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三世界若干问题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冷战后的今天有无“第三世界”？
众所周知，“第三世界”这一名称与法国人口学家A·索维(Alfred Sauvy)有关。1952年， 索维在《观察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1789年法国革命前“无权无势”的穷人称为“ 第三等级”的人(tiers monde)，以区别于“僧侣”和“贵族”。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 一些与会者借用“第三等级”这一名词，称亚非拉为“第三世界”。1956年，索维所在的人 口研究所中的一些研究人员出版了一本名为《第三等级》(Le Tiers—Monde)的书。1959年 ，法国经济学家F·佩勒(Francois Perroux)创办了一本同名杂志，探讨欠发达问题。
随着冷战的升级，“第三世界”这一本来属于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概念开始进入政治领域 。 尤其在1964年不结盟运动问世后，西方媒体开始将参加这一组织的发展中国家视为介乎于共 产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第三类”国家，尽管不结盟运动中的一些国家依然 采取了亲美或亲苏的立场。（注：Ted C.Lewellen: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ird World,B ergin & Garvey,1995,p.3-4.
1974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根据 毛 主席的观点，第一世界是指美国和苏联两个拥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 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和其它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是指处于这 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425页，人民出版社，1983。
）在1974年4月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同志精辟地 阐述了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世界实 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 展中国家和其它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注：http://www.fmprc.gov.cn/chn/2177.html
邓小平同志还庄严地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 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 决同第三世界其它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 国际义务。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
90年代以来，许多人认为，随着冷战的消失，由前苏联阵营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构成的第二 世界不复存在，“第三世界”这一名称也就过时了。（注：Martin W.Lewis:Is There a Third World？Current History,November 1999,pp.355-35 8.
且不论冷战后我们能否继续使用“第三世界”这一称谓，单是最近一二十年（尤其是冷战后 ）国际舞台上的一些重大变化就确实使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第三世界”的概念。这些变化包 括：
第一，第三世界国家（或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已今非昔比。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 计，1998年，世界经济强国美国的人均GNP为29240美元，居世界第十位，而新加坡的人均GN P 却高达30170美元，名列世界第七。同年，阿联酋为17870美元，在世界上排名第28；以色列 为16180美元，排名第32。（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8—10页，中国财经出版社，2000。
）可见，单纯从人均GNP这样的指标来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发展 中国家，似乎是欠妥的。换言之，虽然新加坡的人均GNP超过了美国，但我们很难说前者已 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第二，前苏联阵营的解体产生了不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国际上通常将前苏联阵营 中的国家（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称作经济转轨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已将独 联 体中的中亚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那么经济发展水平与中亚国家相似的其它独联体国家应被 纳 入哪一个“世界”？换言之，我们是否可以说，今天的世界是由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转轨国家三大类组成？
总之，最近一二十年第三世界内部和外部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使我们在界定“第三世界 ”的概念时遇到了难题。然而，笔者认为，关于对冷战后有无“第三世界”的争论，在一定 程度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且不论今天我们能否继续使用“第三世界”的提法，无法回避的 事实是：在目前的世界经济版图中，还有许多国家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将这些国家称作发 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都是可行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我们完全可以继续使用“第 三世界”的提法。换言之，当我们看到或听到“第三世界”这一称谓时，我们自然会想到， 这是指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1973年毛主席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时也说，第三世界 也叫发展中国家。可见，“第三世界”与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概念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此外，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出发点主要是从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考 虑的，因此，他把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视为“第一世界”。今天，虽然苏联不复存在， 但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因此，对于亚非拉国家来说，反对霸权主义仍然是义不容辞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世界格局随苏联的解体而发生了变化，但毛主席当年提出的“三个 世界”的理论，依然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指导思想，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同 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60页，人民出版社，1983。
） 与讨论“第三世界”的概念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还没有必 要去划分世界？比较明确地提出世界划分问题的是列宁。他把世界分成先进资本主义、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三个部分。斯大林在二战时期把世界分成法西斯国家和 反法西斯国家。而毛泽东在提出“三个世界”观点以前20年，就已经把世界分为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四类。（注：http://www.999junshi.com/yule/rulejswt/jswt.jx/200101/815820010131.htm
我认为，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后，对世界加以划分是必要的。这至少有利于各国为 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定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定划分世界的标准。是按照经济发展水 平来划分，还是采用是否反霸、是否属于西方国家、是否拥有核武器或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 等多种政治标准来划分？这显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二、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民族解放运动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许多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 ，当务之急是如何用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且不论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独立的必要性及其 含义已发生质的变化，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对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实现经济独 立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然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起飞”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第三世界国 家的经济业绩优于其它一些国家？
概而言之，国内外学者通常从5个方面来探讨发展的决定因素。我们不妨将其归纳为“制度 决定论”、“政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地理决定论”和“民主决定论”。
诺贝尔奖获得者D·诺斯等人认为，制度和制度创新是决定发展快慢的重要因素。制度可以 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种：正式制度是指政府的政策和法律规定的各种制度选择。非 正式制度是人在长期的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与本地文化传统有关的风俗习惯和约定俗成的规矩 等。换言之，制度就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类自己设计的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规范的一 些 “约束”，制度创新则是对现有制度的扬弃。在他们看来，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人们 会在不同的“游戏规则”的支配下拥有不同的工作积极性和不同的工作方式，从而产生不同 的效果。可见，只有建立良好的制度，并经常进行制度创新，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才能最 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有效性，才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注：例如，D·诺斯从制度和制度创新这一角度出发，分析了西半球国家之间的差异。他认为 ，北美洲和南美洲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这一差异性既体现在宗主国的不同制度 模式对南北美洲殖民地的不同影响，也体现在不同思维的产物（亦即文化）对“行为者”(act ors)的看法。（见Douglass 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 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02.）
为了论述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有些人列举了我国农村联产承包制这一成功的例子。他们说 ，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得不到快速的发展，只是在进行制度创新后，农村才出现了新面貌。
不同意“制度决定论”的学者认为，制度和制度创新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好的政策 ，制度创新不会成为现实，加快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他们还说，我国农村联产承包制固然是 改革开放中的一大创举，但农村联产承包制与其说是制度创新，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好政策的 具 体表现形式。
信奉“政策决定论”的学者还通过比较拉美和东亚的发展业绩来说明政策在发展进程中的 重要地位。他们指出，20世纪中叶，拉美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东亚。事实上，那时的东亚是 世界上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然而，自60年代起，东亚制定并实施了好政策，即通过扩 大出口来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而拉美依然固守其具有内向特点的发展政策，因此，在短短 的一代人时间内，东亚在发展道路上超过了拉美。
推崇“文化决定论”的学者认为，在决定发展的各种因素中，只有文化因素最为重要。他 们说，南北美洲在历史上都是欧洲的殖民地，独立时间相差无几。然而，美国和加拿大早就 成 了发达国家，而拉美却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差别的根源是文化因素在起作用。北美洲人 在新教文化的影响下，善于创新和探索，并且富有勤奋精神。而生活在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 中的拉美人，被视为“傲慢、浪漫和散漫”的代名词。
美国学者L·哈利森可以说是“文化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已出现了3本论述南北 美洲文化差别的专著。（注：Lawrence Harrison: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University Press of Ame rica,1985;Lawrence Harrison:Who Prosper？How Cultural Values Shape Economic and P olitical Success,Basic Books,1992;Lawrence Harrison:The Pan—American Dream—Do La tin America’s Cultural Values Discourage True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ted St ates and Canada,Basic books,1997.
）他认为，东亚人重视教育和储蓄，信奉“先苦后甜”，不管工作多 累，在士气上都愿意克尽职守和服从上级，并将劳动视为生活意义和个人价值的源泉。而拉 美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哈利森等人看来，拉美文化中最不利于发展的是拉美人喜欢消费， 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只得依赖外资。
然而，哈利森的观点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一些批评者说，哈利森似乎把除了厄尔尼诺 以外的世界上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文化因素，这显然是欠妥的。反对“文化决定论”的 人还问道，如果说文化因素是发展的决定因素，那么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为什么过 去长期得不到发展，只是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后才取得发展？这正好说明文化是次要的， 政策或制度创新是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国外学术界开始讨论地理因素对发展的影响。例如，著名的美 国学者P·克鲁格曼认为，在国际范围内，靠近赤道的国家一般不如那些地处温带的国家富 裕。而在一国范围内，地理因素常能影响生产要素的移动及其价格，甚至还与国内各地区之 间的发展不平衡密切相关。（注：Paul Krugman:Development,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MIT Press,1997;Pal Kru g man:Geography and Trade,MIT Press,1991.
）对拉美发展进程有着重要影响的美洲开发银行也在一研究报告 中指出，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情况与地理因素不无关系。一般说来，地处热带的国家的收入 分配更为不公，因为气候条件决定了它们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以粗放型的热带种植业为基 础。由于热带作物具有土地密集型的特点，因此这些国家的土地所有制高度集中。在这些农 业国，土地占有量的多少与财富的分配密切相关。（注：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 i ca,1998—1999 Report,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99.
）在强调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时，有些 人还提到民主。在他们眼中，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政治，因此，与政治民主相比，上述几种因 素都是次要的。在一个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外国投资者愿意增加投资，本国资本不会出逃 ，劳动者的工作热情高，储蓄率也高，等等。而在缺乏政治民主的国家，上述有利条件是不 会出现的。一些国外学者还使用数学模型或计量经济学方法来证明其论点。
与上述观点相反的是，一些学者认为，有时民主不仅不能换来发展，反而会影响发展。在 一个充满所谓“民主”的国家，政府的决策很难得到贯彻落实，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而缺乏民主的权威主义政权反而能在必要时强制推行各种有利于发展的政策。这些学 者在讨论这一观点时常常列举智利和韩国的例子。他们说，为了维护政府决策的有效性，智 利和韩国的军政府曾不顾民众的反对而强行出台一些能够加快发展的政策。这两个国家之所 以能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军政府的高压政策不无关系。
然而，“民主决定论”的反对者也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来证明，经济增长率与民主之间 的关系并不明晰。非洲国家似乎是“民主”的，五花八门的政党为各自的利益勾心斗角，但 经济并没有取得发展。他们还指出，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建设，没有民主，经 济就得不到发展。但60—80年代期间拉美的情况正好相反。60、70年代，拉美经济发展较快 ，但军事政变却十分普遍。80年代，拉美经济陷入了危机，但军人却心甘情愿地交出了政权 ，使民主化浪潮席卷整个拉美。
总之，由于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发展的决定因素可谓包罗万象，而 且各个因素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此外，发展的决定因素还受到各国国情的制约，因此 单纯强调某一因素而忽视其它因素的重要性显然是不足取的。事实上，即便是同一个国家的 不同时期，其发展的决定因素亦非一成不变。我国经济最近20多年的快速发展似乎表明：(1 )好的政策非常重要，(2)好政策使制度创新成为可能，同时也得益于制度创新，(3)沿海地 区的发展走在其它地区之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地理因素确实能够影响发展进程，(4)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的文化传统在更新，思想观念在变化“恭喜发财”在春节期间挂 在人们嘴上，或许与人们努力工作、想方设法挣钱的愿望是分不开的。
三、南北关系在改善还是在恶化？
南北关系是当前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注：广义的南北关系包括南北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等国际交往中的各个方面。 狭义的南北关系则常常是仅仅包括南北经济关系。本文所讨论的是狭义的南北关系。
）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的核心 问题是南北问题。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本着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切实支持和帮助广 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有了解 决的重要基础。”
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使南北关系得以在一种新的外部环境下发展。发达国家的那些有识之 士已认识到了南方国家的重要性，因而主张北方国家应该在政治领域中尊重南方国家的主权 ，在经济领域中给予更多的援助。事实表明，一方面，北方国家越来越离不开南方国家的市 场和资源，另一方面，南方国家也必须依赖于北方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可以断言，全 球化进一步强化了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交往和相互依存。这是南北关系朝着可喜的方 向发展的动力。
有时人们常用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经济援助相当于前者GDP的比重来说明南北关系的发展 态势，（注：1999年美国的外援额虽然增至140亿美元，却只占它当年9万亿美元总产值的0.15%，而 且这笔钱每年有30亿美元专给其盟国以色列，21亿美元给同以色列签定和约的埃及。(芮英 杰：《曲折向前的南北关系》，http://www.jczs.com.cn)
）但是，除此以外，目前国际上似乎还没有一种能够衡量南北关系好坏程度的量化 指标体系。因此，在讨论南北关系时，很可能出现各种“见仁见智”的看法。我认为，冷战 结束以来，从总体上说，南北关系在改善。
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可以被视为南北关系改善的缩影。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拉美的政策 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就是从抵御“共产主义影响”在其“后院”的扩散， 转为强调经济合作和促进拉美地区的民主发展。1994年，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达成的北美 自 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过去，民族主义情感十分强烈的墨西哥人常说的一句名言是：可怜的 墨西哥，离上帝这么远，离美国这么近。而今，在不少墨西哥人心目中，这一名言似乎可以 改为：多么幸运的墨西哥，离上帝这么远，但离美国这么近。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立即给予大量援助，从而使墨西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克服危机，也使其它拉美国家少 受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的影响。也是在1994年12月，在美国的提议下，除古巴以外的所有 美洲国家首脑在迈阿密召开了冷战后的第一次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34个美洲 国家的领导人提出了在2005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议。2001年4月，第三届美洲国家首 脑会议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通过了《魁北克宣言》，并最终确定了2005年正式启动美 洲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
美国热衷于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化，拉美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活力。其次，世界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在加剧，日 本和西欧国家都在积极开拓拉美市场，美国岂能等闲视之。再次，美国还试图通过与拉美发 展经贸关系来减缓美拉关系中长期存在的毒品问题和非法移民问题。不少美国人认为，美国 如能扩大对拉美的投资和向拉美开放市场，拉美人就会因经济得到发展而放弃毒品生产，从 而不会冒险非法进入美国，成为非法移民。而拉美国家之所以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持积极 和欢迎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美国始终是拉美最大的贸易伙伴，也 是进入该地区的外资的主要来源。拉美国家希望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来巩固自己在美国市场 上的特殊地位或获得更多的美国资本。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南北关系在改善，但南北关系的本质没有改变。这一本质就是南方国 家在与北方国家的交往中处于一种不平等和受剥削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南方国家因资金和技术不足而只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生产附加值低的产品，而北方国家则 通过跨国公司，利用南方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生产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2) 商品交换中的价格体系不合理。南方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定价过低，北方国家出口的工业制 成品定价过高。(3)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北方国家制定的，因此这些规 则很少顾及南方国家的利益。
尽管南方国家受到北方国家的不公正对待，甚至受到经济上的剥削，但这并不意味着南方 国家就应该断绝与北方国家的联系。就此而言，重新认识60年代兴起的依附论是大有必要的 。依附论固然指出了南北关系的本质，从而为后者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 理论依据，但它过分强调南方国家贫穷落后的外部根源，并提出了脱离现实和不合历史潮流 的“脱钩”主张。在全球化趋势汹涌而来之时，“脱钩”更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东亚“奇迹 ”的出现和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的经济业绩也表明，扩大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虽然导 致“依附”，但也有利于消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本匮乏、技术落后等“ 瓶颈”。M·克里扎内克对拉美所作的如下评论是颇为令人深思的：“90年代的拉美已演变 到这样一个地步：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如此复杂和多元化，以至于‘依附’这个术语的含 义必须被重新界定。……现在，‘依附’这个词在拉美不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因为政府、 企业、职业人员组织和行业组织以及普通公民都认为，增长与富庶是与工业化国家保持更密 切关系的结果。”（注：M·克里扎内克：《拉美的变革与挑战》，172页，美国哈珀—科林斯学院出版社，199 5 。转引自江时学：《全球化与拉丁美洲经济》，载《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4期，28页 。
）此外，依附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学者A·G·弗兰克也在1993 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承认：“事实已迫使我改变我提出的观点。我将不再说‘脱钩’是一个 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拉美来说，摆脱依附是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注：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LACC News,Autumn,1993.
四、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是什么？
21世纪初，全球化趋势将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新的多极化国际政治格局将逐渐成型。 这些外部因素的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化，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将越来越频繁和密切。因此，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团结发展 中国家的力量，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将变 得更加明显。
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包括：(1)尽管我们的出口市场主要是发达国家，但有些发展中国家 的市场潜力是不容忽视的。换言之，为了实现我国对外经贸战略的“多元化”，我们必须大 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即便在中国进入WTO以后，中国也仍然需要第三世界国家的市 场。(2)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我国的经济建设则需要大量自然资源，因 此，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我们必须尽快开拓海外的自然资源市场。石油是尤为典型的例 子。自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石油进口大概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至1999年 ，中国的石油进口已接近4000万吨。（注：叶矛：《中国：如何应对石油危机》，http://www.chinanews.com.cn/zhonghuawenzh ai/2000—12—01/new/(14)%201.html
）(3)在人权等领域，我们需要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 持和理解。我们之所以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的支持。(4)在与台湾“建交”的28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在拉美和非洲。可见，进一步发 展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助于打击台湾的“金元外交”。(5)如果我国的对外经济关 系过分依赖“北方”国家，它们就会打“市场准入”牌。因此，推动南南合作有利于增强我 国“讨价还价”的地位。
当然，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例如，由于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都 拥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双方也会在世界市场上展开激烈的竞争。（注：例如，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墨西哥，居然是最后一个与中国达成进入WTO协议的国家。 这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此外，有些 发展中国家会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而紧跟美国，并听从其摆布，在一些问题上与中国作对。例 如，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已连续9次要求联大审议所谓台湾“参与”联合国问题，妄图在联合 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公然践踏，更是 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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