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史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荀子论文,史学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荀子在先秦诸子中是有独特地位的，无法严格归入儒、法、道、墨……当中的任何一家。他尊崇孔子，高度赞扬礼制，似乎是儒家主张。但他又激烈抨击子思、孟子，反对儒家修身养性之说，认为人性本恶，必须“重法”以治天下，这似乎又是法家主张了。
从实践上看，荀子曾游学于齐国，当过齐襄王的老师，三次出任齐祭酒——官方学术机构最高职务。教过的两个学生韩非、李斯，则分别成为法家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代表人物。
应该说，荀子学说是改造后的儒家思想，又对法家思想有巨大影响作用。从荀子身上可以看出，儒、法两家思想并非绝然二途，誓不两立，其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者或“霸王道杂之”；或阳用儒，阴用法；或儒法交替使用，是有着久远渊源的，是有内在依据的。
我们据以了解荀子思想的《荀子》一书，现存32篇，编定于唐代杨倞。其中大部分为荀子所作。据梁启超考证，《儒效》、《议兵》、《强国》等篇，内称“孙卿子”(孙卿即荀卿、荀子)，似为其弟子记录整理。《尧问》篇末，有一段对荀子的批评，显为他人记述。而全书的后6篇：《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杨倞已指为荀卿弟子所记卿语及杂录传记。梁启超进一步指出，此6篇宜认为汉儒所杂录，非《荀子》之旧。①
荀子不仅与其他诸子一样，有着渊博的学识，而且还有着自己的特出之处——多方面的实践与阅历。
他本是赵国人，后周游列国，当过齐王老师，这使他可以面对面与君王讨论治国之术，有学者中难得的参政议政的直接感受。在天下学术活动中心稷下获得声名，三为齐祭酒，可见其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后去楚国，被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任为兰陵令，这使他又有了当地方官的经验。春申君死后，荀子被免官，专事著书立说，老死于兰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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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梁启超：《荀卿及<荀子>》，见《古史辨》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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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样的阅历与实践，荀子学说较少书生意气之论，观点较为平实可行，所倡之举有可操作性。以至于顾颉刚先生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理论多半来自荀子”。
如果说儒家孟子的治国之论有些迂阔，有主观理想化色彩；法家韩非子的治国之论有些功利，赤裸裸的刑赏强制。那么，荀子的学说就兼顾了道德教化与重法重罚两个方面。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因而企图以修养人固有的“仁心”、“善性”而使社会安定，天下大同。然而在现实中，将美好愿望寄托于人的“良心”，则是最靠不住的。
荀子思想理论的基点则是“性恶论”，毫不讳言人固有的“好利”、“好声色”的自然本性，对这些欲望必须加以限制，而限制的手段就是制度，要建立强制性的、赏罚严明的礼法制度。《荀子》的基本内容就是针对种种社会问题进行评说，指出危害，分析根源，列出解决办法。上至治国战略，下至权宜举措，均强调礼法制度的制约作用。显然，荀子之说比孟子之说更为笃实、实用，二者之分野就是倾向法治与倾向人治之分野。
荀子对社会的这种洞察力也体现在对历史的认识上。
尽管荀子没有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但他在论证自己观点时，所用的论据大多是历代史实、史书古籍之言，因而也就时而表达出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看法、对某些历史鉴戒的认识、对史书功能的理解、对某些史家的评价，这些都包含着史学批评的要素，也是日后史学批评形成与发展的胚芽。因而，我们在探讨史学批评之源时，是不能忽视荀子的贡献与影响的。
1.如何看待历史?鉴史有何价值?
荀子曾描绘一种理想的人材标准，“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①要成为这种人材，就要对历史有充分的了解，要能身处当代而谈论远古，要能参验考察历来的治乱而通晓法度。
《君道》篇也评说了一种有德有才的人，这种人才“生乎今世而志乎古之道”，“晓然独明于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国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正因为其有志于了解古代治国之道，因而才最清楚先王为何成功，为何失败；知晓国家是否安全、危险，是否强大、弱小，像辨别黑白那容易。
这说明知晓历史对于成就一个人才的重要。
而知晓历史，全在于个人的努力了，“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②
荀子的学说是讲求如何治国的学说，因而他鉴史的重点也是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
他极频繁地引证史实、古书，论证商汤、周武何以兴起，夏桀、殷纣何以灭亡。各篇均从不同角度总结出一条条具体经验。有的篇章更近于论史专文，如《正论》篇逐条列出世俗对历史若干重要事件的误解，如“主道利周”、“汤武篡权”、“治古无肉刑”、“汤武不能禁令”、“尧舜禅让”、“尧舜不能教化”等，依据史实和常理进行了批驳。《解蔽》篇举出前代君主被奸人欺骗之例，如：桀被妃子末喜和奸臣斯观蒙蔽，不信任谏臣关龙逢；纣被妃子妲己和奸臣飞廉蒙蔽，不信任忠臣微子启。接着，荀子指出前代大臣被自身的私欲所蒙蔽之例，还有诸子墨翟、宋钘、慎到、申不害、庄子等亦受自身片面认识蒙蔽之例。
举出上述史例，意在说明人们应了解思想说法上容易出现的毛病。凿凿史实自然比空洞论证有说服力。
2.鉴史的几种观念与方法
(1)“法后王”
荀子所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方位的大动荡时期，原有的等级制度、社会秩序日益破坏，而新的社会面貌究竟应是何样?各种看法争辩不休。
对于当时普遍流行的上古理想社会的传说应该怎样认识?是否要恢复古代制度?这是当时
的学者、思想家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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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荀子·解蔽》。
②《荀子·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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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多次提到“法后王”的主张，表达出反对复古的进步观念。《非相》篇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圣王有百”，对于古代的那么多圣王之制，我们该效法谁呢?答案是：
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
这里阐明了为何“法后王”的理由：因为圣王之礼法制度时间久了就消失了，圣王所制乐的节奏时间久了就失传了，主管法制的部门也因时间久远废弛了。所以说，若想观察圣王治国方式，就应该观察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即后王的治国方式。后王是天下的君主，舍弃后王而称颂远古的君主，就像舍弃自己的君主去服务于别人的君主一样。因此说：若观察千年前的事情，那么就观察今日的事情；若想了解亿万事物，那么就仔细分析一二件事情。
这里荀子主张“法后王”，主要理由是因为远古的圣王之事已说不清楚了，不如观察后王之行事来得真切。
在《儒效》篇，荀子在谈到三种儒时，把是否“法后王”，作为区分儒之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尺。
他批评“俗儒”只知粗略地效法先王，完全可能扰乱天下，不知晓效法后王而统一制度——“略法先王，而足乱世；”“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
那么“雅儒”呢，第一条标准就是“法后王，一制度。……是雅儒者也。”
“大儒”的首要条件也是“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是大儒者也。”
这种区别并非学术门派之争，并非只限于治学旨趣范畴，而是在实践中关乎国家命运。荀子认为，如果君王任用俗人，那么即使强大如万乘之国也会灭亡。如果任用俗儒，那么万乘之国勉强可以保存。如果任用雅儒，那么千乘之国就能得到安定。如果任用大儒，那么即使治理百里方圆的小国，三年之后也可以使天下统一，使诸侯为自己的臣下。如果大儒被万乘之国所用，就能采取措施使国家安定，成为天下宗主。
可见，荀子不厚古薄今，不盲目效法先王，他主张的“法后王”，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
(2)“以近知远”
与“法后王”的观点相联系，荀子认为，要想知道上古时代的治国原则，那么就分析周朝的治国原则，“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①他强调“以近知远”，从最近的事情可以推知遥远的事情。同理，从一件事情可以推知千万件事情；从事情的细微处可以推知整个事情的全貌。
这种对历史的考察方法，体现出颇有价值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即把历史过程看成是遵循同一基本原理发展的，因而有可比性，可以从已知去推测未知。进一步说，世上各种事物是存在普遍联系的，可以由此知彼，由一知万，见微知著。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其中存在什么奥妙呢?
荀子指出，圣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度量古今之事。有五条原理可以说明：
其一，“以人度人”，即依据一般人的行为去度量古人的行为。
其二，“以情度情”，即依据人们共通的情感去度量古人的情感。
其三，“以类度类”，即依据同类事物的一般状况去度量古代的同类事物。
其四，“以说度功”，即依据言论来度量实际的功业。
其五，“以道观尽”，即依据事物的根本规则去度量所有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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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荀子·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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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条原理，古今通用。任何事物，只要是同类，不管时间相隔多久，道理却是相同的。
荀子已经感觉到了，人类社会古往今来，其中有一些最基本的规则在发生作用，人类的行为、情感中有某些亘古不变的要素。抓住这些规则和要素，后人就能理解前人，做到“以近知远”，以今推古。
由此可见，荀子具有高超缜密的思辨能力。他不仅能提炼出“以近知远”这样的观察历史的命题，而且还能进一步从理论上和逻辑上去论证。而且，他的这些见解，时至今日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体现着思想家的睿智。
(3)“详近略远”
人们在寻找历史记载，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常常会感到时间越久远，所知就越少。因而久远的历史，在人们头脑中只是粗略的纲目，缺少丰富的细节。
荀子仔细分析了这种“详近略远”现象，“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五帝之外没有别的传说的君王，并不是那以前没有贤人，而是因为时间太久难以知晓的缘故。没有五帝政令、政绩的流传，并不是五帝没有好的政绩，而是时间太久难以知晓的缘故。禹和汤的政绩虽有流传，但不像周朝的政事那样详细明白，并不是禹和汤没有好的政绩，而是由于时间太久了解不多的缘故。
由此，荀子总结出“详近略远”之理，“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传说的事情时间久远，讲论就简略；时间近的，讲论就详细。简略的，就列举出大纲；详细的，就列举出细目。
荀子阐说“详近略远”之理，对于考察历史的人来说，有两方面的教益。
一方面是使人了解到在历史资料、信息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详近略远”现象，并且明瞭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提示人们要避免这种现象带来对历史的误解。“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小而不知其大也。”①
不懂“详近略远”之理的人，在听说久远历史的大略时而忘记其应有的细节，在听说短近历史的丰富细节时而忘记其大纲。显然这是考察历史时应避免的误区。
荀子阐述“详近略远”之理，还有一个深意，“文久而灭，节族久绝”②，这里的“文”是指礼义制度。意思是说：礼义制度流传得久了就要泯灭，音乐节奏流传得久了就要断绝。
因此，《荀子》一书频繁地对礼义制度进行描绘、阐说，不厌其烦，不厌其详。这也可以看作是荀子为延续礼义制度所作的主观努力。
3.对《尚书》、《春秋》的批评
《荀子》书中有多处对《尚书》、《春秋》有所评议，虽然不是自觉的、专门的史学批评，只是在论证自己政治主张等观点时偶然涉及，但却透露出他对《尚书》、《春秋》内容性质、功能特色的看法。由于这两部书是先秦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最早的史书，因而《荀子》的评论也具有一般的史书批评的性质。
《荀子》的第一篇是《劝学》，系统表达了荀子的教育、教化思想，旨在阐明学习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在谈到学习内容时，列举出《诗》、《礼》、《春秋》、《尚书》、《乐》等经典性著作，并一一说明各书的功用、特色，谈到《尚书》时说：
故《书》者，政事之纪也。
《诗》、《书》之博也。
《诗》、《书》故而不切。
指出《尚书》所载，是政事之纪纲。其内容是广博的。但由于记载的都是古时的事情，并不完全切合现实。
在谈到《春秋》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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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上引皆《荀子·非相》。
②《荀子·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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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春秋》约而不速。
指出《春秋》含有微妙道理，这些典籍(包括《诗》、《书》、《礼》、《乐》)把天地间所有的知识都囊括了。但因其简约，难以让人很快理解。
在《荣辱》篇，对《尚书》有了进一步的推崇，认为那些浅陋无知之人，不懂《诗》、《书》、《礼》、《乐》的根本原则，“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其流长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远矣，非顺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
这里两次提到的“分”，指的是根本原则。经典之书中所体现的根本原则，与先王的原则、仁义的纲领是一致的，是安定天下的大计划，是对天下民众所作的长治久安永保万世的考虑。
《儒效》篇在谈到经典之书时，对《尚书》、《春秋》的评价与上述相似，但又突出强调了经典之书体现着“道”——“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这些经典之书各以自己的特色阐发“道”，《尚书》是通过政事的记述来体现“道”，《春秋》是通过微言大义来体现“道”。
荀子的这些看法，既是对《尚书》、《春秋》的评价，也透露出他对史书功用的认识。依照他的评论，《尚书》、《春秋》作为记史叙事的典范之作，表明史书功用的要素至少包括如下方面：
(1)记载政事；
(2)有广博知识内容；
(3)有微妙深意，体现长治久安根本原则，体现“道”。
《荀子》对以上三项虽然没有充分展开阐述，但均有所涉及。
在荀子生活的时代，孔子就已有巨大影响和显赫声名。荀子经常把孔子与周公、尧、舜、禹等圣贤相提并论，对孔子的礼义之说推崇备至，经常引用孔子之语作为证明自己观点的有力论据，并不时地演绎发挥孔子的思想。
但荀子对孔子的评价，是将孔子作为一个圣人、哲人看待，并不是作为一个史家来评论，因此从略。
4.对辩说自身的探讨
荀子身处百家争鸣的时代，耳濡目染形形色色的辩说，加之自己亦长于辩说，故对于“辩说”本身常有审视与品评，颇多心得。
(1)“君子必辩”——辩说之极端重要性
《非相》篇对辩说之必要性、辩说之技巧、辩说之准则等，有较集中的探讨。
荀子认为，“辩”，是人的本能，是一般人的兴趣所在，尤其君子更喜欢“辩”，因为“辩”是君子表达心志的手段。他说：“君子必辩”，一般人没有不喜欢谈论他们所崇尚的东西的，君子更是这样，更喜欢辩说。
为什么荀子说君子更喜欢辩说呢?他认为君子有宣传礼义的责任，如果不乐于辩说，就不是真诚的君子，“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
荀子又进一步从正面肯定好的辩说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好的言论赠人，比赠送金石更贵重；用好的言论规劝人，比艳丽的织锦更美好；听到好的言论，比听钟鼓琴瑟之音更快乐，“故君子于言无厌，鄙夫反是。”
看来，荀子是积极倡导君子主动去“辩”，而且要“于言无厌”，充分肯定了“辩”的宣传功能、规劝功能、明理功能。
(2)辩说准则——辩说的分类及性质
虽然辩说重要且君子要多辩，但并非所有辩说都需要。“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荀子为辩说确立了一条准则，以是否合乎礼义为指归。凡是不符合圣王原则、不遵循礼义制度的言论，即使善辩，也不要听。
荀子把辩说之人分成三类，“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
如何区分呢?
先看圣人之辩，——“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即不需事先考虑，不必提早谋划，这样随口而发的议论就很 恰当，形成文字也很有条理，对出现的各类变化都应对自如。这里荀子对圣人之辩的推 崇，主要在于其已达到一切了然于胸、挥酒自如的境界。
再看士君子之辩，——“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也。”这比圣人之辩低一个层次，在辩说之前需预先考虑，提早谋划。但话虽不多却使人明白，有文采有条理并符合实际，知识渊博而观点正确。因为圣人是现实社会中难得一遇的，实际上只是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象征，提供一种供人们努力的方向，所以，这里所说的士君子之辩，才是人们可以做到的模式。
应受到抨击的是小人之辩，——“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瞻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①小人辩说的特点是，听上去夸夸其谈而没有要领，如果任用他，则表现狡诈而无实际功效，对上不能顺应明王意旨，对下不能使百姓和睦安定。但是说起话来很动听，话多话少也适当，完全可以归类于夸张、自大那种人，这种人就是奸人中的魁首。荀子对这类善于诡辩的小人极为厌恶，因为这种人摇唇鼓舌有一定能量，足以混淆视听。对于荀子这样积极以辩说去影响君王者，善辩的小人就成为劲敌。因此荀子以极痛恨的口气接着写道：“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圣王出现，就一定要先诛杀这种善辩小人，然后才是惩治盗贼。盗贼还可能转变，这种小人是不可能转变的。
荀子是推崇“圣王之制”的，他认为学术、辩说也要为“圣王之制”服务。看来，在荀子心目中，纯学术”是不存在的。他也不支持多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论辩。他以“圣王之制”作为判定是与非的标准，“辩利非以言是，则谓之詍。”②辩说虽很流畅，但不是宣传圣王之制，那么就叫做废话。“传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谓合王制与不合王制也。”③他引古书之语说明，天下事物有是与非两方面，通过“非”考察出“是”，通过“是”考察出“非”，说的就是符合王制与不符合王制。“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乱，非治人道；虽能之无益于人，不能无损于人；案直将治怪说，玩奇辞，以相挠滑也；案强钳而利口，厚颜而忍诟，无正而恣睢，妄辩而几利；不好辞让，不敬礼节，而好相推挤，此乱世奸人之说也。”④上面这段话很精炼地表达出荀子的观点，我们可从中析出以下几层意思：
其一，如果一种学说不能分辨是非，不能判定曲直，不能辨别治乱，不能研究做人之道，那么即使精通对人也没什么益处，不精通对人也没什么损失。——反过来说，肯定某一种学说的基本标准有四条，即“分是非”、“治曲直”、“辩治乱”、“治人道”。这也是荀子对于辩说功能的基本看法。
其二，不具备上述四项功能的学说、辩说，只不过是钻研怪说，玩弄奇辞，用来相互扰乱罢了。
其三，“乱世奸人之说”的具体表现有：
“强钳而利口”——强力压制别人讲话而自己狡辩。
“厚颜而忍诟”——厚着脸皮忍受别人讥讽。
“无正而恣睢”——不循正路而恣意任情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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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上引均为《荀子·非相》。
②③④《荀子·解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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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辩而几利”——狂妄诡辩而谋求私利。
“不好辞让，不敬礼节，而好相推挤”——不懂得谦辞退让，不敬重礼义节操，却喜欢相互攻击排挤。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百家争鸣之时，除了后世熟知的诸子群英，还有一些“治怪说”、“玩奇辞”的“乱世奸人之说”，可谓鱼龙混杂。而且这些以诡辩谋私利的人还为数不少，具有相当能量，“天下之治说者，方多然矣。”
正因为在辩说中存在着尖锐对立的是与非、正与邪、大道与私利之争，荀子特别强调辩说中君子品格之重要，“传曰：析辞而为察，言物而为辨，君子贱之。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这里提到的君子两个“贱之”，一是针对辩说中的不正当手法，一是针对辩说中违背圣王之制准则。即：玩弄词藻而自以为明察，谈论事物而自以为很有辨别能力，君子轻视这样的人。这是第一个“贱之”。某些人自恃见识广，记忆力强，却不遵守圣王之制，君子也轻视这样的人。这是第二个“贱之”。
(3)纠正辩说中之偏差
由于旬子有丰富的辩说实践，有着辉煌而曲折的经历，因而对辩说中的偏差也很关注，经常予以批评。
偏差之一是辞藻华丽。荀子曾举若干种现象，视为乱世的特征，“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世风与文风、辩风是有内在联系的，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风气不正，各个领域、各类人等也都会显示出浮躁、取巧、奢华的品格——服饰上轻浮艳丽，打扮上像妖治女人，风俗上淫乱，心中追求财货，行为杂乱，音乐邪僻，文章语言鄙恶而辞藻华丽，消费没有节制，丧礼则过分简陋，轻视礼义而崇尚勇力，贫穷就去偷盗，富足就去害人。
而在天下大治的社会，恰好与上述各种现象相反。可见，荀子所喜欢的文风、辩风是质朴笃实，是对辞藻华丽的否定。
辩说中需纠正的另一偏差是荒诞。
荀子强调“君子言有坛宇”，即君子在言谈辩说时，说话要有一定范围界限。不能讲无根据的话，不能讲违背道德准则、政治准则的话。
“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①。是说超过夏商周三代的根本原则叫渺茫，背离后王叫做不正确。
荀子认为，君子无论说哪方面的话题，都要有一个最起码的底线，即阐明该话题的最基本原则，“言政治之求，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②讲到政治，至少要讲安邦之道，讲到志向追求，至少要讲做士的道理；讲到道德问题，至少要讲不背离后王。
辩说不是乱说，不但涉茫之事不说，怪异现象也不说，“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不察，弃而不治。”③因为荀子是朴素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怪异神鬼，所以对荒诞之事、无用之辩均持反对态度。
辩说中需纠正的另一偏差，是引用远近史例时容易出现的弊病。在《非相》篇中，荀子提到，“凡说之难”，在于用最高深的道理去劝说最卑浅的人，以最好的长治久安道理去解决最昏乱的状况，“未可直至也”，不能直截了当地一下子讲清楚，这样就必须举出史例来证明，然而“远举则病缪，近举则病庸”。举的史例太远，则荒谬无据；举的史例太近，则陷于庸俗。因此必须避免这两个弊病，把握好尺度。“善者于是闲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庸，与时迁徙，与时偃仰，缓急，赢绌，府然若渠匽、
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善于辩说者在这种情形下，一定要做到举远的史例不陷于谬误，举近的史例不陷于庸俗，能够随时代而变化，同世俗变化相符合，不论是从容地说，还是急切地说，不论多说还是少说，都能像堤坝控制着水流，像栝矫正弯木那样控制自己，能够委婉恰当地达到辩说目的，而又不损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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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荀子·儒效》。
③《荀子·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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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诸子争鸣的批评
百家争鸣，各显其长。各家学派在辩说这个大舞台上充分展现自己的理论观点和辩说技巧，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缤纷风格。荀子身处战国晚期，有机会全面了解、衡量其他诸子的辩说特点，并给予极大的关注，时常予以评说。这种评说，大多是指出诸子中的某一家理论观点之不足或失误，也包括辩说方法上的不当，当然这都是荀子站在自身立场而言，某些言论不乏片面、偏激之处。但荀子对诸子的有意识检讨，却为后人提供了最初的学术史、批评史资料。由于是同时代大学者记载同时代学术和辩说，因而弥足珍贵。
A.对儒家的评价
荀子对儒家学派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极尊崇孔子及其学说，但也极贬斥子思、孟子的思想观点。而按照学术界一般看法，子思、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是较为忠实、较为正宗的。
因此，荀子并不把孔子与子思、孟子看成同一个儒家学派，而是分开评论，褒贬分明。
《荀子》中有《解蔽》一章，是专谈人们认识上的片面性。从历史和现实中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人们认识上的通病，从君王、大臣到普通人，从诸子、学者到工匠，看问题均有片面性。然而，荀子独盛赞孔子没有片面性，“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
这里给孔子的评价极高，远远超出当时社会上的通常评价和官方的评价。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荀子生活在约公元前313—约前230年间，距孔子去世不过一百多年。孔子在荀子时代的影响远没有后世那样显赫。而荀子的高度称颂则具有先导性意义，他认为，孔子仁爱、明智而又不受片面性认识的蒙蔽，所以他的学说成为治国之法，就像古代圣王一样。孔子一家的学说却得到了全面的“道”，按照它去做，就不会被旧习所蒙蔽。所以孔子的品德同周公一样，名声与三位圣王一样，这就是不受片面认识蒙蔽的幸福。
将无权无势一学者与古代圣王并列，指出孔子学说成为治国之法，这体现了荀子不拘一格的开放思想和睿智的远见卓识。荀子的评价也正是其后二千多年思想界的主流观点。
子思、孟子和孔子一样，都倡言礼义，为何荀子褒孔而贬思孟呢?
在荀子看来，礼义，是治国的最主要原则，而无论何人，都应用礼义来约束自己思想，端正自己行为，孔子正是这方面的典范，“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意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①”虽然孔子无分寸土地，但他真诚地用礼义端正自己思想，用礼义约束自己的行为，并表现在言谈中，向天下人公示，美名流传于后世。
而子思虽然是孔子的孙子，孟子又是子思的学生，但荀子却认为他们背弃孔子的主张，以自己的不伦不类学说冒充孔子的言论，骗得世人的推崇。在《非十二子》篇，荀子对当时知名的辩说之士十二人分为六类，分别加以批判，子思、孟子是其中一类，作为儒家的叛逆看待。其恶劣表现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讽刺子思、孟轲假装出有才能、有志向、有广博知识的样子，根据旧说造出的五行等理论，十分邪僻，不伦不类，隐晦而空洞，艰涩而费解，言辞华丽。他们的邪说干扰了真正的孔子学说，是一种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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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荀子·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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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篇，荀子还批判了三类低贱儒士，分别以子张、子夏、子游为代表，指出其模仿禹、舜的样子，假装谦虚，懒惰怕事等恶劣表现。这也表明，荀子是将儒家一分为二的，一方面尊重孔子、子弓这样的真儒，另一方面抨击假冒、低贱之儒。
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初董仲舒倡言而由汉武帝实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国策”，其始作俑者是荀子。
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对孔子、子弓以外的十二子均予以批评，认为必须制止十二子的学说，只效法仲尼之说，这样可除去祸害，完成仁人、圣王之事业——
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
显然，荀子将十二子之学说也列入“天下之害”，主张思想管制，用强制手段统一思想。这种排斥百家争鸣的思想是较为偏激、狭隘的。
由于有“务息十二子之说”的思想主旨，因而荀子对其他学派的批评一般着眼于两点，一是指出该学派主要理论特征，二是指出其主要失误。这样的批评虽有偏狭，但也往往有中的之论。
《荀子·解蔽》对诸子学说的片面性作了高度简洁的概括，认为他们只关注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他指出：墨子只重实际功用，而不懂礼乐制度的重要；宋子(宋钘)只重寡欲，而不懂如何正当地满足欲望；慎子(慎到)只重法，而不懂贤人的作用；申子(申不害)只重权势，而不懂智慧的重要；惠子(惠施)只重名称判断，而不懂事物的实际情况；庄子只重自然，而不懂得人。
荀子对诸子学派观点的归纳及批评，时至今日，看来也是颇为中肯、允当的。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