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贸易条件问题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论文,世纪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劳尔·普雷维什和汉斯·辛格提出的贸易条件恶化论，从提出之日起就成为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不过，它的核心内涵并没有在争论中被推翻，反而有了进一步扩展的余地。本文主要探讨这种理论在21世纪继续发展的可能性问题。
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人类文明诞生后的第一种经济形式是农业经济，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和畜牧业在经济中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世界各国彼此分隔。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起，人类社会开始更多地摆脱对大自然的依赖，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入和拓展，各种发明和创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层出不穷，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和成熟。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仍然还处在工业经济时代，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仍然以获得工业部门的增长和发展为目标。
然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人类社会又开始悄然步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1996年，经合组织发表了一份题为《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和相关的指标。世界银行1998～1999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更是以《知识与发展》为题，认为“知识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赖于知识。……今天，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确实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有50%以上是属于知识密集型的。
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它主要由知识创新体系、知识传播体系和知识应用体系组成。在这种经济中，知识取代了农业经济中的土地和工业经济中的传统资本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知识被认为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经济资源的可再生性。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作为经济资源，具有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因而是一种可再生性资源，它很少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可低成本复制，且易于传播处理。
2.经济增长的良性化。一方面，经济周期的弱化即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减弱；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有的学者认为，美国“新经济”的“一增两低”（即经济持续增长伴随着低失业和低通胀的独特现象）便体现了知识经济的特点。
3.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上述两个特征紧密联系，发展的观念因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更多地注重经济增长的效益、可持续性和生活质量，更加强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在工业经济时代后期开始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知识经济”时代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作为知识经济重要内容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网络系统大大地改变了世界市场的存在方式，加速了全球贸易自由化和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跨国界的生产要素流动。
笔者认为，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才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其中就连走在最前面的美国“新经济”也只是21世纪全球性“知识经济”时代的前奏而已。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被排斥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门之外。不过，21世纪将成为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贸易条件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是阻挡不住的历史必然。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去积极了解知识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法则，不去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机遇和挑战，那么它们将永远无法摆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原因很简单，发达国家不断使知识的前沿迅速向前推进和知识本身的乘数效应，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追赶“一个移动的目标”。
自“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提出以来，围绕贸易条件恶化理论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然而，正如保罗·斯特里顿所说的那样，“当许多人对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理论的批判愈演愈烈的时候，这个理论的内核很可能在这场猛烈的攻击中得以保存下来。这个内核就是：在世界经济当中，存在着导致从对外贸易和广泛的经济进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地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以至于最好最大的份额归于强国，弱国则在分配过程中自相侵吞。”①结果，贸易条件恶化论不仅没有被推翻，反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贸易条件恶化论可以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外围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中心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②。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同样证明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它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③。
2.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于中心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④。联合国在2000年1月发布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⑤。
3.外围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也在下降。汉斯和沙卡等人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⑥。
4.相对而言，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存在着长期恶化的趋势。1980～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⑦。
以上内容可以说是贸易条件恶论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几种表现，它们是工业经济时代国际分工的产物。到知识经济时代以后，同样由于不对称的中心—外围体系，同样由于技术进步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和扩散，同时还由于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在需求收入弹性上的差别，外围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不会从本质上得到扭转，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核心”内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只不过中心—外围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由“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组合转变成了“知识产品—物质产品”的组合，因此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除上述4个层次的内容继续有效以外，它还极有可能增加下述几个方面的内容：
5.外围国家工业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6.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
7.外围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中心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不过，贸易条件恶化论的上述发展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延续，它还有待实践的证明。笔者提出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这种发展方向，并不是想渲染一种对“弱国”发展前景的悲观主义，而是想强调这样的事实：处于“弱国”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拉美是其中当然的成员，应当正视“知识经济”的挑战，尤其是要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要比“强国”面临的挑战严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