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06)01-0023-04
很多问题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得到研究。比如说，从文化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就形成了政治文化的研究视域。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政治学家加·阿尔蒙德，研究二战后一些新获独立的民族国家模仿西方的政治模式但并未获得成功的事实，遂将研究的触角伸向政治现象背后的文化，由此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当前，当人们从文化的角度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当提出共产党要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一个从革命文化转向执政文化的文化转型，这其中提出一个执政文化的命题是很有意义的。
提出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的历史背景
执政文化这一概念，它应从属于政治文化这个范畴。可以这样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化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具体化和对其核心内容的把握。下面就从政治文化说起，来看它如何成为提出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的历史背景。
首先，政治文化是各国政治比较研究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文化研究是专门研究第三世界政治问题的理论。20世纪5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者从政治价值观、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及社会环境的关系出发，分析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政治问题。按美国政治学家加·阿尔蒙德和鲁·派伊等人的看法，欠发达国家现代化中出现的政治问题，与其说是政治问题不如说是文化问题，他们认为，欠发达国家的落后，除了经济不发达之外，还有文化上的落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行不通，主要原因是两种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西方的多元民主制搬用到欠发达国家后普遍引起的不稳定问题，原因也主要是政治文化的不同。发展中的文化问题主要包括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摩擦、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变迁和调适问题。例如如何处理在发展中引起的社会动员过度、政治参与爆炸、社会不公平、不稳定，如何整治腐败，如何在保障政治民主的同时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国家如何通过恰当的体制安排和政策策略推动经济增长并为本国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等等。政治文化研究者们注意到了文化对发展的作用，注意到了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的互为因果关系，这是西方政治学家在当代的重要成就之一。
其次，政治文化是政治行为价值研究的产物。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家从政治行为中的人入手，以个体政治的态度为对象去分析政治文化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从而以一种人本的理念开创了政治文化研究路径。但是到70年代中后期，这种研究路径因其合法性和可靠性受到质疑而一度沉寂。8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同时主流政治学研究也经历了从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转变，政治文化研究再度复兴，并更加关注价值、信仰、道德等一系列价值观念的问题。加·阿尔蒙德曾指出：“我们的研究将提出英国和美国存在着一种政治态度的类型和一种社会态度的趋势。这种潜在趋势对于一个稳定的民主程序起着支持作用”，“这是一种关于民主政治文化以及维持这种政治文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程序的研究”。[1] 显然，加·阿尔蒙德是要说明，政治文化研究的内容、目的和作用就是要对民主价值进行重构。17、18世纪以来，民主化一直停留在制度建构上。以洛克和孔多塞为代表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说，以爱尔维修、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说等等，都旨在为政治制度和立法体系的合理性辩护。然而在合理化发展的后期阶段，理性越来越蜕化为形式化的工具理性，完全排除了价值关怀的内容。可以说，近代西方社会片面追求法制化，以至于把整个社会导向了片面发展的“单向度”社会，人也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成了服务于工具理性的工具。由此可见，民主的理念仅仅物化为制度还不行，它还必须以一种价值观的形式存在于政治生活之中。而政治文化研究正是探讨了民主制度稳定的价值基础，提出稳定的民主政治结构必然要有一种民主政治文化与之相适应。
最后，政治文化是不同政治体系风格研究的产物。美国政治学者梅里亚姆在《美国政治思想》中提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体，而且有自己的诗歌、学校和社会学。”[2]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通过“实地体验”写成的《菊与刀》，与法国学者托克维尔通过长期游历亲眼所见、所想写成的《美国的民主》，就反映了日本政治文化和美国政治文化不同的风格与特点。中国学者王沪宁说：“当代世界的政治文化，有的承认血肉之躯的天皇是民族的象征，有的坚信三权分立是最高原则，有的尊奉最高的不可逾越的宗教信条，有的主张集体主义的原则。美国总统必须手持《圣经》宣誓就职，而非洲尼日利亚的政治领袖却在鼓乐声和各个部族的载歌载舞的欢乐中接受祝贺，尼克松因水门丑闻不得不辞去总统职务，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却在民众的强大抗议声浪面前仓皇逃遁；……这些不同政治文化所表现的光怪陆离的景象，给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课题；政治时代琳琅满目的政治文化之间有没有共同点，有没有维护政治体系稳定的良方。”[3] 加·阿尔蒙德和锡德尼·维巴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提供了一种分析模式：公民文化理论。他们以“政治参与”为观察、比较的重点，把所有国家的政治参与者划分为三大类：地区(村民)政治文化；臣属(臣民)政治文化；参与者(公民)政治文化。阿尔蒙德认为美国是公民参与型文化占主导地位，缺少臣属政治文化，因而冒犯法律的人比较多；英国的臣属政治文化与参与型公民文化比较平衡；德国的臣属政治文化占统治地位；但比较之下，意大利的臣属政治文化更甚。(在阿尔蒙德调查五国公民情况的时候，德意都处于二战后艰难建立新型民主时期，因而缺少积极参与型的公民文化。)墨西哥说的是积极参与，做的则属于臣民式政治行为。
通过上述对政治文化提出发展过程的分析，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思考：其一，政治文化主要是研究二战后新获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特殊性及其文化背景的特殊性，而中国作为20世纪40年代末建国的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特殊性就是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多党协商体制，因而研究这种体制的文化内涵，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化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研究的核心。其二，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50多年执政历史的执政大党，总结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价值目标和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执政理念，努力解决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问题。实际上是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的基本框架，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同时正在完成从革命文化向执政文化的转变。这种转变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在中华民族从传统文化向现代化文化、从革命文化向宪政文化的转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文化转型确实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其三，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化，是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发挥执政优势，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风格和独特模式，进而推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因而研究好党的执政文化，对于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进而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公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的内容
任何执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都要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做出最富有价值意义的选择，都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规范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目标，提出自己特有的执政理念、执政使命、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等，形成区别于其他执政党的执政文化。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背景、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革命文化背景、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背景，就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化更具特色，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的内容，从广义讲，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从狭义上看，执政文化主要是指思想文化建设、作风建设，即上述内容的核心部分。在笔者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化可以表述为执政价值观、执政心理、执政技术、执政风格和执政作风这五个方面。
第一，执政价值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共产党执政的最高价值目标和根本价值取向。这一执政价值观里包含着在政治上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在经济上为人民谋利益两个重要命题。
早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前，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先生的中共如何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问题时，郑重地提出了“人民当家作主”，那实质上就是提出了未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通过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和领导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邓小平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鲜明地提出了党是人民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的观点，他说：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4] 后来他又强调：“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5]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里，在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里，也都强调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观点和途径。可见，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和核心内容。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干部往往习惯于把为民执政变成为民做主。这就说明，在具有几千年专制皇权传统政治文化基因的土壤里，在全球现代化浪潮的挑战和考验面前，“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不仅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执政价值观的重要命题，而且是我们党从革命文化转向执政文化、从传统文化转向现代文化的文化转型的一个迫切现实任务。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价值观的另一重要含义是为人民谋利益。在当前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多发、多样、复杂、突出的关键阶段，人们的利益出现了分化。不同阶层、不同集团都有各自的利益，这些利益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如何建立一种机制让所有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都有利益诉求渠道，都有公平的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权利和力量，这是个政治问题。执政文化应注意研究从以斗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转向以利益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设，善于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抓紧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困难和矛盾，如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关系问题、干群关系问题、政府和社会关系问题等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执政心理：沉着冷静，有所作为
执政心理是执政文化的心理基础和精神氛围，是共产党执政的心理准备和精神状态。经过80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成为一个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种历史性的大转变，使它的执政心理面临着考验。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曾指出过共产党执政后可能出现的精神、心理上的变化。他说：因为胜利，党内会出现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他指出，胜利以后，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可能要闲起来了，我们要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从搞革命到搞建设，全新的环境和任务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本领恐慌；他还指出，有些人可能会被糖衣炮弹击中，这也就是说，在一些人身上会出现意志衰退、生活腐化现象；他要求全党，不要学李自成，不要走历代开国封建君主的老路。进入21世纪，毛泽东当年的告诫仍然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在各种严峻挑战和风险面前，党内出现了某种执政心理上的不适应。有的人信念动摇，意气消沉，出现了悲观心理；有的人盲目急躁，无所适从，出现了焦躁心理；有的人惧怕压力、缺乏毅力，出现了畏难心理；有的人消极堕落，缺乏自律，出现了纵欲心理；有的人热衷于封建迷信，不问苍生问鬼神，出现了畸形心理；甚至有的人心理严重失调，出现精神崩溃。执政心理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值得认真研究的新问题。执政党应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去面对压力和挑战呢？邓小平曾就处理国际事务问题提出了24个字的战略策略：“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尽管这24个字是有针对性内容的，但是其中透露出来的却是一种处变不惊、临危不惧、沉稳有力、乐观自信的执政心理。要培养这种心理，首先要解决认知问题、理论问题，要实现从斗争哲学到和谐理念的转变，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转变，从对立偏激的思想方法向辩证共赢思想方法的转变。
第三，执政技术：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执政技术，是执政文化的实际应用、技术支持和效益评估，是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特别是在全新环境下的政治智慧和建设本领。在战争和革命年代，由于战争和革命的需要，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政府”，大包大办，什么都管，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党通过组织领导来对社会进行整合，使社会全面政治化，国家完全控制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具有了丰厚的政治资源基础、广泛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强大的政治运作优势。但是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对共产党的执政技术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加强社会建设，使国家和社会剥离开来，改变过去那种国家政治功能无比巨大、无限覆盖，而社会自主空间狭窄和社会经济功能弱小的局面。正像胡锦涛总书记鲜明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要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因此，我们要把和谐社会建设作为一个新的重大课题加以研究，深入研究社会管理，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完善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共产党只有在对社会的积极建设和妥善管理中，才能完善执政技术，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化执政党。
第四，执政风格：制度建设与个性施政相结合
执政风格是执政文化的魅力展现，是共产党的执政风采。中国共产党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曾一贯追求含蓄、委婉的审美标准，“温良恭俭让”的低调姿态和“敏于行、讷于言”的行为品格，尤其是在计划经济的统一要求下，共产党逐渐形成了高度一致、追求共性、四平八稳的领导风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执政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一是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地方政府权力扩大，这就使官员有了个性施政的空间；其二是民间权力在扩张，向大社会小政府的方向渐进，这就需要官员表现执政风采以赢得公众支持。这种新环境新要求，呼唤和培养着共产党的执政风格，它推动人们独立思考、独立表达，主动施政、个性施政，摒弃过去那种复印机、传声筒式的领导方法和千人一面、被动施政的官员形象，把党的方针政策化解为生动活泼的社会规则。事实上，这种个性化执政官员正在登上政治舞台，这是一种需要、一种进步、一种新气象。但是同时也应注意，官员的个性施政应在制度范围内，制度建设允许有个性的官员表现，但个性施政不能突破制度建设，不能搞新的人治模式，更不能搞哗众取宠的“作秀”。政治学家罗尔斯说：政客的眼睛盯着下一届竞选，政治家的心里装着下一代。共产党的干部执政为民，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要把制度建设与个性施政结合起来，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能够让各种个性包容其中，尽情施展，用制度的活力支撑个性的魅力。
第五，执政作风：求真务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执政作风是执政文化的精神标识，是共产党执政的行为养成。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优良的作风，得到了举世公认和好评。在中国迈向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面对国内国际方方面面的困难、问题、压力和挑战，共产党的执政作风只能是扎扎实实、埋头苦干。要求真务实，增强实效意识，克服弄虚作假，形式主义，“面子工程”；要谦虚，增强进取意识，学会一切原来不懂的东西，提高执政本领；要谨慎，增强责任意识，严谨而慎重，为民执政，如履薄冰；要戒骄戒躁，增强服务意识，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要艰苦奋斗，增强清廉意识，严于律己，奋发有为。
培育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应注意的问题
(一)执政文化建设要与制度建设相结合
就像我们前面说到制度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一样，执政文化建设同样也离不开现代化政党制度建设。而且我们谈论文化建设时，实际上是以制度建设为着眼点的，是说如果离开了文化建设，制度法规等强制性要求往往就是一纸空文，一具躯壳。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维尔巴在《公民文化》中谈到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时说：“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6] 制度和文化的关系就是一种内化和外化的关系，制度是文化的显件，文化是制度的隐件。一方面，仅仅从制度、法规、规定、强制等等范围来谈论政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结合一定的文化背景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政治的运行和发展；另一方面，“领导制度、组织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可以这样比喻：制度是骨骼，文化是血肉，二者难以分割。而且从实际情况看，中国的现代化政治制度建设先天不足，邓小平说得好：“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所以在中国，制度建设尤其重要，对于执政党来说，要通过现代政党制度建设铲除封建主义残余，为执政文化建设奠定基础、确立框架，实现从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变。要看到，在巨大的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面前，政党只有顺乎潮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要求，适时调整自身的结构和运作，在执政体制、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才能更科学、更有效地影响政权和政治的运作，也才能促进现代化政党执政文化的生长发育。
(二)执政文化建设要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清理总结相结合
培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化是一个建设的过程，这一过程要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清理总结为前提、相伴随。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革命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如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奉献精神等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食粮和精神追求。但是也要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消极的东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中也有一些过时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对培育现代政党的执政文化产生不利的影响，必须加以扬弃、清理和总结。例如，受中国封建社会腐朽官场文化的影响，在当前政治生态中存在着官场潜规则，如报喜不报忧、把问题当成绩报道；对领导的意见提不得、领导身边的人惹不得；难办的事就拖，前任的事不管，违规的事集体拍板；多请示、少说话；多开会，造声势；运动来了要重视，风头过了就没事，等等，都制约着法制精神的确立。又如受皇权至上的封建政治文化的影响，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家长制”重新复活，一把手说了算，权力绝对化的发展和权力监督、权力制约的失控同时并存，制约着民主精神的确立。再如受“双重人格”封建文化基因的影响，在一些官员身上存在着说一套、做一套的恶习，当今贪污腐败的蔓延最重要的一点是真原信仰的丧失，伪信仰的猖獗。被绳之以法的原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对于这些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入党就是升官的敲门砖，这种虚伪的两面性妨碍着独立人格精神的确立。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文化中，也有一些内容与执政文化的要求不相适应，或者因为这种不相适应而发生了某种畸变，如斗争哲学、运动治理模式、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思路、习惯于轰轰烈烈而不善于扎扎实实的工作方法、好大喜功、追求表面政绩、不以人为本、形式主义的习惯，以及一些诉诸于人治、片面强调自律的传统理念传统话语等等，都妨碍着执政文化中科学精神、理性精神、求实精神的确立。因此要进行执政文化建设，必须要对这些现状和问题作一番清理，避免界限不清，甚至混为一谈。
(三)执政文化的个性建设要与共性建设相结合
如前所述，政治文化的缘起是不同的政治发展中个性研究的产物，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历史发展的文化背景，要尊重各国发展的特点，不能一个模式、一刀切。比如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国搞的是两党制与三权分立，而中国仍实行一党执政、多党协商体制。美国人提到一党就联想起独裁，而中国的执政党则恰恰领导了中国今天的崛起，这使得西方某些人士和媒体对中国的这种独特模式感到好奇和兴趣，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不能因为个性特点而忽视共性发展的一般规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党在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各类问题、困境和危机。政党危机不是发生在某一类或某几类政党身上的特殊现象，而是政党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世界性现象。从世界范围看，原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因相继发生的一系列政党危机而“亡党亡国”，印度国大党、日本自民党、意大利天民党、南非国民党等执政党都沦为了在野党。可见这里有一般执政规律问题。在中国，存在着因强调国情特别而忽略一般规律的偏向。而事实上中国缺少的恰恰是人类文明共有的基本制度框架，尤其是技术层面的制度规定和运行机制。对我们来说，世界上很多共性建设经验，既是理念问题又是技术问题，是具备不具备一种技术文化问题。对此，近代学人唐德刚先生在评价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他了解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决议；决议后如何执行。这一点如果办不到，则假民主便远不如真独裁之能富国利民。中山先生之所以亲自动手来翻译一本议事规程的小书，而名之曰《民权初步》，就凭这一点，读史的人就可看出中山先生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便远非他人所及。”[7]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官员身上带着“坐而论道”的封建文化印痕，不愿意或不善于研究实际操作问题，所以我们建设执政文化，就要确立技术文化、细节文化，提倡解决具体问题、程序问题，这应是一般执政规律的一项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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