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法理观念界定文献——起草“院士文库采选原则”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理论文,院士论文,文库论文,文献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文献资源建设的创新点之一
本文所指“院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称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与外籍院士的通称，是国家设立的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最高学术称号，他们分别由相关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作出系统、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的学者、专家中产生，既是公认的我国科技界一流精英群体，也是各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权威人士、新兴学科开创者，或是新中国各项重大工程建设的发起人、设计师和指挥员，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1-4]
“院士文库”（下文简称“文库”）是集中收集、保存院士本人，或他人针对院士的思想、学术、行为等进行学习、研究、宣传相关文献，进行展示、利用。院士原创性作品是他们学术思想、观点、方法、成果的精粹凝练与记录，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界最高水平：在我国产出的科技文献中所占精品数量比率较大，利用率较高，时效性较长久，效益较好。“文库”建设及其数字化是文献资源建设创新点之一：是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中具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核心内容之一，精品工程：彰显院士群体高水平信息、知识：可重复、再生、流传久远，也是科学技术里程碑，较全面展示我国科技水平；集中各学科精品著作，促进相关学科互补与融合，适应现代科技发展态势，产生“一加一大于二”效果；是以精品“求全”的文献资源建设又一次飞跃。以实体文献为基础，进一步建设数字化“文库”并形成规模，很有必要。[5]
界定所采选的文献（主要探讨纸本型）是建设“文库”难点之一，引入法理观念诠释的抛砖引玉，可为类似或相关工作开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2 “院士文库”采选的基本原则
“文库”采选不同常规，并非按文献类型或学科，而是依据纸本文献[含单行本、合订本、小册子、可独立的分卷（册）书等。其他载体文献另外专门收藏]在形式、内容方面具“院士”特征的，包括专著、文集（论文集、诗文集、随笔、杂谈）、图集、会议录、演讲报告、译著、标准、日记、书信、手稿、科普读物、工具书等采选。
理论上，数字化虚拟文献是可解决“文库”几乎所有问题，但现实中仍存在某些难逾越障碍（如著作权、经费、源文献等），尤其虚拟文献离不开实体文献基础与支撑。就是印本文献，也有关“院士”的分散、重复、交叉现象，采选时要有所取舍。文献既是信息、知识载体；在经济活动中，某些文献又是较特殊商品（传承文明功能和作为消费品属性）；依法理，文献还存在自然人或法人享有的民事权益。内容所含信息、知识是文献精髓。为了节省经费与空间，保证“文库”名副其实，又兼顾印本文献实际，应规定“文库”收藏同一文献不再购置复份（但可与按学科内容组织、管理重复），而捐赠或非等值获得[是处于捐赠（无偿）与购置（等值交换）之间的一种获得文献方式，亦即通过有偿、非等值形式，有目的地获得对方文献。包括交换文献，为对方办书展、搞书评宣传等获得的文献]的入藏可略宽松。
结合虚拟文献组织、管理（在CNMARC上增加相应检索点），可在尊重院士（下文院士名字用下划线示意）享有知识产权与人身权基础上，按照同一文献不再购置复份的精神，进一步规定：
● 同一文献涉及多位院士，按责任方式、责任者排列顺序在前者：或按文献内容所涉及的院士，购1份。如：《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按“马杏垣”（马杏垣主编；丁国瑜，马宗晋副主编）；又如：王元著《华罗庚传》。
● 院士同一文献的不同文种、不同载体，按更经济、更便于展示与读者利用的原则购置。如：王元著《华罗庚传》[有：中文简体字本（开明出版社）、中文繁体字本（台湾出版）、英文本（Hua Loo-Keng：a biography，Springer-Verlag出版）、日文本（村上信吾S.Murakami，仓桥幸彦Y.Kurahasi翻译）等多种]，购中文简体字本。
● 同载体不同装订形式的同一院士著作，不重复入藏。如：陈述彭著《地学的探索》，应择一[有分卷单行本和合订本（1～4卷）]收藏。
● 可以分离的多卷书、丛书，只采选与院士有关的分卷、册。如：师昌绪、柯俊、R.W.卡恩主编多卷书（共17卷，21册）中译本《材料科学与技术丛书》只采选其中第2卷（A册、B册）叶恒强等译，第6卷颜鸣皋等译，第9卷干福熹、侯立松等译。
● 只能整套购置，其中含有部分院士的著作，宜将其中院士著作入“文库”，非院士的著作为基本收藏文献。如：科学出版社《数学小丛书》只有1个ISBN号和套定价，18个分册中含有部分非院士著作，不应整套入藏“文库”。
3 独享著作权的文献
表明院士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基本上是原创性，或以该院士为主的原创性作品。应按“单院士著作”采选；但如涉及到其他院士人身权的文献，也仅购置1份.例如：吴文俊著《数字机械化》（专著）。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文集）。吴良镛绘《吴良镛画记》（画册）。竺可桢著《竺可桢日记》（日记）。严济慈著；煦峰，文芐编《严济慈：法兰西情书：爱国，爱家，爱人》（书信集）。苏步青撰《苏步青业余诗词抄》（文学作品）。潘家铮著《偷脑的贼》（科普读物）。
4 分享著作权的文献
此类较复杂，既有院士共享同一作品著作权，更多则是院士与非院士共享同一作品著作权。按常规的责任方式划分方法，有时难以准确表述原理，指导实际操作；而引入法理后，则有助于简洁、准确规定与领悟。《著作权法》指出：作者可以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6]
4.1 院士共享同一作品著作权
主要指同责任方式中的责任者皆院士，或同一著作由院士共享著作权（整体或部分），形式上是属于“多院士”作品。采选时，只购1份；组织管理时，需要区别不同情况。
● 责任者皆院士的多人著作，无论院士享有何种著作权，都应按院士署名排序在前者采选。如：严济慈，钱临照著《水晶扭电定律》。又如：杨遵仪，程浴淇，王鸿祯著；张寿广等译《中国地质学》（据Oxford Univ.Press出版的The Geology of China翻译）。
● 某院士是整体著作唯一的第一责任者（题名页只注明院士一人为责任者），但该著作中无属于其本人自主知识产权作品，却专收另一院士著作，或是汇编其他3位以上（包括3位）院士著作，应按拥有原创知识产权的院士，或多位院士他人排名在前者，购该著作。亦即不同院士都享有著作权，但分享“原作品”与“汇编作品”权利，应依：汇编人“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法理，侧重享有“原作品”著作权院士。如：郑哲敏主编《钱学森手稿》，应按“钱学森”而不是“郑哲敏”购。
● 整体著作的第一责任者皆院士，且该著作中又确有属于其本人自主知识产权的著作，应按多位院士名义，以排名在前者购，如：朱光亚，周光召主编《中国科学技术文库：院士卷》应购置（含朱光亚本人论文）；而朱光亚，周光召主编非院士《中国科学技术文库》其他卷、册不采选。
● 院士是整体著作第一责任者，但其中未见排名在前院士本人自主知识产权著作，应按排后院士购。如：王大中，杨叔子主编《技术科学发展与展望：院士论技术科学：2000年卷》，宜按“杨叔子”（主编中仅见“杨叔子”和其他院士，及部分院士与他人合作的论文）购。
4.2 院士与非院士共享同一作品著作权
属“文库”采选范围，应侧重院士所享著作权、原创作品及文献具体情况等，综合考虑。
● 原题责任者不是院士，但文献内容是以某院士为主并享有著作权的著作，应予采选。如：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园艺学会编《陈俊愉教授文选》（原题责任者是“享有著作权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该著作有陈俊愉传略、单独或与他人合作论文、杂文、论著目录等）。又如：潘吉星主编《李约瑟集》（李约瑟是外籍院士，享有该书著作权）。
● 原题责任者非院士，但其内容中含有3位以上（含3位）院士享有著作权的著作，应采选。如：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编]《海平面上升对中国三角洲地区的影响及对策》（有任美锷、苏纪兰、施雅风、张宗祜等专论）。又如：周济主编《科技创新院士谈》（由60余位院士专论组成）。
● 院士为后续（其他）责任者（享有部分著作权），且位于前三名（含第三名）的多责任著作，应采选。《著作权法》：“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如：《分析学中的若干问题及其历史》按“李大潜”[该书由：（瑞典）Lars Garding著：李大潜，周仲良译]采选。
● 院士是后续（其他）责任者中为主者，并含其自主知识产权作品，应予采选。如：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武汉地质学院编制；王鸿祯主编《中国古地理图集》（第一责任者是享有著作权的法人；同时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主编”及图集编制者是在责任说明页注明的）。
● 院士本人既是整体著作唯一第一责任者，又有部分相对独立的属本人与其他院士自主知识产权的著作，应按多院士著作中该院士名义购。如：韩济生主编《科学殿堂的攀登之路：老一辈生理科学家的心路历程》（除韩济生外，还有陈宜张、薛社普、孙儒泳，翟中和、贝时璋等作品，“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
● 合作著作，但是以院士为主，且题名页只注明院士一人为责任者的，应按该院士采选。如：关君蔚主编《水土保持原理》（关君蔚是该书名页原题唯一责任者，并且亲自参加编写有关章节与全书主编）；又如：王世真主编《分子核医学》（原题责任者仅王世真一人，尽管“后记”说明有梁植权、薛社普、韩济生、孙曼霁、强伯勤、刘德培等执笔参与编写）。
● 院士本人是整体著作唯一的第一责任者（题名页只注明院士一人为责任者），该著作虽有多人参加，但其他人所负责任相对小得多，这样的著作应按该院士予采选.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多卷图集）。
● 院士本人是整体著作唯一的第一责任者（题名页只注明院士一人为责任者），尽管该著作内容是关于非院士的，但由于有多位院士（3位或3位以上）参与撰写，且作品相对独立，应按照多院士著作。如：朱清时主编《杨永宗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该著作宣传的对象并非“院士”，享有人身权；但其中有彭桓武、谢家麟、刘元方、王方定等专文），应从“多院士”角度采选。
● 尽管院士本人是整体著作（包括大套丛书、多卷书）唯一第一责任者，但其中[包括分卷（册）]只有部分属于其自主知识产权著作，只采选相关分卷（册）。如：施雅风是《中国气候与海面变化及其趋势的影响》（多卷书）唯一总主编，“院士文库”只购置其中第4卷（各分卷都另有分卷主编，而施雅风同时又是第4卷《气候变化对西北华北水资源的影响》的唯一分卷主编）。
● 院士是整体著作的第一责任者之一，在该著作中又确实有属于他本人与其他院士自主知识产权的著作，应按照“多院士”名义，以该院士购置。如：李恒德、马春来主编《材料科学与工程国际前沿》，按“李恒德”购置（专著，除李恒德外，还有干福熹、徐叙瑢等撰写的章节）。
5 无责任说明但享有著作权
原题缺少责任说明，但内容实质为院士或院士为主原创作品，他们理所当然享有著作权。
● 著作的内容确为院士享有著作权的，应按“文库”采选。如：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吴文俊论数学机械化》（该书书名页、版权页、封面都没有责任说明，但内容是吴文俊作品）。
● 著作内容实质以院士为主的，应按“文库”采选。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严济慈文选》[书名页、封面都无责任说明。书中尽管有陈省身、马大猷、武衡、钱临照、汪德昭、周光召、钱三强、王大珩、谷超豪等与他人作品，但都是关于“严济慈”的，且该书确是以严济慈为主体（有其论文、著作目录、传记等）]。
6 享有人身权的文献
院士虽然享有《民法通则》[7]规定的“人身权”中“名誉权”、“肖像权”，但并不享有“著作权”（或所享有的“著作权”比例较小）的作品。
● 画册。院士无著作权，但享有肖像权，应按主题院士名义采选。如：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编著《中国科学院院士画册：1980年》与牛群著《中国院士》（画册），都是多院士都享有肖像权，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著作权。又如：邓开叔，鲁重美主编《人民医学家林巧稚》，林巧稚为主享有肖像权。
● 纪念文集。院士享有名誉权为主的著作，需根据该文集是否有院士著作、传记、图片、论著目录等实质内容，进行选择采选。如：徐钦琦、谢飞、王建主编《史前考古学新进展：庆贺贾兰坡院士九十华诞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按“贾兰坡”名义采选（有其著作、著作目录、传记，照片与刘东生等的庆贺、纪念文章，学术著作等）。
● 学术思想研究。院士享有名誉权为主（或同时享有肖像权）的著作，需根据该著作是否确实围绕院士学术思想研讨选择采选。如：本书编辑组编辑《陆地系统科学与地理综合研究：黄秉维院士学术思想研讨会文集》，按“黄秉维”名义采选（从“研讨会”征集文稿中选录15篇论文，围绕学术思想研讨：论文中含其本人1篇，刘昌明1篇）。又如：宋健主编《钱学森科学贡献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宜按照“钱学森”（有他为主多幅照片，宋健、戴汝为、郑哲敏、孙家栋、吴传钧、庄逢甘、梁思礼等67篇文章多角度介绍他的主要学术思想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购。
● 院士名义奖。不宜按该院士享有的名誉权采选，而根据该著作中是否有3位以上（含3位）院士资料，购1份。如：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编：王泽九等主编《1999年第六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主要科学技术成就与贡献》，按“郝诒纯”购（有郝诒纯、郭令智、李廷栋、卢耀如等材料）。又如：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编；王泽九等主编《1997年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主要科学技术成就与贡献》，不宜采选（其中只有杨遵仪1位）。
● 年表。他人编制的院士年表，院士享有名誉权（或同时享有肖像权）。如：吴水清主编《追求卓越：王淦昌年表》。
● 传记。他人所著的院士传记，院士享有名誉权（或同时享有肖像权）。葛剑雄著《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和《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
● 隐含院士资料。著作题名与责任说明都未显示“院士”或具体院士名字，而该著作中有3位以上（含3位）院士资料，亦即这些院士仍然享有名誉权（或同时享有肖像权）应购置1份。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编《何梁何利奖》。陈嘉庚基金会秘书处编《陈嘉庚奖获奖科技成果文集：1988-1991》。欧美同学会编《志在振兴中华》。顾树新，张士朗主编《南京大学校友英华》。
7 不宜入藏的著作
为求“文库”名实相符，减少现时印本文献难以避免的非院士“水分”，我们认为某些文献尽管含有“院士”，也不宜采选。
● 以少年儿童为对象撰写、介绍院士的初级读物，一般不作为“文库”采选。
● 院士担任名誉性责任者的著作，没有参与书中的实际内容工作（如“顾问”，单行本有编著的“主编”，题写书名者，有执行主编再设“主编”等），不作为“文库”采选。例一：《化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化学工业出版社《化学百科全书》编辑部编的《冶金和金属材料：〈化学百科全书〉专业卷》（该书责任说明的“编委会”中有院士，但是明确的撰稿人中没有院士），不宜作为“文库”采选。例二：陆锡兴主编《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器皿卷》[版权页专列责任说明中，“学术顾问”为第一责任说明，其中有李约瑟、苏秉琦、马承源、胡道静、何炳郁]。例三：《数学百科全书》编译委员会编译《数学百科全书》（有200多位学者、专家参加翻译，不宜按题写书名者是苏步青采选）。例四：王大珩主编；丁先华执行主编《现代仪器仪表技术与设计》（26cm，3127页；“前言”：“由丁先华教授创意、设计，会同王大珩、沈鸿……发起……近2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书的撰写和编审工作。”“执行主编”应是实际主要负责人）。例五：何祚庥主编；彭俊玲编著《伪科学：科学肌体上的癌细胞；著名科学家谈“伪科学”》（仅21cm，104页；既有从事实质性工作的“编著”，再设似为荣誉性“主编”）。
● 院士位于同责任方式责任者第三名以后的多人著作，虽享有著作权，但属较次要位置，不按“文库”入藏。如：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真菌名词及名称》（19cm，467页），不宜按“郑儒永”购置[该书原题缺少责任说明，“重印说明”：余永年任汇总、审定等，而郑儒永只是其中8个小组之一的负责人]。又如：《逝波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43级同学回忆录》（非正式出版），不宜按照“院士”[尽管有许志国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蒋丽金享有肖像权的资料等]采选。
● 尽管院士本人是整体著作（包括大套丛书、多卷书）唯一的第一责任者，尽管享有著作权，但是其中[包括分卷（册）]却没有属于其本人自主知识产权的著作，不宜采选。如：卢嘉锡，路甬祥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史纲》[“后记”明确：王渝生任执行编委，且各分科主编中皆无院士]；又如：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多卷书）各分卷都另有分卷主编，不宜按“卢嘉锡”采选。
● 用院士名义的著作。尽管该院士享有一定名誉权，但如该著作内容并无院士撰写成分，或基本上是他人作品汇编，不宜按“文库”采选。如：萧树东主编《江绍基胃肠病学》，不宜按“江绍基”（“序”称：作者“秉承他先师江绍基教授的遗愿，盛邀华东地区的资深胃肠病专家……完整而系统地重新撰写本书”）收藏。又如：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就不宜按“侯仁之”名义采选（其中仅一张照片和1页侯仁之1945年的“劝励辞”，实则侯门弟子的论文集）。
8 结语
“文库”的文献主要涉及院士作为自然人应享有的荣誉权、名誉权、肖像权、著作权等民事权益；但落实到具体作品，又存在：同时享有权益种类多少、享有某一权益程度大小、权益表达的显性与隐性、权益的可分割与否、权益的实质性等差异，依然可以通过法理、常理妥善解决。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诠释：“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工作，均不视为创作。”“合作作品不可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8]
《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因作品署名顺序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按照下列原则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确定署名顺序；没有约定的，可以按照创作作品付出的劳动、作品排列、作者姓氏笔划等确定署名顺序。”“当事人合意以特定人物经历为题材完成的自传体作品，当事人对著作权权属有约定的，依其约定：没有约定的，著作权归该特定人物享有，执笔人或整理人对作品完成付出劳动的，著作权人可以向其支付适当的报酬。”[9]
“文库”采选正是统筹考虑：院士的荣誉权、名誉权、肖像权、著作权等，以及具有独创或创作性的智力成果，署名、享有、分割等情况，依据“求实”、“为主”、“消冗”的原则确定的。
当然，就是入选“文库”的作品也有一定区别：院士申报并且获得院士称号时所附的著作，毫无疑问是精品，不仅是院士自认，而且得到学术界权威们公认的较高水平作品。享有著作权的院士学术著作处于“文库”核心区，予以特殊关注，甚至在政策、经费等方面给予倾斜。那些尽管院士也享有著作权，但并非院士本人专长的著作、面向初级水平的普及性著作、非正式出版的一般性著作等，则可以处于“文库”的外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