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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以下简称“先富论”），如石破天惊般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现实。本文试图就先富论的理论基础与实质，与诸位方家切磋，以期获得深刻领会邓小平改革思想之目的。
一、“先富论”是唯物辩证法理论最实际的运用
客观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就是用发展、变化、运动的唯物辩证法观点来看待一切事物，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论”，是唯物辩证法理论的最实际的运用。
1.“先富论”反映了绝对不平衡规律，是对现实客观世界的真实的科学反映。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①客观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常是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由不平衡到达相对平衡，再又到达新的不平衡，是客观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我们不可能要求客观事物的发展到达一种整齐划一的平衡、静止状态而停止。毛泽东同志生前常说，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就是指不平衡状态是绝对的。在人民富裕程度的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不平衡的状态。如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与内地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技术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家庭负担重的劳动者与家庭负担轻的劳动者，等等。如果我们无视这个具体情况，去追求一种整齐划一的理想富裕程度，其结果只能导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②承认这种在富裕程度上的不平衡状态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客观事物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样做可以使有能力先富的地区和人放开手脚，解除思想束缚，通过发展生产力而致富。也就不致于让有能力快跑的人和跑得很慢的人在一起慢跑，而发挥不出应有的成绩和效率。
2.“先富论”表现出一种符合客观规律的有序性。事物的发展和运动是有序的，事物的有序性的效率高于事物的无序性的效率。先富论正是表明了这种有序性，即有能力致富的地区和人可以先致富，然后再来带动其他地区和人，邓小平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③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和人一个劲地扯经济发达地区和人的发展“后腿”。那么，两种地区都难以发展，都会陷于“贫穷”，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因此，在致富问题上，我们必须遵循客观事物发展的有序性。
3.先富论表明了“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的思想。一个地区和人由贫困到富裕，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就不同地区和人来说，存在着发展快慢的问题，存在着“先富”与“后富”的区别。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同步富裕”，也不应将此理解为“同一程度的富裕”。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追求一种绝对平均的富裕，始终是人类美好的理想，但这点是绝不能做到的。因为就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言，存在着差异；就劳动者的负担来说，也存在着差异。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富裕程度。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差异同样存在。在共同富裕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为无差别的平均富裕。（没有差别，将失去发展的活力，陷入平均主义。先富论的伟大之处，正是承认了这种差别。）“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是一种社会总体水平上的富裕，是一种消灭了两极分化的富裕，是一种保持着向前发展活力的富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漫长里程中，我们要克服同步富裕思想，还要克服平均主义的同度富裕思想。这样才能在渐进有序的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二、“先富、后富”与“两极分化”有着实质的区别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提出要旗帜鲜明的反对“两极分化”。“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④“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⑤“先富、后富”与“两极分化”存在着实质的区别。其区别有以下几点：
1.两者的发展方向不同。两极分化表现为穷的愈穷，富的愈富，两者发展的方向相反。而先富、后富的发展方向一致，是向共同富裕迈进。其差别只是速度的快慢而已。
2.两者依据的社会制度不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⑥“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⑦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允许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因此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就意味着不是搞社会主义了。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先富起来”，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后果。由于先富与后富的区别只是方向一致的快慢问题，所以我们对待“先富与后富”的问题，重点应放在“扶贫”上，要通过“输血”来增强贫困地区和“造血”功能，尽快地使贫困地区的人民走上致富之路。
先富问题与两极分化问题既然有实质区别，所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解决两极分化的办法，即“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来削富济贫。在抑富的问题上，要特别谨慎，不能采取“削足适履”之法来拉平先富与后富的差距。邓小平同志曾两次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⑧。在尽量缩短先富与后富的差距方面，我们要怎样做呢？邓小平同志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⑨这里，邓小平同志实际谈了两个问题：第一，先富者的发展为后富者做出了榜样，起着激励带动的作用。第二，先富者有责任在一定时候帮助后富者。这种帮助究竟在什么时候为宜呢？邓小平同志说：“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⑩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先富帮后富的时机还待研究解决，现在还不宜提出此事。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先富者是指通过诚实劳动而致富的人，不是指的那些靠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的人，那种靠不正当手段的致富者，我们必须依据法律程序，使他们的不义之财重新归之于人民。
三、先富论是对传统“均富”思想的重大突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先富论是对传统“均富”思想观念的重大突破。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着“均富”理想。早在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时，其起义的理论指导书《太平经》，就朦朦胧胧地出现了“平均”的思想。到了唐朝末年的黄巢大起义，平均的思想就更加明显了，如黄巢本人就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但这时究竟平均什么还是不太清楚的。到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时，首次震天动地地呼出“均贫富”的口号。南宋时的钟相、杨幺起义则进一步喊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即不但有经济要求，也有了政治要求。明朝末年的李自成农民大起义，已觉察到封建土地制度是造成贫富不均的根源，明确地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则进一步落实为纲领，即《天朝田亩制度》，但这个制度从来没实施过。为了追求“均富”，太平天国实行“圣库”供给制，划分男营女营，消灭家庭，废除商业贸易。他们执着地追求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然而在现实中，绝对平均主义根本无法实现，太平天国后期又不得不恢复家庭、商业贸易和私营手工业。从几千年来农民追求均富的曲折斗争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唯有邓小平同志的先富论，才真正使中国人民走上了致富的康庄大道，使我们从追求“均富”的怪圈中突破出来。十几年来的改革实践，使我们懂得了依据不平衡规律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明白了“先富”理论是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金钥匙”。当年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依据不平衡的发展规律，指出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方向，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邓小平同志的“先富论”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与毛泽东同志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有着同样的光辉，使我们摆脱了30年的“大锅饭”，解脱了“平均主义”的束缚。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先富论有着三个特点和作用：第一，先富论实际上是竞争的理论，以先富者为榜样，发挥激励带动作用，最终走向共同富裕。这种竞争理论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第二，先富论破除了陈见，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放开了人们的手脚，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三，先富论是实践的理论，它从实际出发，依据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指出了一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就能建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极大地提高，改革的潮流已不可逆转，这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先富论又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其重要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曾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作了透彻的研究，指出了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但他们不可能指出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问题。列宁对这个问题有过探索，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方向有所调整。斯大林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搞的基本上是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我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学习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农村承包制改革，才有所突破。先富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产生的，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由于解除了束缚，放开了手脚，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正在空前地向前发展，其成就举世瞩目。先富论给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怎样发展生产力方面，提供了极宝贵的经验，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发展。尤其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它的理论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4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2、111 、64 、373、357、374、371、277-378、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