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贫困生涯的转折点与反贫困干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转折点论文,生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反贫困战略的转型及干预活动的问题
中国的反贫困作为一种战略提出是在1984年。反贫困的主流模式到今天已经改变过数次。从扶贫的模式来看，经由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到变成今天的扶贫到户和以人为中心（注：国内同行中有人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扶贫政策的特点概括为“更倾向于以人为中心的扶贫方式”，并认为这是与1985年以前依靠总体经济增长缓解贫困，1986年～1995年前后靠政府干预的开发式策略扶贫相区别之处。见沈红“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评述”，《中国扶贫论文精粹》上，中国扶贫基金会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67页。）的过程。而从针对的单位来说，则经历了以县为单位到以村为单位的变化。从扶贫的主体来说，则从国家和国际援助机构等外部组织，通过自上而下的介入为主，变为多元主体的参与式扶贫为主的模式。此外一种变化是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聚集于某个地理区域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注：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当前的贫困人口仍然以集中分布于某些边远的地域为主，例如西南的石山区等。见世界银行：《中国战胜贫困》。），贫困人口的大多数变为以地域分散的“插花贫困”和社区内的个别贫困为主（注：按中国的统计数据从1994年到2000年，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九降低到百分之三，贫困人口减到3000万的水平。也就是说实现了中国政府的“在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苦人口的温饱问题”的目标，见李周，中国扶贫基金会编，《社会扶贫中的政府行为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49页。）。在此过程中有三个特征正在日益突显出来，它们是：扶贫干预措施及其活动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以农户/个人为中心，越来越强调被扶持对象的主动参与。
本文提出的问题正是以上述反贫困战略的当前方向：即以人为中心的参与式扶贫为背景，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式也是针对这一反贫困的新路径目前存在的问题而发的。例如，虽然强调自下而上和赋权的参与式扶贫已经成为主流的话语，但是在扶贫实际活动中，自上而下的路径仍然是主要的操作模式。其次，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干预活动更经常体现为以现代性假设和工具理性为价值的规训和管制穷人的措施（注：如理想的小额信贷活动便具有工具理性为语境的规训色彩。）。这些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经常体现为管制穷人，而非帮助穷人脱离贫穷(如果将贫困当作一种社会地位来理解的话)。我们意识到以上问题的出现是与反贫困/发展领域一直是多种知识话语和不同利益群体争战的地方有关。简单地说在实践层面的问题经常是由于不同的中介或操作者根据自己的行动事项( agendas) 选择和决定的结果，这种选择不一定是反贫困知识-政策的制定者所期望的。但是在撇开反贫困作为意识形态和权力利益纷争的状况不谈，我们认为在实践层面，即使是强调以人为中心，以规范的参与式为范式的反贫困活动也有着干预活动非动态的和信息滞后的毛病。
概括起来讲，以下几点是一般的反贫困活动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一，贫困户确定的准确率不高（注：例如丽江县的政府登记贫困户与通过社区参与评估的实际贫困户之间错位率为20％～30％。）。其二，贫困指标是外部性指标，不能反映贫困的个别性和地方性特征。这种以统计性的纯收入/支出指标来衡量贫困的做法，不能反映当前贫困的地方性和相对性特征，更不能反映贫困的社会地位性特征。其三，反贫困措施的滞后补偿。贫困户的确定和反贫困干预措施，一般都给人以非历史的印象，好像贫困是永远如斯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因此不关注“时间”因素。在实践层面也是“贫困户”/贫困地区经常一定多年不变，而且干预经常是马后炮式的，不能反映和应对贫困发生的动态性，因此措施和干预活动的到位也常常是滞后的。贫困户确定的错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种马后炮式反贫困引起的。其四，引发贫困而非减轻贫困。一些反贫困干预起到与反贫困目标相反的作用（注：这方面比较明显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流行的将扶贫贷款供给企业，然后由企业雇佣穷人打工。此外一些地方搞的以落实草原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措施也有诱发贫困的效果。此外如以管制穷人为核心的反贫困措施则具有固化和建构贫困的社会控制效果。）。
二、贫困转折点干预：假设和验证
1.贫困转折点的提出：学术背景及假设
我们根据多年的反贫困经验，总结和反思过往的反贫困路径和模式后，不仅发现以上提出的问题，而且开始思考针对这些问题的可能解决办法。贫困生涯转折点干预的设想就是这种经验反思和理论探寻的结果。
贫困生涯转折点说法虽然以前没有理论提到过，但它的提出绝非空穴来风。“转折点”及其对贫困生涯建构意义的灵感可以说是来自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关于生命历程( life course) 建构与转折点研究的启示。例如社会学家Glen Elder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运用生命历程分析的概念来研究三十年代大萧条一代人的人生生涯。后来人类学家Caroline B.Brettell将Elder的方法用来研究人生建构与转折点的关系。她在研究性别建构与人生转折点的关系时，讨论移民、结婚或成家和财产继承这样三种人生转折点对于葡萄牙人(特别是乡下人)的性别建构的意义。笔者最近对一个云南农村社区的研究则将个人生活历程与社区事件和宏观社会背境相接合，讨论以村落社区为生活框架的家庭和家庭成员的生活历程。笔者的讨论将该社区内一些人的贫困生涯(以经济性和社会边缘性的双重贫困者为例)建构与其家庭-社区事件的历程与历史时间的交汇相联系。此外我们注意到英国的一个研究小组最近也提出了从生命历程的路径来研究贫困和社会排斥的建议（注：这一从生命历程路径来研究社会排斥和贫困的建议与本文的观点平行相通。见Caroline Dewilde:" 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on social exclusion and pover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54 Issue No.1( March 2003) pp.109～128.）。
基于以上这些研究和发现，我们假设：贫困(指个人/家庭层面)是一种与特定人生转折点相联系的人生建构过程。贫困生涯的建构与其他的人生历程：如女性生涯、成功者生涯、英雄生涯甚或盗贼生涯等等的建构相似。也就是说，个人/家庭的贫困生涯也是由特定的历史时间、社会时间（注：社会时间是指特定社会或社会语境下对人生转变时间的规范性预期。Elder," Families and lives:Some developments in lifecourse studies" ,引自Brettell," Gendered Lives" ,op.,cit.,p.S47.）和家庭时间等因素的交汇而建构的。如果套用Elder关于人生历程研究应该注意的“三个时间性交互依赖的重要方面”的话来说，贫困生涯的建构也有类似的三个重要方面：第一，在贫困生涯建构中，个人/家庭/社区的事件经常作为步入贫困生活的转折点出现。第二，特定社会语境下的人对人生的转变(包括贫困的进入)有着规范性的界定和预期。这种界定和预期具有建构贫困生涯的作用。换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人们总是将某种特定转变的出现定义为“贫困”，然后以规范性的预期来再定义和解释贫困生涯。第三，贫困生涯的建构是由特定历史时间、社会时间和家庭时间等因素的交汇而成的。
以上关于转折点对人生历程(包括贫困生涯在内)建构的影响意义，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表述则很好理解。例如，我们所说的转折点其实就是一些人生的“坎儿”。一般人在评价别人遭遇这种人生的坎儿(转折)时会说：“不知道他/她这回能不能越过这道坎儿”。而中国古话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就是讲人生的转折点与规范的或社会期望的人生建构的道理。一个人在三十岁时，应该成家立业了，这是一个人(特别是男人)成熟的转折和标志。如果到三十岁这样一把年纪还是光棍一条，仍然没有像样的职业，那么就可以说人生不成功了。贫困可以说就是越不过人生遭遇的坎儿，就是其生命历程中的转变不符合规范的“做人”预期。
除了可以从生命历程建构与转折点关系来看转折点与贫困生涯步入的关系外，社会学中关于越轨生涯建构的研究也能得出类似的假设。从社会控制研究的意义上说，贫困就是一种社会越轨。社会学社会控制理论中的标签学派从符号互动论出发，提出越轨是社会控制本身的产物。参照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将贫困的建构视为首先由“个人/家庭/社区事件遭遇”而步入的状态(相当于初级越轨)，然后在个人/家庭与其他人和条件因素的互动中进一步牢固化或标签化(相当于次级越轨阶段)的社会地位。
以上关于贫困生涯的建构和贫困“标签化”过程的假设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生涯状态的建构。在贫困建构中体现了多重权力、利益和文化关系的相互介入、对话、斗争和适应。其中有全球性的发展工业话语及其系统的进入，有特定地区或国家的行动者为政治/经济利益而做出的回应和相应的对属地内某些居民的状态定义、分类、确认和解释，也有特定的地方性和特定个人为了生存而作的选择和接受。第二，贫困建构虽然是如此复杂的生涯建构过程，但总是体现为一种内于时间的“进入”和“步出”的状态(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相对的和社会性的状态)。因此，贫困生涯(对于一般人来说)是经由某种人生的“转折点”进入的。由此，可以将“转折点”作为进入贫困和贫困生涯建构的一个重要变量提出来。这种转折点既可能是个人的偶然性遭遇，也可能是个人/家庭在特定历史时间下遭遇的事件。总而言之，从站在反贫困项目设计和操作者的立场来说，针对转折点的适时干预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避免许多人/家庭/社区转入“贫困”陷阱(标签)的计划。我们因此将这种贫困生涯建构和相应的干预设想称为：贫困转折点干预。除了以上学术研究的结果以外，我们在过去的反贫困实践中也发现扶贫对象——穷人及其所属的社区民众，对于贫困的建构和反贫困干预有着他们独特的理解，他们对于贫困的理解也与上述学术性的发现是相吻合的。
2.人生转折点与贫困的建构：参与性贫困评估的发现
在最近两年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丽江的母婴项目区进行贫困评估时，我们发现农民在解释贫困户确认不准确的原因时，除如一般想象的那样会抱怨基层官员“照顾关系”之类的“腐败”外，认为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的贫困登记一定数年，例如在丽江，最近一次确认是1999年，不能反映农民生活动态变迁的实际。例如一个村的村长是登记的贫困户，此人被选为村长是2000年。自从当上村长，他的个人月工资就有450元(为国家发给)，一年便有5000元农业收入之外的收入。
农民自己是如何评估贫困呢？我们发现，农民在评估贫困时，往往采用一种动态的“影响预测”式和确定人生转折点式的评估来描述贫困。例如，他们将可能在最近要生孩子者或可能将有孩子上学者未来可能的困难作为评估穷富的标准。在这种评估中，农民一般将这些家庭事件的出现当作一个家庭步入贫困的转折点。事实上贫困户也经常使用人生转折点的方式来描述自家的贫困原因和贫困历程。例如在笔者最近主持的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贫困评估中，参与评估的穷人一般都要描绘自己的贫穷是“自从某一年家里某某得病以后，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等等。
从表1农牧民参与制定的贫困指标系列也可以看出贫困与转折点的联系。例如农牧民一方面将“疾病”、“家庭中不能劳动者增多”和“其他需要大笔资金的家庭事件”等视为一个普通家庭“贫困”的标志，另一方面也将这些事件出现当作一个家庭陷入贫困状态的转折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地区，例如在丽江和青海一般农民都认为，穷的原因包括：家中出现上学(特别是上中学和大学)的子女，或出现生病老人，或新分家等。
表1 社区性的贫困指标(根据在科尔沁草原的贫困评估资料)
1 疾病表现为家庭成员有长期疾病，残疾或突然性灾难
2 极少牲畜
贫困户一般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牲畜，如没有耕地大牲畜和其他大牲畜，
只有5只左右的小牲畜
3 没有浇地的水井
没有水井浇地，在同样年成产量比有水浇地的低一半，在旱年别无收成
4 家庭中不能劳动者多 家有上学的学生(特别是供养中学生，一个在旗里上学的学生需要1万
元一年)或无劳力的小孩和老人多
5 其他需要大笔资金的家庭事件 最近有婚丧嫁娶方面的家庭事件发生。结婚要2万元钱。
6 不善于生产经营安排 1-5是贫困户和其他村民共同认定的贫困指标，可以看出主要是经济性
的指标。6和7则是其他村民对一部分贫困户的看法。
8 严重缺粮
(调查地区约有一半农户缺粮，最穷者可以缺8-10个月)
9 缺劳力
10 住房比较差
11 欠高利贷
12 将地出租给其他人，自己出
13 家庭人均年消费支出在700
这一指标为外部性指标
3.贫困指标、穷人的分类与转折点
在丽江，我们在进行贫困评估时，请农民将村落内的贫富排序后，将结果张贴上墙，请评估者和旁观的村民解释贫富的原因，并给出具体的指标。按照他们的意见，村中富裕户一般为家中有人在外当干部的，家人为村干部、老师或做生意的。穷人一般是家有上学子女，或生病老人，或残疾，或新分家者，或孤寡老人，或懒惰，或“老实”(不精明)者。有些农户符合其中一项条件，有些则兼有数种情况。由这种社区成员参与的贫困评估结果可以看出，乡村社区内的贫困可以分为两类：个人/家庭/社区事件遭遇性穷人-经济性贫困为主；社会结构性穷人-社会性的边缘人。
除这两类贫困外，我们发现农村社区内部还有另一类穷人：即孤寡老人或残疾不能劳动者。他们是社会保障/福利的救助对象。用一句外来发展专家的话来说，他们是“非工作穷人”( non-working poor) 。非工作穷人中既有经济性贫困者也有社会性贫困者，或者两种特征都有者。
表2 穷人的分类
工作穷人指标
非工作穷人指标
经济性贫困 1、2、3、4、5、8、9、10、11、12、13
孤寡老人、长期疾病或残疾者
社会性贫困 2、3、6、7、10、13
将贫困分类与前表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个人/家庭社区事件遭遇性穷困的指标主要包括除6和7以外的其他指标；社会结构性穷困的指标首先主要是6和7这两项指标，此外还包括一些其他指标，例如2、3、10和13等。
值得指出的三点是：其一，指标6和7是社区中其他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看法。这两项指标带有社会歧视的意味，它们标志着这部分人是社区内的边缘人。其二，其他贫困指标更多的是与经济性的困境相联系的，而且与其标签相关联，个人/家庭/社区事件性贫困是与贫困转折点相联系或由某一转折点事件引起的。例如：家庭成员遭遇病祸(特别是长期病)是一个转折点。由于有长期疾病，家庭中不能劳动者增多，导致劳力丧失，使粮食短缺，因此无力修缮房屋(在科尔沁草原正常情况需要每年修一次)；由于需要大量资金，只好借高利贷(约4～5分利息/年)。其三，社会结构性贫穷的特征(以6和7为例)与其标签相关，看上去具有结构性或文化性背景。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结构性背景的贫困特征经常也是以偶然性的具转折点的因素为诱因的。要了解这种关系需要对一个农村社区作比较长时段，包括数十年和几代人的生活历程观察才能获得（注：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而从这种长时段观察可以发现，一些步入贫困的穷人家庭由于长期不能脱离贫穷，其余生只好“认命”为穷人，其子女由于这种贫穷文化的影响和教育机会缺乏等等则更陷在贫穷之中不可自拔。因此如果在步入贫穷的转折点之时，能够有适当的干预措施“拉人一把”，则有不少人将可免除贫困。
如果用以上关于贫困户的分类来对照的话，可以说丽江和科尔沁草原个案村(嘎查)中的贫困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50％以上)属于个人/家庭/社区事件遭遇性贫困。
以上贫困分类与卡罗琳-摩塞的脆弱性框架( vulnerability framework) 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摩塞认为贫困人口的问题主要是抵御风险的脆弱性。按照摩塞的定义，脆弱性是指在面临不断变化的环境时，个人、家庭和社群生活的无保障性和敏感性，而其中也包含了他们在不利的变化情况下，对他们面对的风险所持的应对力和活力。她认为脆弱性与“贫困”之不同处在于“贫困”常常是静态的，而脆弱性则是动态的。脆弱性框架的关注研究重点是穷人抵抗风险和损害的资产能力。其基本评估框架包括五种指标：劳力，一般认为是穷人最重要的资产；人力资本，健康状况(影响到人们的工作能力)、技能和教育水平(决定其劳动的报酬)；生产性资本，土地、农业机械牲畜对农民，住房对城市贫困人口最重要；家庭关系，将收入集中、分担消费的机制；社会资本，依据社会关系产生的信任，社群内部和家庭之间进行的互助。
脆弱性框架与转折点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前者是外部专家的“远经验”的类型化表述；后者是基于社区成员的“近经验”和认知的类型化与远经验对话基础上提出的。
4.贫困生涯转折点与历史时间(宏观社会经济架构和政策等)的关系
以上关于贫困转折点和贫困生涯建构主要是关注个人/家庭层面的事件的影响，事实上从农牧民的角度评估，贫困生涯的进入经常是与宏观的历史时间或社会语境变迁相联系的。例如，根据我们在科尔沁调查的一个嘎查(相当于村)的资源历史趋势变化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贫穷者只有嘎查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贫困户比例则增加到三分之二左右。我们问村民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趋势，回答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很多农户不善于自己经营，因此落在别人之后。这样的贫困比例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贫困”增加，即贫富悬殊加大，因为在同一阶段从村民的角度来看生活是在逐渐改善。因此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制度性变更是社区层面相对贫困增多的转折点。与此相关的其他历史时间因素包括草原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开始退化(主要是随着载畜量的增加)。值得指出的是从社区成员的角度来看，人口变化并不是一个诱发贫困的因素。从历史趋势来看，被调查嘎查的人口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增加的并不多。
对多种贫困诱发因素的分析来看，在社区层面，个案社区的贫困主要是一种社会性的相对贫困。其进入的转折点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社区成员间的贫富差别拉大（注：目前关注贫困的注意力已经转向“改革”以来的政策影响与贫困的关系方面。例如Sarah Cook," After the Iron rice Bowl:Extending the Safety Net in China" ,in S. Cook Naila Kabeer and Gary Suwannarat,Social Protection in Asia.New Delhi:Har-Anand publications Pvt Ltd.,2003, pp.61～2.）。其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牧业的形成，使牲畜的需求扩大，并导致草原的退化。在此过程中一部分人家的牲畜数目大大超过其他一般的人家，从而处于市场的优势地位。在丽江我们被村民告知，最近的一次导致社区层面贫困转折的历史时间因素(国家政策)是20世纪90年代末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全面禁伐)，这一政策的实施导致大批农民返贫。
笔者对云南一个农民社区的历史研究也表明，该社区内的一些贫困户的生涯的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开始的。这些人在公社时期属于村中的中等户，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由于不善于经营，再加上其他个人/家庭事件的影响(如分家后老人无人照顾等)，最终陷入贫困。
以上由学术理论假设和经验研究的发现两方面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到贫困转折点在反贫困中的意义和设想可能的针对转折点干预措施方面来。虽然我们的研究和假设是依据有限的地区所作的有限的调查得出的，但是这一贫困转折点干预假设可能适用的范围却是比较大的。可以说贫困转折点针对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分散在各个农村或城市社区中的“插花贫困”（注：贫困转折点假设同样可以在城市贫困中得到验证。例如“下岗”对于很多城市工人便是步入贫困的转折点。），是那些由于遭遇个人/家庭而转入的贫困，那些由于历史时间性因素(如国家的政策和宏观经济框架改变)的影响而导致的贫困。例如在丽江的两个项目村(社)进行的贫困评估结果表明，有21％和25％的农户属于社区成员认定的“贫穷”。在科尔沁草原的两个嘎查(其中两个艾里)进行的类似评估，则发现有38％和17％的农户属于贫困。而如前所述在贫困户中有一半左右属于个人/家庭/社区事件遭遇型的。此外应该指出：其一，这种贫困评估是定性的研究，是社区成员主观评价的结果，因而“贫困”是相对的，是比较其他社区内农户而言的；其二，这两个地区属于国家级的贫困地区(同时也属于生态项目，如退耕还草(还林)实施的地区)，因此贫困面比一般的地区可能要大。
三、结论
以上研究和发现可以导出如下结论：
第一，贫困是一种个人/家庭/社区的生活历程的建构过程。第二，贫困的生活历程的进入和步出是体现为一些个人/家庭/社区事件与历史时间交汇的转折点。第三，一些(当然不是全部)步入贫困生涯的转折点是可以预测的和可以避免的。第四，适当的反贫困干预措施和机制可以通过预先干预或及时反应，使个人/家庭/社区避免贫困转折点的影响，从而避免进入贫困。
根据以上发现，我们可以设想一些适当的针对贫困转折点的干预措施。这些干预活动的适用范围和干预的可能特征如下：第一，反贫困救助的地区既可以是贫困人群集中的地区(在此社区性或更宏观的事件是贫困建构的主要转折点，如封山育林或退耕还草、禁牧等政策实施)，也可以是插花贫困的社区(在此个人/家庭事件遭遇更可能是步入贫困的转折点)。救助的目标应该以“个人/家庭/社区事件遭遇性贫困”为主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第二，干预机制应该反映出社区为本的“预测性、灵活性评估”特征。例如应该将贫困确定的权力交由社区来做。应该以确定贫困转折点和干预转折点为反贫困项目的主要关注。应该将反贫困干预行动从马后炮式和错位式干预变为预测性和及时反应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