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璞小说《红豆》的人物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物论文,小说论文,宗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4-0126-04
宗璞生长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父亲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姑姑是五四时期小说家冯沅君。在父亲的启蒙下，宗璞自小博览古籍，受到中国哲学和文学的熏陶，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而后一直从事文学相关工作，大学校园是她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宗璞单纯的人生经历，使她一路由学生走向文学研究者，以校园作为她观察社会的窗口，而数十年的书斋生活使她擅长描写知识分子，是1949年后为数不多的学者型女作家。宗璞大学时期开始创作小说，1950年后，她明显感受到“文学的范围愈来愈窄，只能写工农，而且有模式。写那些太公式化的东西，不如不写”①。直到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她觉得已可依个人意愿写作，于是1956年底完成小说《红豆》②，次年发表于《人民文学》，不料这却是灾难的开始。
《红豆》送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后，编辑部无异议通过这篇“文笔细腻，情文并茂”的小说，于是“这样一篇佳作便被留在力求体现‘双百方针’的一九五七年七月革新特大号隆重推出”③。但不久后，反右斗争扩大，同年11月，姚文元在《人民文学》刊登《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一文，将《红豆》归入“修正主义的创作倾向”之列，认为该作有思想问题，甚至有政治罪名；之后又在北京大学的文学作品座谈会中，被《人民文学》主编检讨应要“肃清影响”。之后接踵而来的严厉批评，迫使宗璞多次“自我检查”，甚至转变风格描写农村集体化运动④。对于这些冲击，宗璞总秉持着中国文人的温柔敦厚，从未因个人遭遇撰文诉苦，最多只是淡淡带过。对于1960年代初转变风格的创作，她也仅表示“没有什么代表性，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只有在《红豆》收入《重放的鲜花》后数年，她撰写《有感于鲜花重放》强调创作自由的可贵，间接表达出政治框限下文学的悲哀无奈⑤。
宗璞自发表《红豆》开始，奠定其文坛地位，而这篇描写青年在人生十字路口做抉择的作品，在反右时期被政治解读，强加罪名；当摆脱政治束缚、回归文学本体后，不难看出该作实为左翼文学“革命+爱情”主题传统的延续。《红豆》以倒叙方式描述中共女青年干部江玫重返母校工作，搬进大学时的宿舍，因藏在墙内暗洞里的两颗红豆，忆起1948年大陆政权转换前夕，自己在革命和爱情间的抉择。该作分为七节，首尾两节为叙事当下，时间在1956年冬季，其中五节为故事主体，时间在1948到1950年间。全篇主要情节，由三个年轻知识分子交织而出——江玫、齐虹、萧素。三人形象性格各异，齐虹的个人浪漫色彩与萧素的无私大我情怀，形成强烈对比，江玫则在二者间游离抉择，并透过三人的互动关系，描绘其内心成长的过程。其中江玫参加诗歌朗诵会，扮演艾青诗作《火把》⑥中的唐尼，引发她内心的大我意识，为其性格变化的关键，而《火把》对于《红豆》的人物表现，实具有镜像投影的潜文本作用，因为《红豆》对《火把》的转化指涉，不但扩大延伸读者对小说人物的诠释，也将作者对人物的隐喻潜藏其中。
宗璞受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影响，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不但多具有艺术涵养、个性敏感热诚，也带有作者人生经验的投射，正如程蔷对宗璞小说人物的分析：
宗璞最擅长写这样一种知识分子：对中外文化具有较高的素养(往往除了专业以外，对艺术的某一门类有特殊爱好)，经历比较坎坷(或遭遇不幸，或感情受挫)，身体有病、性格敏感而内向，对自己从事的事业非常热爱，颇有抱负。还往往是一个与作者年龄相仿的女子。⑦
这些人物特点，大多清楚呈现在宗璞小说的女主人公身上，不论是《红豆》的江玫、《我是谁？》的韦弥，或是《三生石》的梅菩提、《心祭》的黎倩兮，她们都具有学识教养，为人温柔敦厚，处事理性自持，坚持理想又努力不懈。宗璞描写她们的矛盾挣扎和成长过程，形成温婉细致而又略带感伤的文风。
《红豆》运用第三人称限知观点叙事，并以女主人公江玫作为视角人物，间接表现齐虹和萧素的人物性格，也透过心理刻画直接展现江玫的内心冲突。宗璞对于《红豆》人物性格的设计，主要透过静态和动态、内在和外在的描写呈现，且针对人物的主从差异，给予不同的表现手法和篇幅比重。因此由《红豆》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可明显看出作者的创作动机，是文学考量大于政治考量。这正是该作异于工农兵文学主流所表现出的非主流文学特征。因为从思想倾向而言，萧素为正面人物的代表，齐虹为反面人物的代表，江玫是在引导下走向光明的中间人物。萧素本应是作品表现的核心，然而宗璞描写齐虹和江玫的篇幅，明显超过萧素，两人性格的设计也较萧素具冲突性；再以文学审美而言，表现爱情主线的齐虹和江玫，在情节推展下性格都有明显变化，较为生动、有立体感，但萧素受限于革命者的形象，虽在情节关键处对江玫有引导启发、解除危机等作用，但本身性格变化有限，较为扁平、概念化。
飞出粉红色夹竹桃的小鸟儿——江玫。天真善良的江玫，生长于小康之家，虽经历父亲去世和日寇入侵，但在寡母的尽力庇护之下平静成长。宗璞以“粉红色的夹竹桃”作为她安稳生活的比喻，如“母亲从摆着夹竹桃的台阶上走下来迎接她，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但在遭受爱情磨难、眼见母亲病重、得知好友被捕、发现父死真相后，她的平静生活彻底粉碎，“借着闪电的惨白的光辉，看见窗外阶上的夹竹桃被风刮到阶下”。“小鸟儿”是萧素给江玫取的绰号，带有追寻人生方向的喻意，正如江玫写下的诗句“飞翔，飞翔，飞向自由的地方”；而小鸟儿飞出粉红色夹竹桃的过程，便是她从不谙世事的大学生到成熟的革命工作者的成长经历，也正是宗璞透过革命和爱情两线铺写的江玫性格发展过程。
江玫是全篇的视角人物，因此宗璞运用许多内心描写，直接呈现江玫在革命和爱情间的矛盾挣扎，使其性格表现较齐虹和萧素更为深刻，其中导致江玫成长的因素有三：
第一，齐虹带来的爱情磨难。在与齐虹交往之后，江玫日渐感到两人的思想差距，其实早在爱情的初始，“江玫隐约觉得，在某些方面，她和齐虹的看法永远也不会一致。可是她并没有去多想这个，她只喜欢和他在一起，遏止不住地愿意和他在一起”。但逐渐地，除了自己的疑问之外，母亲和萧素的看法，使她爱情心灵里的“空隙”更无法填满，而无止境的争吵和哭泣，让爱情成为两人的折磨，她陷入无法取舍的挣扎，“他不知怎么就闯入了她的生命，她也永远不会知道该如何把他赶出去”。直到萧素被捕后，她才清楚意识到两人间的鸿沟无法逾越，对齐虹说出“是我们自己的道路不一样”，最后在国仇和家恨的交错下，勇敢地以“我不后悔”为两人的爱情画下句点。
第二，萧素引领的革命启蒙。萧素以渐进引导的方式，启蒙了江玫的革命思想，鼓励她加入歌咏团唱《黄河大合唱》、在新诗社读艾青和田间的诗，带领她阅读《方生未死之间》和《大众哲学》书籍，邀请她在诗歌朗诵会中扮演《火把》中的唐尼，也让她参与墙报抄写、游行救护等工作。她从萧素身上看到革命的力量：“她隐约觉得萧素正在为一个伟大的事业做着工作，萧素的生活是和千百万人联系在一起的，非常炽热，似乎连石头也能温暖。”也由其中产生对共产党的认同：“共产党在她心里，已经成为一盏导向幸福自由的灯，灯光虽还模糊，但毕竟是看得见的了。”
第三，母亲告知的父死悲剧。萧素被捕后，江母告诉江玫父亲死亡的真相：“要知道你的父亲，十五年前，也是这样不明不白地再没有回来……只是那些人说他思想有毛病……他反正没有杀人放火，可我们就这样糊里胡涂地再也看不见他了。”父亲的屈死和母亲的眼泪，切身的家庭悲剧，让她更清楚自己人生的选择，“彷徨挣扎的痛苦离开了她，仿佛有一种大力量支持着她走向自己选择的路”。
宗璞对江玫性格的刻画，在革命和爱情间看似存有裂隙，然而江玫在人生抉择中所表现的矛盾冲突，实为人性的真实表现，也是该作感动读者之处。这种快乐迎向革命生涯却又感伤往日恋情的复杂心情，除了带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无奈惆怅，也间接传达出当时抉择的痛苦，在成熟理性中隐含的伤感遗憾，描绘出成长的苦涩，是江玫人物性格的成功表现。
清秀的象牙色的脸——齐虹。温文尔雅的齐虹，是大学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宗璞以“清秀的象牙色的脸”作为这位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男主人公的形象特征，他的出场掀动了江玫的心绪：
他身材修长，穿着灰绸长袍，罩着蓝布长衫，半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前面三尺的地方，世界对于他，仿佛并不存在……江玫看见他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轮廓分明，长长的眼睛，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
在这段透过江玫视角呈现的人物形象摹写中，宗璞将齐虹性格的三特点置于其中：
第一，“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象征齐虹富裕的家庭环境和平顺的成长过程。齐虹父亲是资本家，所以“一提起齐虹的家，江玫眼前浮现出富丽堂皇的大厅，大银行家在数着银元，叮叮当当响……”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齐虹没有经历过贫穷苦难，因此在时局最危急时，他仍能手持赴美机票，要求江玫一起远走高飞。而“象牙”的意象，在此不但带有精致的贵族气息，还隐喻齐虹活在“象牙塔”中自我封闭，不顾社会动荡和民间疾苦，正如临别时他对江玫说：“我走的路是对的。我绝不能忍受看见我爱的人去过那种什么‘人民’的生活！”由此正凸显两人因社会阶层差异导致的心理鸿沟。
第二，“世界对于他，仿佛并不存在”，意指齐虹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此性格特点，宗璞不但藉由其它人物来陈述，也运用对话由齐虹口中说出齐虹的个人主义，也是“象牙塔”意象的延伸，他的自我封闭，除了来自高傲的贵族心态，也来自对人类的憎恨，对世界的不满，而这些使他逃入梦幻的理想世界中。
第三，“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指齐虹对科学和艺术等精神世界的追求，这种追求是知识分子异于劳动阶层的特质。齐虹厌恶现实世界，醉心物理和音乐：“物理和音乐能把我带到一个真正的世界去，科学的、美的世界，不像咱们活着的这个世界，这样空虚，这样紊乱，这样丑恶！”他说贝多芬伟大丰富，音符充满诗意，也说肖邦的音乐是甜蜜的忧愁，这些观点深深吸引江玫。宗璞不但用这些艺术元素营造恋爱的浪漫氛围，也由此塑造出齐虹的艺术家气质。
生活平顺、活在象牙塔中的齐虹，因为爱情而尝到痛苦的滋味，他付出的情感无法留住心爱的江玫，他感到一股来自萧素的莫大拉力，最终使他失去所爱。在齐江两人的爱情中，齐虹虽有大男人的专横跋扈，但宗璞也以不小的篇幅，描写他对爱情的投入和专一，而他的痴情让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在颐和园中，“永远在一起”的深情誓言、借用莎士比亚诗表白：“你甜蜜的爱，就是珍宝，我不屑把处境和帝王对调。”此外，在日后的交往过程中，齐虹悉心照顾江玫，例如江玫得知萧素被捕而晕倒，齐虹连忙赶往探视；齐虹随身带着江玫的照片，并乐于与家人谈论她；齐虹冒雨找江玫，“自己一点不觉得淋湿了，他只看见江玫满脸泪痕，连忙拿出手帕给她擦。”赴美前夕，他仍苦苦守候江玫，在她坚定拒绝后才放弃，他撕碎机票抛入雪花中，“他的脸因为痛苦而变了形，他的眼睛红肿，嘴唇出血，脸上充满了烦躁和不安”。这场恋爱让凡事漠不关心的齐虹痛苦不堪，他对江玫的在乎可见一斑。
导致齐虹性格变化的因素，主要来自爱情的挫败。无法独占江玫的苦闷和逐渐失去江玫的焦虑，使他变得暴躁易怒，不通情理，“齐虹脸上那种漠不关心的神气消失了，换上的是提心吊胆的急躁和忧愁”。虽然齐虹最终成为失败者，但江玫忆往时流下的眼泪，实道出对这段爱情的不舍，她选择革命而不得不放弃爱情，并非完全否定齐虹和这段恋情，因此读者对齐虹的处境和结局，反而会产生几许同情，以致淡化人物性格的“反面”倾向，而这也与宗璞小说文学性大于政治性有关。
白中透红的胖胖的面孔——萧素。坦率纯朴的萧素，是齐虹的同班同学，宗璞以“白中透红的胖胖的面孔”凸显她健康正面的形象，她的人物特征在出场时亦由江玫视角呈现：
江玫很想看见她那白中透红的胖胖的面孔，她总是给人安慰、知识和力量。学物理的人总是聪明的，而且她已经四年级了，江玫想。但是在萧素身上，好像还不只是学物理和上到大学四年级，她还有着更丰富的东西，江玫还想不出是什么。
江玫想不出的“更丰富的东西”，是萧素革命工作者的身份，宗璞在此预留伏笔，然后在江玫走向革命的道路中，渐进地铺写萧素与革命的关系。萧素是江玫革命思想的启蒙导师，但她本身的性格变化并不明显，其人物作用是引领江玫，她不但开启江玫对革命的认识，也对江玫的爱情提出忠告。在革命方面，萧素带领江玫走向人群和社会，从阅读书籍到参与活动，让她学习“更丰富的东西”。在爱情方面，萧素以她对齐虹的认识，提醒江玫爱情的危机，如“他有的是疯狂的占有的爱，事实上他爱的还是自己”，“千万不要跟着齐虹走，他真会毁了你的”。
宗璞在设计萧素性格时，一出场便以她对齐虹“自私自利”的批评，表现她与齐虹形象的对立。萧素的乐观勇敢、无私正直，迥异于齐虹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因而深获江母的喜爱，成为江玫可以依靠的安定力量，进而让困于混乱社会环境中的江玫，萌发革命的意念和对共产党的认同，之后萧素卖血救治得贫血症的江母，则是她无私为人情操的高度表现，使江玫视她为死生不渝的挚友。
萧素的革命者形象，在一次次的群众运动中被强化提升，例如反美游行，在学校考试中被逮捕，激起群众的忿恨，江玫心中更是低吼着：“逮走一个萧素，会让更多的人都长成萧素。”萧素革命者的悲壮，在此达到最高点，带给读者强大的撼动力。唯宗璞稍后插入的萧素后来境遇的补充说明，因无法与上下文平顺衔接，而显得突兀：“后来据萧素说(萧素在解放后出狱，在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向全世界广播北京的声音)……”这段文字虽转化了革命者的悲剧，给予光明远景，也呼应了萧素的乐观积极性格，但却削弱了人物形象带给读者的感染力，无法使之前一路铺陈的革命者形象得到有力的收结。
宗璞的小说创作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她受到的西方文学训练，使她在小说技巧上有更开阔的视野，不拘泥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因此她主张“写作手法是为内容服务的，怎样写要依内容要求而定”，此外，宗璞曾多次提及，她使用的小说写作手法有两种——“外观手法”和“内观手法”，而《红豆》便是运用“外观手法”创作的作品，这类作品主要根据生活反映现实，倾向于现实主义，不论是透过静态和动态的描写，设计外貌形象、刻画内在性格，或是运用潜文本的镜像投影效果，深化人物心理、延伸想象空间，都达到了使人物“各有个性”、反映多样人生的效果。虽然江玫、齐虹、萧素都是大学校园中的年轻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家庭背景、处世态度、人生追求却不相同，三人聚合迸出的生命火花，交织成江玫的成长历程，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随着江玫的喜怒哀乐情绪起伏。而这种共鸣不仅来自宗璞小说展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来自她坚持的“诚”和“雅”的创作主张，这些正是《红豆》迥异于1950年代概念化、公式化主流文学之处。
注释：
①施叔青：《又古典又现代——与大陆女作家宗璞对话》，《宗璞文集·附录》，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57页。
②宗璞：《红豆》，《宗璞文集》第2卷，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③涂光群：《宗璞的〈弦上的梦〉》，《宗璞文学创作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页。
④1960年代初，宗璞反映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小说，有《桃园女儿嫁窝谷》(《北京文艺》1960年第11期)、《不沉的湖》(《人民文学》1962年第7期)、《后门》(《新港》1963年第2期)等。
⑤宗璞：《有感于鲜花重放》，《宗璞文集》第4卷，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284页。
⑥艾青：《火把》，《艾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180页。
⑦程蔷：《她心头火光熠熠，笔下清风习习——评宗璞的小说创作》，《宗璞文学创作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