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论争的缘起、困境及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缘起论文,出路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性论争的缘起
现代性是一个内涵丰富且极具争议的概念，我们可以将现代性设想为一个包孕多种因素或成分的总体概念，或者说，它是一个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本雅明意义上的“星丛”式概念。① 正是由于现代性概念之间的内在张力使得现代性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也成为导致现代性论争迷雾丛生的重要原因。
按照伯曼（Berman）的观点，现代性是一个中介性的概念，它连接了两个互相矛盾的过程：其一是社会领域（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其二是文化现代主义（文学、艺术）。② 前者又可称之为社会现代性，它与现代性计划（启蒙运动）在时间上是吻合的，而后者又可称之为文化现代性，它是现代化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已明显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形成的，或者说它正是对这一后果的某种反应。换言之，只有当文化现代性像社会现代性一样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我们才或多或少看到现代性或现代性计划的全貌。③
与伯曼不同，哈贝马斯在其《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计划》④ 中，使用了三个相关的概念：“美学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和“社会现代化”。⑤ 哈贝马斯提出这三个概念的用意是为了将青年保守主义的反现代主义与老年保守主义的前现代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区分开来。⑥ 哈贝马斯既反对文学和艺术上的各种先锋主义，也反对把现代性的未完成与它的失败混为一谈，反对把理性与极权主义等同起来。对哈贝马斯而言，对理性的激进批判不应付出告别现代性的高昂代价。
大体而言，哈贝马斯是把“启蒙运动的计划”⑦ 定义为现代性或称“文化的现代性”，把在启蒙精神指引下，西方国家所经历的世俗化、理性化、民主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称为现代化或“社会的现代化”，而把1850年以后先锋派意义上的现代性（或波德莱尔意义上的现代性）⑧ 称为“现代主义”或“美学现代性”。总体而言，美学现代性只是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
哈贝马斯看到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但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现代主义陷入了困境。这种现代主义源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精神”，是一种“激进化了的现代性意识”。它在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那里达到了顶峰。它的本质是一种先锋精神，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种新的崇拜和一种对现时的颂扬。如今，“这种美学的现代性精神开始衰老。它在20世纪60年代曾又一次被吟诵，但70年代之后，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现代主义在今天只能唤起比15年前苍白得多的响应”。⑨
对哈贝马斯而言，先锋派的现代主义一钱不值。先锋派的现代主义（美学的现代性）既然已经失败，那么就应该挖掘文化现代性的潜能。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哈贝马斯指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以市场经济和工具理性为主要成分的科层架构的社会组织或行政系统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人际疏离，以及人类自由和生命意义的失落，即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因此，只要科层化的官僚体制和市场中的工具理性不再对生活世界进行僭越，恢复生活世界本有的沟通理性，现代社会产生的问题在理论上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与哈贝马斯肯定启蒙的现代性、否定美学的现代性不同，利奥塔肯定波德莱尔所开创的美学现代性，信奉先锋派的现代主义，而对西方现代性中以普遍真理或人类解放为宗旨的种种哲学进行了彻底地清算。他在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认为后现代状态是一种作为知识／文化之基础的元叙事被拒斥后的不确定状态。
在艺术上，利奥塔崇尚康德意义上的崇高（sublime）和现代主义先锋派的逻辑。崇高标志着多元性和异质性，确切地说标志着各种语言游戏的不可通约性；崇高乃是对普遍性、总体性、统一性的否定，是一种不确定性。而现代主义先锋派的逻辑是：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之否定，周而复始，前后相续，一直向前。利奥塔将这一现代主义艺术定义为后现代主义。他在1982年法国《批评》杂志第419 期上发表文章《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写道：“后现代主义当然地属于现代主义。所有已接受的，哪怕是昨天才接受的，都应当受到怀疑。塞尚批评的空间是什么空间？是印象派的空间。毕加索和勃拉克反对的是什么？是塞尚追求的目的。杜尚1912年与之决裂的是什么前提？是必须画画的前提，哪怕是立体派的画。布莱纳（Buren）所质疑的，是另一个他认为杜尚作品并未触动的前提：陈列作品的地点。诸‘辈’前赴后继，一种奇异的加速。”⑩ 对利奥塔而言，艺术上的后现代主义就是信奉不断试验、勇往直前的最新的先锋主义。
上述对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关于现代性论争的分析表明，现代性概念是具有不同源流的：在法国，现代性通常是在波德莱尔和尼采意义上来理解的美学现代性，而在德国，现代性则是以启蒙运动为发端的。从时间的维度上，启蒙现代性在先。美学现代性是从启蒙现代性中萌生出来的，受到了启蒙精神的恩惠，但美学现代性的浪漫求新和超越的内在本性又不可避免地反对启蒙现代性。(11) 沿着美学现代性的思路，可以将现代性概括为对新之迷信、对未来之笃信、对理论之癖好、对大众文化之呼唤和对否定之激情。沿着启蒙现代性的思路，可以将现代性概括为一种受现代科学鼓舞而对知识的无限进步和朝着更美好的社会无限前进的信仰。启蒙理性拥有对于进步的信念，这种信念建立在科学知识之上，并宣称它们的预言有着绝对的确定性。具体而言，启蒙思想家相信：未来是自由的，人们能够创造它；人们可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不只是一种改善，而是就质量而言更好的一个世界和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可以确定地（科学地）预言，在某些已经可以推断出来的条件（进化或革命）下，人们在未来将（自由地）创造并获得一些事物；技术的不断发展是进步的关键。
正是由于接受了现代性的不同源流，才导致了哈贝马斯和利奥塔之间多年的现代性论争。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理论家，因其坚信现代性发端于启蒙运动而对现代性始终保持一种妥协的态度，而以利奥塔为代表的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则通过美学现代性的利器彻底解构了启蒙的规划与梦想。
二、现代性论争的困境
启蒙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导致了现代性论争中“妥协”与“终结”的对峙局面。正如莱昂（David Lyon）指出的：“到20世纪末，关于现代性的争论已经日趋明朗化了，即是那些想与现代性妥协的人与宣称现代性已经终结的人之间的争论。或者，是那些承认晚期（高度）现代性的人与那些接受后现代性的人之间的争论。”(12)
那些想与现代性妥协的人所接受的基本信念是：相信现代性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和自我推进的力量，相信现代性的内在危机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现代性而得以克服。在现代社会形成之初，马克思、迪尔凯姆等人虽然看到了现代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病，但他们认为，这只是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一个短暂插曲，人类只要继续依靠理性的力量，就最终能够消除导致这些问题、弊病和社会危机的那些因素（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的失序状态），创造一个更理想的现代社会。在当代，哈贝马斯和阿兰·图雷恩（Alan Touraine）等人则对以启蒙运动为核心的现代性计划充满信心。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看作一项未完成的计划。对哈贝马斯而言，现代性也许的确处在困境之中，但是，在现代的框架内，危机是可以解决的，现代性的潜能尚有待充分发挥。图雷恩则提出了一个“有限的现代性”的观点，即以往的现代性是一个“人类误将自己当作上帝，却以极权主义现代性的专制自我囚禁而告终的时期”。(13) 在图雷恩看来，当下现代性的危机并不代表对世俗化的否定和对理性的不信任，而是向更加完整的现代性的转变，其中理性和主体将再度得到确认。图雷恩重申了人性的希望，并在社会运动中寻找寄托。
与哈贝马斯、图雷恩等人的观点相反，鲍曼（Bauman）提出了“现代性是一项无法完成的计划”。(14) 对鲍曼、赫勒等人而言，现代性从其产生那天起，就孕育了其自身的衰落。因此，那种认为“经由不断修正的现代化处方，已有的问题与困难即使不能解决也将会减轻”(15) 的预设必然遭受质疑和挑战。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会伴随着进一步的现代化而得以解决，现代性的固有特质与同时出现的其他有问题的、负面的经验与情况必然是相互扣连的。正是现代性对秩序所进行的永无止境的建构与对确定性的寻求，使得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梦想无法实现。因此，现代性不是一项未完成的计划，而是一项无法完成的计划。
对于那些宣告现代性终结的人而言，终结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是宣告启蒙运动计划的终结，其二是宣告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现代性的终结。
接受波德莱尔和尼采意义上的美学现代性的思想家（海德格尔、德里达、利奥塔、福柯、鲍德里亚等人）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启蒙运动以来所确立的以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和总体性为核心的现代叙事。他们以对传统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批评和攻击来彻底瓦解或动摇现代性“规划”的理论根基。无论是福柯的“人之死”、德里达的“文本之外别无它物”还是利奥塔的“宏达叙事可信性的丧失”，以及鲍德里亚（Baudrillard）的“社会范畴之终结”，似乎都在传递着一种声音：现代性是形而上学的最后一个阶段，而后现代性成为单纯是这种终结的比喻性表述，在此之后，将不再有任何新的开端。对他们而言，后现代性概念宣告了以未来对现代性加以合法化的叙事的破产：革命的范式灾难性地崩塌了，进化的范式也慢慢地受到了侵蚀。
鲍曼、鲍德里亚、韦尔施（Welsch）、贝克（Beck）、阿尔布劳（Albrow）等人则从西方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巨变出发，宣告了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现代性已然终结。一种新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后现代的现代、消费社会、风险社会以及全球时代）正在拉开帷幕。
鲍曼从时空这对范畴入手，通过隐喻的方式展示了由古典的现代性向流动的现代性(16) 的结构转型。对于当代西方的社会现实来说，空间已丧失了它的重要意义；相反，与时间维度相关的速度日益显示其优势地位。这种快速移动的能力不仅将全球的居民区分为全球精英与地方大众，或者说全球性的富人与地区性的穷人，而且导致了全景权力关系模式的终结。因此，可以说，时空关系的变化推动了现代性从沉重的、固态的现代性向轻快的、液态的现代性的转变。鲍曼将这一转变过程称为是一次比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来临更为激进、更具深远影响的新的起点。(17)
鲍德里亚从符号生产的角度指出，后现代社会是现代性终结的社会，即生产的社会转变为消费的社会，现实被超现实所取代。(18) 对鲍德里亚而言，消费社会是一个文化系统、一个意义结构。在该系统中，由客体——符号化的商品和商品化的符号——所构成的差异秩序或等级结构取代了自然和生物的秩序，取代了满足和享受的偶然性世界。消费社会是一个意义结构，而其中客体的意义取决于不同商品或符号间的差异。
韦尔施则用“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来指称另一种现代。在这个表述中，“现代”是名词，“后现代”是形容词，只表示这种现代当前怎样加以兑现的形式。我们的现代是具有“后现代”特色的现代。具体而言，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呈现为如下特征：它是一个人们用以看待世界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其标志是机械论的世界观已经陷入不可克服的危机。它是一个告别了整体性、统一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种维系语言结构、社会现实结构和知识结构的统一性的普遍逻辑已不再有效。它是一个彻底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的历史时期。这种多元性原则的直接结论是反对任何统一化的企图。这一时代的基本经验是，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生活设计、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简言之，后现代继续发展现代，但它正在告别现代主义。它正在告别提高、革新、超过和克服的意识形态，它正在抛弃这种主义的能动性和加速度。(19)
阿尔布劳则指出，现代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历史并未终结，另一个时代（全球时代）已经以其占压倒优势的面貌和形态取代现代。由此，我们将以并非为现代所专有的术语来描述新的时代。真正告别现代时代而转向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并不是伴随着非理性对理性的胜利而来的，而是当社会呈现出超越民族国家设定的参照框架的意义的时候来临的。只有当国家不得不屈从于社会的自主权的时候，现代时代才会寿终正寝。也就是说，仅仅通过观念是不能实现这种断裂的，只有当现代规划丧失其对日常生活的组织、对平凡百姓的日常时间方面的控制力的时候，才会发生这种断裂。(20)
贝克则在《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中指出，诚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正在形成之中。我们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21) 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第一次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是集体的生活方式、进步、可控制性、充分就业和对自然的开发。而如今，全球化、个体化、性别革命、不充分就业和全球风险等五个相互关联的过程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第一次、简单的、线性、工业现代化成就无法预测的后果。在此意义上，第二次现代性又被称为“自反性现代性”或“激进的现代性”。它们以一种既非人们愿意又非人们预期的方式，暗中削弱着第一次现代性的根基，并改变着它的参照框架。或者，用系统论的术语说，功能差异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再也不能被进一步的功能差异所控制。实际上，在第一次现代性中最基本的关于可控制性、确定性或安全性的想法土崩瓦解了。一种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的新的资本主义、新的经济、新的全球秩序、新的社会和新的个人生活正在形成。
上述不同的理论表述，或激进、或保守地宣告了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现代性的终结。在一定意义上，它不仅表明了现代性发展所具有的阶段性特征，而且也表明了不同阶段之间所具有的连续与断裂的矛盾关系。对贝克而言，风险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现代性，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的产生不是源于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成果。从一个社会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过渡可以是无意的、非政治的，可以绕过所有政治决策场所、路线冲突和党派论战。……这也就意味着削弱社会结构力量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正常的现代化过程和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新阶段，进步可能转化为自我毁灭，一种现代化削弱并改变另一种现代化，这便是自反性现代化阶段。(22) 在阿尔布劳看来，现代时代的衰败并非取决于某种固有的内在矛盾。在任何意义上，现代时代都并非明显包含着对它自身起毁坏作用的种子。它并不是被内部的敌人颠覆的，即使在它的内部敌人宣告它的终结的时候也是如此。它的转型在一定意义上是作为它的节节胜利的一种结果发生的。(23) 贝克和阿尔布劳以不同概念表述了一个相同的观点：第一次现代性（现代时代）在其节节胜利中导致了自我的毁灭。
三、现代性论争的出路
妥协与终结的现代性论争绝不意味着我们在现代性问题上将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抉择。相反，它敦促我们要勇敢地正视与面对现代性的诸多悖论与逻辑困境(24)，并努力寻求一种现实的出路。换言之，笔者认为，现代性论争的归宿和落脚点就在于如何实践现代性上，即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偶然性、矛盾性和不安全性，人类将如何进行一种现实的抉择。是努力在偶然性的道路上设定确定性与安全性的路标，还是接受必然性不再来，接受我们生活在各种偶然性的事实，进而探究如何与偶然性共处。实际上，后现代视角的引入在一定程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走出现代性困局的参考路径。在此，笔者接受如下关于后现代的界定：
“后现代性并不是在现代性之后到来的一个阶段，它不是对现代性的补救——它是现代性。更确切地说，后现代视角也许最好被描述为现代性意识本身的自我反思。它是以一种苏格拉底的方式了解自己的现代性。”(25) 换言之，后现代性概念的意义不在于要取代或超越现代性，相反，它的提出也许正在于它启发了勇敢地面对现代性的局限与界限的精神，并使现代话语中被遮蔽的东西得以凸显。后现代的争论，以现代性内在的悖论为开场白，但并不以此为结尾。后现代性不仅作为对现代性及其后果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可能性而存在，而且它作为一种人类应该勇敢面对的后现代情境而存在。
后现代性的本质之处在于对典型的现代概念，即“超越”概念的拒斥，就如尼采和海德格尔，他们对欧洲思想提出了质疑，但“拒绝提出一种批判性的‘超越’，因为它最终将把我们再囚禁于其本身的发展逻辑之中”。因此，后现代性便代表着相对于现代性的一个真正的转折：“后现代的‘后’，实际上是在表明一种离弃，它试图摆脱现代性的发展逻辑，尤其是摆脱向新的创立方向发展的批判性的‘超越’观念，继续进行尼采和海德格尔所致力的与西方思想的批判性关系的探索。”(26)
如果我们从上述意义来界定后现代性，那么现代性的出路就不是通过超越，而是通过恢复，通过它所说的“康复”，就像人们从病中痊愈一样。这样一来，后现代性就不仅仅是现代性历史中种种危机的再一次危机，不仅仅是现代的种种否定的最后一次否定，也不仅仅是现代主义反抗自身的最新阶段，而是现代史诗的结局本身，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计划”永远不可能实现这一意识的觉醒。这也就是赫勒意义上的“经过反思的后现代性”。(27)
对赫勒而言，未经反思的后现代性概念是幼稚的。它无意识地继续了宏大叙事和相应真理观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它本应——而且有意识地——加以拒绝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真理，所有文化都是同等的——诸如此类的言论是带着确定性和优越感而被表达出来的。未经反思的后现代性有两种形式：一是原教旨主义，一是犬儒主义。原教旨主义是那些不能带着一个公开的伤口生活的人的立场，这些人需要显示未来确定性的浮标。犬儒主义是那些不介意伤口却拒绝或不能承担责任的人的立场。经过反思的后现代性是自我反思的，因为它也不断地质疑自身。它不仅仅是反讽性的，它还反讽性地对待反讽，或者毋宁说是幽默地对待反讽。具体而言，经过反思的后现代意识否认必然性正通过历史的偶然性走向它的目的，它让偶然性的伤口赤裸着，而不用知识或信仰所提供的药物，它将未来理解为正在开放的，并且对现在和未来负责。经过反思的后现代性实质上就是在实践现代性。正如赫勒所言：“如果一个人对他的历史真理负责——也就是对他作为一个具有有限知识和有限心灵的转瞬即逝的有限存在者，作为一个绝对地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和眼界局限的人，绝对地涉身其中的那种真理负责——他就是在实践现代性。”(28) 一个负责的人就是要承担责任。但是一个人不可能照管一个未知且不可知的未来。他要对现在（现在的未来和现在的过去）负责。这意味着一个人既要照管他的同时代人，又要照管他的共在。这是唯一一旦作出就将有可能被遵守的承诺。所有的其他承诺都是空的。换言之，实践现代性唤醒了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即接受他者、敬重他者并团结他者的道德责任。
诚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社会不是理性（理论）太多，而是理性（实践）太少，有关现代性论争或许存在与之相似的逻辑，即理论现代性的论争过多，而实践现代性太少。笔者认为，实践现代性的提出将所有的现代性论争落到了实处，落到了人们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之践履和担当中。
注释：
①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页。
② 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London:Verso,1983.
③ 夏光：《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④ 该文是哈贝马斯1980年9月在获得法兰克福市颁发的阿多诺奖时发表的一个演说。
⑤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概念混乱，笔者将哈贝马斯根据启蒙计划所确立的文化现代性称为启蒙现代性，将他的美学现代性称为文化现代主义。笔者认为，现代性论争的关节点在于对启蒙现代性和文化现代主义所采取的不同的态度。
⑥ 20世纪60、70年代，以德国的施特劳斯、德雷格尔和美国的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一批人（新老保守主义）将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动荡的责任归之于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尤其是20世纪蓬勃发展的批判思维，归咎于现代主义文化的破坏性和颠覆性本质。他们支持社会的现代化，即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美化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此同时却否定启蒙运动的文化传统，并把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归咎于现代性文化。与此同时，以巴塔耶、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青年保守主义者”）则直接否定启蒙以来的理性和社会进步。他们全面告别现代性，宣称后现代性已经到来。哈贝马斯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了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的观点。
⑦ 在哈贝马斯那里，现代性计划被等同于启蒙运动计划。哈贝马斯指出：“由18世纪启蒙哲学家所制定的现代性规划，就存在于他们的如下努力之中，即发展出依据其自身逻辑的客观科学，普遍道德和法律，以及自主的艺术。同时这项规划意在将这三个领域的每一个的认知潜能从其晦涩难懂的形式中解放出来。”
⑧ 通常认为，只是到了波德莱尔的时代，确切地说是在1850年左右，“现代性”一词才正式出现。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系列文章的第四篇中指出：“现代性就是过渡性、短暂性和偶然性，就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性和不变性。”
⑨⑩ 转引自何清：《现代，太现代了！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271页。
(11) 有学者认为，启蒙时代有两条精神线索：一条是明的，它表现为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热情和道德乌托邦，相信理性和社会进步的观念；另一条是暗的，它是启蒙时代的“悲观主义”（忧郁和焦虑等），蒙田、帕斯卡尔、狄德罗、卢梭是这条线上的典型代表，史称古典浪漫主义，途经19世纪的波德莱尔、马拉美、福楼拜一直延伸到20世纪的柏格森、普鲁斯特，它甚至是20世纪法国哲学家的整体精神（参见《新华文摘》2004年第12期第26页）。
(12) 大卫·莱昂：《后现代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13) Alain Touraine,Critique of Modernity,Oxford:Blackwell,1995,p.366.
(14) Keith Tester,Conversation With Zygmunt Bauman,2001,p.75.
(15) 巴里·斯马特：《后现代性》，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37页。
(16) 鲍曼在2000年出版的《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一书中指出，“流动的现代性”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的变化和它的连续性。鲍曼之所以选取“流动的”（liquid）一词，不仅因为液体所具有的渗出、涌流等易变与快速移动特性更直观形象地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现实，而且还因为它暗示了时空关系的重大转变。
(17)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8页。
(18) Mark Poster,ed.,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9) 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10页。
(20) 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91页。
(21) Ulrich Beck,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1992,p.10.
(22) 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页。
(23) 阿尔布劳：《全球时代》，第87页。
(24) 现代性的悖论与困境在启蒙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的双重层面上同时显现。
(25) 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页。
(26) 转引自安托瓦纳·贡巴尼翁：《现代性的五个悖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0页。
(27) 赫勒在《现代性理论》一书中， 将后现代区分为“未经反思的后现代性概念”和“经过反思的后现代性概念”。这不是一种内容上的区分，而是一种态度的区分。
(28) 赫勒：《现代性理论》，第16、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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