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民族教育的瓶颈与对策——广西那坡水弄苗寨教育状况的调查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那坡论文,苗寨论文,广西论文,边境论文,瓶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05)04-0016-06
边境，是国民的窗口，是祖国大厦之门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我国边境建设不断发展。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边境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面貌发生可喜的变化，边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党的“兴边富民”，政策越来越深入民心，并付诸实践，多方见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边境民族教育与祖国内地各民族教育相比，仍然处于瓶颈滞后状态。2001年到2003年笔者作为国家民委美国福特基金资助课题组成员之一，深入广西那坡水弄苗寨进行实地调查，深感边境民族教育工作任重道远。每个有志于民族繁荣发展，促进祖国四化建设的同仁志士，无论是政府官员、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或城乡百姓，都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寻求对策，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不可沽名钓誉，等闲视之。
“边境”、“教育”与“民族教育”
边境，泛指靠近一国边界的地方，包括沿海和山区国界边缘长距离的地段。本文言及的边境，则限于广西与越南毗邻的部分地区，而以我边境民族教育与经济关系研究课题组两年多时间深入调查的广西那坡水弄苗族山寨为主。这个苗族居住的山寨，包含8个自然屯，23个居民点，共92户人家，2001年12月人口434人，全是苗族居民。这92户人家，或是三两户一群，或是单门独户，坐落在方圆约140平方公里26个小山头。整个寨子地处中越边界线135号界碑东侧，与越南高平、河江二省接壤，离这两省省府所在地50多公里，距我国广西那坡县城91公里。原住房十分简陋，除了个别自然屯几座小三开间木瓦房外，其余农户都住在由四排三根柱子搭起来，四面用小树枝编成“墙”，总面积不到30平方米的简易茅屋。1998年，那坡县人民政府筹措200万元资金，于山寨南侧一个地名叫“规陇”的山坳口，起建了一个异地新村，每户安排有一套60平方米钢筋水泥结构、带有卫生间的单层平顶房。每套平顶房后面还有意识地开辟与住房相近面积的坪地，供各家各户自行起建伙房、牲畜棚舍等。政府还从10公里外引来山泉，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比起他们原来居住的环境要好得多。应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居住条件。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92户人家中有49户住了几个月，便悄然搬回原居山头，留下一套套空荡荡的钢筋水泥房屋。
“教育”一词本身一般指学校的教育，但也用来泛指社会上一切有教育作用的活动，如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不言而喻，少年儿童的教育，主要指的是学校教育，也含有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而成人教育，主要是对中老年教育及部分青年的教育活动。本文谈及的“教育”问题，则包括学校少年儿童文化科学教育和社会成年人思想意识及科技常识教育。因为这两者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学校教育是基础教育，学校教育工作搞得好，学生获得应有的知识，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初步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步入社会后，成为优秀的成员，并以自己的思想意识实际行动，影响着下一代，依次循环在人类社会。每个人都经历儿童、少年、成年人阶段，教育正是伴随着人生的这几在阶段沿袭成规，不同阶段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均有连续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水弄苗寨的状况正是如此。
“民族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概念是指对作为有共同文化的民族或共同文化群体的民族集团，进行一种文化传承和培养该民族或民族集团的成员，适应现代主流社会，以求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所谓“有共同文化的民族”，实际上包含众多的民族。如“中华民族”就包含有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阿拉伯民族”包括阿拉伯国家的众多民族。狭义“民族教育”又称“少数民族教育”，“指的是对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成员实施的复合民族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1]这种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一方面帮助少数民族成员提高适应现代主流社会的能力，求得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发展；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丰富人类文化宝库，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个广义概念涵盖了历史与当代的一切民族的教育。由于历史的原因，居住在在边境地区，特别是在陆地山区边境地带的百姓，多半是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因此，这里说的边境民族教育，取义于民族教育的狭义概念，即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
滞后现象不可忽视
从调查的结果看，当地教育滞后状态有以下几个主要表现。
其一，成人教育的沉滞，成人普遍对教育的功能、作用存有种种偏见。
我们重点走访了当地30多家苗户，真正把教育视为做人做事的依据，乐意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知识教育的人实在不多见。绝大多数苗户的户主仍是以往那种“教育不教育，一样种地过日子”的观念。
有一位年近四十的苗户户主，家中一男一女两个学龄儿童都不去学校读书，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孩子读不读书，读好读坏，对我都不利。读得好，将来考到外面去，男儿不在家，女儿出嫁，读得不好，很快回家劳动，何必浪费钱，不如叫他（她）们早点在家帮工！”还有一位中年人说：“女孩读书还不是一样去当别人的媳妇，不如早点帮我做活路。”子女读书，需要用一点钱，部分家长怀有抵触情绪，说“大了还吸我的血汗！”，全然没有点伦理观念。
由于一代接一代，家长们极少送子女上学，当地似乎成了“文盲充斥”（列宁语）的地带。新中国诞生50多年了还没有一个真正从本地起步的初中毕业生。有一位目前在养路道班工作的本寨初中毕业生，是小时候跟随其叔父在外乡就读的。20世纪70年代出了几个“中师毕业生”，那是当地政府机关为了培养本地生产队干部，将小学三、四年级辍学回家的青年，送到地区民族师范学校培训。地区民族师范培训两年后，发给他们中师毕业证。回到县里，人事部门便看中了这个“中师文凭”，将他们分别安排到机关、学校及文化事业单位工作，成了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由于综合素质和文化水平确实太低，不适应岗位上的工作，40出头就提前退休了。20世纪90年代，县乡组织人事部门多次在当地苗族中物色一名青年，担任村委会干部，其他条件还能迁就得过去，却因为没有一个真正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选而计划落空。
由于受教育少，一方面，传统道德观念淡薄，绝大多数农产户主、主妇生活在世上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感，只顾自己吃喝，不顾身外一切事物。就连养育子女也仅仅为了满足自己功利欲望，不考虑子女的前途。另一方面，缺乏现代科技头脑。有位50多岁的苗族老人说：“科学不科学，种田种地一样生活。”上述关于迁居问题，体现出这些苗户缺乏改变居住环境的思想。而在生产上，古老的耕作方式仍在盛行。耕牛养得不少，却极少用来犁地，相当部分山地种植作物，仍然靠人工挖锄。农作物使用自家老品种年复一年，几乎没有更新替换。肥料更是很少使用，保留着不少的“卫生田”、“卫生地”。致使粮食产量特低，玉米每亩地能收250斤棒棒，算是高产；水稻每年每亩地只能收500斤谷子。
绝大多数群众缺乏多种经营的观念。上级有关部门号召种植八角、玉桂和杉木等各种其具有特色的药物、木材，响应号召并行动的只有极少数农户，没有形成众人的共同意识和行动。那些响应号召并开始行动的边民，也因为没有过硬的思想和技术基础，而且更新、改变现状的意识不够坚强，经不起失败的考验，种下一年不见有收获，就轻易放弃。
思想观念封闭式，与世欠交，也是当地苗民人教育滞后的一个表现。当地苗族一般都在16、17岁就以民俗礼仪方式结婚，甚至更早。婚后夫妻便是“出门成双，入门成对”，“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夫妻彼此有一方外出过夜，另一方就有意见。男方对女方的控制更为突出。就连妻子外出开会，也受到丈夫的粗暴干涉。2001年春，当地一位苗族少妇（24岁），当选为乡人大代表。这位代表出席乡人大代表大会，按大会安排，住在乡政府两个晚上，散会回家，其丈夫便说她行为不轨，任意外宿，对她拳打脚踢，双方互相推搡，丈夫把妻子推在餐桌边，妻子的头部撞到餐桌上，门牙断了两根。虽然最后找到调解部门调解，双方写下了保证书，表示往后同归于好。可是妻子去开会，丈夫也仍然不同意她在乡政府住宿，要求她一定要回家。而乡政府离寨子又23公里的山间公路，开会期间不可能回家住宿，乡村干部多次动员也说不通，无奈，妻子只好放弃乡人大代表的资格（缺席两次会议，代表资格就自然被取消）。
基于上述情况，当地苗族很少与外界交往，见世面十分狭窄，心胸也比较狭隘，目光也显得比较短浅，功利观念比较突出。附近一些兄弟民族各方面进步发展、经济繁荣、生活宽裕，似乎与己无关。别人富，觉得应当，自己穷也感到是理所当然。我们在采访中，遇到一个上个世纪60年代任过队干，曾到南宁、柳州、田阳等地参观学习过的老人，问他当年见到各地建设情况有什么感觉。他说：“有什么感觉？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习惯了。”
其二，“两基”工作任重而道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与扫除青壮年文盲一样，是当地教育的一个瓶颈。
1945年水弄苗寨曾有两位苗寨青年到外村上私塾学校念书，而真正有学校是1953年以后。1953年在人民政府土改工作队的扶持下，这个寨子在水弄一社办起了那布小学的第三个教学点，那就是当地苗寨的第一所学校。校址就在中越国界135号界碑南侧紧靠国界线边缘的一块小坪上。以后几度搬迁，全寨境内保持有两教学点，1998年，全寨8个自然屯居民迁住规陇坳口的异地新村，由广东番禺市政府捐资于新村（异地安置场）建立“广东番禺市水弄苗族希望小学”，作为百省乡那布村第二所希望小学。有3名教师在这所学校任教。那坡县民族局、公安局和水电局等机关单位干部职工，捐赠各种小件文具、教具、图书，又有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组成的边境少数民族教育研究课题组筹集捐赠数以千计的图书、衣物和少量计算机等。应该说，这所学校的教育设施在不断完善，条件逐步优越，从这里教育和培养边境少年儿童，使之往高一级的学校晋升，是有一定的基础。然而，“两基”工作在当地任务还相当艰巨。
我们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农村教育“两基”（“八·五”计划期间基本普及九年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奋斗目标。而水弄苗寨92户人家，400多口人，真正说得上初中毕业的就是一位外乡就读的青年（现为养道路工人），再就是上述的4名跳级“中师毕业生”。
至于少年儿童，由于受到当地部分家长对子女入学问题不但不积极支持，而且当作一种负担，因而为其设置种种障碍。如要适龄儿童每天放牛、拣猪菜，看守弟妹等。这么一来，入学率和巩固率便大有问题。7至12岁的适龄儿童不能如数如期入学。我国教育部要求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巩固率达到95%以上，当地近几年来并没有达到这个比例。据2002年课题组实地调查，全寨92户人家中，7至12岁少年儿童47人，当年在册学生却只有34人，占适龄儿童总数72.34%，而每天在教室里上课的人数却又只有23人，占在册人数的67.64%。这就是说，当地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巩固率分别为72.34%和67.64%，距离国家教育部的要求甚远。也就是在47名儿童中，有24名流散在学校外面。这24名儿童中，有11名是已经报了名，注了册后先后离开学校，重返家门和校外，或在家看家，忙搞家务。另有13名则原先就没有进过校门。他们与大部分未读完六年级便辍学的少年儿童是当地未来数十年内的文盲。
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呈现典型的宝塔尖式。2002年34名在册学生中，一、二年级各10人，三年级5人，四年级4人，五、六年级分别为3人和2人。再往前数的2000年和2001年，这种宝塔尖式更加明显，一、二年级各12人，而五、六年级就是分别为2人、1人。学生中女生比例甚少，在一、二年级每个年级有二、三人，三年级到五年级有个别人，六年级就只剩下一、二名男生了。
其三，学校教学质量亟待提高。
由于学生人数少，年级数多，教师人数有限，只能采取复式教学，每位教师每堂课都担负两个年级的教学任务，布置一个年级的“自学”与“练习”后去另一个年级讲解，布置作业，回头给原先的年级讲解，40分钟一节课，讲不了几句话，就要下课。加之，教师水平有限，教学质量成问题。少年儿童在教学启蒙和打基础阶段，未能学到应有程度的完满的知识。笔者曾两次观察期末考试，实际上是几位老师像指导作业一样讲解试题。本来是闭卷考试，却变成了教师指导下的开卷考试。即便如此“开卷”，学生考试也并不好。我们抽查了学生的部分试卷，每个年级有个别人及格。许多知识性的东西学生根本没有掌握。汉语拼音、算术、算式大多数学生都不甚理解。如此教学质量，不用说升高中，进大学，就连初中也难得考上去。国家提出九年义务教育，从小学升到初中不用大考，可他们连小学的课程也没有学完，总不能像抱婴儿那样把他们抱入初中。何况若真的把他们抱入初中，他们也呆不住，送去的人前脚离开，他们就后脚跟着回来，或读了一个学期就不读了。
每个学期语文、数学和政治三科为全县统考科目，乡政府教委办采取“灵活”措施，将这个希望小学与其他一两个边远学校（或教学点）考生的试卷抽出来，不参加统计。这样，报给上级的成绩就不会排在其他乡镇后面，教委办和乡政府主管教育的领导也就不会被追究责任。说不定，全乡的学生成绩平均分还排在全县上等的位置。若将边境少数民族学校的成绩也统计上去，准会是全县倒数第一或第二。多年如此情况沿袭下来，那些少年儿童凭自己的成绩，根本升不了高一级学校，又不会干什么事，真是“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成了当地教育的结症，又何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作用。
从客观到主观
造成教育滞后的原因多方面。从成人教育而言，滞后的因素，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主观因素，一是客观因素。其中，客观因素也包含一些人为的主观因素。
据调查，当地苗族是在清嘉庆年间从越南苗王县的各个山寨陆续迁来现居之地，至今有300多年历史。在彼国一方，他们就分散在各个山头，没有受过系统的人格和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教育。就是进入了中国境内现居之地，也由于“山高皇帝远”，长期以来，既不受官府朝廷的限制，也得不到国人比较规范正统的思想意识的感化，更没有什么教育可言。他们头脑中形成的观念，属于本能性，自发性的。后来，由于生存的需要，与周围别的一些民族打交道，很快地受到中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思想的影响。形成一种唯我意识和功利观念。在对待接受教育的问题上，自私自利的思想显得更为严重。
唯我意识，即认为只有我和我的意识才是道理，什么后代、前代，一概与我无关，这就是体现在子女入学问题上“读书当官”、“读书无用”论的一种思想意识。绝大多数苗族老人认为子女从上学之日起，他们就离“我”而去，眼前不帮干活，将来也不一定回归。作为父母的“我”自然觉得吃大亏。一位杨氏学生家长对我们说：“我夫妻生养他们（指其子女）就是为了帮我们的大忙。去读书了，他们什么忙都帮不了，我还要出钱，何必呢？”还有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他们即将小学毕业的儿子来见我们课题组负责人，说：“我们想把他交给你们，由你们安排到哪里去读都行，就是包吃包住，不要我们出钱就得了。”这对中年夫妇这种想法，在当地来说还算是进步。因为他们毕竟还愿意让孩子继续读书，希望孩子小学毕业以后能高一级学校学习，较少考虑个人享受，只是不想加重自己的经济负担。不像那位杨氏家长那样，急于要未成年的孩子干农活、做零工、做家务，未到“不惑之年”便想坐享其子女的奉上“洪福”。客观上实现不了这个愿望，便觉得吃亏，觉得后悔，似乎是悔不该生养孩子。特别是生了女孩的家长，觉得让她上学读书，是为他人培养人才，不划算，因为她迟早成为别家的人！这种纯粹为己的欲望考虑问题，不为他人及自己子女着想的家长也不一定是全寨所有的人，然而也确实占有一定的比例，有相当大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又包含横向、纵向两方面。横向，即左右相互牵连，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众多人对学科学，不学文化不感兴趣，甘当新时代的文盲。纵向，影响到当事人的后代，即由于父母不为后代前途着想，这些后代长大了，上升到家长的位置，也同样以这种思想影响下一代，于是出现一种一代接一代的恶性循环。
至于客观因素，当地苗族绝大多数分居在众多的山头，自然条件恶劣，这确实是个客观问题，但当地苗族和其他一些后进的少数民族，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环境的制约。这种制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环境的选择；一是对已经选择的环境的态度。
在对自然环境的选择方面，他们从方便个人的原始习惯出发，选择在“山高皇帝远”的地带。这种对自然环境的选择，旧时是有一定的被迫性，即民族歧视所造成。新社会，民族歧视的现象已消除，人民政府和别的民族欢迎他们向内地靠拢，可他们仍然习惯于这种偏僻而边缘地带生活。因为在这些地方居住，可以免受或少受各种法规的制约，想怎么干就这么干。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又只能是仿古仿旧，其目标也只是能够养家糊口，维持一般的生存条件。年复一年，年年岁岁，情况依旧。我们问他们：“为何不找平一点的地方住下？”一位五十多岁的苗民说：“住得高一点，远一点，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所谓麻烦事，主要是指政府的一些法规制度，特别对计划生育部门有极大介意。
对于已选择的自然环境，当地的苗民多半是“顺其自然”，缺乏改变自己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意识。相比之下，其附近的一些壮族居民就明显地努力改变周围的自然环境，改善生活条件。他们居住的是稳稳当当的大三开间木瓦干栏式房屋，大部分农民还在三开间房屋的左右两边分别加盖两个耳房，作为作坊和牲畜饲养间。在种养业方面，更是不同于苗民，其总的趋势就是不断改变周围环境和生活条件，不断获取丰富、改善生活。
流散的思想，是当地苗民安于现状的一个直接原因。他们大多数从越南迁来，至今与越南邻近山寨同族保持密切来往。跨境通婚的门户也有相当大的比例。20世纪70年代以前，居住的流动性很大，时而住在这个小山头，时而住在那个坡梁上，在中越两个边境地区，迁迁停停，每个地方住上若干年，便又离去。实际上是逃避一些现实的法规。在这种流散思想观念的指导下，自然缺乏立足本地、改变周围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意识和行动，加上经济基础薄弱，房屋破破烂烂，田地耕种，无整体和长远打算，今年种这一块，明年插那一丘，收成好，次年再种，收成不好就丢。副业生产也仅仅是小打小闹，没有形成批量生产，其原因也是从方便他们随时迁移的角度出发。
对于少年儿童教育而言，一是缺乏良好的启蒙教育，二是小学教学质量低劣。在当地，一个小孩学步学话以后，没有得到家长的正确引导，寨上又没有幼儿园之类的学前教育。八、九岁上了小学，一方面心思不在学习上，另一方面受到教师教学水平所限，形成了他们掌握知识，不断向上的2种障碍。
寻求个有效措施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主专政和民族平等政策的国家，对于边境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绝不会是置若罔闻，关键在于采取什么对策和措施，真正做到行之有效，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多年来，政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借助先进地区捐助的财力，帮助这些边境少数民族的改变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大到路、水、电和异地安置住房问题；小到家庭使用的饭菜锅、碗、钵，直至小学生用的练习本、铅笔、橡皮刷，等等，应有尽有。学校图书资料，更是堆积成堆。还有一批批上级救济和机关单位干部职工、自治区首府高校捐赠的被褥、衣物，不计其数。然而，这一切，都打破不了他们旧的传统观念，树立新的思想，跟上新的时代的步伐。
为此，笔者认为要改变上述这种状况，首要的工作还是从成年人的思想教育教育抓起。其次是抓好教师人事制度的改革。再次是加强教师的业务培训工作。
成年人教育，主要是对老百姓的素质教育。这是解决少年儿童上学校，读好书的后坐力问题。只有那些百姓真正认识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科技教育给他们带来好处，才会乐意地送自己的子女和孙辈人上学。也才不至于向自己上学的子女提出这样和那样有碍他们健康成长进步的要求，更不会向政府和资助单位甩“包袱”。从国家教育目标来说，发展成人教育，全面推进素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我国国务院于2003年9月颁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了农村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其中有一点最适宜于目前边境民族教育工作，那就是：“必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农村实际，注重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的培养。”对于边民来说，首要的问题还是思想品德教育问题。这种教育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对这一工作不能说没有做，但做得太少，做得肤浅，不够扎实，没有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那样，派一定数量的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一些理念性和观念性的问题。具体说，就是要帮助当地少数民族树立个正确的价值观，教育他们减少一点功利心，增强一点社会责任感，对后代首先是对自己的子女怀有一颗真正的爱心，为他们未来更好地生活，并成为社会的优秀成员，付出一定的代价。
教育方法上，可以采取长年不定期的集中培训（学习班）和个别分散教育结合。同时要注意培养和树立先进典型、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逐步引导这些边民在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上，步入正确的轨道。
少年儿童教育，主要是学校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学生以学为主”。这里的“学”虽然包含思想道德品质修养，但最终还是掌握文化科学知识为目标。由于受到一代代家长错误的价值观念和功利思想的影响，少年儿童求实心不强，流动性大，甚至中途辍学，这是形成教学质量低劣的一个因素。然而教师的服务态度和教学水平是提高教学质量，完成“普九”义务教育任务的一个关键。
在教师人事制度方面，笔者认为在边境地区也要打破“论资排辈”的制度，实行择优奖优的方针，改变目前那种“待遇高而水平低，待遇低而水平高”的状况，激发当地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水弄苗族希望小学目前有3名教师，其中2名是国家公办教师，1名是代课教师。这2名公办教师均为初中文化程度，年龄都在50岁以上，其中一位年近花甲。那位代课教师却是具有大专毕业文凭，年仅26岁（2002年12月）。不言而喻，2名公办教师因为是“公办”，又有一定的资历，月薪加各种补贴每月收入1000多元，并有公费医疗费和其他福利金，这在当地来说是高待遇了。而那位代课老师，因为是“代课”，管他是什么文化程度，每月固定216元，别的一无分文。我们也曾多次接触这三位教师，同他们一起用餐，晚上住宿在他们腾出的房间，白天也不时进教室听他们的课。两位老教师有一定的教学组织能力，学生中有一定的威信。然而上课的水平，确实不敢恭维，无论是上低年级或高年级的课，均是领读几遍了事，讲解甚少。普通话，说话能力也很成问题，相当部分的字词读音不准，方言语音浓重。词义诠释也漏洞百出。算术遇到稍有点难度的运用题，就随意跨过去。那位青年代课教师倒是有点讲解水平和运算能力，却因为靠210元一个月的“工资”不够用，要与未婚妻合伙办代销店，养猪搞副业，一下课就得往“家里”跑。课余时间，要么在苗寨借租的屋子里经营他的副业，要么双轮摩托车一启动，到乡政府所在地进货，有时还要到数十公里外，去看他与兄弟联办的鱼塘……总之，一天到晚，他除了在课堂上教学外，还要不断地为生活奔波劳碌。三位教师中，两位年长的暮气较重，一位年轻的又心不在焉，而三人都缺少点文艺细胞，学校没有正规的图、音、体课，没有什么球类、体操、棋牌及游戏之类的体育训练和竞赛活动，更没有什么跳舞、唱歌和表演之类的文艺活动。整个学校冷冷清清，既没有歌声，也笑声，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吸引力。学生上午2节课（五六年级3节），下午2节，来了就上课，上完课就回家放牛、做活。广东番禺市建校时一齐建起来的水泥篮球场、篮球架天过天，年过年，白受日晒雨淋，令人见了无不感到心疼。
教师人事制度上，还可以采取本学区内适当轮流到点上教学和从别的学区“借米下锅”的办法，让边境第一线上的少数民族儿童也能有机会聆听一些有水平的教师讲课。不要长年都是一个旧面孔，旧水平，使学生的学习停留在一个低水平线上。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中，强调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人事制度的改变，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并强调依法推行教师资格制度，全面推行教师聘任制。对于边境地区的学校，政府部门不妨以相对优厚的待遇，聘用一些有水平，有朝气，事业心强的教师任教，这无疑是改变边境少数民族教育滞后局面的一个重要对策的措施。对于那些水平有限，而又未达到退休年龄的教师，则加强文化知识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尽可能让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为边境少数民族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实在提高不了的就设法给他们换换位置，调到内地人比较多的学校来。总而言之，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担任教学工作的教师，无论在思想、业务水平或兴趣爱好方面，都要有更高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也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基础，政府及主管领导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否则，还是那句老话：“留不住人才！”另外，每个学区、学片要配备一定名额的图、音、体专业教师，加强体、美教育，正常开展学校第二课堂教学活动，激发边境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兴趣，增强学校教育的吸引力，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少年儿童，对于我们国家为他们办的学校，能够进得来，留得住，努力学好文化科学知识，完成我们伟大祖国和飞跃时代赋予他们的学习任务，将来为祖国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5-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