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的消费发展理论与现代中国的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格说来，马克思并没有在任何著作中独立地阐述过“消费发展”学说。但他确实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及其“前身”一《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结构严谨的消费发展理论。现在看来，这一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一
马克思曾经全面而深刻地论证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经济学界早已达成的共识，不须赘述，从略。
马克思曾经把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旧译“内含”）扩大再生产，认为“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注：《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2页。）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略。
既然马克思确认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既然他划分了再生产的外延扩大和内涵扩大，那末他就必然相应地划分出消费的外延发展和内涵发展，并且认定再生产的外延扩大及内涵扩大，与消费的外延发展及内涵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我们看看马克思是怎么论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的生产过程谈起。他认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即“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单个劳动力的剥削”。（注：《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697页。）在逻辑上和历史上，是由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发展的。与之相应的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也就必然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演进。由于“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所以，马克思认为，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转变与消费由外延发展向内涵发展的转变，这两种转变之间存着必然的联系：前一种转变媒介着后一种转变，后一种转变也媒介着前一种转变。马克思的看法是，由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要求消费也有相应的改变。具体说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象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不难理解，作为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在由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向内涵扩大再生产时，也会对消费提出同样的要求，即消费由外延发展转向内涵发展。更一般地说，当经济增长由外延粗放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变时，要求消费相应地由外延发展转向内涵发展。
这是因为：第一，随着经济增长由外延粗放型转向内涵集约型，社会劳动生产率在生产过程日趋智力化、科学化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要求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即获得尽可能全面的发展。由于“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95页。）所以如果消费不相应地由外延发展转向内涵发展，不扩大范围，不提高消费质量消费效益，就不能生产出高素质的劳动者，不能创造出内涵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所需要的主体。第二，随着经济增长由外延粗放型转向内涵集约型，社会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发展，要求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如果消费不相应地由外延发展转向内涵发展，劳动的质的差别范围难以扩大，“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页。）难以形成， 最终会延缓和制约社会分工的发展，阻碍社会经济的内涵集约型增长。第三，随着经济增长由外延粗放型转向内涵集约型，新产业群不断涌现，要求“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页。）由于“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95页。），“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95页。）所以如果没有消费的内涵发展，就没有需要的内涵发展，消费的内涵增长就缺乏动力。
二
经济的增长有外延粗放型和内涵集约型两种，消费的发展也有外延发展和内涵发展两种。我国学者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居民消费方式变化的具体特征，把前一种称为“大众趋同化数量增长型”，而把后一种称为“多样化效益提高型”。（注：王裕国：《中国居民消费模式演变的阶段性特征》，载《经济学家》1996年第2期。 ）当一国的经济以外延粗放型增长为主时，居民的消费也以外延发展为主，即消费的增长主要表现为消费品数量的增加和消费水平量值的提升；当经济以内涵集约型增长为主时，消费也以内涵发展为主，即消费的增长主要表现为消费范围的扩展、消费质量和消费效益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大大加快，消费需求日益明显呈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至于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更积极地把消费方式的转型看作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着力点。80年代中期以来，正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拉动着轻纺工业和农业的快速增长；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革命”，更是拉动了家电工业的巨大跃升。而80年代末消费需求转向疲软，竟至引发整个市场疲软。以后，进入90年代，由于消费需求升级和重工业高投资，又一次拉动经济快速增长。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不能不承认中国经济已从单纯的资源约束型转变为资源和消费双重约束型，消费需求已变成支撑和牵引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据此有的同志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更高阶段上，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双重约束模式将逐步转变为消费需求为主导或主动因的经济增长模式，消费将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注：王裕国：《中国居民消费模式演变的阶段性特征》，载《经济学家》1996年第2期。）确切地说， 就是消费的内涵发展将成为经济的内涵集约型增长的主导因素。
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将在内涵上不断发展，并将制导和推进中国经济的内涵集约型增长，这是逻辑的也是实证的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看得见的手”将无所作为。多年来我国消费经济学界一直在呼吁加强对消费的宏观引导，虽然其态度是积极的和可取的，但因总体目标不明确，时而反对“高消费”，时而反对“超前消费”，这仅具道义力量，一直未能影响国家的决策。我们认为，消费的宏观引导应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一国家既定方略对接起来，或者说，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接。具体说来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宏观调控：
第一，要保证消费量有较快和较大的增长。消费的外延发展和内涵发展，主要区别是前者偏重量的扩张，后者偏重质的提升。但把量和质绝对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因为量的扩张是在一定质的规定性上的扩张，质的提升是以一定量值为基础的提升。正如对经济的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不能说前者绝对排斥效益的提高，因为各经济要素纯粹在量上的累积，是会带来某种变革和规模效益的；也不能说后者绝对排斥数量的扩大，因为经济效益的提升过程往往伴随经济要素投入的增加。经济增长由外延粗放型转向内涵集约型，是从数量增长转向效益提高，但是质中有量，量中有质，总的来说是由量到质、由质到量的螺旋上升过程。
消费量要有多大的增长才能保证消费的内涵发展并促进经济的内涵集约型增长？从理论上显然可以认定两条：其一是必须保证消费结构提升、消费质量和消费效益提高所需要的消费支出；其二是不能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幅度。由此来看以往理论界关于控制消费需求增长过快、遏制消费需求超经济增长的提法，即使不是值得彻底反省的，也是应该重新界定边界的。此外长期以来理论界争论不休的我国居民消费倾向或储蓄率是太低还是太高的问题，由此也可以得到说明。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高攀在30%左右，一方面使企业普遍感到市场需求过于疲软，另一方面人们又看到正是如此高的储蓄率在支撑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扩张。经济学界深感忧虑，同时也企图找到恰当的理论诠释。但实际上，我国居民的这种消费倾向或储蓄率，无论是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还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或非均衡消费行为理论都难以刻划。真实的联系在于：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外延粗放型增长甚至在量上也难以推进消费的不断扩大了；另一方面消费量的自我抑制又只能——通过储蓄转化为投资——支撑经济的外延粗放型增长。要跳出这个“怪圈”，就必须采取多种政策手段，扩大消费量，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粗放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变。
第二，要保证消费范围有较快的和较大的扩大，或者说，要不断开拓新的消费领域。这是消费的内涵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居民消费模式基本上属于大众趋同化数量增长型，人们的消费生活长期封闭在一个选择区间极其狭小的圈子里，基本消费品的计划分配制度以及排斥市场的福利保障制度，维系着社会大众整齐划一、超恒稳定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服务消费。这种消费模式既不可能把消费者培养成“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或者说“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页。 ）也不可能培养人们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对经济效益提高的关心，同时所谓经济的内涵集约型增长也因完全没有基础而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消费模式因经济发展、收入增长而向多样化效益提高型转变，消费范围大为拓展，不仅基本生存需要范围拓宽了，满足程度提高了，而且发展需要、享受需要的范围也发展了，比重也增大了。其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已非简单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能概括。十分明显，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内涵集约型转变，还要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继续引导消费选择空间的不断扩容和创新。
近几年来企业界和理论界一直在寻找新的“消费热点”而久候不遇。这种情况说明，一方面居民消费方式已经从大众趋同化转向多样化；另一方面在物质产品领域内能引发新一轮消费革命的契机，不是已经太少，就是登台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服务消费领域的拓宽和发展值得引起重视。长期以来中国居民的服务消费比重畸轻，由现今一直延续到未来数十年的发展必将是很乐观的。由于服务消费特别是精神、文化消费更有益于培养“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因此它的发展更切合消费的内涵发展。又由于它在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同时又创造新的更高的需求，因此它的发展会在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素质的同时又为国民经济的内涵增长提供环境机会与动力。
第三，要促进消费结构不断更新和演进。这是消费的内涵发展的又一基本特征和要求。消费结构不仅直接给予消费以质的规定性，而且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因此它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
问题在于近中期内中国在消费结构的更新和演进上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认为值得注意的有两点：（1 ）消费对象的选择应在扩大范围的同时注意向深加工产品倾斜。所谓高质量、高档次产品，就指高附加值产品，亦即深加工产品。由于不同的使用价值在质的方面不可比，所以例如泛泛而谈植物性食品是低档食品，动物性食品是高档食品，棉布服装是低档服装，呢绒服装是高档服装，其实是以常识、偏见来代替科学思维。而用它来指导消费、发展经济，局限于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寻找提升消费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所谓高质量、高档次产品，路子只会越走越窄。把思路转向深加工产品，才能真正提高消费质量和消费效益，也才能为经济的内涵集约型增长创造需求和要素条件。例如同样以谷物为原料，深加工食品比之初加工食品就更有助于改善消费者的食物结构，也更能促进食品工业的内涵集约型发展；同样以棉布为材料，精工细作的衣着比之粗制滥造的衣着就更能表征消费者穿着档次的提高，也更有助于推动服装工业的内涵集约型发展。（2 ）消费层次的提高应注意消费者的收入差别而取“低→中→高”梯高转移势态。消费者收入差别的存在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近中期内我国消费者收入在不同地域、行业、企业、职业和职务之间的差别仍将存在，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居民消费结构的演进不可能是同步的和等幅的，消费层次的提高只能由低到中到高实行梯度转移。这就要求产业、产品的发展保持在动态的多层次立体结构上。以偏概全担心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低下而不敢放手发展高质量、高档次消费品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就人为地延滞了部分高收入消费者提高消费层次的进程。不顾人们支付能力的差别一哄而上高质量、高档次消费品，也是错误的，因为这就人为地超越了绝大部分中低收入消费者提高消费层次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