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与超越——对“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重新解读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意义论文,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1982年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提出毛泽东研究中的民粹主义问题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始终伴随着争论，甚至爆发过激烈的争论。这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界也是一个比较奇特而令人关注的现象。那么，毛泽东究竟有没有民粹主义思想？民粹主义到底只是俄国独有的历史现象，还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会问题？民粹主义有没有进步意义？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 问题的由来及争论的过程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历史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1982年，他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一书中称：“民粹主义的影响成为毛主义的解释马克思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 80迈斯纳的这一观点被西方其他一些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所认同，如施拉姆、莱文、沃马克、史华慈等等，他们中有的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民粹主义+道德主义+斗争哲学”；有的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执着地追求民粹主义，是在一个7亿人口大国里进行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此外，日本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存在民粹主义倾向，“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2] 30-34。
此后，国内亦有知名学者认为毛泽东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例如李泽厚先生认为：“民粹主义的理想和革命战争时代军事共产主义的成功，使毛泽东总怀念供给制，赞赏大锅饭，要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希望从分配、消费上来实现共产主义。总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构成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3] 195-196朱学勤在《民粹主义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认为：“近现代中国思潮有两种倾向，‘以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西化思潮与洪秀全、章太炎、鲁迅、章士钊、李大钊、梁漱溟、毛泽东为突出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毛泽东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过来’。”[4] 到20世纪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办公室胡绳先生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他认为“毛泽东曾染过民粹主义色彩”。比如说，毛泽东的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5]。胡绳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激烈争论，把国内“民粹主义”研究推向了高潮。论战主要以支持胡绳先生一派和支持沙健孙先生反对胡绳的一派。三十多年来，论战的双方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胡绳的观点发表后，首先遭到了沙健孙先生的反驳，他先后发表《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3期）、《一个至关重要的全局性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中流》1999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评胡绳教授对毛主席的批判》（《中流》1999年第12期）等文章，反驳胡绳的观点。沙健孙与胡绳之间的争论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不少学者卷入了这场争论。其中对胡绳持批评态度的有黄如桐的《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若干问题的讨论》（《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岂容否定》（《中流》1999年第4期），范庥的《能够这样论证吗？》（《中流》1999年第4期）、丁冰的《评三种否定社会主义的谬论》（《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1期）、金台生的《“民粹主义帽子”的由来》（《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2期）、章德峰、彭建莆的《再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兼与胡绳同志商榷》（《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吴敏的《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1期）、周宏的《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等。赞成胡绳观点的文章主要有何诚的《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王也扬的《也评毛泽东的“一张白纸”说》（《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何秋耘的《清澈与幽深交融——读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林蕴晖的《论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林庭芳的《应当尊重胡绳教授的原意》（《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胡岩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2期）、《对民粹主义问题争论的评论》（《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邱路的《请放下你的棍子——质疑沙健孙教授对胡绳先生的批判》（《百年潮》2000年第1期）、温璋平的《岂能如此曲解？》（《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张明军《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党史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期）等。双方就毛泽东是否染有民粹主义色彩及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争论。
纵观这些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他们存在着些许不完美之处。鉴于此，笔者立足于中西学者现有的研究成果，总结其优缺点，探讨研究“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一个新视角——“两种释读，三个阶段，三个意义”，即从解释国内外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两种释读方法出发，参照胡绳与列宁对于民粹主义的理解，辩证地、历史地、动态地重新解读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并阐释研究的历史意义、借鉴意义和当代价值。
二 “两种释读”——“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探源与新解
对于当今国内外关于毛泽东和民粹主义的争论，我个人认为他们首先没有理解民粹主义是什么，他们都以个人所理解的含义来定位民粹主义，与本来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界定不一样，因而得不出对于“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合理的解释，最终没有再现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那么，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呢？很多国内外学者一般把民粹主义追溯到俄国社会，并将之泛化，运用于中国社会。不可否认，民粹主义在19世纪的俄国最典型，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导致俄国农民纷纷破产，遭受农奴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双重压迫与剥削，一批农民的知识分子自命为“人民的精粹”，掀起了到民间去的拯救人民运动，他们把俄国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认为俄罗斯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并且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相比，更容易过渡到共产主义，“民粹主义”由此而来。所以，原意为“人民主义”或“农民主义”，是 19世纪60到70年代产生于俄国代表农民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俄国的民粹主义是俄国特定社会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意义，不能简单地把俄国的民粹主义来诠释其它国家的社会现象。
概括地说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大体上有两种——广义和狭义上的理解，狭义的民粹主义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深刻揭示，而不是一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一种学说；而广义的民粹主义应是指一个国度在其不发达时期或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农民社会向近代的工业社会过渡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印度、美国、英国、德国等）对现代化批判反思而产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潮，他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了社会下层劳苦人民大众的利益与愿望。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被18、19世纪的英国出现的民粹主义倾向思想家和18世纪后期法国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出现的赫德、穆勒等人，还有20世纪东方各国如印度、日本和中国出现民粹主义的“沃土”所证明。
那么，相对于民粹主义的两种释读，对“毛泽东和民粹主义”的理解方式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理解方式是把俄国民粹主义作为典型，把毛泽东在某个具体阶段的言行与俄国民粹主义所具有的特征相类比，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而广义的理解方式，主要是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来看，分阶段客观地考察毛泽东是否染有民粹主义的倾向，虽然毛泽东在某个历史阶段受民粹主义的影响，并且不自觉地犯过类似于民粹主义的错误，但是，客观上，毛泽东还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处于狭义理解方式上的，主要是西方学者，如施拉姆、迈斯纳、沃马克等，还有日本学者，他们所理解的民粹主义过于狭隘，大多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毛泽东与俄国民粹主义进行比较。虽然这些比较的方法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科学的。如迈斯纳认为，“在毛泽东的心态中还有许多其他特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的，例如：毛泽东对职业专长的敌视，他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不信任，他的极端反官僚的倾向，他的反城市的偏见，以及他那种为革命的英勇牺牲的浪漫情感”[1] 86-88，日本学者永野英身把毛泽东与巴枯宁作类比，断定毛泽东是个民粹主义者，而不是马列主义者。他说：“毛泽东说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与巴枯宁的‘农民是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是一致的。甚至他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与巴枯宁说的‘只有人民自发的行动，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是相似的。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路线。”[2] 30-34施拉姆认为：“毛泽东1919年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表明毛并不特别关心农民，因此他不是狭义地而是广义建立在人民大众基础上的民粹主义者。”[6] 36总的看来，他们在对“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理解上显得比较狭隘，对民粹主义理解和本来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界定也不一样，加进了许多他们自己对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解，并且不加区分地把它和毛泽东思想相比较。
广义的理解方式主要是以列宁和胡绳为代表，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这样指出：“俄国民粹主义的实质在于它是‘以小生产者的观点’来代表‘生产者的利益’，而它的根源就在于小生产者阶级在改革后的资本主义俄国占有优势的地位。”[7] 120
20世纪初，列宁在与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民粹派进行思想论战中指出，所谓民粹主义，是指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西欧病”，竭力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调俄国传统的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俄国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把农民村社看作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好的东西；把知识分子看作超越社会阶级利益表达的自主阶层，能够领导农民避开或者说跳过资本主义，在村社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体系。列宁在这里论述的是俄国的民粹主义，但如果撇开其中所包含的俄国社会的一些具体的特性，列宁的论述也揭示了民粹主义的普遍实质：一种在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小农、小手工业者的破产情绪和落伍者的哀鸣。这种思潮虽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弊病，但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加以比较，企图凭借他们浪漫化了的小生产者的传统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按照他们“选择”的道路进入“理想社会”。列宁在指出民粹主义反对历史进步属性的本质的同时，也指出了民粹主义包含着一些进步意义：它批判了资本主义；它蕴涵着高涨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热情，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斗争愿望。由此看来，列宁对于民粹主义的理解是广义的，从而揭示得比较深刻。国内持这种理解方式的主要以胡绳为代表，他认为，“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封建经济，也就是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并不是说俄国民粹派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那时也许我们党内很多同志并不知道俄国民粹派；而是说由于中国革命在广大农村内进行，大多数党员是农民出身，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党内容易产生实质上类似于俄国民粹主义的倾向。……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在一定的时期内，他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8]
当然，胡绳认为毛泽东建国后由于自己的理想主义超越现实存在所犯的错误，而介定其为“曾染过民粹主义色彩”，这种说法有些不太妥当。更为确切的说，毛泽东晚年不自觉的染上了类似于“民粹主义”的色彩，其实晚年的错误更确切的是由于理想主义与现实存在的失衡而导致的。
三 “三个阶段”——“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历史阶段性厘清
石仲泉先生说：“评价历史事件是一个标准（或比喻为及格标准），总结经验教训又是一个标准（比喻为优秀标准）。”[9] 我理解这话的意思是：评价历史事件应立足于当时，不能以现在的认识来检查过去的事情。因此，我们在认识毛泽东这一历史人物时应该把他放入具体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认为毛泽东“是”还是“不是”民粹主义者。我们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动态地厘清“民粹主义”是否对毛泽东有影响。不妨从三个阶段上去把握毛泽东是否染有“民粹主义”的因子。第一个阶段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这个时期毛泽东受到时代思潮中民粹主义的影响毫不奇怪。由于近代中国是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下缓慢开始近代化历程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加剧了社会转型的痛苦，中国也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沃土。列宁指出，中国人“在完全离开俄国、离开俄国经验和俄国著作的情况下，向我们提出了纯粹俄国的问题”，中国人的议论，“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10] 120。具有忧国忧民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大同”理想的熏陶，自然也出现了用传统农业文明来批判西方工业文明的民粹主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孙中山为代表的“主观社会主义”，章太炎、章士钊的国粹主义、梁漱溟的新儒家，以及工读新村主义、平民教育主义，等等。年轻的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热心于工读新村运动，1919年还列出了详细计划，希望通过新式学校教育，创造出新人，组成新家庭，联合成新村，并不断推广，进入一个理想的社会[10] 454。因此，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受民粹主义的影响，处于思想的转型时期。诚如，美国学者魏斐德先生认为的，“毛泽东在1919年编辑了他的一本刊物《湘江评论》，并发表了第一篇重要的政治性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虽然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还处在一个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和民粹派的阶段。”[11] 212既然毛泽东在1919年还处于深受俄国民粹派影响下，那么说明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以前还是具有一定的民粹主义倾向。第二个阶段是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到1949年以前。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调反对民粹主义。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开展军事工作的同时，就注重从思想上改造农民：“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2] 275
《新民主主义论》构成毛泽东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理论，因此研究毛泽东这一时期是否带有民粹主义思想，主要看《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民粹主义的。在这段时期，党内曾出现过“民粹主义”的思想，其理论就是表现为超越新民主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理论所折射出来的“民粹主义”色彩与前面提到过的俄国民粹派所认为的“俄罗斯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并且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相比，更容易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民粹主义”观点是如出一辙。因此，毛泽东学习了列宁的批判方法，在理论上吸取了列宁的思想，表现出彻底的唯物主义史观信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在1944年8月给秦邦宪的信、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1948年7月《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1948年薄一波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1948年9月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中，针对党内的民粹主义倾向进行的批判中得到证明。其中，他在给秦邦宪的信中说：“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12] 276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发表《论联合政府》的重要报告，他在此前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作的说明中指出：“报告中……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广大的。”[13] 282后来毛泽东在七大开会时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其中提到“民粹派的思想”，他说：“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13] 286后来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又指出：“我们赞成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平均主义。谁要提倡绝对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14] 292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及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丝毫没有染上民粹主义，其新民主主义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毛泽东在这段时期不但没有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
但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第三阶段——社会主义时期，这时由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表现为“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转到社会主义时期主要表现为对待农民的态度和忽视生产力水平，急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此时的毛泽东也由先前的丝毫没有染上“民粹主义”思想变为不自觉地染上了类似于“民粹主义”色彩。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上。1953年宣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相当长的时期”是指人民共和国最初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和这以后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共18年。但事实上，1956年已经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整提前了11年。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认为，在中国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已经具备。但他在论述所说的条件时，没有半个字提到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必不可少的前提——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他反复强调的一个条件只是所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此后的许多文章中，毛泽东多次谈到“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样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以批评那些“不相信广大人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人。很显然，如同民粹主义者美化俄罗斯农民一样，毛泽东把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表现拔高了、理想化了。还有，当农业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国家工业化还在发端的时候，认为通过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另外在1958年后毛泽东宣扬的“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思想、“认为越穷越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认识”[15]，以及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鼓励知识青年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这些思想说明毛泽东晚年染上了类似于俄国式的“民粹主义”色彩。
同时，我们应当承认毛泽东在晚年错误的时候，对于道德标准和历史标准在掌握上存在着矛盾。他正确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能坚持历史标准的第一，用生产力标准来评判历史，使道德标准服从历史标准；在他犯错误的时候，往往过分强调道德标准的作用，偏重从道德观念来看待历史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道德因素在他的思想中占了很大比重。这影响了他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作出正确的估量，也影响他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力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仅凭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不成熟所犯的错误，而定义毛泽东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这种看法失之简单和片面，更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 “三层意义”——当代研究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价值归宿
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当今社会的意义或者说是价值归宿。李君如先生在他的文章《学习毛泽东，也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中说：“毛泽东思想对我们今天新的实践的指导作用，无非具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毛泽东的思想及其论断对我们今天的实践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如‘统筹兼顾’思想；另一种情况是，毛泽东当年处理问题的一些思想和做法，虽然与今天我们研究的问题不同，有不同的针对性和对象，但对我们仍然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对我们解决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有重要的启迪。”[16] 因此，对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比较研究具有直接和间接的社会价值，具有当代启示效应。具体来说具有以下三点：首先，从历史观角度看，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毛泽东与民粹主义，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有历史意义。应该明确的是，毛泽东终其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民粹主义者，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但像毛泽东这样伟大而又复杂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几十年，既经历重大胜利和伟大理论创造，同时也遭到挫折和有理论失误的历史人物，他一生的思想呈现出多种色彩应该是正常的，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对于西方的学者的观点要正确的看待，事实上，“他们喜欢用毛泽东或其他领导人在某种特定场合，针对每个特定的话题来猜测他们的思想具有某种‘潜流’，并把中国革命与这种‘潜流’主观的挂起钩来，而不去研究他们一贯的基本思想”[17]。还有一些国内的学者，把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混淆起来，一概认为不要贬低毛泽东，硬说毛泽东一生都是正确的，没有失误，这也不合理。因此，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及其思想。我同意胡绳先生在《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的观点，“毛泽东至少在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即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上鲜明地反对民粹主义”[8]。而对于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我个人认为，在其早年由于受民粹主义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的一些学者，主要是卢梭思想的影响，而不自觉的染上了类似“民粹主义”思想，并进行了一些社会实践。
但是，根据很多史实证明，毛泽东自从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发现了民粹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危害，并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加以批评。因此，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是对中国农民及党内自发滋生的民粹主义思想始终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对于中国建设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主要是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化程度，导致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犯了类似于民粹主义的错误。因此不能笼统地认定毛泽东是一位民粹主义者。
其次，从毛泽东思想研究来看，民粹主义是一种参照系，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有借鉴意义。说毛泽东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实质上影响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具有消极意义。但是就毛泽东本人，特别是其晚年而言，在实践中是有失误的，这些失误与民粹主义具有相似性。我们现在对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想认识其失误发生的原因，可以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这也是胡绳先生的初衷，“作为毛泽东思想这个体系而言，是没有染上这个色彩的。”[8] 因此，为了更好的研究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始终注意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划分开来，更不能借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早就被毛泽东反复批判过的民粹主义联系起来。否则，就会在理论上陷入误区，重犯历史性的错误。
最后，从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启发意义来看，了解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区别，就能更好的认识毛泽东思想，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意义，理解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有关政策的正确性，并且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必须而且首先进行生产力建设的重要性。在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胜利以后，回顾起来，有很多的失误，但是在这三十年间，“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决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这种提高不但不是真正的提高，而且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阻碍作用。”[8]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领导的党中央在路线方针上作了重大调整，把中心任务放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要的地位，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指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允许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的存在并施行“一国两制”以及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
所有这些都是积极合理地利用资本主义，以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到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深化了生产力理论，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现今社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也是强调生产力的建设，要求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性，保证生产力发展的合理性，有效性。所以，通过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经济制度中为主体，坚持生产力发展，以不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有必要防止类似于民粹主义的偏向，即防止以为好像不需要再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以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比较高级的阶段的倾向；防止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而不知道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重要性的倾向。
所以我认为，学习、认识毛泽东思想，以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的完整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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