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的朝班、官品和位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廷以“若干石”的禄秩为官僚等级来衡量官大官小，曹魏末年又出现了九品官品。北魏孝文帝进而把九品官阶析分出正从上下，而南朝梁武帝不甘后人，也创建了十八班等级。北朝隋唐都有考课进阶制度，位阶制是与考课制和军勋制密切相关。官员所进之“阶”，构成了一种从属于个人的位阶。
风起于青萍之末。南北朝趋于严密化的阶级制度，并非凭空而来。在魏晋创立九品官品前后，官僚等级管理中已经广泛使用“阶”以及“位”、“等”、“级”一类概念了。征诸史料，它们都有双重意义：配合禄秩与官品，更细致地区分官职等级；衡量个人官资，用作官僚迁转之依据。南北朝的官阶析分、北朝的考课进阶，其实在魏晋时代就萌芽了。
本文以魏晋为中心而兼及南朝，考察位阶制的产生、其应用方式，其与禄秩和官品的关系。对研究官僚等级制的发展史，以及后代迁阶进级的资格制度之渊源，这个工作应有裨益。有时文中因史料所限而只能借助推测，但显示疑问所在以俟高明，也算令研究推进几步了。
一、汉代朝班的等级功能
作为位阶之“位”，与朝位盖有密切关系。朝位概念在先秦就已萌生了，它既是具体的朝堂席位，也有了抽象化的官员位次的意义。（注：《周礼·秋官·朝士》：“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三槐”、“九棘”都相当于是朝位。又《左传》昭公十一年：“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禬，带有结。会朝之言，比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杜预注：“著定，朝内列位常处，谓之表著。野会，设表以为位。”可见春秋的朝位已颇受重视，不仅朝廷上有“列位常处”，即令“野会”也要“设表以为位”。进而其时也有了抽象化的“位”之概念。《左传》成公三年谓晋国的中行伯“其位第三”，即在中军帅及中军佐之后；成公十六年谓郤至“位在七人之下”，时郤至为新军之佐，列在上中下三军将佐及新军将之下；又襄公二十六年子产自谓“臣之位在四”，其时子畏为郑国上卿，次子西，次良霄，次子产。又襄公三十一年，郑国大夫公孙挥以善辨列国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知名。）汉魏朝位为谒者所掌，负责在朝会时引导百官各就其位。（注：《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谒者仆射，秦官也。自汉至魏因之。魏置仆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安作璋、熊铁基先生认为：“两汉以后的官品之制，即由朝位制度发展而来。”朝位排序和官秩高低是相应的，当然也因官制变迁，及兼官、特进、监临等附加条件，有一些变通办法。（注：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5年版，下册第462页。又，孟祥才先生亦有同样意见，见《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3卷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章第3节“三、秩俸与朝位”。）宋人徐天麟曾开列一份西汉官员的朝位班序。（注：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三七《班序》，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84页以下。）这份班序虽来源不明，参考价值还是有的。刘邦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叔孙通定朝仪，安、熊二先生认为，这就是汉代朝位制度的起源。此外汉初还曾为十八位最显赫的功臣侯排定位次，高后又将位次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功臣侯。其时所定“位次”，也就是朝位的位次。（注：汉高帝封功臣侯，约始于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参看《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列侯毕以受封”，约在汉十二年，《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讫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复诏丞相陈平尽差列侯之功，录弟下竟。”《汉书》卷三《高后纪》：高后二年诏“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陈平亦言“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可见“位次”与“朝位”是一致的。）王莽也曾“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注：《汉书》卷一二《平帝纪》。）。
除了较大规模的更定朝位，王朝还经常针对个案加以微调。例如《续汉书》卷二五《百官志二》注引《献帝起居注》：“建安八年，议郎卫林为公车司马令，位随将、大夫。旧公车令与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自林始。”这次调整并未涉及禄秩，但却改变了诸官的相对地位。又如《艺文类聚》卷四六引《李郃别传》：“博士著两梁冠，朝会随将、大夫例。时贱经学，博士乃在市长下。公奏以为：‘非所以敬儒德、明国体也。’上善公言，正月大朝，引博士公府长史前。”这是东汉邓太后专政时的事情。博士比六百石，市长秩四百石，公府长史千石，那么“博士乃在市长下”、“引博士公府长史前”的位次，都与禄秩不相一致了。类似事例，安作璋、熊铁基二先生也举出了一些。
由此可见：第一、朝位大致依于禄秩，但也不总与禄秩一致；第二、调整朝位就等于调整资望，朝位隐隐构成了禄秩之外又一级差。在高官部分朝位尤其重要，因为汉代禄秩至中二千石而止，在此之上只是大略分为“上公”、“公”及“上卿”几级，同时列侯、关内侯和将军都没有相应秩次，（注：《汉书·百官公卿表》及《续汉书·百官志》都不叙将军禄秩。《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只说前后左右将军位上卿、金印紫绶，但未记其禄秩。御史大夫也是上卿，银印青绶，也未叙其禄秩。中二千石以上官员当然都有俸禄，将军也有俸禄。《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定令，令票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但有俸禄并不等于有秩名，后者不止是一份俸禄，还是一个由“若干石”名目构成的尊卑等级，它在法令中明确系于某官之后，这才是本文意义上的“禄秩”。《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娙何秩比中二千石，容华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司马贞《索隐》引《汉旧仪》：“皇后为婕妤下舆，礼比丞相也”，“娙娥秩比将军、御史大夫。”婕妤比丞相或列侯，娙娥比将军、御史大夫或比中二千石，容华比二千石的情况，也反映了中二千石以上无秩可称，只能举官号以明之。
《艺文类聚》卷四八《骠骑将军》引韦昭《辨释名》：“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秩皆比三公。辨云：此三将军，秩本二千石。”（又见《太平御览》卷二三八）韦昭曾作《官职训》、《辨释名》以考官爵，事见《三国志》卷六五《吴书·韦曜传》。但韦昭之说至少不能视为汉制，没有什么证据说明汉代“此三将军秩本二千石”。我们认为秦汉禄秩的性质原为“吏禄”，主要是面向吏员的；战国秦汉间“将军”非吏，所以虽有俸禄，但其等级并不以禄秩为称。
《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后汉官秩差次》，比二千石一级中列有“都护将军”，二千石一级中列有“度辽将军”，似乎后汉将军有禄秩等级。但实际并不这样简单。首先来看都护将军。查《续汉书》卷二四《百官志一》注引《魏略》：“曹公置都护军中尉，置护军将军，亦皆比二千石，旋军并止罢。”这大概就是《通典》之所本。按都护将军已见于东汉之贾复，护军将军已见于西汉之韩安国，都属“事讫皆罢”的杂号将军，与常设将军者不同。又《魏略》所说乃“都护军中尉”与“护军将军”，并非“都护将军”，疑《通典》误将二官缀成一职。而且此事已在汉末曹操之时，其时这种将军以禄秩为等级，未必能视为汉廷经制。
其次再看度辽将军。《续汉书》卷二四《百官志一》：“明帝初置度辽将军，以卫南单于众新降有二心者。后数有不安，遂为常守。”注引《汉官仪》：“度辽将军，孝武皇帝初用范明友。明帝永平八年，行度辽将军事；安帝元初元年，置真。银印青绶，秩二千石。”按《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八年（公元65年）三月：“初置度辽将军，屯五原曼柏”；冬十月，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可知度辽将军是很特殊的，它因是“常守”，而与西域校尉、护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相类。何天明先生认为东汉度辽将军不止是官号而已，而且是一个“建制”，其说是。参看其《两汉北方重要建制“度辽将军”探讨》，《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此外还可参看廖伯源《东汉将军制度之演变》，《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14页以下。所以这都护、度辽二将军之有禄秩，不足以推断其他将军。
东汉末年及曹魏以下，将军号开始大量增殖，大约就在此时，出现了以禄秩定将军尊卑的做法，如都护将军、护军将军“比二千石”之类。）它们与百官的相对地位也要借助“位”来确定。
首先来看诸“公”。《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太师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三位“上公”的位次由此而定。至于三公，则存在着太尉居首、次为司徒、次为司空的排序，这还构成了升迁次序。若班次低者代理班次高者，则用“行”字，如司徒行太尉事。（注：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林剑鸣先生的《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下册第355页）中曾说：“阿附梁氏的无耻官僚胡广，则由太尉升为司空……”这个误解来自疏于三公班次：由太尉转任司空，应该视为降官。）
其次来看将军。《续汉书》卷二四《百官志一》：诸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注引《东观书》：“窦宪作大将军……位次太傅。”又《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宪威权震朝廷，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诸将军与公卿的相对地位，也是依朝位而定的。
继之再看列侯。《续汉书》卷二八《百官志五》：“旧列侯奉朝请在长安者，位次三公。”所述较简。另据《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光与群臣连名奏王，尚书令读奏曰：丞相臣（杨）敞、大司马大将军臣（霍）光、车骑将军臣（张）安世、度辽将军臣（范）明友、前将军臣（韩）增、后将军臣（赵）充国、御史大夫臣（蔡）谊、宜春侯臣（王）谭、当涂侯臣（魏）圣、随桃侯臣昌乐、杜侯臣屠耆堂（以下为九卿，略）……”这个“以次上殿”之朝位排序，应该同于奏疏中丞相、诸将军、御史大夫、列侯、九卿之排序。（注：在西汉有些诏书中，“御史”列在将军之前。如《汉书》卷一○《成帝纪》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诏：“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部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同书卷六八《霍光传》：“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我想这是因为御史大夫职副丞相，与丞相职类相近，在议政时地位优先，故诏书连类叙于一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银印青绶之官朝堂站位在金印紫绶的将军之上。故据《汉书·霍光传》等，以将军居御史大夫之前。）《续汉书·百官志五》又谓：“中兴以来，唯以功德赐位特进者，次车骑将军；赐位朝侯，次五校尉；赐位侍祠侯，次大夫。其余以胏附及公主子孙奉坟墓于京都者，亦随时见会，位在博士、议郎下。”注引胡广《汉制度》：“是为猥诸侯。”
仅据以上材料已可得到西汉如下排序：丞相、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前后左右将军、御史大夫、列侯；以及东汉如下排序：太傅、大将军、三公、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列侯特进者、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五校尉、朝侯、大夫、侍祠侯、博士、议郎、猥诸侯。通过朝位，无法以禄秩确认地位的诸公、将军、列侯等等，便各就其位，秩序井然了。《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九月：“以太祖为大将军”；冬十月，“于是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辞，以大将军让绍。天子拜公司空，行车骑将军。”袁绍以太尉为耻，是因为依东汉制度，三公班在大将军之下；曹操见势不妙，便把大将军让给袁绍以为妥协。
朝位既是个具体的朝堂席位，也是个抽象的等级。比如说，地方官平时肯定不在京师，并不经常参与日常朝会，但刺史、守、相也有其位次。《汉书》卷九《元帝纪》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春：“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郡守、国相均二千石官，从禄秩看二者平起平坐，谁也不比谁矮一截儿，从位次看高下遂判。又，汉代朝会本有“文东武西”惯例。叔孙通所定朝仪：“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注：《汉书》卷四三《叔孙通传》。又如《汉书》卷七六《尹翁归传》：“悉召故吏五六十人，（田）延来亲临见，令有文者东，有武者西。”）由于文武东西各自成列，列侯、诸将军居右，丞相以下文官居左，因而从朝会场面说，就不该有“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或“侍祠侯次大夫”一类文武混同的排序，大将军、骠骑将军的席位不会恰在丞相之后，侍祠侯的席位也不会恰在大夫之后，因为他们不在一行而分列东西。那么来自朝会座次的班位便已抽象化，升华为一般性的尊卑等级了。
二、朝班与官品的创置
魏晋以下，朝位依然是官位尊卑的重要标尺。魏文帝黄初四年杨彪“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见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注：《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续汉书》。），这个具体的朝见位次，确认了杨彪的个人地位。执政者经常对位次上下加以调整。例如汉代皇太后卿在正卿上，曹魏改在九卿下，晋朝复在同号卿上。（注：《通典》卷二七《职官九》。）太后三卿与朝廷九卿大约都在官品三品，位次进而区分出它们的彼此尊卑。又如大司马、大将军与三司的相对位次，魏晋间也有过不止一次的调整变动。（注：《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在汉代，由于中二千石以上的官位及将军、列侯等无法依禄秩以别高下，那么在禄秩的这个空白区中，朝位的作用简直就可以视同官品，它很可能就是魏晋官品的来源之一。
南朝刘宋时有一场关于宗王班次的讨论，可以反映朝班排序合于“官次”。事见《宋书》卷五七《蔡廓传》，“时疑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朝堂班次”。中书令傅亮认为：“扬州自应著刺史服耳。然谓坐起班次，应在朝堂诸官上，不应依官次坐下。”御史中丞蔡廓则认为：“扬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复无明文云皇子加殊礼。……皇子出任则有位，有位则依朝，复示之班序。”皇子是否拥有超越官次的特殊席位，看来历朝并无统一规定，以至傅、蔡二人各执一端。但由二人所论却可看出，一般情况下朝堂“坐起班次”是“依官次坐下”的，朝堂班序大致即是官品中的官次。
在如下一点上，魏晋官品与朝位非常相似：朝位以“居前”和“居后”定尊卑，而魏晋官品也以此来确定同品官职的地位高低，看上去这确实很像对朝位的模拟。《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叙梁代十八班制时有言：“以班多者为贵，同班者则以居下者为劣”；叙将军号时亦云：“转则进一班，黜则退一班，班即阶也。同班以优劣为前后。”《隋书·百官志上》所叙陈官品，州郡长官在“加督”或“加都督”时，不仅官品要上调一级，而且还要特别注明进在某品某官之下。类似情况又如《魏书·官氏志》所载北魏孝文帝《职令》，对诸将军在“加大”的规定，也具体到了“次某官下”。“同班以优劣为前后”的做法，其实也是官品的运用原则，这已被学者用来考订史事了。例如祝总斌先生曾以如下事例，论证《魏官品》并不是曹魏前期制度：常林由尚书迁少府，而《魏官品》中九卿班次在尚书之后；高堂隆由侍中迁光禄勋，而《魏官品》中侍中班次在九卿之前。（注：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155页。）
较之禄秩，朝位对官品的影响显然要大得多。在“以优劣为前后”上，官品与朝位显然一脉相承；禄秩等级却不具有这个特点，相同禄秩的官职并无高下之分，不能通过前后排序确定官位尊卑。官品只有九级，禄秩却有十七、八个级差，假若官品来自禄秩的话，不当骤然变得如此疏简。而且禄秩等级与官品并不对应，同品之中含有不同禄秩，同一禄秩又可能出现于官品的不同等级。魏晋时新创官品而不废禄秩，二者并行直至南朝末年。官品高低既不决定俸禄多少，官品便更多偏重于其他礼遇，而朝位就是礼遇的一个体现。具体的朝位当然会因场面变化而不等于抽象品位，可能出现特殊情况，比如汉代有“三独坐”、“绝席”，西晋有“公品第一，执珪，坐侍臣之上；特进品第二，执皮帛，坐侍臣之下”（注：《太平御览》卷二四三注引《晋书百官表》。），“侍臣”得居诸公与特进之间，等等。又如刘宋的宗王座次是依本封与还是依官次，可能有不同取舍。也并不是所有列入官品的官员都能跻身朝会、拥有朝位。可我们毕竟看到，朝位的排序与官品的排序，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对某些官职和位次，新创的官品甚至直接承用了朝位的排序。如前所述，汉代禄秩等级至中二千石而止，所以高于中二千石的丞相、三公、诸将军、列侯等等均无秩次；还有一些诸侯和将军看上去低于中二千石，但并没有禄秩明示其等级。对禄秩的这些空白区域，朝廷大抵以朝位定尊卑的；而世入魏晋，这些空白区全都被纳入了官品之内。兹据前述西汉和东汉有关位次，将其与《魏官品》的相应安排比较如下：
西汉位次东汉位次魏官品
丞相（三公）太傅 黄钺大将军
大将军 大将军三公
骠骑将军三公一品 诸国王公侯伯子男爵
车骑将军骠骑将军 大丞相
前后左右将军车骑将军 车骑、骠骑、卫将军
御史大夫列侯特进者 二品 诸四征四镇大将军③
列侯卫将军诸征镇安平将军
九卿② 前后左右将军 诸县侯爵
五校尉 三品 龙骧将军
朝侯 征虏将军
大夫 辅国将军
侍祠侯宁朔、建威等将军
博士四品 诸乡侯爵
议郎 鹰扬、折冲等将军
猥诸侯 五品 诸亭侯爵
②《西汉会要》卷三七为这一层次的官职提供的排序不尽相同，录此以供参考：
诸侯王 相国太师
太傅太保丞相
大司马 御史大夫大将军
列将军兼官 特进列将军
列侯奉朝请……（此后有就国侯、高密等侯、关内侯杂于诸官之间）
③《通典》卷三六《魏官品》第二品原作“诸四征四镇车骑骠骑将军、诸大将军”。参考同书卷三七《晋官品》第二品“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的记法，《魏官品》实应作“车骑、骠骑、卫将军”及“诸四征四镇大将军”。“诸征镇安平将军”在第三品，加“大”则进至第二品卫将军以下。《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秋七月诏：“以征东大将军胡遵为卫将军”，征东大将军即在低于卫将军的“诸大将军”之列。）
很容易看出，昔日处于禄秩空白区的那些官职、封爵和将军，在《魏官品》中都获得了明确的品位；《魏官品》对它们的安排，几乎就来自昔日朝位的承袭调整。
《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魏元帝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三月注引《汉晋春秋》：“晋公既进爵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豈并诣王。豈曰：‘相王尊重，何侯与一朝之臣皆已尽敬，今日便当相率而拜，无所疑也。’祥曰：‘相国位势，诚为尊贵，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豈遂拜，而祥独长揖。”
试以这条记载，观察班位是如何向官员转变的。《魏官品》第一品的排序是“黄钺大将军、三公、诸国王、公侯伯子男爵”，三公位在“诸国王”之上。不过到这年的夏五月晋王司马昭才“奏复五等爵”，列有五等爵的《魏官品》又当出于其后，而王祥不拜晋王司马昭事在三月，也就是说在《魏官品》之前。玩王祥语义，他强调三公地位虽低于诸王，但也不过是低下“一阶而已”，从朝位说二者“班列大同”，还没有卑下到要“相率而拜”的份儿上。这三公低诸王一阶应是汉魏旧制。而《魏官品》以“班列大同”为基础，便把三公、诸王与黄钺大将军、五等爵、大丞相等列为第一品；当然同品仍有阶次之差，三公转居诸国王之前，变成了高诸国王一阶。昔日的班、位之次，就如此这般地演化为官品，以及官品之内的位阶了。从属于“位”的有关礼遇，也顺理成章地转而从属官品，例如服制。（注：《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玄传》：“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餙镂之物；自是以下，杂采之服，通于贱人。”这是齐王曹芳正始年间的事情，“科制”可能是指曹魏《新律》。当时官品尚未创制，三公、列侯、大将军的次序显然是依据班位的。这是《魏官品》晚出的又一证据。至西晋服制便转以官品为等差了。《太平御览》卷七一八及卷八一六引《晋令》：“六品已下，得服金钗以蔽髻”；“第三品已下，得服杂杯（？）之绮。第六品已下，得服七采绮”；“第六品已下，不得服罗绡。”又《艺文类聚》卷八五：“第六品已（下）不得服今缜绫锦。”《北堂书钞》卷一三六：“第七品已下始服金钗，第三已上蔽结爵钗。”《晋令》四十篇中第七篇曰《服制》，上引“晋令”当在《服制令》内。服制从依班位到依官品并不会造成太大变动，因为官品排序系由班位变换而来。）（至于晋王司马氏为何肯让三公居己之上，以我小人之心度其君子之腹，他是故作谦逊以刁买人心吧。）
三、位阶与职类
魏晋创立官品之后禄秩不废，新创官品又与位阶并用，这样官员等级就骤然复杂化了。所以要了解此期官员等级制度的话，除了禄秩和官品，还不能把位阶制度置之度外。
西晋之时，李重就有“百官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的批评，将之视为“理之大弊”，并发出了“今宜大并群官等级，使同班者不得复稍迁”的呼吁。（注：《通典》卷一六《选举四》。）由此可知，汉魏以来尚较简略的百官等级，至西晋时变得分外复杂了。李重说：“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补台郎，亦经（径）补黄门、中书郎，而今皆数等而后至。众职率亦如此。”（注：《太平御览》卷二○三引《李重集·杂奏议》。）按郎中比三百石，尚书郎约三百石，尚书侍郎四百石，品级相去不远，故有“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以郎中迳补尚书郎之制。（注：参看《续汉书》卷二六《百官志三》及注引蔡质《汉仪》。）曹魏时的黄门郎、中书郎大约也是四百石。（注：《北堂书钞》卷五七《秘书丞》引王肃《论秘书表》：“秘书丞郎俱秩四百石，迁宜比尚书郎，出宜为郡”；“武皇帝初置秘书，仪依御史台。文帝屡有优诏，丞郎之选，位次比黄门郎。”秘书郎与尚书郎俱四百石，故秘书郎“迁宜比尚书郎”；秘书郎位次又比黄门郎，黄门郎之秩也应该是四百石。以此类推，中书郎亦应四百石，同于秘书郎、尚书郎、黄门郎。）所以“以散官（即郎中）补台郎，亦迳补黄门、中书郎”并不奇怪。但西晋时就不同了，郎中八品，尚书郎六品，黄门郎、中书郎五品；此外又有先经东宫官方得为尚书台郎的制度，而东宫太子洗马官品第七；还曾一度规定不经县令不得为台郎，所谓“晋朝设法，不宰县不得为郎”（注：参看拙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174-176页。）。那么仅从官品看来，这条升迁路线就已增加了好几个阶级，昔日一蹴而就的黄门郎、中书郎，“而今皆数等而后至”了。
西晋潘岳曾说自己“八徙官而一进阶”，李善谓“一进阶”“谓徙怀令为尚[书]郎也”（注：参看《文选》卷一六潘岳《闲居赋》及李善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上册第289页。），即由七品县令迁为六品尚书度支郎。所以中村圭尔说这里的“阶”是个与官品相涉的概念，是正确的。（注：中村圭尔：《初期九品官制にぉけゐ人事について》，《中国贵族制社会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年版，第84页。）要是从禄秩看，怀令约为六百石，尚书度支郎却是四百石（注：据《续汉书》卷二六《百官志三》，汉制尚书令千石，仆射、尚书六百石，左右丞、侍郎四百石。这个禄秩规定很可能一直沿用到晋、宋以至南齐。《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尚书令千石，仆射、尚书六百石，丞、郎四百石。”观上下文，所述应为晋宋制度。又《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尚书令，秩千石。……食俸月五十斛。”《北堂书钞》卷六○《吏部尚书》：“《（晋书）百官表注》云：（吏部）尚书一人，秩六百石，掌选举事。”《艺文类聚》卷四八《职官部·尚书》：“《齐职仪》曰：尚书六人，品第三，秩六百石。”（又见《太平御览》卷二一二《职官部·总叙尚书》）《初学记》卷一一《吏部尚书左右丞》：“自汉魏以来，品皆第六，秩四百石，梁加品第四，秩六百石。出《齐职仪》及《五代史·百官志》。”由此推测，梁以前尚书令一直是千石，尚书六百石，尚书左右丞四百石，均同于东汉。推测西晋尚书郎，禄秩依然四百石而已。），这不但不是“进阶”，反倒是降秩了。进一步说，同品之中还有更多的阶级。刘颂基于“官久非难也，连其班级，自非才宜不得傍转”，在做吏部尚书时“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注：《晋书》卷四六《刘颂传》。）。主张“大并群官等级，使同班者不得复稍迁”的李重，也推崇这“选例九等”。推测刘颂的“九班选例”，应该就是一种以九品官品为依归，合并了一品之内各种不必要的阶次，从而大为简捷化了的等级安排。（注：可参看中村圭尔《初期九品官制にぉけゐ人事について》的有关论述，第83页。）这“九班选例”在西晋未能得到施行，但在十六国后赵却成为经制，（注：《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六臣注文选》，下册第932页。又《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吏部选举，可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选毕，经中书、门下宣示三省，然后行之。”）显示了十六国官僚政治反倒富于活力。反过来看，“九班”的不成功努力证明了当时的阶级繁多。
魏晋官品与汉代班位一样，都通过居前、居后及“班同”、“位视”等手段，来确认同品官资之高下。但这“阶级”还不简单等同于官品中的诸官排序，因为不同职类的官位间又各有其承接关系。宫崎市定、中村圭尔对此期东宫官的官序曾有排比（注：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宫崎市定全集》第6册，岩波书店1992年版，第174页以下；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研究》，风间书房1987年版，第2章“九品官制にぉけゐ官历”，第239页以下。），我们以此为基础，略加补充订正，举例说明上述问题。首先看史料：
晋太子詹事有中庶子、庶子各四人。局拟散骑常侍，品第五，班同三令四率，次中书侍郎下。（《唐六典》卷二六《太子左春坊》）
（晋）四率，各丞一人，服视左右卫将军，品第五，位同中庶子。（《唐六典》卷二八《太子左右卫率》）
第五品：给事中 给事黄门 散骑 中书侍郎 谒者仆射 虎贲中郎将 冗从仆射 羽林监 太子中庶子 太子庶子 太子家令 太子率更令 太子仆 太子卫率……（《通典》卷三七《职官十九·晋官品》）
一般说来，“局拟”是指官职类别可相比拟，“班同”意指等级相同，“次某官之下”则低下一位。第1条材料说中庶子、庶子“班同三令四率”，那么可以认为太子中庶子到太子卫率共同一位；然而它们又都“次中书侍郎下”，那么从第3条材料看，这就把谒者仆射、虎贲中郎将、冗从仆射、羽林监四官“绕”过去了，这四官并不构成卫率到中庶子诸官的迁升之位。
再看如下材料：
晋太子门大夫，局准公申（车）令，班同中舍人。（《唐六典》卷二六《宫门局》）（注：按，《太平御览》卷二四七谓太子门大夫“班同中书舍人”。然而从太子门大夫、太子中舍人第六品，而门下中书通事舍人第七品来看，太子门大夫是不会“班同中书舍人”的，应以“班同（太子）中舍人”为是。“中舍人”被误为“中书舍人”还有一例。《宋书》卷四○《百官志下》：“中舍人，四人。汉东京太子官属有中允之职，在中庶子下，洗马上，疑若今中书舍人矣。”中华书局本于此无校。按此处所言“疑若今中书舍人”中的“书”字应系衍文，本来应作“疑若今中舍人矣”。证以《通典》卷三○《职官十二》：“中允，后汉太子官属有之。……其后无闻。宋齐有中舍人，是其职也。”其末句即当本于《宋志》原文“疑若今中舍人矣”。《宋志》衍“书”字当在《通典》成书之后。）
晋惠帝在储宫，以舍人四人有文学才美者，与中庶子共理文书。至咸宁二年，齐王冏为太傅，遂加名为中舍人，位叙同尚书郎。其后资渐高，拟黄门侍郎，班同门大夫，改尚书郎下。（《唐六典》卷二六《太子中舍人》）
第六品：尚书左右丞 尚书郎 治书侍御史 侍御史 诸督军粮 奉车驸马骑等都尉 诸博士 公府长史司马 从事中郎 二品将军及诸大将军特进都督中护军长史司马 廷尉正监平 秘书郎 著作郎 丞郎 黄沙治书侍御史 诸护军长史司马 水衡典虞牧官典牧司盐都尉（太子门大夫（注：除了这个“太子门大夫”外，后面还列有一个“（太子）门大夫”，二者必有一衍，当以后者为是，此处应删。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万有文库十通本《通典·晋官品》中，后一“门大夫”与前面的“太子侍讲”连为一官，作“太子侍讲门大夫”。钱仪吉《三国会要》犹承其误。王文锦等点校《通典·晋官品》（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05页）对前一“太子门大夫”无说，对后一“太子侍讲门大夫”只是注云：“北宋本、明抄本无‘侍讲’。”吕宗力《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所附《晋代职官品位表》删掉了前一“太子门大夫”，将后文的太子侍讲与门大夫断为二官（第872页），是正确的处理。而宫崎市定、中村圭尔根据前一“太子门大夫”排定班次（《六朝贵族制研究》，第242页），则是不正确的。）） 度支中郎将校尉都督 材官校尉 王郡公侯郎中令 中尉 大农 王傅师及国将军 诸县置令秩千石者 太子侍讲 门大夫中舍人……（《通典》卷三七《职官十九·晋官品》）
上引第2条材料末句“改在尚书郎下”的“改”字，《职官分纪》作“次”，作“次”于义较长。可矛盾也由之而生了：太子中舍人原来“位叙同尚书郎”，“资渐高”了之后反倒“次尚书郎下”了，这好像于情理不合。我想也许《六典》编撰者叙二事误倒其序，正确的事序原应如下：中舍人原来“次尚书郎下”，“资渐高”了之后才得以“位序同尚书郎”。设若其说不误，那就意味着最初尚书左右丞及尚书郎为一位，太子侍讲、太子门大夫及太子中舍人为一位；后来中舍人改为“位叙同尚书郎”，便提高了一位而与尚书郎并列了。无论如何，太子侍讲、太子门大夫和太子中舍人这三官曾经“次尚书郎下”，而这时候从《晋官品》看，它们与尚书郎还间隔着从“治书侍御史”到“诸县置令秩千石者”好大一堆官职呢，然而它们跨越诸官而直承尚书郎，与尚书郎的位差仅止一个位次。
再看如下材料：
晋……太子洗马八人，掌皇太子图籍经书，职如谒者，局准秘书郎，品第七，班同舍人，次中舍人下。（《唐六典》卷二六《司经局洗马》）（注：宫崎市定把此文中的“中舍人”引作“门下中书通事舍人”，并排出了“太子洗马—尚书曹典事—门下中书通事舍人”的升迁路线；中村圭尔对此虽有怀疑，但仍沿用了这个排序，并多次把“中舍人”理解为“中书舍人”。但这做法没有什么证据。查《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中舍人，……在中庶子下、洗马上。”那么请看：《唐六典》说太子洗马“次中舍人下”，《晋志》则说中舍人在“洗马上”，两方恰好相互印证，显然都不关“中书舍人”什么事。按中村氏的排比，太子洗马与其上面的一个位阶“中书舍人”同处七品，只隔着一个“尚书曹典事”而已；但照我看来，七品的太子洗马的位次上接六品的太子中舍人，其间隔着一大堆官职呢。）
（太子舍人）晋十六人，品第七，班同食官令，在洗马下。（《职官分纪》卷二八《舍人》。按，这段文字被认为是《唐六典》的佚文。）
第七品：……太子洗马 太子食官令 舍人……（《通典》卷三七《职官十九·晋官品》）
第3条材料《晋官品》所列“太子食官令、舍人”，原作“太子食官令舍人”，二官误连为一事。太子洗马与太子舍人在第七品中列在一处，因此可以说二者“班同”；但从更细微的区分看，太子舍人仅与太子食官令“班同”而已，却不能与太子洗马比肩并列，是“在洗马下”的。进而，第七品的太子洗马“次中舍人”下，而太子中舍人在第六品，洗马与中舍人间隔的官职达20多个，然而它们在跨越这一大堆官职之后，依然以次相接。
由上看来，晋代的“阶级繁多”情况是相当复杂的。首先，官品的各级中存在着居前和居后的排序，学者时常用这种排序观察某官官资，指出某官在“第几品第几位”；进而，一品之中还可能有若干官职构成的不同位次；最后，各个位次的上下承接还与职类有关。就中村圭尔等学者已提供的官序和官历来看，若把其中所有细节都勾画出来，那图景可能就像印刷电路板似的错综交织。
其实汉代已有类似情况了。如《晋书·职官志》、《通典·职官三》及《唐六典》卷八说汉魏符节令“位次御史中丞”，然而御史中丞秩千石，符节令秩六百石，其间还相隔着比千石一级，可是在朝位上二官却以次相接。徐天麟提供的汉代班序，也不直接等于各官的迁升阶梯。比如说，六百石治书侍御史之高第者既以补治书侍御史，又以补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出为二千石守相。这便形成了一种位次和一条仕途；又如尚书郎初上台为守尚书郎，中岁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剧迁二千石或六百石刺史，公迁为县令，这构成了又一种位次和又一条仕途。汉代迁升阶梯大约仍是较为简捷明快的，从晋人感叹本朝“阶级繁多”，就能体察出西晋情况已与汉朝有异。这“阶级繁多”也许可以看成官僚制度精致化的表现，然而晋代的政论家对“百官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却头痛不已，他们更倾心于较为简捷的行政等级和迁转秩序。
四、增位与进阶
以上所讨论的“位次”、“阶级”，都是与官品相互为用的辅助性等级，但这并不是“位”、“阶”的全部意义。除作为行政等级外，此期“位”、“阶”还有第二个意义，就是用作从属于官僚个人的资位。试论如下。
首先看一些“增位”材料。《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十一月魏文帝即位：“封爵增位各有差”；卷三《明帝纪》太和五年（公元231年）七月：“以（诸葛）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卷四《高贵乡公纪》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冬十月：“命有司论废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进位、班赐各有差。”卷四八《吴书·三嗣主传》建兴元年（公元252年）闰月：“诸文武在位皆进爵班赏，冗官加等”；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十一月：“诸将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级”；元兴元年（公元264年）八月：“诸增位班赏，一皆如旧。”
世入晋朝，“增位”仍是经常性做法。始以汪兆镛所辑两晋增位之事为例：泰始元年（公元265年）文武普增位二等；惠帝即位（公元290年），增天下位一等；中兴建（公元317年），（元）帝于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元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文武增位二等；明帝太宁二年（公元323年）皇太子立，增文武位二等；成帝即位（公元326年），增文武位二等；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帝加元服，增文武位二等；康帝即位（公元343年），增文武位二等；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帝加元服、亲万机，增文武位一等；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帝临朝，增文武位各一等；安帝即位（公元397年），增文武位一等。（注：汪兆镛：《稿本晋会要》卷二八《职官三》，书目文献出版社版（无出版日期），第339页。）汪氏所辑并未搜罗无遗，引其为例只是为了举证方便，观其大概而已。
这些记载中所进之“位”（以及所加之“等”），显而易见是加给官僚个人的。“位”这个概念既可以指朝位，也可以指官位。东汉史料中已不乏“加位”之事，但意义有所不同。首先它往往与“特进”联系在一起，经常是“加位特进”或“进位特进”。“特进”本来就是与朝位相关的待遇，加之者的朝位可以进至车骑将军下或三公下，后来便逐渐演化为加号了。其次，东汉“加位”有时也迳指迁为某官者。例如《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郑众“和帝初，加位钩盾令”，蔡伦“后加位尚方令”。至如三国时代的“增位”、“进位”，当然不能排除指称迁官的可能性；但“冗官加等”、“加位一级”这些语句中的“位”，显然已脱离了具体官职。复证以《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昶传》所记《陈治略五事》：“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久于其职”是说令其官职如旧，那么下文之“增位”显然就不是指官位迁升了，所“增”的乃是另一种等级。
对魏晋这种“增位”，也许有人又会联想到汉代的“增秩”做法。汉廷欲使地方官久于其任则增其禄秩，魏晋南朝仍是如此。《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晋元帝太兴年间（公元318-321年）诏：“会稽内史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为诸郡首，宜进其位班，以劝风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这里先言“进其位班”，后言“增秩中二千石”，似乎“位班”所对应的乃是禄秩等级。然而我想此处的“位班”当为泛称。尽管禄秩也是影响“位”之高下的因素之一，但“增秩”和“增位”在魏晋南朝是判然有别的。朱铭盘所编南朝诸《会要》，在“普进位”条下罗列了不少南朝加位进阶的实例（当然，他把“赐爵”和“赐劳”也搀入其中，恐不妥当）；同时他另行列出“加秩”条，其中大多是郡守加秩中二千石的情况，（注：朱铭盘：《南朝宋会要》“班秩”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26-427页；《南朝齐会要》“加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45-346页；《南朝梁会要》“加秩”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66页。）不妨参看。晋朝在“增位”之外，也另有“加秩”之法，如《晋书》卷六八《薛兼传》：“拜丹阳太守，中兴建，转尹，加秩中二千石”；同书卷七八《孔严传》：“太和中，拜吴兴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因此上引诸葛恢的例子，实属“加秩”而非“增位”，“增位”与“加秩”各为一事。
“位”的本义与朝位有关，但它也抽象化了。因为对“增天下位一等”、“文武增位二等”这种措施，是不好理解为文武百官的朝堂席位都向前挪动一位或两位的，这等于大家齐步向前走，等于都没“增位”了。同时这种普遍的增位赐等，肯定也不是当朝文武全部升官的意思，那样的话人事变动范围就大而无当了，朝廷非乱套不可。合理的推测是，所增之“位”不过记于官僚个人的官簿之上，构成了一种选举资格。
“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并不被看成好做法，因文官制度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向，官员任命的资格制度依然在由粗入精、日趋周密。《晋书》卷四一《刘寔传》：“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又同书卷五五《张载传》：“今士循常习故，规行矩步，积阶级、累阀阅，碌碌然以取世资。”魏晋选举是以“阶级”为本的，它构成了“官次”或“资次”。这“积阶级、累阀阅”的日子会把人熬得庸庸碌碌，官迷们却乐此不疲。官僚政治的本性之一，便是强调资格而排斥不次颖脱。“超阶越次”、“不拘资次”，在当时就已被认为有违惯例、视同弊端了。
《世说新语·政事》：陶侃在荆州，“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乃超两阶用之。”《南齐书》卷四○《晋安王萧子懋传》，齐武帝曾谆谆叮嘱镇守雍州的萧子懋：“汝可好以阶级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阶。”任命时是超一阶、超两阶甚至“超五三阶”都较然可知，那么某人现为某阶，某官应须某阶，都必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定制成文，本之《晋令》，后代承业，案为前准。肇域官品，区分阶资，蔚宗选簿梗概，钦明阶次详悉，虞通、刘寅因荀氏之作，矫旧增新，今古相校。”这“阶资”制度，见于正式法令，记于选簿官仪。那么“两阶”也好，“五三阶”也好，就应该同时记载于个人官簿和朝廷选簿之上，以为迁转之依据，是所谓“贯鱼之序”。
中村圭尔对晋代选官中的“资次”已有许多讨论，可供参考；他还引述了晋人“随牒推移”、“随牒展转”之语，以及颜师古注：“随牒，谓随选补之恒牒，不被超擢者。”（注：中村圭尔：《初期九品官制にぉけゐ人事について》，第87页。）我想这“牒”不是选补任命书，而是记载阶级的官簿。刘宋末萧道成平刘休范，迁中领军、镇军将军、领南兖州，增户邑，固让；褚渊、袁粲答曰：“今以近侍禁旅，进升中候，乘平随牒，取此非叨。济、河昔所履牧，镇军秩不逾本，详校阶序，愧在未优。”事见《南齐书》卷二三《褚渊传》。“乘平随牒”之“牒”，我想就是记载“阶序”之“牒”。证以《宋书》卷六三《殷景仁传》，殷景仁上表让侍中：“身荷恩荣，阶牒推迁，日月频积，失在饕餮”，诚请“回改前旨，赐以降阶”。既然以“阶牒”为称，其内容顾名思义，不言自明了。褚渊、袁粲意谓对萧道成的任命是“乘平随牒”、依据阶次的，不但“秩不逾本”，而且还“愧在未优”呢，该惭愧的不是您萧老先生而是我们朝廷有司。真是腆颜逢迎、拍马有术。
吕思勉曾把“资格用人之始”上溯到汉末。（注：《吕思勉读史札记·资格用人之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27页。）按，汉代官员晋升的常规依据是“功次”，它以年月日来计量，被一五一十地记载在“牒”上。（注：参看大庭修《论汉代的论功升进》，《简牍研究译丛》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大庭修：《〈建武五年迁补牒〉和功劳文书》，《简牍研究译丛》，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胡平生：《居延汉简中的“功”与“劳”》，《文物》1995年第4期。）也有以若干“算”来计算功过的。（注：于振波：《汉简“得算”、“负算”考》，载《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而魏晋南朝，“牒”上很可能增添了位阶的记录，所以才有了“阶牒”之称。当官儿的既然“勉厉于阶级之次”（注：《南齐书》卷三九《刘瓛传》。），可想而知“阶牒”便成了他们的命根子，把其中好不容易累积的阶级一概削除，便被用作严厉惩罚。梁代的伏
就几乎惨遭不仅免所居官、而且“凡诸位任，一皆削除”的厄运。（注：《梁书》卷五三《伏传》。）官僚如在“增位”、“加等”时获得了若干阶级，那么他的升迁就可跨过若干阶级了。比方说：某人迁为某官原属“超两阶”、不合通例，但谢天谢地，他刚好在“增文武位二等”时获得了“二等”的恩典，那么这任命便名正言顺，不再属于“资轻”或“资籍不当”了。所以朝廷“普增位”的诏书所到，大小官僚们无不欢声一片，“鸟腾鱼跃，喜蒙德泽”（注：《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时太庙初建，诏普增位一等。……虞上表曰：‘……驿书班下，被于远近，莫不鸟腾鱼跃，喜蒙德泽。’”）。
从属于官品的“阶级”与从属于官员个人的“阶级”，存在着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也就是说，诸如太子中舍人“位叙同尚书郎”、太子卫率“位同中庶子”之“位”，与“加位一级”、“增文武位二等”之“位”，是同一制度的不同方面。《梁书》卷四一《褚翔传》：“时宣城友、文学加它王二等，故以翔超为之。”这就同时显示出阶级的双重意义：官职的阶级和个人的阶级。宣城王国的友与文学，高于其他王国的友与文学二等，这是官阶的等差；褚翔的任命被认为是“超为之”，则是就其个人阶级比照官阶而言的。在选官时选曹要对这两种“阶级”同时斟酌权衡。
至于官员个人如何获得“阶级”，可能存在着多种途径。如上所述，朝廷时常特开恩典、普增百官之位，这是获得阶级的途径之一。这种“增位”有时与某种贡献相关，例如前引曹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的“命有司论废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进位、班赐各有差”，孙吴景帝孙休永安元年的“诸将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级”，以及晋元帝的“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但就一般情况而论，我想其最基本的条件应是“秩满”，亦即供职某官达到了一定年限，累积了相应的资历和劳绩，便获得了相应阶级。
《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六月辛未诏：“相国、骠骑、中军三府职，可依资劳度二宫。若职限已盈，所余可赐满。”其时相国府、骠骑将军府、中军将军府的府吏尚未“秩满”，但萧道成称帝伊始特施恩惠，便优许他们根据当下的“资劳”大小，提前选任为“二宫”之职；对因“二宫”职员已满而未得选任的府吏则予以“赐满”，令其获得一阶而不至吃亏。可见“秩满”即可得阶。“二宫”就是东宫（注：参看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晋书札记·二宫》，第45页。），“三府职”和“二宫”之职，分别构成了仕途迁转之两阶。类似做法，又如《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夏四月癸未：“诏相国府职吏，可依资劳度台。若职限已盈，所度之余，及骠骑府，并可赐满。”在这份诏令中，相国府、骠骑府职构成了仕途之一阶，尚书台职构成仕途之一阶。若暂未迁官，给予阶级也是褒奖之法。然而迁阶而不授官毕竟不够实惠，有时就会招惹不满。《梁书》卷五三《伏传》曾提到，何远“累见擢”而伏“迁阶而已”，结果弄得伏“意望不满，多托疾居家”，泡开了病号。
五、南朝的“勋阶”问题
最后，对魏晋南朝的“阶级”有无军阶和官阶之别问题，本文还想提出一些推测。魏晋南北朝时期，将军号也逐渐发展为一个位阶系统。史称：“后魏及梁，皆以散号将军记其本阶。”（注：《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我对北魏位阶制度的考察显示，军阶采取了同类军号构成一阶的形式，它在官品之外另成一个序列、自为首尾，与官阶是不对应的。同时北魏文武百官所获个人阶级也有两种，一种称“征阶”、“军级”或“军功阶”，另一种是考课所得之阶，前者记录于“勋簿”之上，后者则记录于“考簿”之上。（注：参看拙作《北魏官阶军阶辨》，东京都立大学文学部史学研究室编《中国史学》第9号，1999年12月。）那么，魏晋南朝的迁位进阶，是否也有军阶和官阶之别呢？
“阶”的本义原应是朝堂的阶陛，汉人常以“阶”指称官位。魏晋时的“阶”一般通指阶级，例如潘岳的“八徙官而一进阶”，陶侃用人曾“超两阶用之”。又《宋书》卷七二《建平王传》：“建平国职，高他国一阶”；《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记陈制：“令仆子起家秘书郎。若员满，亦为板法曹，虽高半阶，望终秘书郎下”；“嗣王府官减正王府一阶。”这些场合的“阶”，当然都是官阶。
魏晋以来对百官普遍“增位”的做法，南朝朝廷仍经常采用；但普遍“增位”时除使用“位”的概念之外，“阶”这个字眼开始多了起来，例如：“先是，刘式之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获者，赏位二阶”；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六月庚辰诏：“诏将及客，戮力艰难，尽勤直卫，其从还宫者，普赐位一阶”；齐明帝建武元年（公元494年）十月癸亥诏：“宿卫身普转一阶，其余文武，赐位二等”；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公元500年）十一月乙卯萧宝融教：“先有位署，即复本职；将吏转一阶”；梁武帝普通五年（公元524年）秋七月：“赐北讨义客位一阶”；梁武帝大同十年（公元544年）三月壬寅：“诏故乡老少，接踵远至，情貌孜孜，若归于父，宜有以慰其此心，并可锡位一阶，并加颁赏。……癸卯，诏园陵职司，恭事勤劳，并锡位一阶，并加沾赉。”（注：分见《宋书》卷五四《羊玄保传》、《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南齐书》卷六《明帝纪》、《南齐书》卷八《和帝纪》，《梁书》卷三《武帝纪下》、《梁书》卷三《武帝纪下》。）
魏晋的“增位”一般并不称“赐阶”。那么南朝的“增位”和“赐阶”有无区别呢？以上引文中“位”、“阶”兼举的例子，如“赏位二阶”、“赐位一阶”一类，“位”与“阶”似为一事；但也有“宿卫身普转一阶，其余文武，赐位二等”这样的记法，对宿卫军人称“阶”，对文武百官称“位”。尽管史料相当暧昧，我依然怀疑这些实例中的“阶”，可能有一些别为军功之阶。因为南朝史料中别有“勋阶”存在。
《南齐书》卷二三《褚渊传》：“司徒、建安王（刘）休仁南讨义嘉贼，屯鹊尾，遣渊诣军，选将帅以下，勋阶得自专决。”此事《宋书》卷八四《邓琬传》记作：“遣吏部尚书褚渊至虎槛选用将帅以下，申谦之、杜幼文因此求黄门郎，沈怀明、刘亮求中书郎。建安王休仁即使褚渊拟选，上不许。”《南齐书》卷三○《戴僧静传》：“虏围角城，遣僧静战荡，数捷，补帐内军主。随还京师，勋阶至积射将军、羽林监。”这就显示，南朝的阶级之中，确实特有一种“勋阶”存在，它与官员日常的“累阶级”或由“增位”而来之“阶”应有区别。吏部尚书褚渊“勋阶得自专决”的权力属于特授，则一般情况下勋阶的授予还有更多手续，不止吏部尚书拍板而已。
将帅们据其“勋阶”而狮子大开口，向朝廷索取黄门郎、中书郎这样的清官。戴僧静以“勋阶至积射将军”，这积射将军是东省武官，而不是军号。但以军勋而获军号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并不罕见。例如薛渊，元徽末以勋官至辅国将军；马仙琕，累有战功，以勋至前将军；陈伯之，以勋累迁冠军将军；等等。（注：分见《南齐书》卷三○《薛渊传》、《梁书》卷一七《马仙琕传》、《梁书》卷二○《陈伯之传》。）以上三人的辅国将军、前将军和冠军将军，大约就是来自“勋阶”的。
北魏的“军级”或“军功阶”一般是酬以军号，正如“旧叙军勋不过征虏（将军）”（注：参看《魏书》卷一○《孝庄帝纪》建义元年（公元528年）秋七月诏。）之语所反映的那样；而在南朝，军号也正是被称为“阶级”的。《南史》卷四六《周山图传》：“义乡县长风庙神姓邓，先经为县令，死遂发灵，山图启乞加神位辅国将军。上（齐武帝）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阶级为。’”是齐武帝迳称辅国将军为“阶级”。《宋书》卷九二《良吏传》：“元嘉初，太祖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骑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将军、陈南顿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奸盗止息。……’乃进元德号宁朔将军。”又元嘉九年（公元432年），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上言：“所统威远将军、北谯梁二郡太守关中侯申季历，自奉职邦畿，于兹五年，信惠并宣，威化兼著，……宜升阶秩，以崇奖劝。”遂进其号宁朔将军。以上二例，朱铭盘《宋会要》将之辑入“褒赐良吏”部分。（注：朱铭盘：《南朝宋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36页。）汉代褒赐良吏多以增秩、赐爵，而魏晋以降除承袭旧法外，又增添了“进（将军）号”以“升阶秩”的新招数。可见“将军”也构成了地方长官的“阶秩”。
就现有史料，我们可以对其时阶级制度作如下推定：从官职等级方面看，官品及官品下的诸官位次构成了一种阶级，军号序列构成了又一种阶级；从官员个人的官资看，通过任职秩满或特恩“增位”获得的是一种阶级，“勋阶”则构成了另一种阶级。以上四项之间，是既有区别又交相为用的关系。由秩满或“增位”而来的阶级，构成了一般官职的选任资格；由特定功勋、特别是军勋而来的“勋阶”，则经常酬以更高级的军号。但也不尽如此。例如地方长官、尤其是都督，以及一些中央朝官，由史料所见他们也经常以军号升迁阶级；至如获得了“勋阶”，除迁升其军号外，也将构成中外各种官职的选任资格。
以上我们征诸史料，尝试着为魏晋位阶勾勒出了一幅概貌。由此对官僚等级制在南北朝的进化，就可以理解得更深入一点儿。由曹魏而入西晋，官品中就已存在着众多更细致的位次了；以此为基础，官僚升迁也都要“积阶级、累阀阅”，一阶一阶地爬上去。当时这些阶级已很繁冗了，以至“阶级繁多”被视为时弊，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进化因素。以往的中古士族研究，往往把精力放在揭示士族“平流进取”的选官特权上，但江右五朝依然使用着繁密的进阶制度，官僚依然要“积阶级、累阀阅”，却提示着另一方面的情况。在叙述中古士族时我们可以使用“贵族化”的字眼儿，但“化”并不等于说他们已“化”到了尽头，变成百分之百的贵族了。这个时代的官僚政治依然是一种深厚的政治传统，士族政治不过是官僚政治的“变态”而已。对魏晋南朝的位阶制的考察，就显示这样一点。
孝文帝以来，北魏对九品官品做进一步析分，并使品阶与考课相结合而形成“考阶”。这些颇受学者赞扬的进步，并不是冷不丁从天上掉下来，或从地里冒出来的，而是其来有渐，有一个漫长的积累、渐进过程。同时，北魏孝文帝将错综交织的冗杂阶级化为正、从、上、下，由此眉目一清、大为整齐了；此后建立的“三年成一考，一考转一阶”一类制度，又令官僚晋升严格依据于“考阶”。帝国官僚的等级管理，从此又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唐代的考课进阶制度，就是北魏制度的发扬光大。
标签：汉书论文; 三公九卿论文; 大司马大将军论文; 魏晋论文; 汉朝论文; 续汉书论文; 历史论文; 三国志论文; 太平御览论文; 晋书论文; 通典论文; 西汉论文; 艺文类聚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三公论文; 丞相论文; 二千石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东汉论文; 史记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后汉书论文; 晋朝论文; 文化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