，但是仍然有几个经济组成部分的价格没有放开，包括一些重要行业的产品和服务价格，依然由政府定价。其次是政府的提供的劳务价格过高，这包含了政府收取大量的正税以外的费。再次是企业的价格依然受到管制，这体现在资本市场还是个政府调控的市场，而大量的可以清算或破产的企业仍然保留下来。假如价格是由竞争决定的，那么那些零价格乃至负价格的企业应该自动在市场中出清（消失）。这些方面的价格信号受到扭曲后，资源配置自然不会是高效率的，变量之间变动的传导机制在错误的价格信号下不能够达到理想效果。从制度层面干预价格的后果是经济增长不是集约型的增长，而一旦粗放型增长受到资源瓶颈或市场瓶颈的约束，经济增长就会自然放慢。
三、消除制度障碍的政策措施
治理通货紧缩不仅要依靠短期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更需追本溯源，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这样才能使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敏感程度加强，变量细微的变动能够快速地影响其他变量的变化，从而最终使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能够见效。所以在加大宏观政策实施的力度同时，政府还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从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来看，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始终是并存的，改革的任务远远没有结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改革在某些方面的任务并不比经济发展的任务轻。
1.加大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的步伐，尽快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已历经多年，然而还远未达到目标。所以在现阶段，要结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各项布置，实现国有企业的新生。从宏观经济层面和通货紧缩态势来看，改革国有企业的目的在于构建宏观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使得企业对宏经经济调控采用的经济变量变动和一系列的价格信号有较灵敏和快速的反映，这样才能使宏观经济政策真正落实在微观实处。否则就会出现如同现在的一些情况，实施宏观政策似乎招招有用，但招招落空。
2.进一步改革价格制度，理顺价格体系。特种行业的产品和服务定价，政府劳务的定价和企业（资本）的定价是价格改革中最为艰难的部分，因此短期内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必须坚持市场化的取向。对特种行业部门，可以先从培育多个竞争主体入手，通过市场竞争来产生均衡价格；对于政府部门对社会提供的劳务，则可以用费改税，明晰用途，政务公开的方法来监督政府用财；对企业（资本）价格，一方面要消除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防止泡沫的超常扩大，另一方面也要严格实施企业的清算和破产制度。这些措施对于宏观经济而言实质上是清除价格信号中存在的噪音，降低企业的成本，消除过剩的生产能力。
3.制定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解除民营经济的后顾之忧，使民营经济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目前有些地区已出台了保护民营经济正当经营以及合法财产的地方性的政策法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由于各地民营经济发展的阶段、程度不尽相同，所以可以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先由各地方针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指定鼓励和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法规，通过一段时间的检验。保留合理的法律规范，再上升到国家的立法制度层次。
4.完善银行的经营管理制度，尤其在银行的评价体系方面，要凸显财务指标。这一方面要使银行独立于当地政府，这过程正在进行之中，另一方要采取对信贷主体一律平等的态度。对于贷款申请者无论其经济成分背景，只要符合银行信贷审批的条件，就应该放款。同时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申请和个人的创业信贷申请，银行可以借鉴房地产抵押贷款方式，设立特定方向的信贷基金，为企业和个人的产业创新服务。
5.拆除行业进入壁垒，降低进入门槛，改革我国行业管制制度。我国经济日益走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体制，从国际产业演变的趋势来看，更多的原先以为是必须自然垄断的产业现在由于技术的进步都可以引入竞争机制。我国要实现国有资本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并不一定要资本和企业数的一元独占。在这些行业中一是可以引入多家企业的竞争态势，而这些企业同样可以是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正如我国电信行业引入联通、网通公司一样，这些公司仍是国有企业。二是这些企业的资本可以来自国有的不同部门，以此形成同一所有制下的制约制衡措施。三是国有资本可以结合民营资本投资相关领域，以充实资本，并同时引入其他所有制的经营管理理念。
6.完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分配制度包括税收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两大部分，我国目前的状况是税与费混淆在一起，这既不利于财政预算和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削弱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物质基础。因此，强化正税的征管，特别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管，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居民转移支付的力度是当务之急。因为提高贫困阶层的收入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富裕阶层的单位货币带来的边际效用大大低地贫困阶层，贫困阶层单位货币消费带来的边际效用较大，必将带来社会总福利增加。同时，社会消费支出的增加也有利于产生宏观乘数效应。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以消除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由此能适度扩大当期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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