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与科学方法（笔谈）——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治史方法漫谈——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示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笔谈论文,历史论文,史研究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几乎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有多悠久，历史学就有多古老，只是形式和内容古今异势而已。历史学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为人类一直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学也必然随着这一过程不断更新自己。人类在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过程中的每一项成果，都应该是历史学研究或关注的对象。因而，获取这些成果的部分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有可能为历史学所采用乃至被改造成为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些理论和方法的采用和改造，以及被这些理论和方法所改造或收编，正是历史学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然过程。客观地说，这个过程也体现在每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具体研究之中，无论他们自身是否意识到。本期笔谈的三篇文章，都是作者在“历史研究与科学方法”探索过程中的一家之言，当然也不排除可能成为某些共识。
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
方志远
方志远（1950—），男，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政治及制度史、文学史、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江西 南昌 330022）
历史研究不仅不应排斥而且必须接纳和改造所有积极而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以为己用，这是历史学不断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史无定法”正是历史研究这种包容性和创新性的体现。但是，历史研究又有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即“史有定法”，中国历史研究更有自己的“家法”，它决定了历史学在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和影响中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史有定论”和“史无定论”均指历史学家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所得出的认识和看法，而不是指历史本身。一方面，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研究的“定论”却有被修正、被颠覆的可能。“史有定论”只是相对的，它代表着认识的阶段性成果，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史无定论”才是绝对的，它代表着认识的无限过程，是推动历史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导向和动力。
［关键词］史有定法/史无定法/史有定论/史无定论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4—518X（2007 ）06—0007—06
必须承认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① 对我的重要影响。虽然这句话曾经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我认为恰恰代表当时的一些学者对空谈理论的不满。我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年代，恰恰又是“理论”遭受普遍质疑的时代。或许是这些原因，使得我比较少关注“理论”而更多注重“实践”，虽然也关注方法却极少谈论方法。其实，当前关于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各种学术流派并存的局面也正在形成，本文不拟再置赘言，这里仅对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两对方法论命题略加讨论。
一、“史有定法”与“史无定法”
“史有定法”本来是个无须讨论的问题。每个学科都有本学科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赖以生存的研究方法或“本门功夫”。哲学离不开思辨，文学离不开描述，社会学离不开调查，考古学离不开发掘，历史学离不开考证。虽然历史研究同样需要思辨、需要描述，也需要实地调查和实物佐证，但毫无疑问的是，搜集和考证史料即史料学乃是中国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或“本门功夫”。如果不以史料学为基础，却试图以思辨、以描述解决问题，恐怕出来的成果很难说是历史学的主流成果，或许叫哲学或历史哲学、叫文学或者历史文学更为恰当。而且，历史研究以史料学为基本方法，并非是刻意的选择，而是学科性质所导致的自然和必然的选择，因为只有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才能对历史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所谓“言必有据”，此之谓也。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主张虽遭非议，但从方法论说，治史必须从治史料始。不治史料而奢谈历史者，非史家也。
史有定法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即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定位，都有自己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养成的习惯，都有受世界观影响而形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既决定了学者展开研究的“程序”、对史料的认定和取舍，也容易形成表述思想、阐明主张的模式和风格。所谓“文如其人”，此之谓也。
但是，任何研究方法乃至表述方法都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受到其他方法的挑战，都需要不断融入新的因素、接纳新的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近百年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相互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西方历史学、海外中国学的各种流派及其理论和方法也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内地学术界产生强势冲击，不管人们承不承认，历史研究已经进入各种学说并存的时代，“史无定法”成为共识也就十分自然了。
英国学者艾·哈登在《人类学史》的导论中说：
人类学科学范围之广以及它们与其他科学的分界线的模糊，使得对它们进行定义和分类成了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研究工作是没有也不顾及界限的。那些对此产生忧虑的，不应该是研究者，而应该是图书管理员和目录学者，因为他们经常搞不清楚应该把卡片放到哪个目录箱里，或者把书放在哪个书架上。[1](P3)
不仅仅是哈登所说的人类学，历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以“技术”为例。历史研究和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一样，都需要技术。但历史研究采用的技术往往并不由历史学家发明，而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技术或成果。孟森先生在广泛考辨史料的同时，借用了医学知识，根据顺治帝死前的种种记载，认定顺治帝其实是得“天花”而死，从而排除了“出家”说[2]。 美国学者施坚雅将苏州城1229年的石刻全图与1945年的航拍图对照，发现“城市形式异常稳定”[3](P17)。中国历史学界长期以来都是采用“抄卡片”的方式来收集和积累资料，但当计算机技术和各种数据库、系统软件开发出来以后，恐怕没有任何有条件的学者会坚持拒绝使用。运用数据库也正在取代“抄卡片”成为历史学的“本门功夫”之一。而现代考古学之区别于古物学和金石学，就是因为它受到自然科学如地质学、脊椎动物学等的影响并直接采用了这些学科的成果和技术。美国化学家利比所发明的放射性碳测定即碳14测定技术，更成了考古学家进行绝对年代测定的基本手段，成为考古学的“定法”和“本门功夫”。
就“理论”来说。在中国，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是，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学已经被或正在被海外的理论和方法改造或收编多次。第一次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被来自日本和西欧的“资产阶级历史学”改造和收编，于是有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的新史学。第二次开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来自德国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改造或收编，于是有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新史学。而目前，正面临着第三次被改造或收编，这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挟带着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及诸多自然科学成果等利器的海外中国历史学。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大陆学者主动接受了改造和收编，并做出了重要的成果。这种状况的发生，不能不说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历史学的悲哀②。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又是中国历史学的幸事。因为在每一次被改造和被收编、反改造和反收编的过程中，都给中国历史学注入了新的科学因素乃至产生了革命性的进步。
可见，“史无定法”几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也应该仅此而已，否则，将走向它的反面。马克思的一句话曾令历史学者自豪不已：“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4](P21) 但是，某些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居的人却表达了一个令历史学者困惑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之前，历史学称不上是科学。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更是煞有介事地宣告：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结论，“原意不过是要矫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小社团的倾向，但结果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5](P22—23) 应该说， 这种说法令人困惑不已，它并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精髓。
其实，所谓“科学”方法相对地说更是一个时代范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科学观和研究方法。谁能说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方法在两千年前不是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不承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在探求社会变更、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动辄质疑前人的成果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谁敢保证我们的后人不来质疑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东西的科学性？同样，施坚雅对于近世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固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恐怕他自己也不会认为“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流派、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方法”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曾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会“彻底退出”的。所有曾经产生过影响并真正够得上是“科学”的方法，它们之间都有关联性，都有继承性和被继承性，而不存在后人的理论和方法对前人的理论和方法的“消灭”。
就研究主体来说，一个学者如果真正能够恪守“祖宗家法”或“本门功夫”，坚持论从史出、勤于爬梳并细致考辨史料、娴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同时关注当前的学术前沿动态，同样可以做出重要的成果。关键是学者运用方法的能力和所付出的劳动，以及是否具备学术悟性。
以“技术”而言，虽然碳14已是测定绝对年代的基本手段，但碳14又最忌讳污染，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污染，这就仍然需要用传统方法或本门功夫进行分析和判断。同样，计算机的使用和数据库的开发，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如果以为“全文检索”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却又是大错而特错。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是复杂的，都有其存在的种种理由，或许这些因素缺少一个，事情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全文检索的种种软件，只是将历史学家从史料“爬梳”中“部分”地解放出来，却不能代替历史学家对更大范围的资料的全面掌握（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其义当谓一切文字和实物均可视为史料，而不仅限于史籍），更取代不了运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史料的分析和考辨。
因此，史有定法和史无定法又应该是统一的，历史研究既要恪守本门功夫又要博采众长。当需要进行数据统计时，就必须用计量学或统计学的方法；当需要进行实地考察时，就必须用人类学或考古学的方法。“史无定法”强调的是历史研究不排斥任何学科的有效方法，根据研究的需要，可以采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并不断地将其改造为历史研究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早已成为中国内地学者研究历史的“本门功夫”或“定法”，应该说是成功的例证。相对而言，“史无定法”表现的是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史有定法”强调的则是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当今世界，确实已经没有什么“精纯”的“本门功夫”了。但这丝毫不能说明历史学科不再存在“本门功夫”、不再存在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事实上，无论西方学术思潮曾经如何来势凶猛，如何“收编”或“改造”中国历史学，乃至唯物史观成为“本门功夫”之后，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仍然是史料学（当然，史料学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一些学者尽管已经能够比较娴熟地运用海外中国学的理论和方法，但其基本方法也仍然是史料学、仍然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而一些看上去比较熟悉西方人类学或海外中国学的概念和公式、却无史料学根基并缺乏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训练的学者，其成果的千疮百孔也就不足为怪了。
可见，史还是有“定法”的，而中国历史学更有自己的“家法”。
二、“史有定论”与“史无定论”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必须说明一个前提，即所谓“史有定论”和“史无定论”均指历史学家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所得出的认识和看法，而不是指历史本身。因为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早已成为既成事实，因而也就不存在是否“定论”的问题。
一方面，历史是客观存在，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而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研究的“定论”却存在被修正、被推翻的可能。排除主观的故意，这就是客观存在和主观认识之间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只有缩小的可能，却无消除的可能。
一般来说，历史研究包括以下层面：一，具体的人和事、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基本状况、特定时期人类的生存环境，可以说是物质层面的研究；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社会阶级、国家制度、经济秩序等及其相互关系，可以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研究；三，思想意识、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及其相互关系，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研究；四，人类发展的总体进程及一般性规律的研究。越是底层的研究，越带有客观性，比较容易通过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来解决，因而也容易形成“定论”，这些又是进行其他层面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越是顶层的研究，就越是需要通过各种理论来阐述，其“定论”也越容易引起争论。
首先，除了第一层次所说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生活和生产的一些基本状况之外，历史研究永远只是在接近历史的真相，却永远不可能复原历史的真相。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只能是这个过程的某些环节；历史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构成复杂的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所创造，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也只是其中极少部分的人，只是一些阶层、阶级的某些层面或片断。因此，即使是对那些被纳入研究视野的人和阶层阶级，也无法宣称我们的研究就完全符合历史的真相。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到而且也是无法做到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简要而全面的概括[6](P82—83)。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再强调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却并不是“现成的公式”[7](P471—472)。考夫曼特别强调了马克思的一个观点：“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③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却并不包办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具体历史，更不可能包办每个地域、每个城镇或乡村的具体历史。
其三，时间的推移、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新的文献被发现、新的遗迹被发掘、历史研究者自身认识的变化，都将对历史研究产生影响，都可能推动历史学家发现过去没有发现或没有重视的问题，都有可能改变或推翻前人或自己的结论。所以，任何已有的“定论”都有可能被修正乃至被颠覆。
除去以上所说的种种客观因素，仅就研究者自身来说，任何人思考问题、研究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和局限性，更何况其中还夹带着学者自己对研究对象的感情。要求历史学家像化学家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菌、像物理学家在仪器前观察电流那样平静、那样完全意义上的客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陈寅恪先生的“入流论”曾被大陆史家视为“至论”，其说云：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采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8](P236)
一个时代的学术，必须要有新的材料和新的问题，由此而构成这一时代的学术潮流。此论精辟。但将敦煌学视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却不免加入了自己的喜好和感情。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当时及此后的学术潮流并不是“敦煌学”，而是马克思主义。且不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先在前苏联、后又在中国因为得到政府的支持而“独尊”，即使在西方，它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之一。即以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术流派来说，就在陈寅恪先生发表这个预言的前一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刊《经济和社会史年鉴》，年鉴派由此创立并成为影响至今的世界范围内最重要学术流派之一。而在中国，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们，汤象龙、吴晗、谷霁光、夏鼐等人在1934年组成“史学研究会”。他们顺应历史唯物主义的潮流而不是“敦煌学”的潮流，在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又在天津《益世报》和南京《“中央”日报》办起了“史学”副刊，相互激发、遥相呼应，人人都闯下了极大的名头。
事实证明，尽管陈寅恪先生学贯东西，但他对当时中国和世界史学发展趋势的分析并非“定论”。至于王国维先生关于周初三监所在位置的“定论”、吴晗先生关于《金瓶梅》成书不可能在万历十年之前的“定论”，也早就一一被推翻。这种例证不胜枚举。
严格地说，“史有定论”其实只是相对的，“史无定论”才是绝对的。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也在这里得到体现。虽然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定论”，而且，如果没有阶段性的“定论”，更合理、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也就不可能产生。但与只有坚持“史无定法”才能不断推动研究方法的革命和进步一样，只有明白“史无定论”，才可能激发我们继续探索历史真相的热情，给予我们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动力。
关注并尊重前人成果，但永远也不要相信问题已经被解决。史有定论是研究的前提，史无定论是批判的精神。我尊重现有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但我并不赞成一些学者动辄宣称：某问题已经由某某人的某某著作解决。如此云云，至少是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我认为更应取梁启超的态度：“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
但是，历史学界一个个“定论”的被颠覆，哪怕是重大历史理论如社会形态、社会转型等“定论”的遭受挑战（我指的是学术范围内），也远没有自然科学的一些“定论”的被颠覆令人震惊。原因在于，历史科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一样，许多“定论”其实只是在特定时期内的诸多结论中因相对合理而为更多的人特别是主流社会、主流学界所接受的一种。以在中国历史学界盛行的“战国”封建说为例，与其先后出现的还有“西周”封建说、“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明中期说”居主导地位，但同时还有远自“战国说”、近至“清代说”等观点。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的情况也多类于此。
因此，绝对没有必要为一些已经或者正在被颠覆的“定论”惋惜。第一，这些定论已经发挥了它应该发挥的作用，其中的合理性也必然被吸收到新的定论中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更换了一种存在方式；其二，既然旧的定论被颠覆，说明已经有了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的新的定论，说明人类在认识历史、解决历史问题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在这个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和黑格尔“存在的即合理的”命题，无疑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依据。
在行将结束本文时，仍然想回到本文开始的话题：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历史学家应该有“纵览天下”的视野，却不必也不可能承担起“包打天下”的责任。历史科学的新方法、新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历史学家“设计”出来的，而是历史学家通过具体的、称得上“范例”的研究成果“展示”出来的，是根据研究范例“归纳”和“总结”出来的。“年鉴学派”之所以风靡一时并至今产生影响，是因为有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巨著为范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持续生命力，更是因为有不朽的《资本论》及中国内地知识界所熟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范例，而且，还有影响极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如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克里斯托夫·希尔的《革命前英格兰的社会和清教》等。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持续发展，固然需要继续挖掘并丰富其内涵，但更需要大批有分量的“范例”式成果来显示。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注释：
① 胡适在1918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对自己的这一观点进行了解释：“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笔者在这里不厌其烦地抄录这段话，是因为认为它在学术浮躁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② 我们才刚刚抛弃那种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当标签和公式使用的老“八股”，却又出现了将柯文、施坚雅的理论当标签和公式的新“八股”，一些在中国历史学界早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却被当作海外学者的新论进行宣扬。甚无谓也。
③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 页）中引用了考夫曼对自己学说的评价（按：考夫曼的评价发表在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欧洲通报》1872年第3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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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A].金明馆丛稿二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俞晖】
治史方法漫谈
王春瑜
王春瑜（1937—），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中国政治史。（北京 100034）
本文对作者自己逾半个世纪的治史经验进行总结，将之概括为史料、考据、今古一线牵三个方面，并分别进行了分析和说明。
［关键词］治史方法/史料/考据/今古一线牵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 ）06—0013—03
倘从我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至今，习史、治史，已逾半个世纪。虽然已是古稀之年，回首前尘，不免惭愧的是，尽管我在史学研究上取得一些成绩，但建树不大，不逮前贤远矣。若论治史方法，与时贤有同有异，概括起来，可用史料、考据、今古一线牵三者述之。
一、史料
研究历史，必须要广泛地阅读、搜集第一手史料。这个观点，在我青年时代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我很庆幸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成为诸多史学大家的学生。第一任系主任是蔡尚思教授，今年一百零二岁，依然健在，是中国历代史学家中最长寿者。他在演讲中告诉我们，年轻时，曾住在南京国学图书馆内，每天读书十七八个小时，遍读诗赋词曲之外的文集数万卷，选出中国思想史料等数百万言。后来给我们讲授《中国现代思想史》，以及和我个人聊天时，几次说过，他当时抄的史料纸片（按：不是卡片，他当时经济拮据，买不起卡片。）有好几个麻袋，多年以后，复旦家中住房拥挤，放不下，一部分只好放在市内友人家中，他深为不能系统整理这些第一手的史料为忧。第二任系主任是谭其骧（1911—1992）教授。他不但是历史学家，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的创建者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起，更被学界誉为当代历史地理学的泰斗，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给我们讲授《历史地理学概论》，并无讲稿，有时只带几张卡片，却把这门人称“在字缝里做文章”的学问，讲得津津有味。这除了他口才好（按：亡友马雍教授曾说，谭先生是中国史学大家中，讲课最好的老师），更得力于他对相关史料烂熟于胸，旁征博引，顺手拈来。教我们《历史文选》、《中国经学史》的周予同教授（1898—1981），教我们《中国土地关系史》，后来更是我当研究生时的导师陈守实教授（1894—1974）等，无一不反复教导我们，系统掌握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
大体说来，我在本科5年间，读了不少书，基础比较扎实。但从1956年开始，政治运动不断，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严重冲击了我们的读书时间。只是忙里偷闲，我还是抄了若干史料卡片，在《史学月刊》与《历史教学》上发表了我的史学初出茅庐之作《辛亥年间英帝国主义策划的西藏独立事件初探》、《我国古代农田施肥简述》这两篇学术论文。1960年秋，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当研究生。此后的3年多时间内，校园相对平静，除了明清正史，我还读了不少文集、笔记，对明清之际的文集， 更花了相当多功夫，抄了几大本史料，并写好几篇论文，如《论1657年后的顾炎武》、《日知录剖析》、《论宗教与元末农民战争》、《论蔡牵在东南海上的活动》、《论氏族公社残余在阶级社会的闪现》等。可惜的是，我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四清”运动、“文革”相继而至，我因反对“四人帮”被打倒7年，上述论文、资料都被抄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劳动改造的7年间， 我被剥夺了向校图书馆借书的权力。于是我专心致志将家中所藏近二百种汉唐至清代的文集、野史、笔记（《丛书集成初编》本），认真读了一遍，每本书前作了索引，然后又分门别类，作了综合索引。这个在艰难年代里的阅读与史料索引，对我1977年4月平反后，立即又拿起笔，重返文坛、学术界，写出《万岁考》、《株连九族考》、《语录考》、《烧书考》、《吹牛考》等史学杂文，及学术论文，起了重要作用。80年代，我在担任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副主任期间，主管《明史研究论丛》、《明史资料丛刊》，前几年，我独自主编《明史论丛》二辑，都刊有整理过的珍贵明代史料。我在历史所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等，抄了几大盒史料，有些已引在我的学术著作中，有的有待深入研究，真是受用不尽。去年我更把主要精力，用于搜集、编辑大型史料丛书《中国稀见史料丛刊》，80种，近一万八千页，主要目的还是给年轻学人，提供第一手的史料，希望他们明白掌握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
二、考据
我国史料浩如烟海，由于各种原因，问题成堆，不能采取拿来主义，必须通过考据，去伪存真，用可信的史料，研究史事，阐明真相。前辈学者、当代有成就的史家，莫不如此。200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3本我的精选集， 其中的一本是《明清史事沉思录》，集中有多篇史实考证文章。
2001年冬，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傅杰先生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该书二巨册，计2129页，内收20世纪165位文史学者的考据文章，且多为长篇巨制。虽然，百年学苑，群星灿烂，目不暇接，仍难免有沧海遗珠之憾（如：先师陈守实教授的长文《明史稿考证》，梁任公曾评曰：“得此文发奸擿伏，贞文先生可瞑于九原矣。”《文录》未收此文，不无遗憾），但傅杰以一人之力，能编出如此厚的学术典籍，难能可贵，不愧是当代鸿儒王元化先生的高足。但是，面对这二大本巨著，掩卷沉思，我不禁想到：青年文史学人，能买得起此书的，能有几人哉？更不用说读完全书了。好几年以前，我曾经萌发过将近八十年来专家学者写的短篇考据文章，选出若干篇，编为一册的想法。读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后，更启发我编辑此书。我把编书设想电告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克非教授，他认为这很有学术价值，乐于出版，并很快寄来出版合同。我从2004年春天开始选编，因不断还忙着其它的事，陆陆续续，直到已是炎夏，过端午节时，才将此书编完。我并非是研究史学史、文献学的学者，而且健康不佳，没有精力在各大图书馆奔波。好在我平素性喜杂览，寒斋藏书不少，基本上只能就家中管窥所及、进行选编。计划只编一本小书，故穷数月之力，也仅选出64篇文章，约十几万字，书名冠以《新编日知录》。
《日知录》是三百多年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一本重要著作。全书32卷，除了少数条目，如卷十的《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文字稍长外，其余多为短篇，一条或数十字，或数百字，很少超过一千字的。但顾炎武写作此书，“积三十余年乃成”，差不多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他在《与人书十》中曾说：“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及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顾亭林诗文集》）顾炎武对《日知录》寄予厚望。他在《与人书二十五》中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当然，这只能是历史的悲哀：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开出的治世药方，并不切实际，因而封建统治者并未将此书当一回事。倒是顾炎武以严谨学风、千锤百炼般铸就的这部大书，成为学术经典，对开创清初朴学之风，起了重要作用。我将这本小书名曰《新编日知录》，不仅在于我相信书中所有学者，都读过《日知录》，受过此书的熏陶，还在于这些文章，除个别篇什外，大部分都是短文，在不同程度上类似《日知录》。这些考据文章，大部分都考得铁证如山；有些文章虽非考据，但所引史料，都经严格检验，结论是科学的。因此，编辑本书，不是东施效颦，而是继《日知录》余绪，发扬其考据的求实精神。诚然，史料考据并非万能，但研究文史，第一步就是搜集史料，实证是基础工作。如何取得可靠的实证？这就必须懂得考证功夫，去伪存真，否则就不可能获得第一手的可靠材料。因此，我编辑本书，绝不是鼓吹回到乾嘉时代。本书不仅仅是向读者展示若干可靠的历史结论，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向读者展示治学的基本方法，表明史料考据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值此学风日颓、浮躁之风甚嚣尘上之际，我希望通过本书，向文史学人——尤其是青年学子，提倡像顾炎武那样“矿山采铜”，踏踏实实，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地做学问；下一番考证功夫，使文史立于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不要浮于沙滩，转瞬即成泡沫。
当然，从搜集史料到史料考据，还都属于史料学范围，充其量也不过是史料编纂学。有作为的史学家，都是用这些“可用之材”，去盖高楼大厦——写出严谨的著作来。
三、今古一线牵
有人曾问我，贯穿在我的史学著作中的根本线索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今古一线牵。
史学上的今与古，这个问题曾经困惑我很久。后来，在实践中，特别是经过“文革”时期“死地走一回，胜学道二十年”。我终于明白，作为历史学者，如何处理今与古的关系？结论应当是：今古何妨一线牵。这些年来我出版的专著、小册子，发表的论文、读史札记、随笔、杂文，大体上都贯穿了这条线索。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在清理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垃圾，深挖其历史与现实的土壤。有的文章从标题上就可看出内容，如《阿Q先辈考略》，而大多数的著述， 有心人自能从中领悟到我对现实中种种历史流毒的针砭。
当然，今古一线牵，并不是新的史学方法，更不是我的创造。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可以说在逻辑上已经包含了今古一线牵的命题。读过《史记》及《史太公自序》、《报任安书》的人都能深刻感受到，他倘若不是对今、古两头都有深刻的理解，特别在蚕室中遭受奇耻大辱，他不可能写出那样有血有肉、传诵千秋的史学巨著。一部中国史学发展史足以证明，一个对社会现实冷漠、稀里糊涂的人是不可能理清楚古代历史纷繁的脉络的。古人司马光等不必论矣，近代的史学大师梁启超、郭沫若等，在史学实践中熔古今于一炉的辉煌业绩，更是尽人皆知。
显然，不学如我，今古何妨一线牵，不过是跟在史学大师身后学步、描红而已。虽然学无成，鬓已秋，但聊堪自慰的是：自知只有中人之智，治史未敢偷懒，文章不论长短，皆心血之痕，从不掺水，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头插风向标，曲学阿世，深知良心不能论斤两，否则有何资格评说古人；坚持史学研究的理性、科学性，坚决摒弃那种混淆古今，既歪曲古、也歪曲今的帮派史学。该结束本文了，依然心潮难平。忽然想起南宋词人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似有所悟，现活剥一首，用以述怀：
少年闻史戏台上，
古今糊涂账。
壮年读史忧患中，
浦江呜咽神州泣西风。
而今治史燕山下，
鬓已染霜花。
千古兴亡总无情，
一线贯穿历历看分明！
【责任编辑：俞晖】
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示要
葛金芳
葛金芳（1946—），男，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宋史。（湖北 武汉 430062）
本文以作者自身的治学经验为据，说明经济史研究必须兼备广阔的学术视野、扎实的史料功夫和前沿的理论素养，这三者的有机融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必备功夫。
［关键词］方法论/学术视野/史料功底/理论素养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7）07—0016—04
经济史研究是一门关注社会经济演进轨迹的史学学科，它一方面着力于还原历史本真，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对现实经济活动发挥某些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在治学的基本素养上，不仅要具备相当的文字表述能力，还要能够确立一个三足鼎立的知识结构，即：广阔的学术视野、扎实的史料搜集功夫和锐利的理论分析工具。我认为，只有将这三个方面的治学素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揭微烛隐，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新的创见来。笔者不敏，愿现身说法，以部分研究成果做解剖标本，说明构建这样一种三足鼎立式知识结构对于从事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一、学术视野
一个学者毕生的事业，就是在浩瀚无垠的知识海洋中，增添点滴新知而已。而这点滴新知的获致，首先需要从认真吸取学界前贤的研究成果做起。拙著《中国经济史（第五卷）[1] 以10—13世纪即宋辽夏金时期的经济运动为研究对象，200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此书于1997年年中敲定提纲，随即进入熟悉学界成果的阶段，认真研读近十年来陆续刊布的数十种论著和近千篇论文。这是因为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过一本《宋辽夏金经济研析》[2]，对十年前的研究状况比较熟悉的缘故。这个阶段持续两年，直到1999年8月才正式进入写作状态。 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一书“初版序言”中说：“这部书用我的名义来问世，它实是近十数年来，大家分别由各种不同的视野，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予以比较深入研究的结果。”故在拙著的“后记”中引用了这段话，并说：“这也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没有海内外诸多学者数十年来的辛勤劳动和扎实研究，就不会有今天这一本《中国经济史（第五卷）》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在此，谨向诸多给予我启发、教益的师友和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以2007年发表的拙文《从南宋义役看江南农村治理秩序之重建》[3] 为例。其实大陆宋史前辈聂崇歧先生早在60年前发表的《宋役法述》[4] 就已述及“义役”；武汉大学李剑农先生在抗战烽火的颠沛流离之中写就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宋元明部分）》[5]，其中亦有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于1941年出版的专著《宋代财政史》[6] 中搜集了部分“义役”材料，其后又有周藤吉之《南宋における义役の设立とその运营》[7] 和伊藤正彦《义役——南宋朝における为社会的结合の一形态》[8] 补充了不少材料。台湾学者王德毅先生1968年撰就《南宋义役考》[9]，台湾大学梁庚尧教授《南宋的农村经济》[10] 中也有专章述及“义役”。大致而言，日本学者考证多而评论少，台湾学者褒扬多而批评少，大陆学者揭弊多而肯定少。如我国宋史大家漆侠先生在其《宋代经济史》[11] 中批评说，义役“不过是挂着义字牌号的差役”，甚至不如差役；而台湾学者黄繁光先生则称南宋义役是“地方公益性半自治社团”，具有进步性质。[12] 两种观点截然相反，说明此课题尚有推进的余地。拙文从海内外学界对南宋义役的认识分歧入手，在摸清义役的实施概况，发展阶段和运作方式的基础上，将义役区分为“民间主导型”和“政府推广型”两种类型。在义役初兴阶段，以民间主导型为主；在义役向各路推广阶段，两种类型并存；而自南宋中叶以后，政府推广型逐渐占主导地位。因此，学界尖锐对立的两种评价，其实各有其相对合理的依据。亦即若就民间主导型义役言之，黄繁光先生“进步说”言之有理；若就政府推广过程中形成的官督民办型义役，特别是其中因胥吏、役首和不良豪强相互勾结而致义役发生制度变异者而言，漆侠先生的“不如说”亦持之有据。若不分类型，统而言之，则各执一端，各有所据，吾等不知何所适从了。由此可知，不仅拙文的题目是从研读学界成果中发现的，而且拙文之所以能够在现有认识水平上推进一步，也是受到学界启发的结果。笔者的体会是，是否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能否虚心学习海内外前贤的研究成果，是我们能否登堂入室、窥得堂奥的必备初阶，这也是现在的硕、博士论文开头必须有学界成果综述的缘由所在。
二、史料功夫
史学是实证科学，任何一个论断，只有在获得充分完备的史料说明时，才会有生命力。因此，治史者没有不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梳理功夫的。如对两宋摊丁入亩的研究，在《中国经济史》（第五卷）与《唐宋变革期研究》两本拙著中均有相当篇幅述及[13]。上世纪80年代，我在阅读宋代史籍的过程中陆续发现，宋代也有不少地方在按农户的受益面积均摊水利工程所需的材料和人工；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徭役转化为代役税，而代役税的征收依据是依农户资产高低、田产广狭为等差。这引起我的警觉：从杨炎两税法，中经明代“一条鞭法”，清初“摊丁入地”，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传统社会的赋役征取结构，有一个从双轨制（同时按人头和田亩征取赋役）向单轨制（人头税和徭役逐步消亡，单征田亩税）演进的明显趋势。但从杨炎两税法到明中叶“一条鞭法”这800年中，是否存在人头税和徭役向田亩税归并的趋势却无人论及。如果说，晚唐五代因藩镇割据而致两税法的良法美意无法推广，金元时期因周边游牧部落入主中原打断了原先赋役结构演变的发展逻辑，那么至少两宋300年还是个明显的“缺环”。如果两宋时期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趋势，就应说明其原因何在；如果存在，那就必须以史料为据，说明其存在的种种表现。为此，笔者从无意识地碰到此类材料，立即转入到有意识地搜集此类材料。结果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宋会要辑稿》、宋人文集和宋元方志中找到数百条相关材料，再经爬梳分类，发现宋代的确存在着摊丁入亩趋势。第一个表现，部分力役转化为代役税，代役税同时向田亩税归并；第二个表现，尚未转化为代役税的那部分力役，转而依据税额、物力、户等摊派；同时还在身丁钱的征收、支移向脚钱的转化以及残存兵役的派发中发现若干旁证。也就是说，这个课题不仅题目是从阅读史料中发现的，而且这个课题的证明也是靠史料的逐步充实来完成的。笔者的经验是，万字篇文章约需100张卡片来支撑，当然最后写入文章的只五六十条。事实上，在研究过程中经常碰到一些问题，虽有感觉或曰想法，但迟迟不能动笔，史料不足征之故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从来就是任何一项历史研究都绕不过去的原初出发点。无史料则无史学，因为你无法展开证明过程。广搜史料并善用史料，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必备功夫。
三、理论素养
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还要时刻关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进展。大而言之，史学研究涉及历史进程的各个方面，因此必须借助社会科学的各种分析工具，方能够鞭辟入里，火眼金睛，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此谓之创新。小而言之，研究中国经济史，也必须借助经济学理论的相关原理和方法，方能把握经济深层的脉动，掘发出传统社会经济演进的趋势和规律来。总起来说，史学研究决不能自设藩篱。只有努力实现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才会有助于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如拙文《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14] 以评价宋代经济发展水平为任务，但此前已有漆侠先生《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15] 及其弟子姜锡东《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问题（笔谈）——宋史部分》[16] 相继发表。漆侠先生总结了百年来学术界关于唐宋变革期的各种学说，认为从唐代的农奴制向宋代的租佃制过渡是唐宋变革期的最主要变化，而宋代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古代经济的最高峰。从他的论证可以看出，他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形态学说，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特色。姜锡东认为，如何评价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水平，方法上要进行纵向和横向的两种比较，标准上要引入劳动生产率这个核心指标。依照这个标准评判，姜锡东认为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中国古代经济的顶峰。强调劳动生产率标准，抓住科学技术、劳动工具、人均产量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其实就是强调经济的绩效、效率。由此可见，姜锡东的学理资源来自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知识。而拙文的写作，则是以约翰·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为依据，希望深入到劳动生产率的背后，去发现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的方向；同时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试图找到推动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体制因素。也就是说，笔者借用的是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和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的学说。
约翰·希克斯在1969年发表了《经济史理论》[17]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第二年他藉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现代经济在本质上是市场经济，而在此之前则是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什么叫习俗经济呢？比如说村社共同体，如农村公社，按照远古沿袭下来的习惯，耕地是公共的，“三年一换土易居”，这就是村社共同体下的习俗经济模式。习俗经济再往前发展一步就是指令经济，比如说西欧的领主采邑制。采邑制度下，领主指派农奴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劳动者依照指令行事，这就叫指令经济。在希克斯的经济理论中，指出了人类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从习俗经济中间经过指令经济，发展到现在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是交换。市场就是交换的场所，有交换行为发生的地方就有市场。为什么要进行交换？因为交换背后有劳动分工，分工意味着每一个劳动者不可能用自己的劳动产品直接满足自己的所有需要。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劳动分工？而且劳动分工在其演进过程中为何会越来越发达呢？因为分工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不同劳动者可以发挥各自的技术专长，以便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来。交换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那就是它可以增加社会财富和个人的效用。而社会分工则使劳动者的效率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财富越来越多，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
但是，笔者认为约翰·希克斯的这个反映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有推进的余地。现在我们要问，推动经济体制从自然经济向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坚持生产力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推动自然经济向交换经济前进的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笔者把希克斯所指出的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命名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从封闭的自然经济、习俗经济、指令经济逐步发展为大家能够进行平等交换的一个开放经济体制。现在我们再加上一个变量，那就是“生产力的演进方向”。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什么？就是人类的劳动手段，从开始的手工劳动，使用木石工具，然后变成铜器，变成铁器，再变成耕犁，然后变成联合收割机，演进到了机器生产。将生产力演进方向设置为横轴，以手工劳动和机器生产为正负区间；将经济体制演进方向设置为纵轴，以封闭体制和开放体制为正负区间。于是，评价经济发展的标准就成为一个两维的模型，如下图所示：
从这个图示中可以看到，最早的经济体制是古代自然经济——既是自然经济，又是手工劳动，我们把它命名为古代自然经济，主要是以农业经济为主，这是在第三象限。由封闭体制往开放体制发展，这就进入了第四象限，演进到第二步。这时仍然是手工劳动，但是由于科学技术获得一定水平的发展，已经发明了用畜力推动的水车、发明了陶车等一些简单机械。生产力发展了，越来越多的产品能够有剩余，可以投放到市场中去。市场化生产的目的就是出卖劳动产品，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就叫做原始工业化经济。在原始工业化经济阶段，它还是手工劳动，虽然有了简单机械，但是没有经过工业革命，没有蒸汽机作为动力。然而，在经济体制上它却是开放的，其特征是以市场为导向。原始工业化经济再推进一步，就进入到现在的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从生产力来看，是机器生产；它的经济体制也是开放的，是为市场进行生产。
这样，通过对希克斯理论的吸收和创新，加上了一个生产力坐标，于是我们对人类社会各个经济体的演变方向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评价标准则更为准确。人类的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第三象限到第四象限，再到第一象限，亦即从自然经济到原始工业化经济，再到现代市场经济。附带说一句，若是封闭体制下的机器生产模式，则属于现代的计划经济，它处于第二象限，其弊端已经为我们所熟知。这样，一方面借用希克斯的经济体制的演进理论，再加入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发展的理论资源，两者的结合就变成了上图这样一个两维的经济发展模型。这个模型告诉我们一个结论，那就是人类经济从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经过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始工业化经济，迈向机器生产和开放的市场经济，这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普天之下，概莫能外。因此，评价一个经济体是否先进，不能仅看这个经济体规模的大小。经济体大不一定就先进，经济体小也不一定落后，若是经济体有活力，小可以变大，比如英格兰的发展；反之，大的经济体亦可以衰退，就如近代门槛前的清朝中叶。评价的标准应该是：哪个经济体更靠近机器生产，更靠近开放体制，哪个经济体就更加先进。比较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应该从这个根本之处入手。
用这样的标尺来衡量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我们就会看到，宋代经济和汉唐经济最重大的一个区别，除了租佃制普遍以外，就是工商业文明因子的成长，这是把握宋代经济和汉唐经济不同的最根本最要害之处。宋代商业的繁荣，工商业城市的兴起，海内外市场的扩大，纸币和商业信用的出现等等，都表明在宋代东南六路的一些区域经济中，出现了原始工业化经济的发展趋势。宋代因为更加靠近开放体制（明清在大部分时间内闭关锁国）、更加靠近机器生产（明清因人口增长幅度超过耕地增长幅度而更多地依赖手工体力劳动）而在实质上比明清更先进；尽管从经济总量上看，明清超过两宋，但从劳动生产率看，明清很可能不及两宋。
当然，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借助相关经济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的同时，必须能够回到中国的历史实践中去，真正地与“地气”相接。离开了对中国古代丰富的经济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单纯依靠所谓先进的理论工具，得出的研究结论必然是似是而非，只能成为“套帽子”的学问——注解式的史学研究。如果理论工具的应用与史料的使用成为两张皮，那就绝不可能揭示出纷繁复杂的历史本真，自然也无法为我们今天的经济活动提供有益的建议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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