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政治讲义》文本溯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讲义论文,文本论文,政治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5年夏，严复应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延请，作了八次讲演，明言“立宪为何事”。随后讲稿被刊登在1905年9月29日至1906年5月的《政艺通报》上，并被《广益丛报》等数家报刊转载；1906年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这就是著名的《政治讲义》。《政治讲义》颇为严复所看重，并在晚清具有相当社会影响。（注：随后严复又撰写一组有关宪政问题的文章。1906年他发表《政治讲义》的续篇《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连载于同年9月3日至10月22日《外交报》第153-158期；同年又作《续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两立》（手稿未曾发表）；1906年底又到安庆对安徽高等师范学堂学生讲演《宪法大义》。）根据严复自述，他对这些文章的内容比较得意，（注：严复自己显然比较满意其中的理论。1906年底为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演说《宪法大义》时，严复向学生推荐道：“言宪法制度之大体，诸公欲知其源流本末，求之《社会通诠》、《政治讲义》二书，十可得八九”。见《宪法大义》，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2)，第242页。）且努力扩大其影响，（注：《政治讲义·第五会》，《政艺通报》己巳第23号。编者按说：“兹《政治讲义》乃其演说之稿，所自笔述者。”据此可知严复是将手稿交给了《政艺通报》的编者，加上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政治讲义》的单行本，说明他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努力扩大影响。）社会反响也比较强烈。在致友人书信中，严自称，“讲后刊列报端，颇闻都下士夫有以仆言为无以易者，此亦差足奉慰者也”。（注：《与曹典球书之四》，《严复集》(5)，第569页。该信末署嘉平廿一夜，据编者考订，当作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官办的《直隶学务官报》亦转载《政治讲义》，可证严复所言不虚。1905年至1906年末这一年多时间，严复名字随《政治讲义》等政治学论著频数见诸报端。这些文章至少强化了严复作为政治学专家的形象。《政艺通报》的编者就称：“（严几道）先生早年游学欧洲，政治乃其专家之学。故其所发一议，悉精确有据，不同空论。学者读此，其于政治学之研究思过半矣。”（注：《政治讲义·第五会》，《政艺通报》己巳第23号。）之后严复于1908年进入宪政编查馆，1910年以“硕学通儒”成为资政院议员，他的这些任职是否与“政治专家之学”的声誉有直接关系尚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是1905年之前他确实很少谈及政治学，这一点大约没有疑问。（注：斯宾塞和穆勒虽然都有政治方面的思想，但是严复译介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或宪政思想。严复在《政治讲义》之前对于politics一词似无固定的译名。1898年的《西学门径功用》中简单提到“政治、刑名、理财、史学”为“群学之目”。（《严复集》(1)，第95页）Walter Bagehot（严译“帕捷特”）的Physics and Politics被严复译为《格致治平相关论》，可知严复认“治平”为politics的译名。在《日本宪法义解序》中严复又曾提到“政学家”，似也是politics的移译。《天演论》不是政治学著作，从该书的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可知，而且严复本人也不称之为政治学著作，他认为该书是“理学西书”，即西方哲学著述（《天演论·译例言》）。严复翻译《自由释义》（《群己权界论》原译名）早在1899年，但是它正式问世要迟至1903年。《法意》翻译要到1902年才开始，1904年才由商务出版第1册。《社会通诠》面世的时间是1903年。重复这些事实是要说明，严复固定地使用“政治学”来称呼politics是很晚时候的事情。）
《政治讲义》比较集中地表达和体现了严复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自然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32年刘芝城以它为主介绍严复的政治思想，肯定严复有渊博的学识和对中国政治学有重要贡献。（注：刘芝城：《严复所介绍和抱持的政治学说》，《清华周刊》总第542期（1932年）。）其后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政治讲义》作了介绍，视之为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政治学著作。（注：萧公权说：“光绪三十一年，严氏应上海青年会之请作讲演八次，旋刊行其稿为《政治讲义》。其中虽多袭取西说，鲜有创解，然不失为中国人自著政治学概论之首先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3]，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54页）又言：“独严氏《政治讲义》一书，运科学之方法，明西政之真际，最富学术之意味。吾人如谓《大同书》为清末之第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则《政治讲义》可谓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学著作。”“所可异者，严氏于开讲之时，自谓所用乃内籀术，欲广取古今中外一切国家而并观之。乃洋洋五万余言中，未尝一语道及法美诸国民选元首之制。且于卷末《政治要例十二条》中著政府以专制为常，以众治为变之语。图穷匕见，何严氏之结论，与康有为虚君立宪之说，如出一口也！然则《讲义》之作，其意在响应清廷立宪，而非在纯粹科学之讨论，殆显然无可掩饰矣。”同书，第766、775页。）后来陆续有研究者关注该书，但是他们的研究基本没有超出萧公权的水平。（注：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李承贵：《中西会通之哲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5页。史华兹在他的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用主要篇幅次第研究了严复的《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法意》、《社会通诠》、《穆勒名学》这六部译著及《老子评点》，但是对其《政治讲义》却仅仅在第九章《穆勒名学》轻轻带过。见该书第177-178页。）黄克武多处引述《政治讲义》的观点，认为这是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补充与批判。（注：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01-250页。）但总体上说，这些研究大多只是附带提及或简单引用《政治讲义》的片言只语（有的还存在疏漏和错误），对《政治讲义》一书的思想来源和言说意义等基本问题则鲜有涉及。
那么，严复在撰写这本中国近代第一部政治学著作时有没有参照前人的成果？如果有的话，他又参照了哪些人的哪些成果？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严复自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数次说明《政治讲义》基本依据西方学者的议论：“非敢谓能，但此所言，语语必皆有本，经西国名家所讨论，不敢逞臆为词，偏于一人政见。” “此中多采近世西儒成说，而为众论所推服者，非敢臆造。”（注：《政治讲义》，《严复集》(5)，第1243、1315页。）萧公权也指出《政治讲义》“多袭取西人成说，鲜有创解”。（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3)，第754页。）可见严复在写《政治讲义》过程中曾参照西方学者的成果是确切无疑的。第二个问题则至今没有弄清楚，无论是严复本人还是研究者都没有揭明他具体参照了哪些西方学者的观点。经过考索，笔者认为《政治讲义》基本依照英国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西莱爵士的《政治科学导论》一书内容写成。
一
约翰·西莱(1834-1895)是英国19世纪历史学家。虽然对今人而言他寂寂无名，但是当年他去世时，已经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历史学家和广为人知的公众人物。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剑桥大学度过。1852年他以肄业生的身份进入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1858年成为该学院的研究员，同年秋被聘为古典教师。1861年3月，他离开剑桥到伦敦学校(the City of London School)教授古典，两年后被任命为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拉丁文教授。1869年他被首相任命为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the Regius Professorship of Modern History at Cambridge)，此后他专此教席直至去世。（注：Deborah Wormell,Sir John Seeley and The Uses of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12.本文有关西莱爵士的生平、思想和著述的介绍，基本取自Deborah Wormell的这本书。）
西莱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其历史学家的身份，他到剑桥大学任近代史教授之后，专注于近代史的研究。他的兴趣也逐渐从古典转向近代史。（注：关于西莱的历史学建树，请参阅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590-596页。）但是他对政治的热情没有消退。他最早的历史著作是《演讲与论文集》，出版于1870年。他的就职演讲曾专门论述了政治学的讲述问题。为什么需要研究历史呢？答案是，因为历史是政治家的学校。“我们的大学乃是，而且必须是，一所政治家的巨大培养所。没有至少起码的历史知识，一个人不可能对政治感到合乎理性的兴趣，而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一个人也就不会对政治作出合乎理性的判断。”这条明显的真理之所以很少为人认识，乃是因为一般人往往误以为历史只讲遥远的过去。他提醒青年注意近代史的研究，因为“下一代的立法者与政治家势将出自他们中间。”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写出了有关近代史的历史著作。
西莱对政治一直很感兴趣，在任剑桥近代史教授之初就有意撰写一部政治科学教科书，但是《政治科学导论》却并非他正式的著作，这是他1885年至1886年在剑桥大学的讲稿，后来于1891年进行过修订。（注：据研究，从1870年代起，西莱就曾计划与Oscar Browning合作写一部政治学教科书，但是到1880年代西莱对此计划有所怀疑。Wormell.Sir John Seeley and The Uses of History,pp.136-137。）该讲稿在西莱生前没有出版，他去世以后，他的夫人将书稿交给Henry Sidgwick，经整理于1895年以《政治科学导论》为题出版，1901年略加修订后再版。该书采用的是西莱所喜爱的讨论课的方式，由16篇讲稿汇集而成。
《政治科学导论》的第一系列是(First Series:Michaelmas Term,1885)1885年秋冬学期的讲稿。共分八讲，主要讲述对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总体看法。（注：Sir John Seele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01,pp.1-197.）第一讲介绍了政治学的学科特征、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西莱指出政治学应该是一门科学，同时与历史学密不可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家。研究政治学的基本方法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相同，主要是历史考察和归纳法，通过对国家进行分类，归纳概括出国家盛衰的规律。第二讲主要是对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国家分类法的批评。第三讲中他根据文明发展程度将国家分为两类：文明和野蛮。在野蛮国家中细分为宗法、神权两种，加上真正文明国家，共三种。此外他又根据有机体论，在上述三种“自然国家”外，另立一种非自然国家。第四讲按照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将文明国家分为市府和邦域国家两类。第五讲讨论政治自由的一般概念，认为自由就是政令宽简。第六讲讨论政府权力的界限，认为主权独立国家的政府权力没有固定的界限，须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而定。第七讲指出政治自由一般也指代议制度（议院），并阐明了代议制的进步性。第八讲指出专制制度的内涵以及专制和立宪政体的区别。
《政治科学导论》的第二系列是1886年春秋学期(Lent Term,1886)的讲稿，该系列也分八讲。本系列讲演主要集中在英国的宪政制度方面。第一讲介绍英国的议会制度，反对那种传统的认为国会统治国家，首相是国会的仆人的说法，指出首相实际是统治者，也是国会和国家实际上的国王，只不过国会有权任命和罢黜他而已。第二讲阐述“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体的区别，认为在安妮女王时代和当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政体是同一类国家，都是立宪政体，而非专制政体。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体之下，统治者需要国会支持，而以前的政体下却只有国会才能推翻统治者。第三讲研讨了作为国会经典样板的英国国会的发展过程，认为17世纪英国国会发展最大的特色就是发展的不完美。由此返观，亚里斯多德的政体分类不符合史实。第四讲介绍了英国首相从国王的首相成为国会的首相这个变化过程的不可避免性。第五讲讨论了君主政体（所谓一个人的统治）和共和政体（众人的统治）的涵义。第六讲研讨了另外一对对立概念——贵族制(Aristocracy)和民主制(democracy)的原意以及后来的变迁，讨论贵族制——原本是最受尊重的政体名称之一——近代以来却变得不受欢迎的过程。而民主又怎样从一个古代不受欢迎的名称变得激动人心。第七讲西莱审视了贵族制，认为贵族制在近代世界仍然以多种形式存在。近代世界中表面上比较普遍的民主制，与贵族制实际差别甚微。第八讲回顾了政治发展史，重申了政治科学与历史学密不可分的基本观念。
西莱为政治科学所做的贡献得到时人的肯定。《政治科学导论》作为早期的政治学教科书也常常被列入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教材的参考书目。（注：如Raymond Garfield Gettell,M.A.,Introdu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Ginn and Company,1910,General References,pp.xvii;James Wilford Garner,PH.D.,Introdu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A Treatise On The Origin,Nature,Functions,And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New York,American Book Company,1910,p.1。）
二
严复的《政治讲义》与约翰·西莱的《政治科学导论》基本相似或雷同之处，足以说明前者是依据后者写成的。
首先是《政治讲义》全书的体例和结构与《政治科学导论》相同。《政治科学导论》全书是讲义的体裁，仅仅按照课堂讲座的内容分为十六讲，不是严整的章节体系。严复的《政治讲义》也以课时为分，但是只有八会，只有《政治科学导论》的一半篇幅，两者似乎相去甚远。可是仔细对勘两文，可以发现《政治讲义》每一会的主要内容都与西莱原作相同。我们从原文截取其每一次讲稿的开端或结尾处的内容提示，加以对照，发现两者基本相同或相似。（注：Sir John SeeJe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p.28.此处所标明的页码分别是西莱原书的页码和《严复集》(5)所收《政治讲义》的页码。限于篇幅，本表只列出西莱《政治科学导论》和严复《政治讲义》第二讲和第三讲的内容提要。其余几讲的内容提要所在页码为：第一讲主旨，见西莱原书第28页，《严复集》(5)第1250页；第四讲见西莱原书第100页，《严复集》(5)第1278页（该讲西莱和严复都用图表来显示，严复还附上了所用名词的英文原文，两者的对应关系更是一目了然）；第五讲见西莱原书第124页，《严复集》(5)第1289页；第六讲见西莱原书第146-147页，《严复集》(5)第1297页；第七讲见西莱原书第167页，《严复集》(5)第1304页；第八讲见西莱原书第195页，《严复集》(5)第1311、1315页。详见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文本渊源、言说对象及理论意义”（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20-23页。）
西莱《政治科学导论》中的内容提示 严复《政治讲义》中的内容提示
第二讲主旨，“The result,then,is that in po- “统观前说，诸公将晓然国家分类于政治学，
litical Science classification may be expected to be 乃是紧要问题，又是繁难问题。而雅里氏所
most important and difficult,and also that the
旧立之门，即今欲取而用之，必不足以包涵
accepted classification suggested originally by the
一切。然则吾辈欲将此学，自不得不开襟独
very partial and peculiar experience of the Greek 行，另立分类之法。古人之说，不足用也。”
philosophers is scarcely applicable to the states （《严复集》[5]，第1260页）
with which we have Chiefly do deal,and is also
insufficent.”(p.52)
第三讲主旨，“It is time to sum up the results“此会所讲，至此可以总结。盖政治家上观
fo this lecture.History and observation Show us
历史，下察五洲，知人类相合为群，由质而
that human populations are often united by an 文，由简入繁，其所以经天演阶级程度，与
organic process analogous to that which combines 有官生物，有密切之比例”。（《严复集》
natural substances into a living organism.”(p. [5]，第1267-1268页）
严复所归纳每一会提要，内容同原文基本相近。虽然中文表达比西莱原文更为简明，但是严复文字从西莱著作演化而来的痕迹是比较明显的。至于严著与西莱著作篇幅上的差距很好解释，西莱的《政治科学导论》分为两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系列，每个系列分八讲，而严著恰好只是西莱著作的一半，其内容基本和西莱第一学期的八讲内容相同。可以进一步佐证《政治讲义》参照《政治科学导论》的，是严复集中的两篇《政治讲义》的续论也就是西莱原作第二系列的前两篇。（注：严复两篇续论和西莱原文的对应关系，兹因篇幅所限，未能列出，详见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文本渊源、言说对象及理论意义”第214-269页。）
其次，《政治讲义》的篇章结构均与《政治科学导论》基本相同或相似。《政治讲义》和《政治科学导论》每一章的段落数量和每段大意大体相近。比如，《政治讲义》第五会分为73段，《政治科学导论》分为78段，似乎有些差别。然而细看后可以得知，因为原文有些段落很短，中文比英文简省，严复在几处将两个段落合而为一，故而比原本少了几段。严文段落比英文原文少，也有可能是排版原因。笔者查阅《政艺通报》连载的《政治讲义》，发现当时中文竖行排版，没有新段落起首空格的版式，导致有些首末行都排满的两个段落前后难以区分，很容易误认为是一段。可能严复仍然是照原文分段的，后来横排新版时没有原文对勘，有些地方将两个段落连为一段。当然，严复有的地方删去了原文整段文字，也造成了段落数量的差异，关于删节的情况后文将有论述。
严复的《政治讲义》和《政治科学导论》不仅整体上属文次序一样，具体段落里叙述内容也基本一致。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证是《政治讲义》第五会第五段。这一段提到了三位英国诗人歌力（Colerige，今译科勒律治）、腊斯金（J.Ruskin，今译罗斯金）和协黎（Shelley，今译雪莱），并附上了英文名字。巧合的是《政治科学导论》第五讲第七自然段也提到这三位诗人，顺序与《政治讲义》相同。（注：Sir John Seele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pp.105-106.）西莱原文在这一段结尾引用了雪莱的几句诗：Shelley in his Masque of Anarchy draws a harrowing picture of the distres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n England about 1820.They are starving,he says,and one would have thought it was not necessary to say more,for surely nothing can be worse than starvation.Shelley,however,still feels something wanting.He is writing a political poem,and you cannot make a political poem any more than a political speech without bringing in liberty.He therefore boldly affirms that a man who is starving is not free.
Nay,in countries that are free
Such starvation cannot be
As in England now we see.
严复在第五段末文字则是：“此外尚有协黎Shelley者，亦名宿也。当一千八百二十年，英国工人苦饥，则著论云，凡是自由国土，必无饥民，如今英者。夫如是言，则自由名词，义兼饱暖，其转变之广，吾又乌从而诘之？”两相对照，严复的文字虽然较原文有些出入，雪莱的诗歌变成了论述，但是两者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至于西莱原文是第七自然段，而严复《政治讲义》是第五自然段。这中间的差异是因为严复将西莱原文的第五至第七三个自然段合为了一段。原文是课堂讲稿，比较口语化，结构相对松散。严复此处合三段为一段，使行文变得紧凑。
第三，《政治讲义》的材料基本与《政治科学导论》相同。西莱对于古典研究有素，认为希腊和拉丁文是道德科学的研究工具。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探讨耶稣基督生平的Ecco Homo（《耶稣基督的生平与业绩》），1864年起又为Clarendon Press编辑整理李维《罗马史》的一个新版本。尽管他为后者只写了一个前言，仅编成了罗马最初20年历史的第一册，但是1871年该书出版时，还是得到了学界相当的肯定。（注：Deborah Wormell,Sir John Seeley and The Uses of History,pp.40,75-76.）在《政治科学》中他经常征引希腊、罗马的史事，支持自己 的观点。比如，严复政治讲义提及的“牛言雨血”就是李维《罗马史》中的故事。（注：西莱的原文是：“In.the earlier books of Livy,where he draws from the most ancient sources accessible to him,there frequently occur paragraphs in which he sums up the curious natural occurrences that had been noted in a particular year,how at Privernum a bull had been heard to speak,how at Corioli blood had fallen for rain."Sir John Seele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p.8。）又比如，“罗马有贺勒休Horatius，有黎恩尼达Leonidas，皆以守城御敌之勇，见称自由干城。罗马有布鲁达Brutus，英国有韩布登Hampden，皆以抗命霸朝，亦膺此号。”其实就是原文的“Horatius and Leonidas keeping a position against the enemy are called champions of liberty,and so are Brutus and Hampden resisting arbitrary government,Surely the two causes are wholly different.”（注：Sir John Seele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p.102.）像这样的希腊罗马史实、欧洲各国历史和政治制度原书中还有不少，于是《政治讲义》也给人旁征博引的印象。
第四，《政治讲义》很多文句与《政治科学导论》基本对应。将《政治科学导论》第一系列最后一讲和《政治讲义》结尾处具有全文结论性质的政治学规律相对照，更可以看出两者的相似：严复所列出的12条“政治要例”除了第九条是他自撰之外，其余的11条均取材于西莱著作，现仅举3条为证：（注：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仅比照3条“政治要例”的原文和严复的表述。参见Sir John Seele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pp.195-197；《政治讲义》，《严复集》(5)，第1315-1316页。此外，第九条的内容是：“机关未具，则扶倾政府之权力，其用事也，常至于横决。此一治一乱之局之所以成，而皇室无不终于倾覆之理。机关既具，前之权力，不但宣达有从，又可测视，得以及时，为之剂泄，而乱无由作。此立宪之国所以无革命，而代表之皇室所以不倾。”至于全部文字的比较，详见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文本渊源、言说对象及理论意义”第23-25页。）
《政治科学导论》总结的规律《政治讲义》总结的“政治要例”
2.In most cases government is forced to assume a
二、政府以专制为常，以众治为变，如
form more or less monarchical.In an army there is 军中惟一主将，法廷惟一士师。
one commander;in a law court there is either one
judge or a small mumber.
5.it follows that in every governed community there五、故一国之中，不仅治人、治于人二
must be not merely two things,The government and
方面而止，而常有扶持政府者，为之居
the governed,as e are apt to suppose,but three 间，成三方面：治者、扶治、受治。
things,the government,the government-supporting
body,and the governed.
8.In other cases the government-making power may
八、政界天演，程度既高，则其国不独
be organised.In other words,some states have not
有扶倾政府之权力，而又有扶倾政府之
Only a government-making power,but also a govern-
机关，以宣达扶倾政府之权力。
ment-making organ.
鉴于《政治讲义》全书体例、篇章结构、材料和语句都与《政治科学导论》基本相同和相似，我们应该肯定前者基本根据后者写成。
《政治讲义》的内容与《政治科学导论》基本相同，但是两者的语言风格差距很大。严复并没有照搬原文的句式，而是根据中文的表达习惯进行了较为自由的处理。比如第三讲中，西莱说明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着重比较了部落氏族和国家的差别：“We have then three great varieties of state.There is the state proper,there is the tribe,and there is this ecclesiastical community,which I have just described,——we may call it perhaps the theocracy.”（注：Sir John Seele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p.67.）西莱原文的理论未尽严密，严复的翻译却简明扼要，“故类别国家，第一层先分三种：真正国家，一也；宗法国家，二也。神权国家，三也。”（注：《政治讲义》，《严复集》(5)，第1263页。）西莱此处的定义不尽精确，他认为亲属血缘关系也是形成国家的条件之一，却含糊地将部落(tribe)也算为国家(state)，严复则译为宗法国家，把握住了原作的精神。
《政治讲义》在某些地方也保留了原文的语气。西莱的原文带有很多课堂讨论的色彩，常有与学生交流的话语，或者安排设问引导学生思路。严复也保留了这个特色。比如第三讲在提出“自然有机体国家”和“无机体国家”的区分之时，西莱就采用设问的方法：“I have distinguished three different state-motives and three different forms of state corresponding to them.But can we find no fourth motive and no fourth kind of state?”“I daresay your first impression will be that it is easy to find states which do not fall under any of these three heads.You will cite for instance the Roman Empire,which was composed of various races and various religions.”“This brings us to another distinction which is very fundamental.”（注：Sir John Seele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pp，71-72.）严复的译文为：“曰宗法，曰宗教，曰国家，以斯三者所以为合之不同，其立国之形制亦异。是三者皆本诸天演之自然者也。虽然，吾今更问诸公，观历史与今世现有之国家，将无逾此三种者乎？抑更有其余，而为吾辈所未及者耶？”“窃料诸公于此无难置对。诸公将谓，在欧洲，如并兼以后之罗马……不识于前三者，果何属也。”“设诸公如此难我，吾诚无可置辨，则不得不于前三者所以为合，各成团体之外，另立一门，为第四种之国家。”（注：《政治讲义》，《严复集》(5)，第1265-1266页。）此处将原文的设问语气描摹得很传神。
因为原文是课堂讲稿，文字本来就浅显平易，严复用半文半白的中文转写，文字流畅，如无原文，很难觉察这是西方人的著作。有研究者批评严复的一些译文晦涩难通，该文却流畅通达，文质兼美。
严复对原文也进行了一些特殊处理，主要有删节和改写两种情况。《政治讲义》中删节某些内容主要是为了使文章简洁。原文因为是课堂讲义，某些文字不够精炼。西莱认为政治学与历史学密不可分，所以书中征引许多历史典故，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使文章内容丰富，但也使行文拖沓。西莱所引的欧洲历史掌故，剑桥大学的学生可能还不太陌生，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无疑就十分生僻。所以严复将一些例子删去，使文字变得简洁。（注：严复大段删除原文的情况，请参阅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文本渊源、言说对象及理论意义”第37-47页。）比如原文第三讲，西莱征引早期罗马宗教立法者Numa Pompilius的例子，（注：Sir John Seele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pp.65-66.）说明宗教在早期国家中的重要性。严复对此仅用 “又在罗马，亦系宗教、宗法二者并行”数语带过。
除了整段的删除之外，严复在某些地方也进行了改写，有的是去除原著的异国情境，使得文意较为显豁，方便听众理解。《政治科学导论》全书开端有一大段开场白是原作者向英国学生所说的客套话，严复根据其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讲演的情景作了改写。
西莱书中提及许多西文典籍和史事，严复参照中国的情况加入了比较说明和解释，以便于学生理解。比如讲到政治学时，严复不忘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特色和价值：“有科学即有历史，亦有历史即有科学，此西国政治所以成专科。问中国古有此乎？曰有之。如老子，如史迁，其最著者。而论孟学庸，亦圣人见其会通，立为公例，无疑义也。顾中国古书之短，在德行、政治杂而不分。而西国至十九世纪，政治一门已由各种群学分出，故其理易明，其学易治。”（注：《政治讲义》，《严复集》(5)，第1244-1245页。）
有的修改不仅为听众理解方便，也体现了严复的个人观点。比如，在第一会中，为说明国家与种族的关系，严复曾举中国人的身份为例。“今假吾对众言曰：吾是中国人。诸公试察吾作此言时，意主何义？将谓吾所言者，意主所生长之种族乎？非也。顾此语虽不得以为全是，要为近之。何以云其近耶？盖不佞与四百兆人，粗而言之，固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设此语宣于伦敦巴黎之间，其意尤为显著。吾与彼人，语言不通，形貌有异，宗教不一，所谓黄、白二种之分是也。所不得不以为全是者，盖种族与国，绝然两事。”（注：《政治讲义》，《严复集》(5)，第1245页。）但是检视原文，西莱原本实举英国人为例：“When I say'I am an Englishman',what do I mean?Does it refer to my parentage or family?Well!I cannot absolutely say that it does not.I regard myself as being in some sort of kin to other Englishmen,as though we were all alike descended from some Auglus.I feel this very strongly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ers,for I find that they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and seem both mentally and bodily of a somewhat different type.But whether it really is so is after all of no practical importance.I am an Englishman,and should be so just as much if my ancestors were Frenchmen.And yet that I am an Englishman and not a Frenchman is all important to me.”（注：Sir John Seele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p.15.）显然严复为了便于学生理解，将例证换为中国人，不过这里加入了原作者没有讲到的“种族与国，绝然两事”，反映出严复对民族主义的认识。
严复对原书的理论也有少量的增改。比较微妙而重要的改动是有关卢梭的评论。《政治讲义》中有九处提及或批评卢梭的思想，但是对照西莱原文后发现，其中有六处西莱并没有提及卢梭的名字，严复却直接加上对卢梭思想的介绍或批评。（注：有关卢梭的评介的文字修订情况，请参阅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文本渊源、言说对象及理论意义”第149-153页。有关卢梭的评论，严复《政治讲义》比较重要的加增约有53例，笔者将其分条辑出。比如，西莱原文认为：“History without political science has no fruit;Political science without history has no root.”“To establish the truth of this aphorism will be the object of the present lecture.I need not make any long introduction to show that if true it is important.History has usually been taken to be concerned simply with facts.Evidently it would be entirely transformed if we come to consider the facts established by history as mere raw material out of which a science was to be constructed.”(Sir John Seele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p.4)严复《政治讲义》在此处就有所发挥，加入几句对“心学”和卢梭的介绍：“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之历史，是谓无根。诸公无谓此是陈言，须知十八世纪以前，已有言治不由历史者，希腊时如柏拉图，最后如卢梭。此二人皆诸公所习知，其言治皆本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是故本历史言治，乃十九世纪反正之术，始于孟德斯鸠，至于今几无人不如此矣。”（《严复集》[5]，第1243页）详见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文本渊源、言说对象及理论意义”第47-55页。）（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
虽然《政治讲义》和《政治科学导论》之间有这些差异，但是两者基本内容的相同和相似还是主要的，并且这些差异都很微妙，只有将西莱和严复著作进行比勘才能发现。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政治讲义》就是依据《政治科学导论》写成的。
三
探究《政治讲义》的文本渊源将有助于严复思想研究的发展。这一发现本身就引出一系列有趣的问题，比如可能引发对于此书著作权的争议，但是研究者的注意力似乎不应集中在评判作者的道德水准，（注：《政治讲义》虽非严复原创，这不足以否定他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向西方寻求智慧是近代中国的主要取向，在中国一时没有可能出现像西方19世纪的原创性政治理论的情况下，借用国外已经成型的理论是非常自然的。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当时十分普遍，那时有关西方政治学说的译著和专著大抵是借用日本人的著作。）更应该关注的是此发现对推动严复研究可能的助益。
首先，《政治讲义》的渊源揭示了1905年前后严复政治思想来源的复杂性，这将要求我们展拓视野，改变相关研究中的不均衡局面。严复吸收英国政治思想的面很广，他的译作有不少西方学术名著，但是也包括一些现在不太熟知的学者的著作。此前的研究往往重视考察某些重要思想家比如斯宾塞和约翰·穆勒对严复思想的影响，那些不太知名的思想家则相对被忽视。斯宾塞和穆勒的思想无疑是严复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仅仅注意这些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全面、准确、深入地认识严复思想。《政治讲义》的文本渊源表明，像西莱这样现在不甚知名的思想家对严复思想也有重大的影响。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严复非常欣赏和认同《政治科学导论》，以致于他一再依据西莱的著作写成政论（现存严复作品中至少有三篇参照了西莱的著作）。
这里要略费笔墨，以西莱自由观念为例说明这些“不甚知名”人物的思想对理解严复思想的重要意义。比如有论者认为，严复受斯宾塞或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重视群体自由，歪曲了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的价值。但是从《政治讲义》文本渊源看，所谓严复“歪曲”西方自由价值之处可能直接来源于西莱的自由观念。有学者指出，西莱并非自由主义者。（注：关于西莱的思想倾向，请参阅Deborah Wormell,Sir John Seeley and The Uses of History,p.12。）西莱的自由观念就不是以个人自由的至上性为特征的，他重视的是集体利益和个人价值的均衡，甚至不认为自由是普遍的价值。他在《政治科学导论》中就指出，自由不是无条件的美好事物，它的意义被夸大，被赋予过多的美好光环。自由在历史上不是任何时代和地方的普遍价值。（注：原文见Sir John Seele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p.122。）
西莱自称，他的一般的“自由”观念专用于政治科学。这一自由观念不是以个人自由为核心，而是注重国家与集体之间的权力界限。西莱将自由分为个人自由(the liberty of an individual)和人民自由(the liberty of a people)。在他看来自由的通常含义是不受约束，而个人不是一直在政府的管制之下。而政府不会对一个人实行专制。它不会侵夺某一个人的全部时间、财产和所有的权力。个人自由就是受限不能侵夺的，留待个人任意处置的部分权力。人民自由就是超越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任由自愿的人民生活。西莱认为只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的界限才是政治自由的范围，也就是政治科学所讨论的自由。而在政治中，政府就是约束，因此政治上的自由就是政府的对立物。（注：Sir John Seele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pp.125-126,119.）
严复对一般自由的认识明显与西莱有相似之处，暂且不说他对西莱观念的介绍本身就反映他的态度之一斑，在他对孟德斯鸠的自由观念的译介中也可以发现他的一般自由观念的取向。严复将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观念理解为“自由真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十一章第三节“什么是自由”中指出：“在民主国家里，人民仿佛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真的；然而，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记住什么是独立，什么是自由。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4页。）严复的译文是：“夫庶建之制，其民若得为其凡所欲为者，是固然矣。然法律所论者，非小己之自繇，乃国群之自繇也，夫国群自繇非无遮之放任明矣。政府国家者，有法度之社会也，既曰有法度，则民所自繇者，必游于法中，凡所可愿将皆有其自主之权，凡所不可愿者，将皆无人焉可加以相强，是则国群自繇而已矣。”（注：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19页。）严复进一步指出，“此章孟氏诠释国群自由之义，最为精审……学者玩之，庶几于自繇要义，不至坠落野狐禅也。”此处严复的译文和按语表明他认定国家自由应该先于个人自由，因而被林载爵视为曲解了孟德斯鸠的原意，（注：林载爵认为：“与国家之天职相关的是，严复还指出了国群自由乃自由的真诠的说法。而这种说法则是来自对孟德斯鸠的曲解。”见《严复对自由的理解》，收入《严复思想新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7、254页。）可是严复此处的一般自由观念与西莱的主张极为相似。（注：严复在《法意》第11卷对孟德斯鸠政治自由观点发表评论，应该与他翻译《政治讲义》的时间相近或者稍晚，可以推测严复将孟德斯鸠关于政治自由的论述移译为“自由真诠”，或许就是受到了西莱自由观念的影响。《法意》该卷1906年8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第9卷中，严复要求读者“《社会通诠》之第十四分参观”。（《法意》，第183页）第10卷的一条按语中，严复再次提醒读者参考《社会通诠》。按，严复于1903年译完《社会通诠》，1904年出版。严复提及此书，应该是它正式出版之后了。又，第10卷的按语中提到“乃至目前俄日之役”。（《法意》，第209页）应该是1904年底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从这几条按语可以判断，严复发表“自由真诠”及其按语的时间当在1904年之后，与《政治讲义》的时间相近。考虑到严复1904年底曾游欧洲，直至1905年春4月才回国，可以大胆推测他翻译以及发表这些评论的时间极可能在《政治讲义》发表之后。同时第11卷第6章《英伦宪法》中孟德斯鸠认为英国是三权分立。严复评论说：“此段孟氏所论，于英国君主及上议院所约立法权之分限最为精湛明确。夫英之立宪所以久行不敝而上下相安者，其秘在此。盖哲家洛克之成说，而孟氏取之，治法学者所不可不详玩也。”似乎此时严复还没有发表《论英国宪政两权并未分立》一文（1906年）。）笔者不拟展开讨论严复政治自由观念的具体内涵，仅仅指出《政治讲义》显示西莱等非主流思想家对严复也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开拓眼界，从更宽广的角度认识严复思想。其实除了习知的斯宾塞、赫胥黎之外，现在可以肯定至少西莱、白芝皓(Walter Bagehot)等英国思想家对严复也有影响，而这些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
其次，《政治讲义》文本渊源的发现，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和改进以往的研究方法。目前严复研究中比较流行的方法趋向是严译文本的中西文比较研究。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应该继续加强。但是在研究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偏向，比如研究重心大都落在探讨严复翻译的准确程度和寻找严复译文与其西方原典之间的差距上。（注：虽然史华兹自称没有将严复视为一个单纯的翻译家，“严复的声望主要基于他作为一个翻译家和评论家。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显然是后者的作用。”但是其著作的主体是考察严复的译作与原作的思想同异。考察的主要目的和内容就是看严复是否准确地认识到西方自由主义的精髓。同时他也承认，严复的论著基于富强这个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但是在研究中却很少研究严复翻译和评论这些译著与中国思想界的具体联系。“人们不必假定他选择翻译作品时依据了什么计划，也不必假定在从事伟大的翻译事业的岁月里，他的思想观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84-85页）史华兹在研究中没有能很好贯彻他自己的原则，他更关心的是严复认知西方个人价值的准确度，而忽略了严复所处的具体环境对其翻译工作的影响。史华兹对于严复翻译的具体动机和对象往往未作深入的了解。比如研究《法意》的翻译时，他认为严复没有交待移译该书的动机。他更愿意“猜测”，“严复出于对法律的注重”而注意孟德斯鸠这位以特殊的法理学家的观点关注法律的一位大师。（史华兹，同书第64-65页）。事实上严复对于翻译该书的动机有明确的交待，他认为张相文等转译的日本人何礼之的《万法精理》错误甚多，因而针对张书进行重译。严复1904年致熊季廉信中说，“敝处近译，即是《万法精理》，其书致（作者按：原文如此）佳，惜原译无条不误”。（林载爵主编《严复文集》第5卷，《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5年，第46页。《法意》的按语也印证严复译书的用意：“孟原文造意至深，往往猝读不知何语，必反复玩味而后得之。即不佞斯译，亦不敢谓尽知其意也，乃观近人所译，如《万法精理》等编，大抵不知而作，羼以己意，误己误人，于斯为极。原文具在，来者难诬，即令译者他日反观，而不面赤汗下者，未之有也。”（《法意》，第48页）张相文也不讳言他的译本受到严复的批评。参见张相文《南园丛稿》第15册附《年谱》，北京中国地学会印行，1918-1924年。）这种偏向多少对全面认识严复思想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看到研究者的兴趣集中于翻译技术的讨论，而相对忽视了作者的现实动机以及他同周围世界的复杂联系。由此严复的作用被缩略为西方思想的传声筒，他的地位也被认为取决于转达某些西方思想的可信度等有限的方面。这显然贬损了严复本人及其思想的价值。对《政治讲义》的文本溯源将使我们不得不扭转这一偏向，因为严复撰写这部作品的动机非常突出，如果仅仅关注严复的英文水准是回避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注：严复1913年的《民约平议》也取材于英国思想家赫胥黎的一篇文章，其手法和目的与《政治讲义》相同，均是借西方的理论来进行论争。对于严复为何隐瞒原作者的动机，笔者并无确切的解释，只能推测他高度认同西莱的思想，想以此来赢取听众。）并且他也对《政治科学导论》的原文进行了一些修改，掺入了自己的用意。这些修改具有较为明确的针对性。比如，梁启超就是严复《政治讲义》着意批评的对象之一。（注：请参阅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文本渊源、言说对象及理论意义”第59-71页。）这些迹象都提示，《政治讲义》的诞生有深刻的时代因素，深深介入了晚清思想界的争论。这些针对性要求我们不能自限于翻译技术问题的讨论，而必须联系晚清时期的政治具体语境探讨严复思想的意义。
再次，《政治讲义》及其原本的比较，也引发我们对一些“老问题”的关注。比如，严复思想的连续性是研究者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有的研究者更注重严复思想前后期的差异，有的研究者认为严复思想前后期是基本一致的，还有的持调和立场。（注：最早认为严复思想发展有阶段性的是蔡元培。周振甫借鉴了蔡元培的意见，从中西文化关系划分严复思想为“早年全盘肯定西学，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年是中西折中，晚年“全盘肯定国粹，尽弃西学”，“回到封建主义怀抱中去”。（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40年）这个严复思想发展阶段论基本还是就文化思想而论，1949年以后侯外庐将它与政治思想联系起来，认为严复思想的三阶段，“本来是改良主义者必然要走的道路，亦是中国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必然表现”。（侯外庐：《严复思想批判》，《新建设》1952年第3期，后收入《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3-380页）王栻1957年在《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将严复的思想归结为“海军生涯（1853-1894年）”、“维新运动中一个出色的思想家（1895-1898年）”，“从进步到保守（1898-1912年）”和“顽固反动的老人（1912-1921年）”这四个阶段。从此严复政治思想的发展阶段的三段论基本成型，为众多学者所接受。但是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史华兹1963年的著作中认为，严复的思想有其连续性，并没有倒退。刘桂生认为“西学”和“中学”在严复头脑中始终是在不断地“交融互释”着，它们之间并不曾上演一出“互相排斥”、彼此否定的闹剧。详见刘桂生为欧阳哲生著《严复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所作的序。刘桂生的类似观点亦见《严复中西文化观前后期的一致性——从张恒寿教授的严复思想研究谈起》（收入《刘桂生学术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57-70页）。也有学者认为严复思想前后期基本一致，没有急进—倒退的情况。详见林启彦《严复论中西文化》，收入刘桂生等编《严复思想新论》第25-45页；林载爵：《有关严复思想的两个问题：激进与保守、批判传统与反本复古》，《严复思想新论》，第46-59页；王宪明、舒文：《关于戊戌时期严复传播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的再探讨》，《河北学刊》1997年第1期；蔡乐苏：《严复拒卢梭意在讽康梁》，《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20-50页。黄克武持较为折中的立场：“就严复一生思想变迁来说，我认为严复一生思想重点诚然有所变化，早年较强调反专制与西化，晚年较肯定传统价值；早年较鼓吹个人自由，晚年则强调舍己为群……但是不容忽略的是前后两阶段之间有其连续性，他对儒家恕与洁矩之道的认同不曾改变。而且严复一贯地主张缓进，反对激烈变革，他对弥尔式的自由思想有所了解、误会，也有所批判，并由此而建构了一个融合中西因素的自由社会的理想，在此理想中他尝试将中西、群己、义利等对立的价值会通为一。”见《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第198、278-279页。）《政治讲义》的出现，使得我们发现，严复的思想确实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比如严复政治思想一向是研究者据以为严复思想分期的标尺。比如，有研究者以严复是否宣传三权分立为其思想进步与否的标志。《政治讲义》中严复的不少观点都与前此有些出入甚至抵触，似乎可以证明严复思想的前后差异。比如，严复1901年为沈瑶庆奏稿写的批语中认为英国的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据英民史：撒逊种人尚未至不列颠三岛之日，在魏晋间，居撒逊尼种中遇有大事，则请部长诸豪暨种人会议云云。可知英之宪法三权鼎峙，其源甚远。仆译《原富》，于丙丁各部，言议院之所由来尤悉。议院政权日大，即其国治化日隆之明徵。英国政权向分立法、行法二筹，王与两议院皆立法权，至宰相、各部尚书皆行法者。政如议院所用之人，凡事须向议院缴卷交代。唯行法之时，事有便宜，自不能节节向议院请命，所以得自裁决，谓之权归于上，无乃误欤？”但是严复1906年写的《论英国宪政两权并非两立》却明确反对英国是宪法三权分立的说法，这篇文章的内容就是西莱《政治科学导论》第二系列的第一讲。（注：严复的原文见《严复手批沈瑶庆奏稿》（影印本），此段文字的过录本见黄启权《严复爱国思想的又一篇章——读严复手批沈瑶庆奏稿》一文，分别见《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第394、354页。）可见严复对于英国政体的认识确实是有前后差异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严复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前后是一致的，比如他从1902年开始一直对卢梭思想持否定态度。（注：严复和卢梭思想的关系是研究者关注的又一问题，因为这曾被认为是严复政治思想变化的一个证据。大陆学界以往公认，戊戌时期严复积极传播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思想，而辛亥革命前后直至去世前，严复渐趋保守、反动，转而批判、攻击卢梭的思想。张岂之认为，严复介绍了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严复借用卢梭的观点，反对封建君权论”。见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44页。另，该书第五章“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宣传的西学及其哲学思想”后来署名“张岂之”，收入《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郑师渠在《严复与卢梭的〈民约论〉》（《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5年第2期）中认为：严复是“近代中国以鲜明的态度宣传卢梭的民约论和借此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一人”，但戊戌运动失败后，严复“在政治上后退了，他对卢梭《民约论》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原先积极吸纳宣传民约论的观点，转而着意批判民约论”。熊月之认为，辛亥革命之后严复“在政治上日益堕落，攻击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与戊戌时期的严复判若两人”。（见《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0-251页）王宪明则认为，严复在戊戌时期传播的并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思想，而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派的进化的、实证的、功利的自由主义思想，因此不存在严复早年宣传卢梭，后来批判卢梭思想的问题。蔡乐苏进一步指出，严复批评卢梭的针对性是康梁师徒，在戊戌之后这个立场是一贯的，因此也不能说严复的态度日趋保守、倒退。黄克武也认为严复对卢梭的批评是一贯的立场。详见王宪明、舒文《关于戊戌时期严复传播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的再探讨》，《河北学刊》1997年第1期；蔡乐苏：《严复拒卢梭意在讽康梁》，《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20-50页；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第255-270页。）这次发现《政治讲义》对卢梭的评论大都是严复自己加上的。这似乎为严复政治思想的一致性又增添了证据。如此，严复的政治思想中同时体现了两种趋向，既有连续性，也有差异性。那么，研究者如何协调严复思想中持续性和差异性的关系？究竟以什么为标志衡量严复思想的连续性？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