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兆中[1]2002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走向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在探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的实际发展状况，加深人们对中日关系的了解，更好地把握两国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以不断作出建设性的战略调整，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两国关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1500年左右发祥于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改变了全球历史，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导致东亚古老的封建册封秩序崩溃，促使近代中日关系形成。这种关系前期，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和中国人民的被迫反抗为特征，后期则以冷战对立为表现形式。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导致的全球一体化在20世纪后半期形成更大的冲击波，冲跨了阻碍中日关系前进的蕃蓠，导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两国关系的历史，使两国关系从几千年来的不平等和近代以来形成的敌视、对立状态，走向一种平等、友好、和睦的新型双边关系。 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的1972年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的1998年，两国关系大致经历了叁个发展时期：即攻坚期(1972-1978年)、蜜月期(1978-1989年)、调整期(1989-1998年)。中日两国政府于1972年9月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战争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但从立法程序说，声明代替不了和约。1978年8月，中日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这一外交历程经历了整整6年时间，表明来之不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如此之难，症结何在呢?它又是如何被解开的呢?这是第一时期探讨的话题。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由于种种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中日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蜜月期”，这一时期两国高层领导互访频繁；一系列会议、机构、制度形成；两国友好关系在各条战线上突飞猛进。冷战结束以后，中日关系由于多种原因，在总体上健康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调整”，表现在：经济上交往的深化；文化上互相不理解的一面突出；政治上的矛盾和摩擦加剧等。 关于影响中日关系走势的因素，笔者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把握。1，笔者从四个方面把握了积极因素：(1)新中国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为促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2)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断调整，但其发展对华友好关系的总目标没有发生根本性动摇；(3)经济合作是推动中日关系走向前进的巨大力量；(4)文化交往曾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动力，新时期仍发挥了积极作用。2，笔者从历史问题、日美同盟走势、台湾问题、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等几个方面把握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特别指出历史和台湾问题将是未来可能恶化中日关系的最危险因素。 世纪之交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内外因素不断变化，调节两国关系的新机制也在形成之中。这导致两国关系表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中日之间在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交往继续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在许多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两国的磨擦不断。对于未来 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笔者从近期和远期两个层次进行了把握。从近期看，影响两国 关系发展的许多短期因素不会马上消失，两国关系会继续趋向一种“不冷不热”的局面； 从长期看，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背景以及其他许多积极因素将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 展，两国关系将迎来更美好的新干年。 本文的创新之点，大致有如下方面：首先，笔者以和平与发展的全球观分析了中日邦 交正常化的意义，打破了传统的仅局限于从两国之间进行分析的狭隘视角；其次，笔者对 新时期中日关系划分了几个阶段进行分析，并对每一阶段的特点进行了总结，这种总结完 全是笔者对新时期中日关系仔细研究的结果；其叁，在对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进行分 析时，坚持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以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对待之，反对用民族感情否定国 家利益，并把日本大多数国民同少数“右翼”势力区分开来看待，对末来中日关系的分析， 笔者从近期和远期两个阶段把握，克服了一次性下结论的盲目和疏忽。
魏晓东[2]2014年在《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2012）》文中研究说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炎黄子孙的共同梦想。要达此目标,就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确保国内政局长期稳定,二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就后者而言,日本作为中国重要的邻国之一、中日关系作为一对重要的中外双边关系,对我国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换言之,确保中日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发展,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回眸历史、审视现实便不难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从冷战结束迄今,尽管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日本有识之士为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但中日双边关系却总是发展不畅、麻烦不断,时至今日乃至跌入低谷。之所以如此,除日本右翼势力的破坏外,美国的长期介入和蓄意阻挠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美国在中日两国间设置重重障碍,中日邦交正常化才迟迟无法实现；正因美国放弃对华敌视政策并赞同日本改善对华关系,中日复交才最终成为可能；正因美国在中日复交后继续插手中日关系、继续在两个东亚大国间奉行两面政策,才导致中日两国龃龉不断、摩擦升级。因此,就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予以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迄今仅对此进行了间接零散的探讨,尚无系统全面的相关论着问世。有鉴于此,本文在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及合理借鉴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一基本逻辑思路,运用文献分析、历史比较、跨学科综合研究等方法,对1949年至2012年六十余年间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不同时期的作用、影响、特征等一系列问题展开大跨度系统梳理和深度研究,以弥补该问题学术研究的不足和为改善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尽绵薄之力。论文由绪论、正文六章和结束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就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做了铺垫性交待。第一章,主要就隔绝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展开探讨。文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和日本统治当局奉行“亲美反华”政策入手,就美国操纵签署《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日台和约”的险恶用心及其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度分析,认为美国设置的这叁大障碍是导致1949年至1952年间中日关系陷于隔绝状态的主要原因。第二章,主要就民间往来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予以探讨。文章以美国全面推行对华冷战遏制政策和日本执政当局坚定奉行“亲美反华”政策为背景,就美国阻碍中日经贸往来、反对中日恢复邦交、诱使日本深度介入台湾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美国把强化对华遏制政策加诸日本是致使1952年至1962年中日民间往来前行不畅的根源所在。第叁章,主要就半官半民往来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进行分析。文章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入手,着重就美国逼迫日本强化对华“政经分离”政策及利用台湾问题继续为中日交往设置障碍展开了探讨,认为美国的刻意阻挠与蓄意破坏是导致1962年至1972年中日半官半民往来裹足不前甚至严重倒退的重要原因。第四章,主要就外交关系确立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进行阐述。文章以中美关系和解为切入点,就美国“批准”和推动日本同中国建交与缔约进行了探究,认为美国放弃对华敌视政策并赞同日本发展对华关系是促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得以实现和完成的关键。第五章,主要就复交后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展开论述。文章从冷战后期和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与亚太战略利益诉求出发,就美国对华和对日政策取向变化同中日关系演进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美国推行对华既利用又防范、既接触又遏制的两面政策及其不断强化美日同盟以阻挠中国崛起的导向,是造成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迄今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主要诱因。第六章,主要就美国长期插手中日关系的原因、启示予以分析和阐述。文章从美国和日本两个方面对美国插手中日关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影响和干涉中日关系主要是由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需要同日本与强者结盟外交传统的呼应相互作用所致。文章就美国长期插手中日关系的启示进行了阐述,认为应对美国继续长期介入中日关系保持清醒认识；构建良好的中美关系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日美同盟阻断我现代化进程；迅速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是排除美国因素影响之根本。结束语,主要就如何化解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行结论性总结。
高世鹰[3]2010年在《战后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研究》文中指出在概括当今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或评价其发展状态时,无论是中国学术界还是媒界用之最频繁的无疑是“政冷经热”这一概念,这种主流表述显然意味着已建交近40年的中日两国关系还未真正实现正常和友好。为厘清造成这种不良状态的历史原因,笔者认为有必要对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的中日关系,尤其是对战后日本对华关系进行严格地实证研究。从1952年《日台条约》的签订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这20年间,中国政府一直呼吁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希望尽早建立中日国家间关系。但日本历届内阁对中国一直遵从“政经分离”原则,即搁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治关系,而只发展民间经贸关系。战后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轨迹:在吉田内阁时期形成、在鸠山内阁时期展开、在岸信介内阁时期陷入困境、在池田内阁时期再展开、在佐藤内阁时期再次陷入困境、在田中内阁时期终结。无论哪届内阁都承认中国大陆贸易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也都积极表示发展对华民间经济贸易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哪届内阁真正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个“政”的目的而推动中日民间经贸交往,也没有哪届内阁在中日政治关系上越美台雷池一步。即使是鸠山内阁和池田内阁对中日关系的改善,充其量也只是在“政经分离”原则下的民间经济层面上的有限狭行,且背后还隐藏着实现“两个中国”的政治阴谋;即使是田中内阁实现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只是迫于时机已成熟而做出的追随美国之举,其结果也并未真正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对于“政经分离”原则,中国政府从未真正接受和认可过。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坚持“政经不可分”原则,但同时本着与日本人民友好的愿望,采取为最终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政府挂钩”的“渐进积累”的对日政策。佐藤内阁后期,中国政府严格地将“政治叁原则”、“政经不可分”等原则作为两国交往的政治基础和谈判前提。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对日的态度是克制还是强硬是由日本对“政经分离”原则的执行尺度、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以及国际局势变化等多重因素决定的。虽然“政经分离”原则形成于吉田执政时期,但这一原则并非吉田或某一个政治家的个人主观设计,而是战后冷战体制作用于对华关系的自然结果,而且,其执行尺度也会直接受这种环境因素、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这一原则的实施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当中美关系缓和时,美国会在要求日本不影响“日美台体制”的前提下给其对这一原则以极其有限的解释余地和运作空间,中日关系会因此得以改善;当中美关系紧张时,美国会严格要求和限制日本必须遵守这一原则,中日关系也就会因此受到阻碍。“政经分离”原则随着美国遏制中国的东亚冷战战略的需要而形成,也随着国际及东亚冷战局势缓和、中美关系改善而终结。“政经分离”原则之所以维系了20年之久,除了受“日美台体制”束缚所致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政经分离”原则在日本国内具有一定的民间基础。日本对华民间交往的主体是主张对华民间友好的人士及其团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民间的对发展中国大陆市场抱有强烈期待的人士及为开展对华经贸活动而自发组织的团体,他们大都以发展对华贸易为最主要目标,并不太看重两国的政治关系。中国提出重开中日贸易的前提“贸易叁原则”后,其进行的对华贸易活动虽然具有“友好贸易”性质,但直至中美和解等国际局势改变,其友好的动机和目的仍出于经济利益;另一类是来自国会的或与日本内阁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亲华”人士及以其为首的对华友好团体,战后中日民间的四次协定以及“LT贸易协定”都是在他们的主导和参与下完成的,从历次协定签订的背景、过程以及结果来看,这些“亲华”人士都没有突破“政经分离”原则,反而遵照和认可这一原则,所谓“亲华”是在不违背日本对华政策前提下的亲华。这样,本来就存在“政经分离”对华认识特点的日本国民,很难自下而上去推动政府改变这一原则。“政经分离”原则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作为权宜之计可以维系日本与美、台、中叁国四方的平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历届内阁与主张对华发展贸易的民间人士及团体不发生冲突,但历史证明:在“政经分离”原则下,民间交往的可行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会因制约其的政治因素的变化或是受阻或是中断,在国家间关系不建立和不正常的情况下,民间交往难以正常进行,更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政经分离”原则不能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原则。田中内阁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意味着战后日本对华长期遵从的“政经分离”原则的终结,两国关系被“政经一体”的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所取代。然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并没有在政治上彻底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所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成为邦交正常化后直至今天中日两国政治关系上不时变“冷”的“政冷”现象的直接原因。
吴健一[4]2003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及日本人的中国观》文中指出2002年是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30周年。在这一时期里，中日两国积极谋求双边的友好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冷战后中日关系也发生了不少矛盾，中日关系由过去的“友好第一”时代转入磨擦与对立增多的变动期。本文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勾勒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展与演变的轨迹，在此基础上结合中日两国有关的调查结果对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化过程加以分析，最后根据自己在日本所做的问卷调查，对日本青年的中国观及其形成的因素进行分析。 本文通过以上的分析认为，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近年来日本人中国观的负面因素在不断增加，严重干扰着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其原因是中日政府和人民相互了解不够，相互认识不足，使双方关系进入了“相互误解”的恶性循环之中。为摆脱这一困境，日本方面应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在正确认识中国和宣传中国以及促进中日青年相互交流等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孙盛囡[5]2018年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亚洲自主外交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无论是从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研究的学术角度,还是从中国周边外交复杂性的现实角度看,中日双边关系始终是影响我国外交战略目标的重要因素。在本世纪最初的十几年,日本外交总体表现为以安倍晋叁为代表的自民党内鹰派政治势力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外交,其基本特征是依循冷战时期传统大国外交理念,联合美国遏制中国,谋求亚洲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要想真正解决中日双边关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需要深刻把握日本外交的内在发展规律。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日本亚洲自主外交作为研究主题,选择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日越邦交正常化以及福田主义指导下日本与东南亚双边关系的发展这叁个集中体现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亚洲自主外交的典型案例,通过深入分析以上诸事件的时代背景、历史动因、发展过程以及隐藏于事件背后的日本亚洲自主外交的具体实践特点与文化心理机制,试图探寻1970年代日本亚洲自主外交的内在发展逻辑与总体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之上,对当代日本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展开理论批判与现实评估,并对我国在中日双边关系领域的外交策略提出合理化建议。本文认为,1970年代日本亚洲自主外交具有以下叁个本质特征:第一,尽管日本政府在70年代亚洲自主外交意识日益增强,然而,日本在自主外交上的权力与能力受到了美国外交战略的极大约束与掣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第二,谋求亚洲外交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与世界民族序列中的大国地位,是日本根深蒂固、始终如一的文化情结与政治诉求。第叁,谋求实利的务实态度是日本外交的基本底色,超越意识形态藩篱,淡化意识形态影响的外交策略是日本非常自然的政治选择。本文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美同盟依然具有较为稳固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基础;但是,局限在日美同盟框架结构下的日本外交路线也将表现出不可避免的狭隘化。主打价值观外交的安倍外交路线本质上是日本右翼民族主义大国外交路线的延续。虽然会受到来自新福田主义的挑战,但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安倍晋叁的传统大国外交路线将依然主导日本外交政策。尽管以“和平外交理念”为主要特征的“新福田主义”外交路线为日本外交战略思想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但是,亚洲政治格局的演变与日本外交文化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新福田主义”无法摆脱被边缘化的历史宿命。本文认为,要正确处理好中日关系,就一定要从周边外交大局与总体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着眼,慎重审视当前中日关系的深层矛盾与结构性问题,全面规划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要深刻把握日本外交的内在规律与主导意识,用实力强化以我为主的中日关系发展态势。历史证明,中国要想获得日本真正的“尊重与友好”,一种可以信赖的途径就是我们强大到令日本充分意识到,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与价值观念,对其本国利益不啻为一场灾难。
何煦[6]2013年在《“国民外交”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文中认为中日两国在战后初期因分属东西方阵营,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中国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通过“民间先行,以民促官”这条“国民外交”路线,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促进和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国民外交”作为官方外交的补充,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第一章从新中国的对日政策、美国和日本的对华政策等方面分析制定和实施“国民外交”路线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真诚呼吁中日邦交正常化,但美国在中日两国间设置了重重障碍,致使中日两国关系无法正常发展。因此新中国制定和实施“国民外交”路线,希望以此促进中日两国官方关系的改善。第二章重点论述“国民外交”如何影响和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国民外交”路线开拓了两国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渠道,使中日两国人民增进友谊,在民间形成了强大的和平友好力量,间接地影响和推动了日本政府,迫使日本政府改变“亲美反华”政策,逐步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第叁章主要分析“国民外交”的历史地位以及“国民外交”对处理当前中日关系的启示。在中日关系非正常状态下,“国民外交”不仅为两国政府的接近提供了契机,还为中日复交创造了条件,并推动了中日复交进程；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同样必须重视“国民外交”,坚持“国民外交”路线,以中日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增加两国的经济合作,推动两国官方关系的改善。
王新堂[7]1997年在《从血仇到友邻》文中认为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和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但是，迄今为止，中外有关战后中日关系史的着作，多为通史性的，以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着作尚不多见。 本文沿循中日关系发展的脉络，以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为背景，在尽可能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考察了恢复邦交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这两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详细回顾了中日两国政府在这两大历史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作用；深入地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日政策及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某些特点及其对当今中日关系的启示。 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是在历史遗留下来的条件下艰难缔造的结果。本文第一章追溯了邦交恢复之前中日关系的遗产。主要包括：中日两国历史上的恩怨；国家关系处于对抗状态下，中国政府所主导的中日两国民间外交，及其对中日关系产生的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症结。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一再侵略，切断了中日两国的传统友谊。民间外交奠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础。台湾问题和美国的阻挠，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障碍。 中日两国关系的大门之所以能在70年代初打开，除了民间外交奠定了基础这一重要因素之外，还有着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这就是：中美苏战略大叁角的悄然形成，美日矛盾的不断增长，以及中国外交的战略调整。第二章分析了上述叁种因素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在客观上为中日握手言和提供了历史契机。 第叁章回顾了中国对日“乒乓外交”、“吊唁外交”等不懈努力的过程。这些努力产生了3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了解了日本政情，促进了日本国内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力量的增长，给日本政府造成了压力。 在1971年冬至1972年夏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对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如：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田中角荣出任内阁首相等。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抓住机遇，加快对日工作的步伐。第四章分析了上述事件对中日关系新局面形成的催化作用。 第五章详细考查了中日两国通过民间渠道完成建交谈判预备性工作的过程，以及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日本人士为实现访问中国所作的种种努力。民间外交不仅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最后铺平了田中角荣访华之路。 第六章主要反映中日建交谈判迭宕起伏的过程，阐述了中日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的
刘孟[8]2007年在《试析战后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民间外交因素》文中指出民间外交形式灵活、内容多样，在加强各国人民间的交流，化解分歧，增进理解，促进国家间关系改善方面，作用独特，往往能够取得官方外交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尤其是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和“公民社会”的作用不断增大的今天，民间外交的地位和作用愈益突出，这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民间外交在我国的总体外交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曾说过，中国的外交是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叁者结合。在我国的外交实践中，民间外交的作用就已经被多次证明。在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中，民间外交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日两国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思想的指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民间友好交往，推动中日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从而结束了两国间长期存在的战争状态，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民间外交并没有因为官方外交渠道的畅通而出现作用弱化的趋势，相反两国民间外交进一步向前发展，并日益成为多元主义下外交渠道的一部分，在中日关系中继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这一时期，中日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使得中日之间出现了“官民互动，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两国在安全领域、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很多方面出现频繁的分歧与摩擦。双方关系跌宕起伏，进入一个“摩擦和冲突”时期。受此影响，中日民间外交虽然继续延续了80年代的发展势头，但是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两国国民间的感情持续恶化，双方间的厌恶感上升。两国关系陷入僵局。面对中日关系的僵局，如何加强两国国民间的理解、化解分歧，并进而促进中日关系的改进，成为中日民间外交的工作的中心任务。本文在最后一章通过对阻碍中日民间外交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肤浅对策，认为在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前提下，通过民间渠道加强两国间经济、文化、媒体、青年的交流，两国将会渐渐消除双方间的分歧，扩大共识，增进理解，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
徐孝滔[9]2016年在《中日航空协定谈判》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聚焦于中日航空协定谈判,并讨论这个过程中“日本方式”的应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期待早日开通双方之间的直达航线。但是航空线路有国际航线和地区航线之分。国际航线的开辟需要政府之间签署航空协定,然后由代表国家的航空公司来运营国际航线。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台航线仍然维持现状运营。中方认为,台湾当局的“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与日本方面的“日本航空”仍然飞行于日台航线.上,如果日台航线不改变现状,那么标有“五星红旗”的中国民航飞机将与标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中华航空”飞机在同一机场起降。这必然会出现“两个中国”的问题,这就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所以,中日直达航线的开辟必然要以解决台湾问题为前提。本文第二章首先从中口复交谈判中两国政府涉及台湾问题达成的共识进行了提炼,即“日本方式”。然后开始梳理中日航空问题的由来,以及中日两国在邦交正常化后,开始对航空协定问题进行的初步交涉。第叁章主要考察了日本外相大平止芳访华的过程。大平到北京后,先后与当时的外交部长姬鹏飞、周恩来总理以及毛泽东主席会晤,就中日航空协定谈判涉及的最核心问题达成进行交涉。第四章主要内容是中日签署《中日航空协定》。大平外相发表声明,对台湾飞机名称、标识的看法。台湾当局因此决定断绝日台航线。本文结语部分主要分析了中日政府是如何解决航空协定谈判涉及的台湾问题,具体分析这个过程中,“日本方式”是如何体现的,最后评价“日本方式”的影响。
朱成山[10]2012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对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与传播的影响与展望》文中认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得以改善并走上了友好交往的道路。但是,中日交往过程中,面对历史问题,尤其是南京大屠杀这一典型案例时,双方始终争论不断,成为两国关系中不能绕过的一个"坎"。与此同时,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推动和扩大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研究和传播。本文从南京大屠杀研究和传播的视角,对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中日两国对这一段历史的纠缠、争辩乃至交流、合作情况,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参考文献：
[1].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走向分析[D]. 丁兆中. 山东师范大学. 2002
[2]. 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2012）[D]. 魏晓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3]. 战后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研究[D]. 高世鹰. 吉林大学. 2010
[4].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及日本人的中国观[D]. 吴健一. 暨南大学. 2003
[5]. 20世纪70年代日本亚洲自主外交政策研究[D]. 孙盛囡.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6]. “国民外交”与中日邦交正常化[D]. 何煦.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7]. 从血仇到友邻[D]. 王新堂. 中共中央党校. 1997
[8]. 试析战后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民间外交因素[D]. 刘孟. 暨南大学. 2007
[9]. 中日航空协定谈判[D]. 徐孝滔.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10]. 中日邦交正常化对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与传播的影响与展望[J]. 朱成山.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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