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才能的供给与乡镇企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发展论文,乡镇论文,企业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界一般都认同乡镇企业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从运行机制、外部环境及治理结构等非人力因素角度对乡镇企业发展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在此不必多述。本文力图从特定人力因素——企业家才能供给角度对乡镇企业几十年发展轨迹作一系统考察，从中得出相应结论，为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某种思路。本文的第一部分解释企业家才能的理论内涵及其供给因素；第二部分对早期乡镇企业家才能供给作一系统探析；第三部分对当前乡镇企业发展困境提出一种解释；第四部分是几点简要结论。
一 企业家才能及其供给因素的相关理论分析
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家才能内涵从不同角度给出解释，因此企业家才能应是个系统的概念，至少包括四个层次内涵：
1.创新能力。最为著名的是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才能本质上是一种创新能力，“是一种改变惯行循环轨道，打破现存均衡行为，即一种破坏性创造过程”（转自池本正纯1985）。企业家创新行为是超越市场均衡的原动力，只有对经济环境作出创新的反应并推动生产增长的经营者才能称为企业家。
2.不确定性和风险。奈特认为承担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是企业家的首要职能。从某种意义上，企业家应是“天然风险中性者”，而利润则是对那些完全不可预计风险的报酬。企业家才能体现为不确定环境中的判断力、信心和冒险精神。
3.市场能力。（1）适应市场能力。 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假定，给出了企业家才能固定要素禀赋之说。马歇尔认定企业家才能是特定要素禀赋，即一种人力资本。其重要意义在于发现并消除市场不均衡，创造市场交易机会的能力，从而决定适应市场的厂商有效规模限度。（2）克服市场失灵。 新自由主义学派抛弃了古典理论完全信息假设，强调企业家的作用在于克服由不完全信息带来的市场失灵和种种非效率行为。科斯认为企业家是专业对稀缺资源进行协调和判断，他的这种判断能力取决于他的相关信息搜集能力。企业家才能在于获取信息和相关要素，以节约交易成本。利伯思坦指出，企业家才能在于克服X无效率。 源于契约的不完全和生产函数的不确定使市场配置某些要素趋于无效率，而企业家才能在于收集和配置这些要素。
4.组织能力和权威。现代组织理论认为，企业是由经营者、职工、股东、消费者和销售者构成的一个联合体，企业家才能体现为协调企业组织环境及相关主体的能力。卡森把企业家看成一个组织的创造者和管理者，阿尔钦和德姆塞兹则赋予企业家在团队生产中的监督者角色；而契约理论更从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之和的前提，推出企业家的本质是一系列契约的中心签约人，企业家才能表现为契约签定过程中的信息收集和谈判能力。
这里提一下本文分析的逻辑前提。我们认为企业家和企业家才能概念并不存在严格对应关系（至少在我国），企业家才能至多是企业家的充分条件。具备企业家才能的经营者向企业家转换依赖于外部相关条件，即：健全的市场交换环境和规范的企业制度。而这两个假设在乡镇企业基本缺乏适应性，也就是说，从规范角度，乡镇企业并不存在“标准”企业家，至多称上“精明的”经营者或“能人”。但我们认为，企业家才能应是一系列系统化指标体系，只要适合上述四项指标，可以认为具备企业家才能。正如米塞斯说过，所有人类行为都有企业家要素，这也是以下分析乡镇企业企业家才能的基本依据。
应当说，企业家才能供给是个多因素函数。如果以供给量为因变量，那么企业家才能的获取方式将成为自变量一，而第二个自变量将是外部环境，包括相关激励约束制度供给及其它制约因素。
企业家才能的获取方式显著影响其供给状况。熊彼特和柯兹纳均认为企业家才能全部来自先天禀赋，“企业家才能是个人的天然财富”；而舒尔茨则认为企业家才能部分天生，更大部分来自后天人力资本投资。我们认同舒尔茨的划分，把乡镇企业企业家才能分为“禀赋式能力”和“投资式能力”。心理学研究发现，胆汁质性格的人天生较他人有更强的风险偏好和冒险倾向，具备从事发明、创造等活动的“天然”优势。我们称这种先天具备的能力为“禀赋式能力”。禀赋式企业家才能主要表现为冒险精神、风险意识等，其供给量易受个体的精力、年龄等生理变化而波动。严格意义上讲，后天人力资本投资对企业家才能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依据投资方式不同，可分为“经验积累式投资”和“知识积累式投资”。经验积累式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阿罗所谓“干中学”过程，通过不断实践，积累经验，减少未来“犯错”的概率，本质上是一种不断试错过程。其具有成本小、风险低优点，但不易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知识积累式人力资本投资是通过学习先进知识，扬弃和改造固有能力结构和思维方式的过程，主要途径是教育、培训等。知识积累较经验积累最大的优点在于较高的教育水平缩短了企业家的学习时间，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故能较好地适应外部经济条件的变化，但同样存在成本高（注：依据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脱产教育成本包括两部分：教育本身的费用及教育的时间价值（也就是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而干中学形式则不存在时间价值问题。详见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第141页。）、风险大等特点。 知识积累式人力资本投资的均衡点是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当前价值等于未来收益的当前价值。
企业家才能供给关键是外部制度环境的供给，其核心是相关激励约束制度。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企业家才能本质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它与其它资本一样享有要素收益权。是“人力资本天然与个人不可分“决定其供给的隐蔽性和技术上不可测性，对人力资本的供给只可“激励”而无法“挤榨”（周其仁，1996）；制度学派则主张通过改变社会博弈规则，设置一系列制度安排以确保企业家才能的投入与其获得收益趋于一致。激励约束制度对企业家才能的供给起关键作用，其它诸如个人心理及社会环境等因素都可归为一种激励约束制度。
1.激励。激励机制是根据行为主体的行为目标，通过提供某种价格（或非价格）信号，形成稳定的预期，以适应主体偏好的过程。依据行为主体的不同偏好，可设计出货币物品和非货币物品激励。
（1）货币物品激励。 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赋予了利益“刺激”的重要性。对于经营者行为，最佳的激励应是将其努力与回报相对应，这种回报不仅包括企业家要素报酬，还应包含承担风险的报酬。奈特称之为“不确定性”报酬，熊彼特称之为创新报酬，德姆塞兹更谓之剩余索取，剩余索取是企业家在不确定条件下所做实验和承担意义外风险的回报。企业家积极性与剩余分割份额呈正相关。此外，对企业财产实际占有权也是激励经营者行为的重要方面。
（2）非货币物品激励。非货币物品激励侧重于对个人心理影响。按照社会学和心理学观点，企业经营者具备“社会人”特点，不仅追求物质利益，还追求精神收益，如社会地位、荣誉、尊重感等。在“经营者主权”企业中，经营者更有积极性把企业“蛋糕”做大，因为这不仅能带来自身利益增加，还能因才能杰出而获得普遍赞誉和敬重。
2.约束。现代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源于信息的稀缺及不对称分布，代理人的行为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存在不一致性，过度激励而缺乏约束只能导致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约束机制实质是通过某一契约限制代理人有背委托人利益行为或增加其机会主义倾向的内在成本，是一种负激励形态。按照约束主体不同，包括：所有权约束、市场约束、制度约束和非正式制度约束。
1）所有权约束。在两权分离下， 来自企业产权所有者监督和约束对确保经营者为所有者“忠诚”的服务有重要作用，在所有者主体到位，产权主体明确且人格化的条件下，所有权约束往往是卓有成效的。在现代股份经济中，股东一方面可以在股票市场上通过“用脚投票”惩处经营者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可通过股东大会形式“用手投票”直接参与企业决策和对经营者行为审核，所有权构成对经营者最大约束。
2）市场约束。 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规律本身就构成了对企业家行为的巨大约束。一方面，经营失败将意味着企业在生产市场上难以生存，企业破产或被接管将使经营者失去职位，被外部经营者所代替；另一方面，也半带来经营者人力资本价格在经理市场上下跌，失去竞争优势。
3）制度约束。企业家行为应在一定的制度准入环境下进行， 应遵守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制度，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惩罚，其构成了市场环境下对企业家行为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
4）非正式制度约束。 非正式制度指人们长期形成的不成文的道德规范、价值认同及文化风俗等。经营者任何有违公德的行为将遭到舆论谴责，一个良好的非正式约束的氛围对经营者行为有重要意义。
二 早期乡镇企业企业家才能的系统考察
运用我们的分析方法，不难发现早期乡镇企业某些能人已拥有一定的“企业家才能”，虽然说是不成熟的，甚至是低水平的，但乡镇企业典型的“人在厂兴、人去厂衰”所谓能人效应却能验证这种“企业家才能”对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创业者的“创举”做一系统验证。
第一，创新能力。1.理论创新。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一直处于自我封闭、城乡分割的二元均衡状态，西方发展模式很难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冲跨了壁垒森严的计划体制，走了一条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道路，解决了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2.发展道路创新。乡镇企业创业者一开始就突破了单一计划生产模式，坚持市场取向，在实践中探索出一系列有特色的发展模式，如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等。3.经营方式创新。在经营上，乡镇企业从早期的“三就地”到“内外并举”到“三外齐上”；机制上从承包制到股份合作制，无不凝聚着包括经营者在内的乡镇企业职工的创造性智慧。
第二，不确定性和风险。乡镇企业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传统体制的排挤，有人称之为“夹缝中的草根工业”（汪长根1995），对于乡镇企业经营者而言，他的每一步必然都是冒险过程。一方面他必须在陌生的领域中搏击，并时刻提防着来自市场的“暗礁”；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受来自政治方面的种种诘难。
第三，市场适应能力。有人说乡镇企业是天然的市场派，但从历史角度看，这种市场化是无奈的，甚至是枯涩的。乡镇企业萌生初期就被排斥在国民经济体系之外，而这种计划体系却几乎控制着一切投入要素的流向，生存压力逼迫企业经营者寻求计划体制的“夹缝”，被迫走上一条市场取向的道路。“船小好调头”灵活的机制和健全的营销网络使企业有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由于残缺的要素市场难以为企业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找米下锅”是企业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乡镇企业能人创造出“配套城市工业加工”、“城乡经济联合”等形式将企业纳入计划生产体系，从而解决了生产和销售问题；此外，乡镇企业经营者较国有企业具备更强的一种特殊“非市场资源”收集和利用能力（田国强1995），即与行政组织处理好关系的能力。拥有这种资源优势对乡镇企业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借助非市场资源能更易收集到残缺要素市场无法获得（或面临高昂交易成本制约）的必要生产要素，降低进入传统分工的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其本身能生产出一种特殊产品——“安全保护”，这对抵御恶劣的外部环境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组织能力。“逼上梁山”是当初能人创办乡镇企业的形象写照，而从创业起步到初期发展，乡镇企业更多依靠了集体力量，但这种集体力量的集中离不开经营者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这种凝聚力有的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有的依靠了经营者行政权威，更有的依靠了技术威信，围绕厂长核心构造的点面结合权力分布和管理结构使厂长的意志得到很好的贯彻，从而解决了乡镇企业的中心权威问题。
理论检验证实，早期乡镇企业某些能人确实存在一些“企业家才能”的火花，而企业的成功发展似乎又昭示了这些“才能”释放有其有成效的保障机制，我们有必要从企业家函数着手，剖析其供给的相关因素。
1.企业家才能的获取方式。综观乡镇企业创业历程，不难发现“领头雁”的才能主要是来源于先天禀赋和后天经验，这种获取方式是与当时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的。从创办者来源看，基本来自三个层次主体：一是农村中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二是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三是基层管理干部。他们的共性是相对素质较高，风险意识较强，富有实践经验，也就是说他们拥有比一般社区农民更多的禀赋能力和经验人力资本存量，这构成了企业家才能供给的基础。从市场环境看，乡镇企业崛起是乱中取胜的结果。僵硬的计划生产和分配形成了广阔的短缺市场，刚性需求使扩大生产能力和降低成本成为创业者的燃眉之急，对生产技术和生产要素的渴求远远大于对管理的需求，而能人的吃苦精神、传统经验和顽强的“公关能力”（汪长根1995）基本能适应这种需求。
2.相关激励约束制度供给。应该说，早期乡镇企业一系列有效激励约束制度安排是经营者“才能”供给的关键因素。
1）激励机制。其一，创办者理性预期。从乡镇企业诞生看， 其一定程度是一种“帕累托增进”，创业收益将和企业收益同步增长，预期收益率为正。一方面，来自城市工业利润的吸引，增强了经营者对非农产业的向往，“无工不富”被随后的成功范例所验证并加以扩散，成为“冒险者”的坚强信念；另一方面，传统农业部门的低收益使流出资源的机会成本很低，发展非农产业对他们而言，仅是一种“实验”。由于“实验”失败带来的人力资本潜在损失仅是农业收益，而这种收益在低生产率水平和价格歧视下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同时，乡镇政府介入提供诸如要素、安全保护等制度支持降低了这种“实验”的失败机率（当然客观的短缺经济环境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低机会成本和失败机率、高收益预期诱使创办者增加其“才能”的供给。其二，外部激励制度。如果说良好的个人预期只是供给的诱因，则乡镇企业外部激励制度设计直接使这种可能转为现实。这包括三个层次内涵：首先，从利益机制看，乡镇企业最早尝到承包制的甜头。承包制采取约定基数，超额归己分配方式突破了传统“统收统分”的僵硬分配体制，给经营者留下一个很大的“挖潜空间”，承包余额是一种非合约收入，是对经营者在不确定条件下所做实验的奖励，因而有点类似阿——德剩余索取激励模式。而承包契约的硬预算约束（注：这种约束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职位约束”（见下文）。如果经营者偷懒而难以完成契约任务，他们将被迫离开原来职位，回到落后的农业部门，因此这种约束机制对于早期经营者是很强的。）使经营者的偷懒成本基本内在化，从而解决了激励问题。同时，厂长经理负责制使乡镇企业领导人比国有企业有更大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剩余支配和实际控制权构成了极大的内部激励。其次，令人感兴趣的是许多乡镇企业领导人往往更看重非物质利益激励。据一抽样调查（陆建新1995）对社会责任感、工作本身兴趣及发挥本人才智占乡镇企业领导人任职动机前三位。对其解释有二：其一，乡镇企业经营者阶层素质往往高于一般农民（教育层次、思想觉悟等），更注重集体主义和自我价值的奉献；其二，对经济较宽裕的经营者而言，社会地位、尊重等非货币物品可能比金钱更有诱惑力，这也为解释乡镇企业目标多元化提供一种解释（注：有人认为，乡镇企业目标多元化是社区政府作为所有者和一级行政机构双重职能追求社区多元化目标的结果（万解秋《政府推动与经济发展——苏南模式再思考》1995）。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应与经营者追求非货币物品消费有关。）。第三，行政控制和社区管辖权回报。乡镇企业沿袭了国有企业的“官本位制”，所不同的是乡镇企业领导往往是兼企业管理和行政管理为一身，防止了管理人力资本的流失。在企业规模不大和经营者精力足够条件下，双重管理权能给经营者带来多层次的收益，因此能产生较大激励效应。
2）约束机制。应该说，早期乡镇企业管理都是受到很强约束的。 第一是源于自身职业的硬约束。如前所述，乡镇企业领导人大多来源于农业部门，农业的低效益构成了对经营者天然激励约束，就业机会稀缺使这种约束效应更加明显，经营者渎职意味着将面临重返农业，而不能象国有企业领导“异地做官”，给自己带来重大损失。经营者更重视自己的工作机会。第二，来自乡村政府的外部监督。与国有企业相比，乡镇企业的委托代理链较短，因而委托者的约束不易“损耗”。乡镇政府一方面作为一级行政部门对企业运行进行行政监督；另一方面，凭借集体资产代理者身份对企业行使所有者监控职能。特别当企业成为社区政府的财力支柱和政治资本时，政府官员更有积极性关注经营者的活动，较小的企业规模又为这种外部监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第三，来自市场的约束，乡镇企业自诞生之初就在市场中搏击，“开关厂”戏谑形象地反映了市场竞争对企业的“洗礼”，相对较强的预算约束和优胜劣汰意识使经营者丝毫不敢懈怠。
三 当前乡镇企业发展困境的一种解释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乡镇企业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发展步伐趋慢，且经济绩效不断滑坡（注：乡镇企业百元资金利税率呈下降趋势，1978年、1984年、1990年、1995年依次是39.8元、24.6元、13.0元和15.4元。1995年仅及1978年的38.9%。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笔者认为企业家才能有效供给不足是根本症结之一。而乡镇企业原有的企业家才能供给方式及与其配套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适应新时期经济环境的变化则是供给不足的根源。
当前乡镇企业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一，市场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使乡镇企业的市场优势丧失。“消费者主权”市场替代了“生产者主权”市场使提高效率的企业管理重要性日益突出；其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企业管理者的素质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驾驭知识和智力是经营者基本职能。环境变迁客观上使乡镇企业经营者人力资本存量存在某种“折旧”或损耗，而增量投资则由于种种因素呈明显不足，形成所谓“人力资本赤字”（徐文华1996）。
从存量上看，现存企业家才能主要来自禀赋能力和经验积累。但任何能力的发挥都存在一个时间维度，“严格意义上企业家不是固定持久的职业”（舒尔茨1990）。然而，染上国有企业病的乡镇企业渐渐形成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怪圈，使经营者实际任职趋于沿袭化、终生化，直接导致禀赋式才能边际供给递减。表现为：一些企业领导干部风险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丧失，安于现状，追求享乐思想抬头。不容否认这一定程度与经营者身上固有的“小富即安”小农思想相关，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竞争使经营者压力和危机减少，引发企业家才能供给不足；同时，源于经验积累的人力资本难以跟上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变迁。“快的技术变化使过去的经验瞬间失去作用”。而实际上，当前某些经营者并不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仍旧迷信老经验，土法子，仍旧存在重生产轻管理思想，使企业举步维艰。
从增量看，当前知识型人力资本投资面临三大约束：1 ）增长方式约束。长期以来，乡镇企业走了一条重物质轻人力的古典增长道路。古典增长方式支持的速度和产值战略使企业形成一种强烈投资偏好，而轻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文化程度和固定资本分别代表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我们可估算出苏南乡镇企业8年发展中（1986—1994）， 物质资本增长了14.18倍，而人力资本仅增长了55%左右， 不足物质资本增幅的4%，而经营者人力资本增长更微乎其微（徐文华1996）。 两种资本增长存在显著不对称特征。因此，打破古典增长环境，营建良好的人力资本增长的体制环境是促进经营者人力资本投资的重心。2 ）预期函数约束。人力资本均衡点是行为主体投资的边际成本等于预期收益的当前价值，但当前乡镇企业这种均衡点出现偏差。一方面现行不规范体制下经营者对人力资本投资预期收益显著低于其它投资。教育投资不仅承受双重成本（教育费用、时间价值），且受风险等因素影响而使收益趋于不稳定；而投资其它领域特别是非生产领域（如寻租活动、内部人控制及侵蚀集体资产行为）将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非规范环境下对这些“违规投资”的低发现和低惩处率事实上降低了投资成本，使这种高预期转为现实，因而极大提高了经营者把自身精力投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任命制和封闭遴选使企业经营者人力资本价格“缺乏弹性”。竞争压力的丧失造成经营者对自身人才资本增值漠不关心，刚性分配和收益格局使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很高。促使经营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关键在于调整其自身成本收益曲线，提高教育投资的均衡点，如将教育水平同任职资格挂钩；同时应排除各种非规范行为对投资信号的干扰，如加大对这类行为的惩处力度等；更重要的是应突破外部人才进入企业的壁垒，打破企业家才能供给的内部化和垄断化。3）教育瓶颈约束。 教育是知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但当前种种因素使教育供给能力明显不足。首先是教育体制僵化，观念陈旧。目前我国教育还停留在计划体制，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使教育供给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很大的限制，而长期的重正规教育、轻非正式培训，重理论教育轻实践，重城轻乡的思想偏差使乡镇企业经营者获得教育的机会更少；其次是教育供给主体单一，投入不足。长期以来，政府是教育的主要供给者和管理者，财政投入是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这使教育投入受政府财政收支变化而呈波动态势，影响了教育发展的长期化和稳健化；第三是教育水平不高。用于培训的教材较落后，内容与现实严重脱节。同时，教育人员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和层次老化现象严重。因此，彻底改革教育计划体制和改变观念偏差，打破政府单一教育主体，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多层次、网络化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市场化、法制化，提高教育水平是突破人力资本投资瓶颈的关键之一。
激励约束制度弱化是当前企业家才能供给不足的另一层因素。1 ）激励效用递减。一定的制度安排总是与一定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环境变迁必然要求制度创新，否则原制度将面临效用递减。激励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总是与主体的特定需求相适应，领导学认为激励是通过人的需要，激发动机，导致行为及为实现目标而努力的过程。依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需求具有五层次，低层次需求满足将带来对高层次需求的渴望。从这个角度，激励制度供给应是个动态过程，取决于对制度的需求和供给能力。从需求角度看，如果说早期乡镇企业领头人最大的需求是“自救”（把自己从传统农业中解脱出来），承包制设计的部分剩余激励具有相当诱惑力的话，那么当前，“包”字对一些经营者而言是失灵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经营者管理重要程度的提高，谋求与其企业家才能等值的企业剩余和其它相关收益（非货币物品）可能成为经营者主要需求。需求的变动直接增加了对新的激励制度要求。从供给角度看，激励主要依赖于制度供给（注：激励包括自我激励和外部激励，自我激励是始终存在的，而外部激励则依赖于制度供给。行为主体片面追求自我激励将导致违背外部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因此，规范的激励应是个帕累托过程，即借助外部激励对自我激励的替代，不仅满足个人需求，更能带来某种“公共福利”。），而制度供给有其典型的“时差效应”（注：制度供给依赖于供给主体思想认识及相关信息和费用等，因此落后于瞬间需求。）。在乡镇企业，由于乡镇政府是激励制度的唯一供给主体，使这种时差效应被人为扩大，表现为制度供需长期失衡，如在激励上迷信一包就灵等。在“外部激励”供给不足时，经营者必然追求片面“自我激励”，各种承包“负赢不负亏”、“穷庙富方丈”怪现象就是典型表现。在缺乏约束下，这种侵犯其他主体利益的“自我激励”实现了经营者个人效用均衡。克服当前激励递减的主要举措是增加外部激励供给，其核心是针对经营者主体需求变化，制定新型激励方案。当然这离不开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改革现行激励供给体制，变单一政府供给主体为多元供给；规范经营者信息披露制度，降低制定新激励制度的信息成本；强化监督，变经营者“自我激励”为“外部激励”，实现激励的供需平衡。2）约束机制的弱化。 早期卓有成效的经营者约束机制当前正面临弱化。表现在：a.来自“自身职业”的约束淡化。创业的成功使乡镇企业经营者的人力资本价值得到体现和认可，市场体制的建立使这种人力资本得到广泛重视，但封闭的经营者遴选制造成这种人力资本的供给弹性很小，经营者的“职业危机”日益减弱。b.外部监督软弱。乡镇企业“行政式”监控日益现出弊端：一方面，企业规模的扩大，产业的延伸使经营者行为更具隐蔽性，增加了外部监督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监督主体——乡镇政府的两重职能，使其很难真正行使所有者职能，特别是受社区目标和财政压力约束，乡镇政府往往以“放权”换取企业支持，使所有者约束弱化；c.市场约束的非均衡。竞争性产品和要素市场能降低监督经营者的信息成本，而完善的外部经理市场能及时惩处经理违规行为，两者在规范经营者行为上是有机结合的。从实际情况看，前类市场在当前乡镇企业基本存在，也就是说乡镇企业经营者违规的“发现”机制尚存在，问题是由于经营者的非市场选拔阻碍了外部经理市场的产生，提高了新的经营者进入企业的门槛。在企业领导人的选择上常常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当经营者违规时，很难获得及时惩处。如果说早期经营者主要依赖于自我约束，那么在当前自我约束弱化时，我们有必要构筑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应加快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构筑明晰化和人格化的产权主体，强化所有权约束；更主要的是加快建立经营者市场，变封闭选择为竞争上岗，使经营者真正承受来自内外不同主体的约束，从而增加其企业家才能的供给。
四 几点简要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稀缺资源，严格意义的企业家和企业家才能不存在唯一对应关系。企业家才能是一系列指标体系。
2.企业家才能的供给是个多因素函数，企业家才能的获取方式和激励约束制度设计是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其中企业家才能的获取方式包括禀赋能力和后天投资两种方式。
3.企业家才能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得益于早期创业者的企业家才能的供给。
4.当前乡镇企业发展障碍之一是企业家才能供给不足。解决方案则是转变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向，从早期的经验积累式转向知识积累式，而激励约束制度创新是增加供给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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